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走出尴尬——张平成功启示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录论文,尴尬论文,文学论文,张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如此寂寞，文学家如此沉寂。
文学阵地逐渐被市场经济的狂潮所吞灭，许多属于正规部队的作家望洋兴叹，哀叹文学的地位沦落了；有的作家不得不在小报上靠写豆腐块以争得一席之地；有的作家被迫滑入通俗文学的汪洋大海以推波助澜；大多作家端坐在象牙塔里捍卫着文学的贞节，在纯文学的园地里苦心经营，品尝着精神贵族的无穷寂寞……。就是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中，张平却异常的轰动，从1981年他的处女作《祭妻》获得了《山西文学》一等奖开始，在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不断超越，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他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天网》、《孤儿泪》、《法撼汾西》，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继而发表《抉择》、《十面埋伏》两部长篇，在沉寂的文坛张平找到了热点。
有人说张平的成功来源于他的勤勉；还有的说他的成功来源于他丰厚的生活积累；还有的认为他的成功在于作品贴近现实，在于他说出了老百姓心里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成功自然有其外部和内在的原因，关键是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尤其那些默默劳作、苦心经营的作家们，从张平热当中或许能获得这样的启示：现实并没有疏离文学，也没有遗忘文学家，关键是作家如何写和写什么？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效果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和社会服务？张平留给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启示是独到的，也是深刻的。
一、在深层传统文化心理和现实需要的结合部分寻找共鸣点
高尔基说：“文学家的经验和读者的结合一致，才有艺术的真实。”（注：《论文学》第225页。 ）阿·托尔斯泰认为：“读者的性格和对读者的态度，就决定着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和比重。读者就是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文学》第24页。）张平艺术创作观的深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经验，这种文化经验既是现实的，也是传统的、民族的。
张平早期创作主要以自己的人生和家庭经历为轴心，推演出一个个或者家庭成员或者亲戚朋友的悲剧命运，评论家将此阶段定为“家庭苦情”系列阶段。在这个阶段张平由哀哀苦情到自省启蒙，最后到抗争奋起。
第二个阶段，张平由家庭转向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手法多采用新闻纪实的手法，其中创作的代表作为《刘郁瑞办案记》、《天网》、《法撼汾西》、《孤儿泪》，评论家将此阶段的主要创作成就归结为政法题材。实际上作家通过这样的题材，反映的是民生疾苦的主题。无论对于舆论，还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老百姓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琐事可能被关注，他们在工作中创造的伟大成就可能被讴歌，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势力如此巨大的国家，在由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老百姓如何参与政治，如何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这确实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他们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经历阵痛，经历磨难，经历风雨。作家带着强烈的平民意识关注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当文坛开始“向内转”，许多作家纷纷寻根问古，去寻找大文化、大深刻、大背景、大反思之际，张平却将笔锋转向现实社会中最敏感的区域，回答了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阶段，作家从新闻纪实小说回归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主要有《抉择》、《十面埋伏》。从题材和人物来说，都更加熔炼，应该说是对于第二时期的超越。张平在这个阶段汲取了第二个阶段的创作经验，采用大题材、大写实、全透视的写作手法，再加之文学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的具体手段。这个阶段纪实的成分隐去了，小说的特点突出了。
