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在中国：近30年来学术翻译的发展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年来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政治学学术译介的三个发展阶段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政治学系在美国主要大学的设立、“美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以及政治学学术期刊的创立为标志，政治学成为现代教育及学术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随着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学术体系大体形成了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公共行政等主要分支学科。
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尚书》、《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墨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贞观政要》、《明夷待访录》、《潜书》等经典文献，均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思想。但是，中国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转型，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步完成的。“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①。此后，政治学在现代中国逐渐发展。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政治学学术著作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引进和翻译出版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40年代。“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出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介到中国，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②
之后，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以及大量留学生从日本、美国、西欧和苏联等地学成归国，中国学术界在对美国和欧洲政治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其中有对名著的翻译，也有对近代新思潮的介绍，如J.杜威的实用主义，康德的《实用主义法学》，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思想，B.A.W.罗素的政治学说和英国工党理论家H.J.拉斯基的政治学说。”③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典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文献基础。④正是这些卓有成效的引介和翻译工作，促进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本土化的初步发展。
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70年代。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在各大学取消了政治学系，用“国家与法”代替政治学，政治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基本停滞。196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由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组建国际政治系，“其研究方向分别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未涉及到政治学学科的其他广泛内容。”⑤而大致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先后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等多次范式转换，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政治学的认知和研究已经大大滞后，正如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紧补课”。⑥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政治学的引进、翻译和介绍工作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有研究者指出：“译介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和前沿动态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工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补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学名著、西方经典著作重译等多方面的工作始终不曾间断。翻译文献的数量持续上升，不但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把握西方政治理念进而为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提供了可能性。”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初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丛书”，均组织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国外政治学著作；⑧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经典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系列”、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现代政治学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政治理论译丛”，以及近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与社会译丛”、吉林出版集团的“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译丛等，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国内学界对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追踪和关注情况。
本文以下部分将分别以著作、学者以及主要分支学科为分析单位，对当代西方政治学基本文献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和传播情况进行初步评估⑨
二、当代西方政治学重要著作的翻译与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政治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论文以几何级数的规模增长。如何界定著作的重要性，如何判断一本著作是否成为了“经典”、成为了政治学学科领域的基础性文献，不同国家、不同分支学科和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牛津政治科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提供的资料作为参照系，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文献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情况进行说明。⑩
古丁(Robert E.Goodin)担任总主编的《牛津政治科学手册》系列，一共包含10卷，分别对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法与政治(Law and Politics)、政治行为(Political Behavior)、情景政治分析(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政治学方法(Political Methodology)10个领域的学科发展概况和主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是了解国外政治学学科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权威文献(11)。
《牛津政治科学手册》以《美国投票人》(American Voter，1960)(12)、《政治科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1975)(13)、《政治科学新手册》(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14)三部在学科建设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的出版年限为界，将“二战”以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区分为四个阶段，并就各个阶段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尝试性的归纳。参见表1至表4。
