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性地绘制俄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图景的重要实践。通过对“现实的人”具体需求确认和他所从事“感性的活动”中遭遇的困境，从而生成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新呼唤。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解释原则，正确把握农民利益是证明列宁哲学思想具有实践价值的现实典范。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列宁；辩证唯物主义；农村
基于观念上层建筑会对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产生重大反作用，马克思对于哲学家的定位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能够“改变世界”。列宁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其哲学方法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帮助列宁认清苏维埃政权“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与“‘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128之间的巨大矛盾，进而力排众议在全国范围内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农民作为俄国社会群体中的重要力量，是新经济政策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列宁以合作社为组织形式，取消收集余粮改为征收粮食税，并赋予地方流转自由，使得农业和工商业共同向前发展，为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积蓄丰厚物质基础。
一 影响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个重要因素
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是以列宁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不断开拓实践，不断协调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过程，更是妥善处理好“现实的人”与他所从事“感性的活动”之间关系，并完成对“现实的世界”积极改造的过程，因而是遵循辩证法发展原则的重要典范。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感性的活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现实的世界’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2]
（一）“现实的人”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渴求
1918年苏维埃政权尚处于襁褓之中，此时帝国主义和本国叛乱分子却相互勾结试图将这一新生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别出心裁妄图借助粮食、能源等刚性需求向苏维埃政权作着最后的挑战，民众们的基本温饱及日常生活则受此牵连成为难题，俄国因此被迫陷入巨大困境之中，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也随之受到严重阻碍。列宁根据对政治经济形式考察分析，决定采用余粮收集制、贸易国有化、产品配给制、工业国有化、义务劳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以应对战时特殊环境。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俄国在特殊时期所采取的非常策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全国范围的物力和财力，其中“余粮收集制”的直接影响对象为俄国土地上的广泛农民，这一政策要求农民除基本的口粮和种子外，所有粮食须一律上交给国家。以余粮收集制为代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俄国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各类危机难题，这对于成功抵抗反革命势力继续侵略，以及为俄国社会主义大厦建设提供坚实基础方面有着决定性意义。但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农民向国家提供的粮食是有巨大价值的，但国家因为物质匮乏无法实现商品供应，因此向农民支付的票子并不具有购买功能，所以国家对余粮的收集实质成为一种“无偿征集”。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在实践中被证明用军事强制性手段来回应经济领域的发展问题是力不从心。不仅如此，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其唯一的生存来源受到严重干扰，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使得农民对于余粮收集制所建立的经济关系非常不满意，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政权确立之初所描绘的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农业这一美好蓝图产生质疑，意图构建牢固的工农联盟同样因此受到伤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缺乏国际共产主义的有力支持，以及工农联盟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从“战时”这一僵局中脱离出来，并大力发展生产力，妥善处理好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从而满足“现实的人”对于物质资料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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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性的活动”中遇到的社会困境亟待解决
农业隶属于第一产业，因此列宁非常重视俄国农业的发展问题。十月革命开始之前，列宁就已经着手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如何帮助农民摆脱无地、少地局面，以及如何改造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现状，将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生产中，使得农民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形成牢固的工农联盟，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阶级基础。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展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改造，着重体现为土地革命以及对农业集体化的实践。所谓土地革命是指将地主手中的土地收归为国家，再由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和中农耕种，并免除先前所欠地主的各类债务。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清除了自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残余，使得农民摆脱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被压迫局面实现“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土地革命是俄国发展农业的第一步，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以“共耕制”“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为代表的农业集体化实践。这一阶段的农业集体化实践与当时俄国实际结合度较低，表现为无论是“共耕制”“农业公社”还是“农业劳动组合”，其公有化程度都非常高，并且劳动产品需要根据义务劳动制度统一且十分公平的分配，因此一方面需要搭配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这两方面要求都是当时俄国社会所不具备的。再加上战时阶段外敌入侵，农业集体化政策很快就暴露出其弊端，不仅没有促进俄国经济发展，还招致农民们的强烈不满，这也使得列宁产生对于采用过于理想化模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否恰当的质疑。
（三）“现实的世界”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新呼唤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观察，得出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规律，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应当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只有在这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才是最突出的，最有利于无产阶级意识觉醒并夺取政权。在看待俄国问题上，马克思晚年根据观察得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虽然封建落后，但整个东方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具有较好的革命环境，再加上俄国特有的“农业公社”制度使得俄国更加有可能免受资本主义摧残，即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的胜利并非是战斗的结束或许只是开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挑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并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先进经验。摆在俄国社会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首先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其次如何在小农经济占主导、东方落后文化盛行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残余环境中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缺乏实践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此展开了漫长探索，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列宁迫切希望参照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来建设俄国，但实际环境复杂，加之为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对抗国内敌人，俄国被迫进入“战时”阶段，这也使得列宁意识到旧有的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需要一个过渡，即有必要通过“新经济政策”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俄国“后退”才能实现，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向社会主义发展。这种所谓的“后退”也符合马克思对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规划，“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
