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形成_资本论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形成_资本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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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1]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这样讲道。作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对资本主义的探索与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努力而又未竟的事业。然而,自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者纷纷注意到,马克思在其主要作品(包括《资本论》)中并未使用名词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只是在马克思晚年与查苏里奇的通信中才偶然出现。①这一问题,包括与之相关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术语翻译问题,在国内学界还曾引发了几次争论。②在我们看来,这些争论的实质是传统研究模式所必然遭遇的理论反思。以往资本主义研究的最大不足是简单地以结论作为研究的前提,进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性生成过程,造成了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外在性和抽象性。反思这一问题,首先诉诸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资本主义”相关术语的考察。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传统研究在方法论上所遗留的预设论和非历史性倾向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清理。因此,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站在社会历史和思想史真实进展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深度耕犁,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来说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奠基性意义。

正如多布已经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批判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上,从而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che Produktionsweise)和“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内的许多术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运用本身存在一个客观的变化过程。我们认为,正像术语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观念上经历了深刻变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变化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1)1844年之前,借助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成果批判普鲁士封建制度,并确立“市民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2)1844年至1845年春,初次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异化劳动理论考察、批判资本主义,并把它看作非人的、分离的、工业统治的社会;(3)1845年春至1849年,确立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科学分析方法,历史地看待资产阶级社会,并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4)1850年到1860年代末,重新研究经济学并写作《资本论》,从生产方式入手,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剖析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确立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范式;(6)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和人类学研究新成果进行的理论拓展和深化。在以上不同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中建构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典理解与批判理论。以之为基础,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所发生的新变化,第二国际、苏联(俄)及当代西方左派理论家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对经典理论的补充与发展,同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术语运用及特点

虽然我们常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的对象,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却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只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特别是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出版,作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资本主义”才广泛地进入学术研究的论域。同样,这一名词性术语本身,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的确非常罕见,学界对此已初步达成共识: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并未使用“资本主义”一词,而只是在1881年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曾经这样谈道:“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2]然而,这一情况除了在破除研究中的预设论模式上对我们有所帮助外,并不能说明什么更多的东西。对此,卡弗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资本主义”是“马克思用来表示那种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体系的一个术语”,并且“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二者大致可以互换”。[3]

这一说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中可以得到印证,马克思经常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同时我们注意到,与之相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经常提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卡弗提到的另一个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 (burge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使用情况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远为普遍,也更加复杂。如果按照使用术语的频繁程度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及其后的文献中,而“资产阶级社会”则是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该词与“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是同一个词,在中文译文中则是根据上下文语境被有选择地翻译为其中的一种。可以说,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及使用情况,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转变具有特殊意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相关,另一个在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观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经济的社会形态”(E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这一概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出现,并且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那段著名的阐述而广受关注。③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在于讨论究竟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是“五形态说”还是“三形态说”,而是因为这一用来分析历史过程的概念表征了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理解的深化。借用施密特的说法,“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往往使用‘形态’概念来突出被加工的自然物质的自身规定性”,[4]同样,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的确立也意味着对社会历史自身规定性的把握。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角度也可以确证这一“把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看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的抽象反映,在这一社会形态中观念的主体成为统治”。[5]可见,在准备、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理解的深化并搭建了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性理论平台。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等概念体系的确立是内在一致的。近20年以来,国内学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一些概念的译名及其内涵展开了多次讨论,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于概念的讨论,对一手文献的梳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要把握概念的真实内涵,还必须依托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科学界定和分析;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这一问题上,在术语的分析之上还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理论形态。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特殊性及其意义

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和运转机制,这一判断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第一,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各种文明的社会形态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这一判断,为认识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基础,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分析方式,从内在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的规律。第二,资本主义具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并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扩展,使社会万物商品化,特别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出现;资本与劳动对立,社会也日益分化为代表这两种力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资本的运转之中。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边界发生冲突,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并表现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经济危机的出现。简而言之,借助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成功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彻底剖析了资本的本质如何再现为各种社会现象的机制。这些努力包括狭义的和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以及成熟的理论阐述方式的确定等等。④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才获得了“资本的主义”这一特殊的规定性。

与生产方式分析方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所采取的整体和历史观点,但二者之间又有侧重点的不同。早在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哲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是从片面的立场来看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人类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口号;上文也已经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是从一个整体视角出发来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与整体观点相比,历史性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直接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所着力强调的方法。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性维度,从学术资源上看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理论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把握,对工业现代性生产的深刻理解。这两条线索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这两条线索的融合,也潜在地表现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解黑格尔的细微差别之中。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从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区别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重要特征。英国学者多布(M.H.Dobb)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1947年)中,对此进行了指认,他区分出思想史上分别从精神、市场组织、生产方式三种角度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不同理解,⑤并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框架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分析方法在资本主义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影响了后来众多左派学者:第二国际和苏联(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都坚持了物质生产方式分析的基本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思潮,其主要的理论特征也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以物质生产为根基批判资本主义。除此之外,面临现代性、全球化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作出的许多理解和判断在今天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这一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许多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吸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历史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本身。所以说,历史地展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真实发生过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代,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任务。