如表1所示，《牛津政治科学手册》编者在1940-1959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中，遴选了18部经典文献。根据我们的检索，《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极权主义的起源》、《政治体系》、《权力精英》、《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民主的经济理论》、《国家间政治》、《管理行为》、《组织》、《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和《人、国家与战争》等11部重要著作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16)占该阶段所列重要文献的61.1%。
在1960-1975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中，《牛津政治科学手册》编者遴选了33部经典文献(参见表2)。依据我们的检索，《正义论》、《公民文化》、《政治人》、《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集体行动的逻辑》、《退出、呼吁与忠诚》、《谁统治》、《预算过程的政治学》、《参与和民主理论》、《政治与构想》、《冲突的战略》等13部作品出版了中文译本，(17)占该阶段所列重要文献的39.4%。
在1976-1996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中，《牛津政治科学手册》列举了40部重要文献(参见表3)。依据我们的检索，只有《实证政治经济学》、《合作的进化》、《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政治与市场》、《重新发现制度》、《国家的兴衰》、《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使民主运转起来》、《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国家与社会革命》、《霸权之后》、《商业与联盟》、《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总统政治》等15部著作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18)占该阶段所列重要文献的37.5%。
在1996-2009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中，《牛津政治科学手册》列举了15部重要文献(参见表4)。依据我们的检索，《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民主与再分配》、《斗争的动力》、《民主的模式》、《协商民主及其超越》、《国家的视角》、《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欧洲的抉择》、《超越国界的活动家》等9部著作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文译本，(19)占该阶段所列重要文献的60%。
由此可见，经过30多年的恢复重建，我国政治学界在追踪当代西方政治学代表性学术文献方面，特别是英文文献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牛津政治科学手册》所列的106种重要文献中，有48种已经翻译成为了中文在大陆出版，占45.3%。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国内学界对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状况的了解，呈现U字型态势(参见图1)。在各个阶段出版的重要著作中，1940-1959年出版者以及1996年之后出版者，均有超过60%的著作被翻译成为中文在大陆出版；而在1960-1975年出版的英文文献，仅有约39.4%的被翻译成为中文；在1976-1996年出版的英文文献，被翻译成为中文出版者的只有37.5%。
图1 当代西方政治学代表性著作中文翻译出版情况
由此可见，国内学人比较熟悉1940-1959年出版的学术工作，也在极力追踪1996年以来西方政治学的最新进展，相对而言，对1960-1996年间出版的文献则不够了解，甚至有所忽视。这可能与近30年来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具体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三、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者代表性著作的引进与翻译
如上节所述，《牛津政治科学手册》代表性文献的选择主要反映了英语学术界的研究进展，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的学术贡献。我们在跟踪西方政治学界学术进展和研究成果时，还应当更多关注欧洲大陆学者的贡献，更多注意以德语、法语和其他语种写作的政治学文献。在这个意义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斯凯特基金会评选的约翰·斯凯特奖获奖者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参照系。
约翰·斯凯特奖(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在西方政治学界获得了广泛关注，被誉为“政治学诺贝尔奖”(20)。自1995年开始颁奖以来，共有20位政治学家获此殊荣(参见表5)。
在这20位获奖学者中，有11位的作品被《牛津政治科学手册》列入了表1-4所列106部“经典文献”；在另外9位学者中，有6位在美国大学工作，3位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研究机构工作。这说明，在《牛津政治科学手册》所列举的经典文献之外，还有一批学者值得国内学术界给予关注。
依据我们的检索，中国政治学界对这20位重要学者代表著作的引进、介绍和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达尔(Robert A.Dahl)、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维巴(Sidney Verba)、基欧汉(Robert Keohane)、帕特南(Robert Putnam)、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学者的主要代表作或者部分代表作被翻译成了中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著作包括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谁统治》、《民主及其批评者》；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阿尔蒙德与维巴合作撰写的《公民文化》；基欧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等等。
(2)林茨(Juan J.Linz)、李普哈特(Arend Lijphart)、巴利(Brian Barry)、布隆代尔(Jean Blondel)、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佩特曼(Carole Pateman)、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等学者的部分著作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主要包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民主》、《民主与市场》、《参与和民主理论》，等等，但是相对于这些学者的丰富著述而言，国内学术界的译介工作还非常不系统，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尚无中文译本(21)。
(3)依据不完全统计，至少还有6位斯凯特奖获奖学者的著作尚未引起中文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引进、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者的著作，才能使更多中国政治学者全面了解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标志性成果。
四、政治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基础文献翻译与出版
如本文开篇提及，在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学一般包括政治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领域。由于资料、时间及篇幅限制，本节我们将扼要介绍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三个分支学科基础文献的引进和翻译情况。由于翻译出版的周期一般在2-3年左右，我们所考察的文献并不包括近3年内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即2010年以后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
(一)政治理论
政治理论的传统、路径和风格各异，但是均强调对政治行动的规范、实践和组织进行理论化、批判和辨析。政治理论家往往讨论正义及其实现途径、民主的前提假定和承诺、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差异、公共物品的本质等主题(22)。作为政治学学科的核心文献，政治理论著作历来是中国学者引进、借鉴和翻译工作的重点。我们以《政治科学新手册》(1996/2006)和《牛津政治科学手册》(2009)关于政治理论的综述性专章为参照体系，并结合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政治理论方向博士生综合考试的文献目录，对西方政治理论的中文翻译情况进行初步评估。