纵观张平小说创作的历程，取材或来源于自己经历过的客观生活，或是来源于自己体验的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总起来说都是现实问题，正如张平所说：“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具有说服力”；“人民需要面对现实的文学，我们不要忘记人民”。（注：张平《法撼汾西后记》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但是， 这些并不是张平成功的关键。如何表现？如何达到审美共鸣？才是关键。如果作品只是现实的展开，而缺少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剖析，那么这种展开也是平面的，只有容纳了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的思索，这种展开才是立体的，才是富有内涵的，才能真正在老百姓心中引起共鸣。因为现实文化氛围，它是指环境因素的总和，这种文化环境明显包括纵向的历史渗透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张平找准了这个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
作家设置的社会环境即情景设置是作品生成的土壤，也是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作家张平所关注的这个现实背景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中国文化历史来源很长，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由此而来，中国人重人情、重面子、重关系，人情高于一切，面子高于一切，关系高于一切。张平所涉及的社会尖锐问题，如《天网》、《法撼汾西》、《抉择》、《十面埋伏》这几部长篇几乎都有一张“网”，这个网是通过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个网当中有家族血亲，有人情世故，有各种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来往关系。人情、面子、关系三者紧密联系，在中国社会中，它们之间已无法分离。人情是关系的基础，关系是人情建立和发展的手段，面子是人情和关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目标。再加之以宗法制的传统和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使这张网稠密而无间隙，正义之剑要想撕破它，必须冲破传统的重围，冲破文化的禁锢，超越世俗的阻隔，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希望。《天网》中有一张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罪恶之网，这张网连着乡里、县里、地区里，有了这张网贾仁贵有恃无恐、独霸一方；有了这张网，贾仁贵的儿子可令他三儿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强奸民女；借助这张网，他可以撕毁合同，妄图抢夺人家辛苦七年、负债累累而刚刚获益的华果林场；靠着这张网，他可以侵吞公款，扩大宅基，建造厅堂，作威作福，而置全村不少人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于不顾。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所认可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既传统又现代的。县委书记刘郁瑞依靠党和政府核心人物的坚强领导，依靠一大批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党员干部的勇气和智慧，依靠人民群众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行动力量，同时，也依靠法律的震慑力和干部执法如山的坚定性，从而形成一张扶正祛邪、令犯罪分子望之丧胆的真正的天网。作家的“网结”在于思考一个现实的历史问题，中国要想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文明社会必须基于传统文化，又高于传统文化，只有超越文化的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才能建立起新的秩序体系。
在张平的小说中，可以发现每部小说都有一个楷模式的好官，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清官”，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都和这个好官有很大的关系。张平小说中表现了传统的清官意识，这种意识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在《天网》、《刘郁瑞办案记》中，张平塑造了刘郁瑞这样一个体察民情的清官；在《抉择》中塑造了李高成这样一个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刚直不阿的好官；在《十面埋伏》当中塑造了罗维民这样一个好狱官……张平将这些清官置身于情与理、情与法的冲突当中，成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传统清官戏所不同的是，张平在解决问题、解决现实矛盾时，既依靠清官，又依靠组织；既凭借清官去抗争，又借助于现代法律制度；既有清官为民请愿的衷心，又有中国平民法律意识的顽强觉醒；既有传统人治的色彩，又有现代法律的特色。还有别于传统清官戏的是，张平笔下的清官不再是孤胆英雄，而是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后盾，有法律作为后盾的英雄。他们有历史上清官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憎恨邪恶的性格特征，但是，也具有极强的党性和法律意识，他们依靠人民、依靠党，相信人民、相信党，因而坚定而勇敢，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清官意识、人治思想似乎都有背于时代的发展，但是这种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是一种发展的态势，是深入于中国老百姓骨髓和血脉中的意识。