三、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对资本主义科学理解与批判的五个阶段

正像术语的变化所表征的那样,与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对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解范式是在长期的理论探索中逐渐获得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接触、自身理论的成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观在具体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依据这些差别,这一范式的历史性生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并通过接触现实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急剧转变,最终确定“市民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他们最初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欢呼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以之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经过《莱茵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们受费尔巴哈哲学变革的影响,决心颠倒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同时在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开始探索“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burgeliche Gesellschaft),并逐渐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这一阶段中与资本主义理解相关的重要作品有:马克思恩格斯《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等;《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仍处在不断的探索和转变之中,所以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并且对社会经济关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把握到与批判资本主义直接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市民社会这一分析对象的确立,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革命形式,向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转换等等。这些理论探索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接触认识“市民社会”。马克思在现实政治活动中,遭遇到物质利益的苦恼疑问,接触到财产和等级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哲学上费尔巴哈的影响使之坚定了以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自然法”的信念,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中,马克思更是确定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和整个社会。《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最后成果的表达:实现整个社会的革命以获得人类解放,革命依靠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很多问题的论述表现出强烈的思辨色彩,而恩格斯由于较早接触到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工业社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第二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接触经济学,并运用异化劳动理论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此,他们把现实社会宣判为非人的、分离的、工业统治的社会。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品包括,马克思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初次研究经济学所写下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贫困、贸易保护等现实问题的评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相同,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摘录中贯穿着一条红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私有制是不可动摇的并且是合法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可是它既没有说明私有财产,也没有揭示私有财产的实际内容。在《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看作劳动异化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剖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阶级对抗结构、预测历史的发展。尽管《手稿》的哲学出发点和许多经济学上的具体结论尚表现出不成熟的特征,但就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言,已经取得了三项重大进展:首先,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抗性阶级的认识,在《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得出了“在居民中大体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结论,[8]这是在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第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内部关于“需要”的争论触动了马克思,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现实和客观历史进程有所体认;第三,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换,形成了一种作为人的类本质外化的统治一切的抽象力量,即货币。尽管对货币的分析并不能实现对资本本质的科学认识,但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而言,《手稿》确实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判断。

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科学分析方法,承认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进步性,同时强调其灭亡的必然性,并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稍长——从1845年春到1848年,代表性作品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批政治作品。主要的成果表现为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逐步精细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论述。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尚未形成剩余价值理论,故而在解释资本主义剥削问题上仍有欠缺;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把握不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主体问题分析不足等等。具体说来,经过《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确立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即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以此奠定了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基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并将社会革命建立在客观历史的进步之上。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反动的、保守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并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指认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这为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面临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投身革命实践,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发表了大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灭亡的道路。但是,革命很快陷入低潮,这迫使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进行理论研究。

第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成,揭示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如何实现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布展,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集中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形态。实际上,这一阶段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对大革命的反思。随后,马克思第三次研究经济学,并写下“伦敦笔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这一经典著作。《资本论》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全面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以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的重心,但是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来看,由于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上的疏忽,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1)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184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其间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主要包括:革命进程的长期性与资产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作为革命主体的塑造以及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涉及资本再生产过程;东方社会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展;反对蒲鲁东主义,特别是货币问题上的消极影响。我们看到,围绕这些主题,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但是由于资料所限,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⑥(2)全面看待《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创作了四个草稿,其中最重要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 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其间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工资、利润和价格》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如何一步步分析资本主义,并确立《资本论》的结构形态。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由于学科分工的差异,往往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或是强调《资本论》中辩证法的哲学意义,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域——社会理论。虽然《资本论》落脚于政治经济学,但其主旨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在其中展开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分析。因此,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把握《资本论》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恢复总体性视角。

第五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理解的拓展和深化。《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除了继续修订并准备第二、三卷的出版外,马克思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有关的革命运动。同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 (如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学研究和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中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并把它们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在写作《资本论》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中,马克思积极地投身到革命实践中,一方面是为第一国际的组建和发展作出努力,另一方面还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其他流派,如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面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以《法兰西内战》和《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论述了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新形势下面临的重大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布展的延伸,原始社会和东方道路问题成为马克思晚年关注的主要对象。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提出的新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契机。从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的“晚年笔记”,即“古代社会历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来看,这正是他们面对新资料、新问题力图拓展在《资本论》等成熟著作中已经获得的成果的理论努力,从内在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出发可以将其视作资本主义研究的延伸:(1)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和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2)运用科学的社会理论指导现实的社会革命运动,特别是对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革命道路作出判断。

注释:

①对于马克思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说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巴特莫尔(Tom Bottomore)、卡弗(Terrell Carver)和德赛(Meghnad Desai)都进行了阐述。(参见他们的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马克思词典》、《马克思的复仇》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他们都指认了这一事实,但是并未以之否定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理解中的突出贡献)

②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市民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词,即“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该词在马克思不同时期存在使用上的差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翻译中,按照其上下文语境,分广义和狭义进行不同的处理。国内有学者据此认为应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区分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市民社会理论,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原文为“Weniger als jeder andre kann mein Standpunkt,der die Entwicklung der 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als einen naturgeschichtlichen Prozess auffasst……”)

④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这些问题得到了详细阐发。剩余价值从狭义到广义的转化,即转化为利润的各种现实形态;通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社会整体被纳入到资本运转的过程中;在“货币”的分析之前加上论述“价值”(商品)的一章,既是对现实理解的深化,又是理论成熟进行清晰表述的需要;通过这些分析,抽象的资本本质规定上升为各种具体的现实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这些研究是逐渐获得深化的,相应的,几个经济学手稿之间也存在理论意义上的差别。

⑤这三种理解分别是:(1)最为普遍的是桑巴特的用法,即在作为为整个时代生活赋形的精神表现的诸多方面的总体中寻找资本主义的本质;(2)在研究历史材料的过程中采取的借助于直接为市场而生产的组织来定义资本主义;(3)马克思的,即从特殊的生产方式角度来定义资本主义。(参见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4,pp.4-8)

⑥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政治经济评论作品,二是“伦敦笔记”。前者卷帙浩繁,且内容多为具体问题,后者尚没有中文译文(仅有《反思》和“李嘉图笔记”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对于“伦敦笔记”的介绍则散见于研究资料系列各处),所以研究并未充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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