在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期的经典理论文献，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理想国》、《政治学》、《论共和国》、《天主之城》、《君主论》、《利维坦》、《政府论》(上、下篇)、《论法的精神》、《人性论》、《社会契约论》、《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国富论》、《联邦党人文集》、《永久和平论》、《精神现象学》、《论美国的民主》、《论自由》、《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以政治为业》，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论著，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等，绝大多数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中国学者在引进、介绍和解读这些西学经典的过程中，编写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教材，撰写了众多有独立见解的专著。从引进和翻译的角度来看，当前学术界可能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1)进一步提高经典著作翻译的质量；(2)查漏补缺，关注以往学术界尚未翻译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著作选》(23)，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著作；(3)有针对性地选择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学经典著作的诠释性、解读性著作进行翻译。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政治理论方面代表性著作主要包括《自然权利与历史》、《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历史主义的贫困》、《人的条件》、《论革命》、《政治与构想》、《自由秩序原理》、《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同意的计算》、《单向度的人》，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在这一阶段，尚未翻译成中文的代表性理论著作还有史柯拉(Judith Shklar)的《法律主义》(Legalism，1964)，巴利(Brian Barry)的《政治的论证》(Political Argument，1965)，伯林(Isaiah Berlin)的《自由四论》(Four Essays on Liberty，1969)。(2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理论进入到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当前比较活跃的大致包括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思潮或流派：(1)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2)自由平等主义(Liberal Egalitarianism)；(3)社群主义；(4)女性主义；(5)民主理论与批判理论；(6)绿色政治理论；(7)后结构主义(25)。依据不完全的文献检索，国内学术界对以上各理论思潮的代表性著作均有所译介，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等系列译著，在促进我国学者了解西方政治理论前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民主理论和绿色政治理论两个方面，出版了较多的翻译著作和介绍性的论著。(26)以民主理论为例，近年来俞可平主持翻译“协商民主译丛”，2006年出版了4本，2009年出版了4本，其中的几本文集均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文献(27)。
从人物来看，当代西方政治理论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学者罗尔斯、哈贝马斯和福柯的代表性著作，如《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沟通行动理论》、《合法化危机》、《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性史》，均有中文译本，其中有些著作还有多个译本。这些著作对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一些重要学者，如阿伦特、巴利、斯特劳斯、德里达也有一部分重要著作翻译成为了中文。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学界在政治理论译介方面，将会用更多精力关注杨(I.M.Young)、德沃金(R.Dworkin)、金利卡(W.Kymlicka)、泰勒(C.Taylor)、本哈比勃(S.Benhabib)、卡洛利(W.E.Connolly)、米勒(D.Miller)、瓦尔德伦(J.Waldron)、沃林(S.Wolin)、崔泽克(J.Dryzek)、瑞兹(J.Raz)(28)等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研究工作。
(二)比较政治
自从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比较政治学就成为了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基本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或者独立的政治体系，特别强调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获取资料，试图通过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个案的比较来认识政治现象的规律性。而在“二战”以后，随着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北美和西欧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将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球各个主要区域，涌现了一批经典研究成果。
依据《政治科学新手册》(1996/2006)和《牛津政治科学手册》(2009)关于比较政治学的综述性专章，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大学比较政治方向博士生综合考试的文献目录，我们发现，西方主要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在学科体系、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当代比较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一般包括如下7方面的内容：(1)范式与研究方法：主要探讨比较政治的理论、理论构建、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区域研究的意义等主题；(2)国家、政体与民主转型：主要探讨国家的形成、政治发展理论和民主转型与巩固等问题；(3)政治制度：探讨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单一制、联邦制与中央地方关系，官僚体系等问题；(4)政治参与、集体行动与抗争政治：主要涉及反叛、革命与暴力，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利益群体与利益协调等；(5)选举政治：主要涉及选举制度与代表问题，投票与政党制度等问题；(6)政治文化、身份与族群政治：主要探讨政治文化、族群认同与民族主义等问题；(7)政治经济学：主要涉及晚期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等主题。
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相比，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相对比较落后，从研究主体来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和从事国别研究的学者相互独立，缺乏沟通；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依靠既有的文献记录而不是实地调查来获得资料；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领域的比较，而在政治行为领域的跨国比较相当缺乏(29)；从比较范围来看，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国的学者比较多地关注北美和西欧的主要国家，而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缺乏充分研究。
近年来，比较政治学领域在引进和翻译西方学术文献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学术界开始全方位、多层次地翻译引进比较政治研究学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政治与社会译丛”以及华夏出版社组织编译的“国外议会丛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关注。这些著作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政治学的前沿教材，如扎哈里亚迪斯的《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利希巴赫和朱赫曼的《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二个层次是比较政治学某一个主题的专门著作，比如关于民主转型问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通往民主之路》、《威权统治的转型》；又如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国家引导的发展》、《拆散福利国家》、《治理经济》、《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第三层次是区域比较方面的研究性著作，如奥唐奈的《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托多夫的《非洲政府与政治》、芬斯顿的《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相对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丰富文献，现有的译介工作仍然显得相当不足。大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在范式与方法方面，有一些极其重要的著作没有中译本，如拉金(Charles C.Ragin)的《比较方法：超越定性与定量的策略》(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金、基欧汉与维巴(Gary King，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的《设计社会研究》(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以及布雷迪和科利尔(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主编的《反思社会研究：工具差异化，标准共享》(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以及拉金(Charles C.Ragin)的《社会研究的再设计：困惑及其超越》(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