唯物辩证法与人类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人类历史发展并非是随心所欲，而是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实践观点来调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用实践证明思维的真理性，将憧憬的世界变为现实的世界。俄国农村建设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实践，满足俄国社会发展需求即“合目的性”。所谓“合目的性”是指实践活动能够达成某种“目的”，而“目的”背后隐藏的是人类不可回避的真实主观需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需要俄国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列宁表示要发展俄国经济的办法之一，就是要给予地方以主动性。在百废待兴之际，农民依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伙伴，应当给予农民真正的实惠，给予农民发展的自由，用发展小农经济来带动俄国整体经济的恢复；第二，俄国农村建设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即“合规律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在其著作中强调，不应当生搬硬套理论于现实，只有把握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以此回应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才能解决现实问题。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用国家调节商业和流通环节，以合作社为组织形式发展农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未发生改变，只是组织形式等方面需要根据客观环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内涵；第三，俄国农村建设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方面没有背离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划，另一方面基于本国国情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良好关系，将社会主义发展引向正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回答本国发展问题的典范。
列宁认为“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1]197十月革命后处于广泛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苏维埃政权，逐步在俄国各地确立。由应对“战争任务”到进入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前进”，这种状态的转变使得俄国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苏维埃政权在政治制度上的“先进”与社会主义道路准备方面的“落后”成为这一时期不可回避的矛盾。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作为小农占人口绝大比例的俄国，小私有者贪婪、投机的性质，使得如何妥善处理苏维埃政权“同小农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怎样找到同小农共处的形式”[1]121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关键性任务，只有把这个任务处理解决好，才有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历了艰难的尝试，直到确认采用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过时的、不切实际的办法，必须与农民个人利益相结合采用迂回办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窘境才发生了转机。布尔什维克党人需要让农民去信任自己，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好处。这种灵活的与时俱进办法与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密不可分。根据俄国社会五种主要经济结构成分分析，小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暂居主导，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丰厚物质基础，而且有利于整顿经济发展秩序，从制度层面规范小资产者以减少投机行为给国家带来的损害。之于工人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教会工人“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4]
二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俄国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
早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列宁就已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研读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所谓“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内容的批判，以及吸收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逻辑部分的合理内核，构建出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哲学体系，开创唯物辩证法的新境界。对于帮助列宁认清俄国形式，展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大有裨益。
（一）政治经济形势的转换是确立俄国农村建设的逻辑起点
统一登记前，原建设部出台的《房屋登记办法》第十条规定，“房屋应当按照基本单元进行登记。房屋基本单元是指有固定界限、可以独立使用并且有明确、唯一的编号（幢号、室号等）的房屋或者特定空间。”[1]
（二）俄国农村建设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发展过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信中敦促成员国尽快缴纳会费。截至8月上旬，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77个成员国拖欠会费
（三）思维与存在统一性要求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
从理论上建设社会主义与从实践上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差距的，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让新经济政策发挥效用，则必须从真正给农民以实惠角度着手。基于此，列宁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解农民物质资料匮乏的燃眉之急，并用合作社作为农村建设中最为主要的组织形式，最大程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时赋予农民经济上的自由，调动农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三 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农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新经济政策是在苏维埃政权确立后，俄国逐渐摆脱战时困境为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进而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国家，所实施的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从政策定位来讲，新经济政策无疑是最适合弥补俄国“现实落后”与社会主义“要求先进”之间差距的策略。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一个最普通农民的水平，并没有对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5]列宁所谓“没有提出更高要求”是从政策实施过程中，发展经济的方式、采用的手段以及具体组织方面对于农民来说都是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并非等同于“没有要求”。事实上，提高农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道德水平，是新经济政策能否发挥应有效用的关键。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相较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而言，有文化素养的人更善于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因此不容易吃亏上当，同时不会违背道德去欺骗他人；第二，根据列宁对布什维克党人“三大敌人”的判断，可以得出具有政治素养和文化道德水平的农民，是共同维护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力群体。一定的政治文化素养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农民因此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斗争，共同打击第一大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与第三大敌人“贪污受贿”确保新经济政策行之有效，社会主义建设稳步向前。在落实提高农民政治素养和文化道德水平这一“文化任务”时，必须讲究策略意识到文化从属于意识形态层面，具有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斗争的复杂性特点，因此不能用完成军事任务的僵硬手段去完成文化任务。始终确立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文化建设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同时发挥工会等工人组织抵御错误思潮，以及对农民的帮助和引导作用，在具体开展方面应当从最切近、最基础的任务去完成，比如尽快提高识字率，因为文盲现象的减少是开展“文化革命”的第一步。
(2)水利工程建设中应用项目管理可以有效保证施工进度。任何一个工程项目的施工在保证完工质量的同时也要确保是否可以按照规定时间完工，因此工程的施工进度也是工程项目建设中重要的一点。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用项目管理可以根据工程最初制定的计划有针对性地安排项目的施工进度，合理地调整施工计划，保证水利工程项目在预定时间内完工。