在张平的作品当中有一种希望，有一种光明的力量，这种文化意识也是民族的。《法撼汾西》、《抉择》、《天网》以致于新作《十面埋伏》无不都是以正义的胜利为结局的，这也是传统文化所说的大团圆结局。主人公经历了无数苦难，经过顽强的奋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十面埋伏》的结局处理尽管以罗维民等人的牺牲为代价，但是所涉罪犯都一网打尽，反映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从现实来说，也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光明必然战胜黑暗、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网结”、“清官意识”、“大团圆结局”在张平的笔下既有传统的内涵，又有现实的意蕴；既有传统的色彩，又有现实的特点。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巨大的惯性当中步入现代的，其痛苦，其沉重，其复杂，其深刻都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无法比拟的。中国正面临一次新的抉择，这个抉择就在传统和现实之间，当然经历抉择必然要经历阵痛。
美学理论告诉我们：审美态度进而至审美经验都是既有功利又无功利的状态，这些功利多表现为阶级、时代、政治、道德、种族、文化等所形成的潜在化形态。离开了这些准则，就不会产生审美体验，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审美经验始终和潜在化形态联接在一起，事实上，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怎样接受，接受什么也作用于创作，并成为创作的“读者因素”。张平在反映现实重大题材时，找到了中国老百姓传统文化心理当中最敏感、最深厚的部分加以契合、复制、加工、改造，使作品既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这种轰动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的共鸣，张平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老百姓的张平。
二、奔越的激情和深沉的理性相结合创造崇高美
读张平的作品总感到一种激情和理性相交织的力量：一方面是燃烧着火热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冷静的分析、深沉的思辩，这两种情绪相交融创造了崇高美，使作品表现出气贯天地的浩然之气。难怪评论家一致说：张平的作品属黄钟大吕，是大气之作，绝非小感情、小制作。
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激情，既是创作的动力，又构成作品的内核。情感的确是文学创作的根本要素。中国文论中讲：情动于中而形于外。黑格尔则言：激情不是本身独立出现的，而是活跃在心中，使人的心情在最深处受到感到的普遍力量；激情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的领域，对于作品和观众来说，激情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激情能够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力量。（注：《美学》第一卷，第240—241页。）
张平的作品始终燃烧着激情，这种激情是作家内在主体的动力，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这种激情的推动下，张平以犀利的语言进行理性的分析，使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表现出一种我们已经久违的崇高美感。
由激情和理性浇铸的崇高，发生于作家描写社会生活的崇高事件，他们的主人公的崇高行为、关系、思想、感受，并在自己的情感认识中肯定主人公的性格，因而使作品的形象具有相应的倾向性。在这种情况下，崇高就不仅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激情，而是决定作品风格特点和表现在作品中的作家本人创作思维的激情。
在张平的小说创作中，作家坚信光明和正义是主导。市场经济下尽管泥沙俱下，但是，我们的时代仍然有英雄，这些英雄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在意志、胆略上，都是时代的楷模。《天网》中的刘郁瑞是一个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现象，他有为民伸冤、做主的强烈责任感，他有憎恨邪恶的正义感，他是党魂民心的体现者。值得称道的是：刘郁瑞决非单枪匹马的“独行侠”，在县委机关内部，他有一个可以信赖和依靠的集体，还有几位披肝沥胆、真诚合作的伙伴；那位平时身体不好的郭县长，居然敢于在顾专员面前与其唱反调，仗义执言为刘郁瑞说好话；年过半百的县信访办主任许克俭成熟老练，深思熟虑；县委书记尹远，年轻气盛，敢作敢为。《抉择》中的李高成是共产党的清官，他有理想，有抱负，他心中总有老百姓，为老百姓干实事，他经过极为痛苦的抉择，捍卫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尊严。在李高成的身边，也有杨成、万永年等省市领导，他们是党的健康力量。《十面埋伏》中的罗维民、何波等他们都是代表正义和光明的力量，他们有一身浩然之气，是他们给作品增加了亮色，使作品充满了正气、充满了力量。