(2)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主题方面，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大量译介工作，但是仍然不够系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典著作和新近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没有翻译过来。以民主转型与巩固研究为例，没有翻译过来的经典文献有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发展中的民主：走向巩固》(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贝梅奥(Nancy Bermeo)的《普通人在特殊时刻：公民与民主的崩溃》(Ordinary People in Extraordinary Times：The Citizenry an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林茨与斯泰潘的《民主政体的崩溃》第一卷即将出版，后三卷尚没有列入翻译计划，奥唐奈与斯密特(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Schmitter)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性民主的试探性结论》(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也只翻译出版了其中的一卷。
(3)在国家形成、立法-行政与司法、联邦制与单一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一部分重要文献已经引起了关注并出版了中文译本，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研究著作没有翻译过来，比如斯普路特(Hendrick Spruyt)的《主权国家及其竞争者》(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莱克(William Riker)的《联邦主义：起源、运作及其意义》(Federalism：Origin，Operation，Significance)，魏德勒(Jennifer Widner)的《建构法治》(Building the Rule of Law)，塔夫特(Edward Tufte)的《经济的政治控制》(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斯特克(Wolfgang Streeck)和瑟伦(Kathleen Thelen)合编的《超越连续性：发达政治经济体中的制度变迁》(Beyond Continuity：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罗兰(Georard Roland)的《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Transition and Economics:Politics,Markets,and Firms)。
(4)选举政治是比较政治文献翻译方面一个非常薄弱的领域，译作非常少，建议国内政治学界在近期内首先组织翻译坎贝尔(Campbell)等人合著的《美国投票人》(The American Voter)、塔戈培拉(Rein Taagepera)和舒加特(Matthew Shugart)合著的《席位与选票：选举制度的效果及其决定因素》(Seats and Votes: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考克斯(Gary Cox)的《让选票算数：世界选举制度中的策略协调》(Making Votes Count: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选举工程：投票规则与政治行为》(Electoral Engineering: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维巴(Sidney Verba)和聂(Norman Nie)及金(Jae-On Kim)合著的《参与和政治平等：七个国家的比较》(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
(三)国际关系
作为政治学中一个相对独特的领域，国际关系往往被看作是和政治学的其他领域相分离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政治和国内体系的政治是截然不同的。(30)虽然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突破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国际关系研究在政治学中还是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主流理论范式下的创新性成果自然需要系统地检阅相关领域的文献，特别是把握理论发展的脉络和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超越西方现有理论传统的“大理论”意义上的创新，也要深刻洞悉既有理论传统的缺陷和问题。即使是对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也离不开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把握。比如，阎学通的英文著作《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运用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假设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的国家间政治的思想，以提炼、升华古代国家间政治经验。(31)
总体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生产能力还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文献仍是本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文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和“大战略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集中翻译了大批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理论著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关键性的文献支持。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仍有一些重要的理论专著尚无中文版面世。克里斯琴·勒—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和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主编的《牛津国际关系手册》(2008年)对各个理论学派和各个研究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评估，但遗憾的是没有明确归纳代表性的学术著作。(32)为了说明本学科中文译著的现状，我们转而以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博士综合考试专业文献目录为依据。一般说来，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三大部分：(1)国际关系理论；(2)国际安全；(3)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我们分别来检阅各领域中的“西学中译”情况。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中，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范式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大都有中文译本。比如(1)现实主义理论，包括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等；(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包括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奥耶编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伊肯伯里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等；(3)建构主义理论，包括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芬尼莫尔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奥鲁夫的《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阿查亚的《建构安全共同体》等。此外，基欧汉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鲍德温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编的《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反映了主流理论范式之间的“大辩论”。