（一）余粮收集制改为征收粮食税
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的重要标志。之所以用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度，除了存在战时阶段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以致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大工厂开展社会主义大生产这一重要客观原因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1]202苏维埃政权下，农民是工人的重要伙伴，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1]203经济的破坏使得俄国无法迅速从战争阴影中脱离开，先前预想建设的国营大工厂不仅由于原料、燃料的匮乏无法开工，连工人们的基本温饱也十分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就似乎成了奢望。俄国需要采用迂回手段，由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向优先发展小工业以及农业去转变，毕竟恢复小工业和农业对于物质资源要求不高，还能够为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提供粮食基础和生产基础。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可以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调和，这一巨大改变将会成为促进俄国农业发展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政府将不会再对农民征收多余粮食，农民就可以将这些粮食卖出以获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一举措将会极大地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在商品周转中获得提升，最终实现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于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具有与生俱来的利己性、盲从性和不坚定性特点，从战时困境到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农民利益放在关键性位置，给予农民真正的好处，而不是依靠无力空洞的宣讲口号。在经历这一系列改革之后，农民坚定地选择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对苏维埃政权、对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俄国整体经济也在农民的支持下逐步恢复，社会主义发展迈入正轨。这一切不仅仅体现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客观环境的正确把握，更是用行动回应了“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如何对待朋友”。
（二）组织合作社制度向社会主义前进
实行合作社制度是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又一重大举措，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享有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与小农达成合作形成联盟，这虽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却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合作”其实一直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显性内涵，根据马克思主义开创者马克思本人观点，“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6]这不仅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给出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更是马克思对于人类何以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给出的实践路径。马克思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集中生产资料成为“公有”，并由国家根据经济形势有计划地展开流通分配。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列宁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采取的“合作社”制度与马克思所提倡的“合作社”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是遵循社会主义发展一般原则与俄国实际的成功实践。但仍旧有两点差异：第一，马克思所言的“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产业工人为摆脱经济危机、摆脱资本家压迫，实现自我救赎与自我发展的一种组织模式，合作对象主要为工人之间的内部合作，而列宁在俄国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则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背景下，无产阶级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与农民达成的一种协议，因此合作对象主要为农民，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合作，是优先考虑农民利益并能够广泛参与共同建设的合作。第二，“合作社”的具体实践方面，列宁创新性地结合俄国实际，认为必须辅以“文化革命”才能合作成功。列宁无数次强调在封建宗法文化遗留的俄国社会中，对农民开展文化教育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虽然新经济政策给予农民诸多看得见的实在好处，是对“社会存在”层面作出的巨大调整，但如果农民未经任何“文化革命”，就容易受到本身小私有者局限性影响，缺乏远见贪图眼前，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终究会影响俄国社会主义总体发展。
（三）给予小农在流通环节中自由
农民在缴纳完粮食税后，需要将粮食迅速流通。如何帮助农民快速将粮食变为货币再变为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就需要在现实流通环节赋予农民更多自由，打通商品销售渠道，打通农业与小工业之间的屏障实现“流转”，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实施进入关键性的第二阶段。所谓流转自由，是利用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对物质的贪恋，来对抗其在组织纪律方面的涣散，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用智慧的策略去引导农民如何在合理限度内实现自由。“实质上就是要求地方上发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231 彼时，给予地方流转自由并不被大众接纳认可，普遍认为私人资本主义会玷污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应当果断拒绝。列宁认为，商品运输环节仍旧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控制下，基于此，私人资本主义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应当发挥模范县乡的示范作用，率先展开试验由点及面逐步推行。“少争论些字眼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1]229这是列宁在推行地方流转自由时的讲话，也是列宁一贯的实践品格，从不盲从于任何经验也不迷信于任何教条，用“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共同丈量，开创出一条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2009.
[2]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2.
[5]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11.
[6]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4.
An Investig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nin's Countryside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LI Yue
(Gui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Guiyang 550000,China)
Abstract: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as Lenin's important practice of drawing a new picture of Russian socialism based on Marxism.Through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specific needs of“realistic people”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perceptual activities”he is engaged in,a new call for Russian socialist road construction is generated.Using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s the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rrectly grasping the interests of peasants is a realistic model that proves Lenin's philosophy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New economic policy;Lenin;Dialectical materialism;Countryside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9）05-0086-04
DOI:10.13963/j.cnki.hhuxb.2019.05.021
收稿日期：2019-0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16CKS003）；贵阳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职业院校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优化路径（GYZJY2019YB-05）
作者简介：李月（1993—），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 贺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