策划的跨度与度——兼与汪家明先生商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度论文,汪家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起
《科技与出版》2007年第3期发表了汪家明先生的文章《“策划”是什么？》。文章被排在了“特别策划”专题的第一篇，同时也是当期杂志的开篇，看来编辑部对文章是十分赞赏和认同的。我也认为文章写得蛮有水平，不但文笔好，而且句句中肯，入木三分，值得业内人士深思。对汪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不能完全认同，但我赞同汪先生“对出版业内的‘策划’一词加以讨论，给以界定”的提议。
汪先生在文中指出：“出版业的性质，决定了编辑是一个中介的角色：将作者的创作，经过编辑加工和设计制作，以最恰当的方式，传播给读者。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似应改为“基本内容”——引者注），就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所以，出版者不是一个原创者，而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汪先生“对‘策划’总怀着一点戒心”，主要是不太赞成作品形成之前的策划——“选题策划”，而十分支持作品形成之后的策划，如“编排”策划。这就引出了“策划的跨度”问题，也就是编辑活动延伸的问题；从宏观上讲，就是出版发展的问题。
社会发展造成编辑活动的延伸
出版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随社会发展而发展。作为出版活动的社会基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对出版活动的发展和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政策给出版设定了活动舞台和生存条件。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对编辑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引起编辑观念、编辑体制和编辑方式的深刻变化。
自1980年开始推行出版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几乎全部采用企业管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选题逐渐被认为是出版社生存的命脉，而选题的策划则逐渐成为把握命脉的关键。一个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选题资源的掌握、开发和创新，只有通过不断的、卓有成效的策划，才会持久地、稳固地占有市场。这是我国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经济属性所决定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结果，是出版业内出现竞争并日趋激烈的结果。现今的绝大多数出版社不仅要从行政事业性的编制中分离出来，还要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生产经营和开发的实体。因此，编辑的生存方式和工作模式也或早或迟地、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改变了——人们从案头向策划拓展，从策划向营销拓展：他们必须跑市场，作调研，从市场找选题、找作者、找读者，确保选题策划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不但要策划选题，还要策划市场，通过各种市场营销活动，正确地引导市场、引导读者，使可能的市场需求转变为现实的市场需求。编辑活动中策划跨度的增大，主要表现在对选题策划的着力和对市场策划的涉足。这是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对出版活动产生制约作用的结果，是我国出版业在发展中适应环境、逐步成熟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编辑活动从单纯的宣传教育活动向面向市场、满足读者需求转变，编辑模式从以编者为中心向以读者为中心转变。市场调研成为编辑活动的起点。因此，编辑的角色在丰富，编辑的功能在扩展，同时，出版者的产业链在拉长。二者相辅相成，并行发展。很多出版社的发展轨迹正说明了这种演变趋势。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1世纪初实施集团化、精品化和国际化战略，以改革发展为主题，以业务转型为重点，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由教材出版者转变为教学资源的研发基地、生产基地和集成服务基地，努力做先进教育理念的倡导者、先进教学模式的探索者、先进教学内容的传播者。积极策划选题，积极组稿，深入挖掘出版资源，对选题进行深度开发，已成为当前出版者、编辑的重要工作。江苏科技出版社将专业出版的大众化、非学术化延伸，作为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的内容基础。他们挖掘学术专著、重点图书的市场潜力，挖掘重点作者的创作潜力，形成“大众化的专业出版”，提高专业出版的市场延伸度；他们实行“局部的专业出版教育化”，如职业教育、实用技术培训图书开发等。而辽宁科技出版社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实行的“多元驱动”——国内选题瞄准国外需求、国内外共同策划选题、国外出题、来题委托、贴牌出口等，更是体现了编辑策划的能动性、编辑功能的可扩展性。
出版者的策划、组织必不可少
就出书而言，作者和出版者所考虑的角度是不尽相同的。作者进行创作，其主要的根据是“自己”——自己的实践经历、自己的知识背景、自己的各种能力等，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要写什么”，“自己能写什么”，“怎么写才能出版”。这就导致了作者自发创作的主观上的局限性。
出版者出书，除必须达到党和国家对出版的原则性要求以及满足种种具体的技术性要求外，主要考虑符合选题规划、适应市场需求。就拿专业出版来说，如冶金工业出版社就要结合国家冶金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制定配套的冶金工业图书选题规划；有针对性地策划职工岗位培训教材，中、高等冶金专业教材，工程技术人员认证和不同工序的技术手册，以及冶金技术前沿的权威技术图书；同时有针对性地扩大焦化、耐火、环保等专业图书品种。
出版者出书，要与时俱进，抓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就当前来讲，尤其要考虑繁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适应经济社会的宏观环境，契合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服务“三农”来说，今年，中央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并将“农家书屋”工程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一形势下，许多涉农出版社围绕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培养新型农民等主题策划并组织出版了大量的“三农”图书。
出版者出书，尤其是科技出版社出书，要把自己放到世界科技的大舞台上来“排演”，要特别关注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要聚焦每一个“急难新”的领域。比如，全球变暖的严重趋势已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当前和今后世界性的任务，就是怎样在发展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减排技术、环保技术、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涉及诸多领域，因此，很多科技出版社都能找到各自选题开发的切入点，都有文章可做，而且，义不容辞。