其他理论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也有一些有中文译本，比如英国学派的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但总体而言，在三大主流范式之外的理论流派代表作在中文世界中仍付诸阙如，比如(1)共和自由主义，包括多伊尔(Michael Doyle)的《通向战争与和平之路》(Ways of War and Peace)和拉西特(Bruce Russett)的《理解民主和平》(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等；(2)商业自由主义，比如罗斯科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的《贸易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等(3)女性主义，比如蒂克纳(Ann Tickner)的《国际关系中的性别》(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的《战争与性别》(War and Gender)等。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也被译为中文，比如谢林的《冲突的战略》和《军备与影响》、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沃尔特的《联盟的起源》、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科普兰的《大战的起源》、范·埃弗拉的《战争的原因》、卡赞斯坦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芬尼莫尔的《干涉的目的》、萨根和华尔兹的《核武器的扩散》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推动了安全研究在中国的专业化，但遗憾的是，很多重要的国际安全理论著作目前尚无中文译本。比如阿利森(G.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The Essence of Decision)、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奥根斯基(A.F.K Organisk)的《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贝茨(Richard Betts)的《核讹诈与核均势》(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波森(Barry Posen)的《军事学说的来源》(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布鲁斯·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与拉尔曼(David Lalman)的《战争与理性》(War and Reason)、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主权》(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Cultural Realism)、鲍威尔(Robert Powell)的《权力的影子》(In the Shadow of Power)、默瑟(Jonathan Mercer)的《声誉与国际政治》(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奥尼尔(John Oneal)的《三角和平》(Triangulating Peace)、莱克(David Lake)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
与国际安全研究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中文译著文献更为系统和全面。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已经有中文版问世，广泛涉及国际贸易政治、国际货币政治、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等主要议题。比如吉尔平的《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政治经济学》、基欧汉和米尔纳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卡赞斯坦的《权力与财富之间》、古勒维奇的《艰难时世下的政治》、罗戈夫斯基的《商业与联盟》、希斯考克斯的《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马丁的《民主国家的承诺》、弗里登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艾肯格林的《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科恩的《货币地理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奈和唐纳胡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扬的《世界事务的治理》、莫劳夫奇克的《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当然，仍有某些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仍无中文版面世，比如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和《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米尔纳(Helen Milner)的《抵制保护主义》(Resisting Protectionism)、莱克(David Lake)的《权力、保护和自由贸易：美国贸易战略的国际根源》(Power，Protection，and Free Trade: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U.S.Commercial Strategy，1887-1939)、西蒙斯(Beth Simmons)的《谁调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Who Adjusts?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马丁(Lisa Martin)的《强制性合作：解释多边经济制裁》(Coercive Cooperation：Explain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的《全球经济中的政党政治》(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高娃(Joanne Gowa)的《盟友、对手和国际贸易》(Allies，Adversaries，and International Trade)、戴维斯(Christina Davis)的《食物战与自由贸易：国际制度和议题联系如何促进农业贸易自由化》(Food Fights over Free Trade: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ssue Linkage Promote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等。
五、总结与讨论
总的来说，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西方政治学基本文献的学术翻译方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西方政治学近现代之前的大多数经典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二战”以后的重要研究文献和成果中，也有大约40%的文献被翻译成中文，这些卓有成效的学术翻译工作，帮助我国政治学界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研究思路，从而促进了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也为我们批判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文献基础和学术理论借鉴。二是我国学术界在引进和翻译西方当代政治学学术文献方面，存在一定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为：在历史时段方面，对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文献比较熟悉，对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文献不够了解，引进和翻译严重缺乏；对西方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工作，追踪和译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具体人物方面，学术界对达尔、奥斯特罗姆、斯考切波、基欧汉、帕特南以及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等部分学者非常熟悉，对另外一些重量级学者的了解则非常不足；在学科方面，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的翻译工作成就比较显著，比较政治的系统引进翻译尚处于起步阶段，仍然有大量重要文献需要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政治学方法方面的系统翻译尚未开始，这更需要政治学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合作努力加以推动。三是多数翻译著作的质量相对较好，但是仍然存在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尽管引进-翻译-出版的速度大为提高，重要著作翻译过程中的错漏疏忽乃至质量低劣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依照“信、达、雅”的标准，我国政治学界的翻译质量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基于以上文献检索和分析评估，我们就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学术翻译工作提出如下初步建议：一是给予学术译介工作足够重视。随着我国学术界外语能力的整体提升以及外文原版图书来源渠道的增加，政治学研究者对西方文献中文译本的依赖性有所降低。