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略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略述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的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承续了两大发展趋向：一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交叉互补日彰其势，传统的新闻学议题不断融入传播学者的视界与论域。与此同时，各种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引入新闻学人的省思和论证。二是新闻传播学的理念和思想逐步溢出学科的专业范围，渗透到更广泛的公共话语空间。各种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不仅释放了公众的“新闻生产力”，也在更靠近普通个人表达体验的层面上激活了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和应用。概观本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略举其要者分述一二。
学科的建构和内省
今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出台(郑保卫等执笔)，该报告阐释和论证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主要研究领域，提出要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的整体目标紧密结合，在增强国情意识的基础上，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学科重点，注意打破学科边界，体现学科交叉，同时努力扩大国际视野，提升国际性，努力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流派和学术范式。
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反思，是当下中国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有学者运用建构主义取向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要求学者通过独立和反思性的研究，定义自身角色，承担道德和政治义务，以提出真问题、提供理解洞见的方式推动学科的知识积累，以此建构起与其他实践领域的合理关系(孙藜：《问题意识、知识生产与关系建构—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思考》)。也有学者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梳理，提出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是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的。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论”、“公共领域”—等理论在国内被赋予了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已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典型的就是传播真实性问题。在方法论上，除了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思维方式的结合(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和传播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整理、理解和反思这一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建设的重大课题。有论者倡言，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正确的回应。中国学界应更加积极地与全球视野中的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展开对话与合作，其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也应面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放，在不同维度的交流中确立中国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童兵：《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关于“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设想》)。有的论文着重探讨了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传播学理论家及理论流派的影响。文章认为，尽管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在传播学中影响甚巨，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工具尤其是其深刻的自省意识和彻底的批判精神，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以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及文化研究等为代表的传播理论，在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呼应，并根据传媒及文化实践的具体特点而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大大拓展了传播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支庭荣：《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
一项有关“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考察释明，1949年之前，中共新闻工作“以俄为师”是有成效的；1950年代，党的地位变化了，担当的任务变化了，还“继续”了以往的“学习”，从而在“学什么”和“怎么学”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反思(吴廷俊：《对“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考察》)。
涉外新闻传播研究
这一论域的学理探讨涵盖两个方向的内容：一是对国外尤其是西方传媒界国际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国内新闻媒体跨国传播与外宣的知行研究，后者近年来已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最兴旺的学科增长点。2011年度，有学者通过对国家形象及其相关概念的中西比较研究，提出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更多应从历史、文化、现实因素作出全方位考察。国际社会对于一国的认知不仅在于这个国家的传播者“说了什么”，更在于这个国家本身“做了什么”。而国家形象的主体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除了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媒体以外，各种商业组织(包括商业媒体)、NGO、公众等也都是国家形象的塑造主体，这些组织在塑造、传播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很多时候远大于政府(王祎：《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也有学者，如丁柏铨等，对世界政经新格局下如何重塑中国传播作了理论及操作层面的思考，陈汝东等从国家修辞角度对提升国家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可行建议。
由克利福德·吉尔兹开创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路径，将目光聚焦于发现不同种类文化间的差异，并在了解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相互理解。该经典研究方法存在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假设了全人类没有一个共通的认知共性，从而导致文化与认知之间相互循环论证的解释悖论。有研究者另辟蹊径，尝试结合近年来文化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在发现人类认知共性的基础上，寻找跨文化传播中的共识，进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核心问题(郭庆光、滕乐：《跨越文化寻求共识——从文化与认知的视角重新审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值得提及的是，2011年是加拿大知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诞辰一百周年，国内数家新闻传播学刊都发表了论文，对其学术生涯和传播思想予以介绍和品评。
新媒体(媒介)传播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介环境的变革，也为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平台。微博便是一个绝好的研究样本。本年度，一项关于微博价值本质的研究论证提出，“植入式嵌套”构成了微博价值发展的基本逻辑，它是解读微博价值本质及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从微博的产品功能开发、微博媒介的信息传播模式到微博对社会网络的深层拓展，可以清晰地次第呈现出网络微博的嵌套式发展逻辑，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沟通和传播的模式，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变革亦将由此开启(喻国明：《嵌套性：一种关于微博价值本质的探讨》)。
在这样一个全媒体、开放性、多元化的环境下，新闻评论也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变化与特点，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从单一渠道到多种渠道，全媒体平台拓展了新闻评论的表现形态；从单向传播到多级传播，开放式空间吸纳了空前庞大的意见表达群体。激烈竞争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设议程，多元化语境下不同观点激烈交锋，打造跨媒体、全方位、立体化的意见传播平台(涂光晋、吴惠凡：《表达·交流·争论·整合——新媒体时代新闻评论的变化与反思》)。
互联网的兴起为违法者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对法律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问题，并依据三种不同的关系对替代责任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探讨(万柯：《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与此相关联，基于新媒体传播特征带来的舆情管理，也逐渐进入了学者视野。对微博实名制、谣言管理等都有大量文献涉及。
新闻传播的史学研究
相对而言，除了新闻侵权法研究之外，新闻传播的史学研究是国内新闻传播学最能积累进阶性共识的领域，也特别考较学人的沉潜功力。2011年度有数项关于老子传播思想的研究分别考察、论述了“老子思想作为媒介批评的思想资源的可用性”(李红)、“老子思想中的媒介拟态环境批判意识及其治理之道”(谢清果、于宁)、“内向传播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谢清果)。还有学者探究了先秦古典舆论思想的“民本”与“轻言”的二元对立(韩运荣、刘晶)，以及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普适性(贾奎林)。也有学者通过分析孔子“兴”、“观”、“群”、“怨”等诗的社会功能表述，提出中国古人“言者无罪”的政治理想是诗教传统的另一厚赐，今人理应光大其传统，推陈出新，将中国古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德理想落实到制度和实践层面(苏亦工：《试论中国诗教传统的社会批评功能：从言者无罪到表达自由》)。
战争与新闻传播的关系研究，近年来渐成传播学的焦点之一，然而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当代战争中媒体与各国政府和军界的关系，对早期同类主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有研究者专门考察了17世纪上半叶欧洲“30年战争”与荷兰、法国、英国、瑞典等欧洲重要国家早期报业发端的密切关联，研究焦点是这些报纸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它们的新闻呈现方式(展江：《“30年战争”与欧洲报刊传播》)。这一段历史几乎仍被国内的新闻传播正史“省略不计”，然而其重要性却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