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论文,思路论文,农村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农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事实上，在最近10年间（1996～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仅为4.8%，远落后于同期人均GDP8.2%的增长率。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很低水平（见表1）。这种状况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所应产生的消费经济效应是不相适应的。
2.农村人均消费增长慢于城市增长，城乡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生产热情得到极大释放，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1978～1985年间，农民的消费增长速度由4.3%稳步上升到13.3%。但在 1986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步伐趋于缓慢，农民消费增长率迅速下降到2.3%，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开始得到较大提高。在 1986～2005年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6%，而农村只有4.3%。如果按照可比价格比较城乡之间的人均绝对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在收入方面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已经落后约12年，消费量则落后了约22年。
3.中西部农村消费落后于东部地区消费，地区差距扩大。由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中西部农民消费水平差距呈现拉大趋势（见表2）。1995年，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670.8、1187.2和982.0元，2005年则增加到3257、2314和1933元。具体到各省市，消费差距更大。例如，2005年上海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7277.9元，贵州省则为 1552.4元，两者之间差距拉大到 5725.5元，是1995年的两倍多。这种巨大的地区消费差异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4.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剧烈（见表3）。改革开放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幅度均高于城市居民相应指标，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具有更加明显的不规则性，变动十分剧烈，未能像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那样在波动中逐渐趋于下降，特别是在经济走热时期（如1992～1996年），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城市高，在经济紧缩时期 （如1997～1999年），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城市低，这说明农民消费支出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暴露出农村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市场波动风险极易冲击农民消费。
二、制约我国农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78～1984年之间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达 15.1%，相应的农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也高达9.5%。但1985年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七五”和“八五”10年间（1986～1995年）年均增长仅为3.6%，相应的消费增长则下降到3.8%。尽管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率上升到9.0%，消费增长了14.5%，但是由于国家长期忽视农民增收问题，加之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以及乡镇企业效益下滑等原因，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到4.6%。其后，在1998～2004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4.3%，消费增长也仅有3.4%。尽管在2004～2005年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来抓，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8%，但是由于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项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因此农民增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收入依然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2.农村社会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落后。我国农民长期以来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农村中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的问题，以农村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展开，发展速度缓慢，农村大多数人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合作医疗覆盖率分别仅为8.2%和24.0%，与2004年比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见表4）。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农民对各种生活不确定因素的心理预期和支出预期逐渐增大，防灾、防病、防老意识增强，农民开始更多地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支出。在2002～2004年间，农民人均储蓄率分别为13.5%、 19.8和16.0%，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因素。
3.农村实际人口老龄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消费市场建设和农民消费水平产生一定制约。首要的问题是农村登记人口老龄化。我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达到7.4%，而城镇则为6.3%。在农村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条件下，年轻人口负担加重，储蓄意向趋高，农村养老体系不健全，消费意向趋低。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外出务工分流农业人口和农村消费。年青一代的不断外出和消费观念的不断变化，导致农民工增加城市消费。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5年有18.8%的农民工没有往家里寄钱，有55.1%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
4.农村生活消费基础设施落后。第一，农村道路建设供给严重不足。全国仍有8%的行政村不通公路，104.3万公里的砂石路面、土路面及无路面土路中农村就占据了 88.5%，由于路况极差，造成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困难。第二，农民安全用水、足量用水仍面临困难。到2005年，全国农村引用自来水的农户只有37.6%，还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水供应及其价格问题制约了一些家庭耐用品的消费。第三，用电困难，制约农村居民对家用电器的使用。农村电网不仅存在老旧、电压不稳的问题，而且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得不到很好贯彻，全国用不上电的还有几百万农户。第四，绝大多数农村没有良好的生活废弃物处理条件，缺乏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污染了生活环境。2005年，农村水冲式卫生厕所普及率只有13.1%，粪便得不到有效处理的占40.0%。
5.消费品流通市场发展缓慢。尽管农村消费品流通渠道和流通方式已日渐多元化，并且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消费品流通网络化发展陷入困境，缺乏更新改造资金；流通主体经营理念落后，规范化程度低；市场监管薄弱，食品不安全形势严峻；农村商品运输成本高；农村流通企业资金周转慢，机会成本高；现代流通方式和经营业态规模小、比重低；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功能不完善，无法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6.流动性约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流动性约束具有极强的敏感性，目前制约农民消费的突出问题有：农村没有建立有效的担保体系，农民很难获得贷款；商业银行逐渐远离农村；农村储蓄资金向非农业、非农村方面流失；农业保险滞后，金融机构的贷款缺乏有效保障。
三、我国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