张平以真诚的心去拥抱社会生活，他对于伦理的热情、现实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于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他内心燃烧着希望之火，他能感受到希望，他能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朝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前进着，他能触摸到一种浩然之气在涌动，他对此寄予热情和希望。《天网》中的那些衣衫褴褛、满脸灰黄、老实巴交甚至有些窝囊的老百姓也不曾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李荣才便是他们中的勇者。他告状20余年，连遭迫害，虽九死一生而不悔，其精神支柱即是对党怀有坚定的信念：“这一个共产党不管，我就找另一个共产党。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我的事就会有人管”。他永远相信党，相信新社会，认定共产党是堂堂正正，最公道的。还有花峪村的那些村民，联名上书，分头向县、地区、省甚至中央上告，表示不告倒贾仁贵决不罢休。《十面埋伏》中同样表现了这种精神。作品最后写到：在烈士陵园近旁，人们专为1.13一案竖起了一座石碑，上面记载着所有参与侦破1.13一案的人员名单。他们中有人民警察，也有普通的市民，他们共同书写了一首抗击邪恶的正气之歌。《抉择》中的工人群众更是如此，他们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他们的反腐败斗争，他们执著地向市委、省委甚至直接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团结、智慧和力量，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风采，这种精神能感天地、泣鬼神。
崇高作为审美范畴，是存在于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审美对象，是物质形式、精神品质或二者兼有的伟大、出众的现象。它包括大量社会现象：道德风貌、思想行为都超群出众、令人敬仰的人物；人物的集体创举，尤其是广大人民为真理而奋斗的悲壮斗争。张平捕捉到了这种力量并加以热情的讴歌，但是作家的讴歌并不是苍白的，他写出了这样的力量要抗争，要超越，要爆发，必然在锤炼中经历阵痛的情绪，因而激扬、悲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到在张平的小说创作中，经常能感到那种热烈与冷峻，感奋与沉思，痛苦与欢心的交织的原因，作家是将大痛苦，大悲切，大彻悟融在一起，将刻骨铭心的痛苦和九死不悔的追求融在一起，既沉郁顿挫，又昂扬奋发。
一个时期以来，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否定虚假英雄，连同真英雄一起否定掉，我们否定虚假崇高，连同真崇高一起否定掉，似乎这个时代根本就不产生存在崇高，这种片面认识论使其根本无法获得事物的本质真实。在这方面张平是清醒的也是理性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理性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一个抒情主人公在对于历史、现状，对于社会、政治发表自己深沉的理念。这种议论有时是借助正面人物阐发开来，如《十面埋伏》中的何波思考：“也许，当所有的人都像偷斧子的人时，真正偷斧子的人反倒是最安全、最保险、最畅行无阻的时候。在这种普遍的心态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当整个社会都变成这样时，就真正成了坏人易作好人难了。”也有的是通过反面人物来表现出来，如《十面埋伏》中罪犯王国炎的日记是贯穿作品的一条中轴线，这本日记充满了极强的理性色彩。日记写道：“犯了国法的人不怕国家，搞垮政府的人不怕政府。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害怕老百姓，偏偏不怕领导干部。”在作品到处都有对于社会丑恶的揭露和批判。当然，他在对于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乏理性的导引，客观的看待现实，客观地发现未来，辨证地把握现实，理性地分析未来。一个国家，一个党不可能不走弯路，一个社会在进行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曲折，但是正义必胜，信念必胜。人是应该有一些精神的，百折不挠，顽强进取，光明终究战胜黑暗。
三、在小说的创新中和影视文学找到汇合点
张平的小说在许多方面是全新的：它具有报告文学的记实性，他的小说的素材都是采访获得的，而且，边采访边写作，保持着素材的鲜味，生活的原汤原汁，呈现在世人面前，甚至让人感到没有过滤，没有提纯，因此，有的学者将他的小说称为新新闻小说；张平的小说不重在塑造人物形象，但是，重在情节设置，悬念安排，因此，扣人心弦；在题材上，具有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特征，由“官司”、“告状”、“发现”来引起矛盾；在叙述方式上，重在以强烈的激情来推动情节，用极深刻和富有解剖性的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总之，张平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由于在题材和艺术形式上作家所作的探索，在艺术追求上和现代影视的契合，所以，受到二度创作的激励，使小说创作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的持续推动中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