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高质量的中文译作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乃至对于中文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认真挑选有代表性的政治学著作并精心组织翻译工作，仍是我国政治学学科“补课”的重要环节。二是更加有针对性地组织学术翻译。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主要是查漏补缺的工作，并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而对当代政治理论而言，需要更多、更为系统地关注法团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术思潮的引进和借鉴工作，需要更多关注美、英、法、德等国之外的学术成果；在比较政治方面，对于选举政治、族群认同等方面需要更多关注；在国际关系方面，对于国际安全的研究文献应予更加重视；在政治学方法方面，系统的翻译和引进工作还在起步阶段，有大量文献需要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三是在引进著作的同时，更多关注重要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在政治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贡献还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著作不仅构成了政治学专业教学的基本参考文献，也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提供了共同知识背景。然而，随着社会科学文献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论文的形式，政治学也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以论文为基础的学科，在未来的引进和翻译工作中，可能应当注意代表性论文和著作的平衡。四是通过项目资助、优秀译作评选、学术成果承认机制建设等途径，引导政治学界提高学术翻译质量。目前翻译著作的数量大为增加，但是质量参差不齐甚至质量低下的情况也显著增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学术激励机制。一方面，大多数教学科研机构都不承认翻译作品的“创新性”，单纯鼓励学者们撰写所谓原创性的论文，在有些机构，高质量翻译一部经典作品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分量，尚不及在不知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另一方面，翻译工作缺乏必要的学术资助，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稿费非常低廉。在这样的情况下，知名学者和中青年学术研究人员从事翻译工作的学术动力严重不足，大量重要学术著作甚至沦为在读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翻译练笔的对象，因而质量难以保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学术引进翻译工作的良性发展，需要政治学界从项目资助、优秀译作评选、学术成果承认机制等方面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②参见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第1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参见杨海蛟：《中国政治学30年》，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2期。
⑧参见王浦劬：《我国政治学发展20年的回顾与展望》，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1998年第2期。
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的学者及出版机构在翻译出版西方政治学著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篇幅及资料所限，本文主要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学翻译文献进行考察和评估。
⑩其简编本参见Robert E.Goodi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1)这些手册尚无中文译本，根据笔者了解，北京大学部分研究者正在进行翻译工作。
(12)该书尚无中文译本。
(13)英文原书共包括8卷，中文版为选译本，只翻译了部分章节。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4)参见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5)本文表1-4所列文献名及作者名均含英文，以便研究者检索查阅方便。标*者说明该文献已有中文译本。
(16)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肯尼斯·J.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肯尼斯·J.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詹姆斯·马奇、赫伯特·西蒙：《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肯尼思·N.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7)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罗伯特·A.达尔：《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阿尔伯特·O.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B.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重印。)；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内奥米·凯顿：《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谢尔登·S.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詹姆斯·E.阿尔特、肯尼思·A.谢泼斯主编：《实证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威尔·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权利理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詹姆斯·G.马奇、约翰·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三联书店，2011年版；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托马斯·C.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9)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A.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让选票算数》(Making Votes Count)与《否决者》(Veto Players)两书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译本。
(20)关于该奖的具体情况，参见http://skytteprize.statsvet.uu.se/。
(21)根据了解，《民主的崩溃》(第一卷)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度斯凯特奖获奖者皮特金(Pitkin)所著《代表的概念》近期将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
(22)参见Robert E.Goodi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62.
(2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于2003年出版英文影印版。
(24)参见Robert E.Goodi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70.
(25)参见Robert E.Goodi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70～77.
(26)参见高建等：《政治思想史》，载王浦劬主编：《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回顾与规划》，324～3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7)参见谈火生：《协商民主》，载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8)《牛津政治科学手册》“政治理论分册”引用了1403位学者的著作和论文，而被引次数最多的是罗尔斯、哈贝马斯和福柯等19位学者，被称为政治理论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参见Robert E.Goodi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6。
(29)参见宁骚：《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海伦·米尔纳：《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第140页，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1)Yan Xuetong,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32)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