选题策划既关系到文化传播导向和价值取向问题，又关系到出版者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在这些方面，作者恐怕是较少考虑的或不考虑的。
再者，作者个体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他可以完成一本书、几本书，但却很难完成成系列的鸿篇巨制。目前很多选题的开发，特别是大型出版项目的组织实施，往往是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有专人组织策划，还要依靠一个团队来协作完成。如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共20卷，184名资深专家和学者共同编纂，历经2年零8个月。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的《导弹与航天丛书》，共156卷，历经20年才完成。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就拿《永乐大典》来说，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3000多文官历时5年纂修而成。姚广孝和解缙就可认为相当于现在的总主编、总策划、总组织者。
策划的两种跨度
“策划”，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按词典说的，就是“筹划”、“谋划”、“想办法”的意思。依我看，“策划”确实、也应该存在于、贯穿到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比如，从信息采集到选题确定，从组织创作到编辑加工，从装帧设计到营销推广，都少不了策划。这是策划“存在于”各个环节，可谓全程策划——这是策划的一种跨度。而在选题策划这一环节，要对该选题出版物的主要内容、读书对象、主要特色、作者选择、装帧形式、定价、营销方案、效益预测等进行全面筹划。这是策划“贯穿到”各个环节，可谓策划全程——这是策划的另一种跨度。
这两种跨度都穿越了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这两种跨度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汪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科技与出版》的编辑在组稿环节中策划的结果；其版面位置，是在编排环节中策划的结果；而汪先生这位作者，则是编辑在策划该专题时，鉴于其独到的见解而选择的作者。如果没有责任编辑的策划，我们就无缘在《科技与出版》上见到这篇颇具反潮流精神的文章了。《科技与出版》也的确是我们出版人学术交流的园地。
选题策划的度
汪先生担心“过于强调策划选题本身，并将这种方式推至极端……既有可能破坏创作的内在规律，也有可能破坏出版的内在规律”。
汪先生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这里引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度。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在这个界限内，量的增减不改变事物的质；超过这个界限，就要引起质变。
汪先生说：“过于强调‘策划’，比如，目前常见的由编辑策划选题，组织作者实施的做法，反映了出版者急于充当原创角色的心情，实际上往往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拼凑物，人工的痕迹太浓，类似工业产品。我想，这是市场上许多书品质低劣的原因之一。”
那么，编辑是否可以充当原创角色呢？一般说来，作者（作品）是资源，读者是市场，而编辑是桥梁。只有经过编辑的选择、加工等创造性的劳动，资源才能变成商品，被送到市场。而编辑这座桥是具有延伸性的，就像桥两端的辅桥，可认为是桥，也可认为是路，编辑同作者、读者连在了一起。在某种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既充当了作者，也充当了读者。
编辑充当读者，而且是第一读者，这或许每个编辑都有感受。说编辑充当了作者，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新形势下的编辑已被推到了市场，并担任着“导演”的角色。他要把有关方针政策、社会动向、读者信息、市场需求等，融汇到选题中，再组织合适的作者去创作；同时要把自己的思路与作者沟通，探讨切磋，获得共鸣，以最大限度地将策划思想贯彻到作者的创作中去。二是对于出版项目而言，编辑的创造性劳动也具有原创的性质。如发现新的社会文化需求，发现生活中的亮点、热点，发现精神生产领域中的空白区、交叉点，进而推出有创意的选题。
编辑的原创与作者的原创又是有着根本区别的。编辑策划选题的行为，是在为催生作品创造条件，是在给作者出题目，是在勾勒作品的轮廓，而轮廓里的内容却要作者来描画。编辑工作的各种文化创造，总要依附于或围绕着作者的创作；出版物中所蕴涵的策划编辑的创造性，要靠作者创作的作品来体现。
度是质与量的统一。掌握事物的度，既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又不能把事物的度绝对化。编者与作者是对立的统一，他们以不同的身份进行着共同的文化创造。在一些情况下，其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同性和交互性，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作品形成前的市场分析、选题策划，作品形成后的文字加工、内容优化，既可以是作者的行为，也可以是编辑的行为；而编辑的选题策划，既可能源于自己市场调研时产生的灵感，也可能依托于作者的研究成果或某一设想。我认为，不必拘泥于编辑“中介”的角色，不必拘泥于“编辑”字面的成说；而应与时俱进，顺其自然。其实，我国编辑学界对编辑的定义就已超出了“编辑”一词原本的含义，为他追加了新的内容，也超越了编辑作为“中介”的地位。编者（中介）向作者（原创）的跨越是事实存在的，是事业发展使然；同时，又促进了事业的发展。当今出版市场之繁荣，选题策划功不可没。
应当看到，出版者、编辑策划选题的目的大多不是“急于充当原创角色”，而是急于策划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图书去抢占市场，最好能成为畅销书、常销书，并不断重印、再版，以至成为品牌。这是市场竞争所迫，是完成工作、显示业绩的需要。至于是否能成为原创者，编辑们似乎并不感兴趣。因为在图书上编著者会留下大名，而策划编辑却不会以原创者的身份留下什么印记，甚至都不会以策划编辑的名义留下姓名。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出版者、编辑过于强调选题策划，并将其推至极端——策划过度，“以作者当雇工，视创作如儿戏”，造成编辑、作者“队伍浮躁、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其实，“策划”也是一柄双刃剑，关键在于制度、政策的引导。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策划”本身，而在于业内的制度问题、社会的风气问题、人员的素质问题等等。但是，策划至上而轻视其他环节、鄙薄案头工作的思想，策划过度而忽略创作规律、违背出版规律的做法，又恰恰与业内制度问题、社会风气问题、人员素质问题相互影响，逐步升级，从而造成“队伍浮躁、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现象不断蔓延。
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出版单位在加强选题策划、工作重心前移的同时，不断地完善着相关的制度。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等选题管理中的“三级策划与三审制”，科学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体系”，人民出版社的“选题四级论证制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选题论证和审批实施办法》等等。
这些制度的建立表明了出版单位对选题策划的重视和强调，从深层次的意义来分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则是对选题策划的理性的约束和规范——是对选题策划的“度”的把握，是更严格的策划。它必将有利于出版单位对选题的管理和优化，有利于出版物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