影视文学重冲突，张平的小说创作重情节“纠葛”。张平的小说情节推进很快，布下许多“纠葛”，每一个“纠葛”都是一件事与另一件事，都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矛盾，这些矛盾盘根错节，分布得越来越广，解决得越久越难，在读者的心灵上激起“怎样解决”矛盾的情绪也就越强烈。《抉择》网结了许多矛盾，构成了书中全部情节的发展。开始是工人要“闹事”，控告厂领导腐败；紧接着李高成的妻子阻止他调查中纺，他的领导严阵也横加干预；“特高特”突然甩来30万元，与他即将开始的中纺调查有何联系？这些“纠葛”的解决，都是读者想要知道的答案。《十面埋伏》也网结了许多矛盾，监狱侦察员罗维民在一个服刑犯身上发现了久未破案的一起银行抢劫案的重要线索，未料侦察过程陷阱四伏，险情不断。罗维民起先是将此事报告了古城监狱分管狱政、狱侦的辜政委、狱长程敏远、监狱政委施占峰，后来又报告了市公安局副局长魏德华；史元杰和魏德华摁响了地区公安处何波家的门铃，一个人物的介入，就是一个矛盾的网结，人物关系不断复杂，矛盾纠葛不断加剧，主要人物不断触及到稠密、阴暗的网结。张平的作品有这样的特点，起先以某个悬念开篇，整部作品贯穿这个巨大矛盾的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又有新的各种发现，使主要人物陷于重重困境当中，人物在抗争当中，去挣脱、克服各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所以，作品的戏剧冲突十分尖锐，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更多的是在作者设置的情节当中焦急、疑虑、盼望，心总是被悬起。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和西方的侦破小说。就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非常好看”。情节的生动性和戏剧性为作品的改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之以现实题材，其敏感性更为突出，群众喜闻乐见也是自然的了。
小说艺术和影视艺术是两种艺术门类。相形之下，影视艺术拥有更多观众，尤其在现代传媒异常活跃的今天，影视艺术以通俗性、可视性受到观众的喜爱，在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文化形态中，电影电视无疑是最具有世界性、人类性、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张平的小说创作因为其艺术风格和影视的契合，所以被影视看好，作家又因为受到影视这样二度创作的激励，使小说创作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的持续推动中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这种激励是一种可贵的动力，是一种社会的承认，也是对于作家的最高奖赏。
《天网》、《抉择》，包括新作《十面埋伏》都被影视看好，许多电视台、电影公司争先购买版权，在这种热炒作的背后，有作品本身的热效应。无论在题材上，还是艺术形式上，张平的作品都是全新的，我们没有必要拿一种固定的小说理论去匡正它，要求它，更不能以一种美学标准去权衡它、评价它。如果那样理论也是苍白的，因为群众的现实评价才是最终的目的，才是最有意义的和价值的。文学艺术只有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为广大老百姓所喜欢，才能有现实的生命力。张平也只有是老百姓的张平，才能得到老百姓最真挚的拥戴。相信张平会在这条大道上勇敢的走下去。正如张平所说的，“面对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人民的艰苦卓绝；面对着泥沙俱下，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应是责任，其次才可能是别的什么……”（注：张平《十面埋伏后记》。）实际上无追求后面是大追求，朴实、真挚、激情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追求。只要人民大众喜欢和接受，急功近利的冷箭又何足挂齿？这个“功利”应该急，应该近。在一个复杂化的社会中，小我的经营都获得了宽容，为什么表现良知、正义却要羞羞答答，横遭非议呢？
在张平研讨会上老评论家郑伯农说：“张平现象是独特的，也是唯一的”。是的，他的成功在于和人民生活的贴近，更在于和人民群众情感的贴近。我们可以抱怨现代化大众传媒冲击了小说，我们也可以抱怨市场经济使小说家坐了冷板凳，但是，我们是不是该问一问自己：我们营造的东西是否为大多数老百姓所喜欢？我们表达的情感是否为大多数老百姓所关注，如果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文学就走出了尴尬，文学家就不会寂寞，人民大众需要积极、健康、真挚、纯朴的艺术。
在培养过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土地上，在培养过马烽、西戎、胡正、孙谦等一大批和人民有骨肉情感的艺术家的土地上，崛起了张平这样一个为人民、为时代而写作的新人，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这个新人回答了文学界一直困扰人们的问题：文学如何走出困境？张平为回答这个问题所作的探索是可贵的，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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