1.建立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一，要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挖掘农业增收的各项潜力。国家不仅应长期坚持重视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而且要探索通过组织创新，逐渐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动土地规模化生产。此外，国家还应继续从战略高度调整农业结构，理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粮食作物种植和经济作物种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深加工的关系，使不同地区农民能取得适合本地发展特点的收入来源。第二，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尽管在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税费负担降到人均13.1元，可挖掘潜力已不是很大，不能作为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长期手段，但是今后在很长时间内国家仍需要通过综合改革，防止税费负担以各种名义反弹。第三，根据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向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今后应注重从制度方面推动城乡二、三产业发展，保护农民各项利益，增强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的能力。第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应给予农民更多的参与机会，特别是在粮食流通中应充分引进包括农民个体、农民组织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主体。对于重要农产品的流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特别是要注意对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为农产品销售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五，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由政府推动，培养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类人才，提高农民增收能力。第六，在现有品种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农产品与农资期货（如生猪、稻谷、尿素、农膜），让农民充分利用期货，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对增收的冲击。
2.加快农村人口社保与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社保管理体制分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农民工社保存在发展真空。因此，发展我国农村社保体系应抓住重点和核心，立足当前，放眼长远，首先要着手改进当前农村内部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打破二元分割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科学合理、有法可依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中西部地区和贫穷落后地区的制度建设，加大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社保资金来源。另外，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社会保障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应加快探索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农民工养老保险纳入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加快探索简洁、有法律约束的农民工社保内容跨地区转移制度。
3.改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近年来国家开始调整基础设施投资方向，把投入重点放到农村。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为了实现这一重大转变，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今后必须从多方面深入改革和理顺财政职能。各地方、各部门不仅应在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上有一个大的转变，而且应在转变中不断创新。在具体的投入方面，应将生产用和生活用基础设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水、电、道路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积极探索适合不同地区农村需要的基础设施投入机制，吸引各方资金或者劳动投入。通过从总体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及其投入机制，最终改善农民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
4.改革金融服务体系。首先应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在相对落后地区重塑信用社合作机制，发达地区则可以探索商业化经营模式。财政要给予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一定的补贴，可以尝试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而央行应继续向农村信用社注资，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第二，探索发展非正规金融，特别是应允许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农村和山区，发展和推广社区基金或类似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建立真正意义的互助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满足广大农户小额、频繁的生活和生产资金需求。第三，有效控制农村资金大量流出。国家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商业银行存款、邮政储蓄存款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活动。同时，应严格控制农村资金特别是信用社资金向农村以外流动，严格规范金融机构的资金管理行为，防止侵害农民利益。第四，探索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流通企业等引入农民贷款体系中，使其成为农民贷款的重要途径。此外，为防止农业歉收导致农民无法还贷，加快发展农业保险体系也是完全必要的。
5.建立有效的农村食品安全应对机制。第一，将集中专项整治和加强日常监管结合起来，突出抓好分散在县乡（特别是小城镇）和农村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个体商贩、小作坊、小商店、小食品店、小餐馆的整治，遏制问题食品在农村生产和流通。第二，建立顺畅的农村食品安全信息渠道，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方式，提高农民防范不安全食品的意识和能力。第三，发展农村食品安全应急与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合格的食品。第四，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督网建设，充分利用乡镇工商所、农业服务中心等监督资源，发挥农村群众监督作用，构建县、乡（镇）、村三级农村食品安全监督网络，实现食品安全监管重心向农村下移。第五，完善立法与执法体系，建立完整统一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高执法效率。
6.积极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第一，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模式，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率，实现消费多样性。第二，提高准耐用品档次和商品化率，鼓励农民消费向潮流型和城市型转变。第三，优化耐用品消费结构。耐用品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农村消费正在进入向家用电器等千元级商品升级的关键时期，因此可以选择移动电话、摩托车、电冰箱、洗衣机等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的耐用品作为升级的重点，提高耐用消费品水平。第四，住房是农民一生消费支出的最主要选项之一，实现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必须注重考虑改善居住环境，推动农村房屋建筑向数量和质量的转型。第五，提高现代服务消费比重，丰富农民的文化消费内容，根据条件加快发展农民旅游，提高农民消费的整体质量。
7.发展农村现代消费品流通体系。第一，以现有流通网络为基础，发展双向流通模式，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集符合条件的流通组织于一身。国家不仅应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发展双向流通运营模式，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供销社、邮政等双向流通功能，并探索在“放心粮油工程”中引入安全食品的流通机制。第二，整合供销社、邮政、粮食系统的网点资源，提高其配送能力，将其作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网点布局的基础，提高农村流通网络的利用效率。第三，引导参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大中型流通企业建立“连锁超市采购联盟”，充分发挥连锁超市团购的作用。通过大批量联合采购、集中下单，降低进货成本，引导工业企业开发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产品，使农民能买到“物美、价廉、实用”的产品。第四，探索将易货贸易与现代流通模式结合的方式，缩短流通时间，简化货币关系，解决落后地区农民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其消费能力。第五，以政府投入为主，加强对农家店主的培训，使其了解必要的商品知识和店铺管理技巧，提高经营意识和经营水平。
8.改善贫困群体消费水平。我国有2365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西部省份以及经济增长缓慢、地区偏远、人口稀少、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贫乏以及同其他经济部门联系弱的农村地区。如何维系贫困群体的粮食供给和基本生活，应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各地应加快建立和完善特殊困难群体的食物救助体系以及农村妇女和婴幼儿的食物安全指标体系，为需要给予帮助的群体提供必要数量和质量的食物援助。此外，还应积极贯彻国家的扶贫政策，切实提高贫困群体的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对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恶劣地区的农民实行统筹迁徙、易地扶贫，提高其生活自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