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哈罗德—多玛理论解释经济增长的非平衡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哈罗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1999)06-0072-05
经济的平衡增长，是指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动态平衡条件下的增长。经济平衡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求、供给、收入、价格、政策等一大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到底是哪个变量在哪个时候、哪些条件下最先引起需求变动、进而带动供给变动，或是相反，并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在这里，我们尝试利用哈罗德—多玛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非平衡性作些解释，并对近年来我国经济非平衡增长情况作些研究。
一、对经济偏离平衡状态估计的困难
现行统计年鉴一般没有单独列出总供给的数据，而总需求是按已经实现了价值的产出来表示的，大体反映为按支出法统计的GDP（但这比实际总需求要大一些）。因此人们很难确切得知历年的供需差额，也很难判断哪一年、哪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平衡状态，而仅能根据价格总体水平粗略地感知供需关系的变化。作为定量估计，人们常采用几种不太严格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平衡。一般说，弹性大于1，大体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平衡增长速度，而且社会总需求随之大于社会总供给。这种方法对于解释发展中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经济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在这种经济下投资需求往往占社会需求相当大的部分。但也有其局限：一是对于计划经济反映不灵，因为投资是按政府计划进行的，不能体现正常的经济规律；二是如果时间区间取得太大，某些年份的弹性与区间平均弹性会有较大出入；三是固定资产投资仅是总投资的一部分，不能反映全面；四是由于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进而与社会总需求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随着时代、体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仅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弹性判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难免过于肤浅。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总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增长弹性来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偏离了平衡状态。如果某一年份总投资增长速度等于GDP增长速度（按当年价计算），大可认为经济增长是平衡的。这一方法较前一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是以经济效果而不是按计划投资来判断经济增长状况的。但如果是按照是否建成或者是否形成了生产能力进行统计，那么所得到的资本形成总额则无法严格反映投资需求的变动，而只能反映供给能力的变动。而GDP一般反映社会需求的大小，这样考虑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增长弹性，在可比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存货增加”指标来估计供需间的差额。一般说，存货增加越大，供需差额越大，经济增长的非平衡性就越大；反之越小。这一方法较前面两种方法更不科学。一是统计年鉴给出的存货增加永远是正值，如果按此考虑，所得结论就会是总供给永远大于总需求。二是存货增加是指资本形成总额减去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所得之值，所指的仅是非固定资产性质的产成品积压的那一部分。这样一来，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年份（如最近几年），存货增加这一统计数据自然会明显低于供需差额的实际值。例如，1997年全国的“存货增加”是2866亿元，只占同期的供需差额的37%。显然这个指标不足以反映整个供需差额。
二、理论的选择
经济增长既是一个需求拉动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力推动的过程。自从凯恩斯到来以后，人们更多的从需求拉动方面看待经济的运行，更多地以收入和价格等因素来分析供需关系。与收入－需求决定理论不同，哈罗德—多玛经济强调投资对调节供需的作用，认为投资不仅能够形成生产能力，而且能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即是说，投资具有生产力推动和需求拉动力双重效应。投资一个新项目，首先会新增一定的生产能力或供给能力。例如投资建厂会增加产品供给。但问题远不止这样，这里至少还有三个层次关系是应当考虑的：一是投资建厂会产生对钢材、水泥、设备等资本货物的需求，能带动相关企业的生产；二是投资资金一部分要转化为消费资金，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三是工厂建成后，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而它的产品还需要有其他新增投资来实现其价值，如需要资金购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和进行产品广告宣传等。从宏观层次看，投资一方面会在总体上增强经济系统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又会使投资－消费－投资这一链条无限延伸，在连续产生消费需求的同时，使投资资金经过多种渠道加倍地返回生产领域，产生如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这种始而往返的过程构成了经济增长。
哈罗德—多玛理论还认为，当经济进入平衡增长阶段后，投资的增长速度等于产出的增长速度。然而，在达到工业化成熟阶段之前经济的平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总要推动劳动者人均资本的不断增加。在工业化初期投资扩张阶段，资本的这种变动更为剧烈。这个时候往往出现投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增长速度，而产出的实际增长速度又会快于平衡增长速度；如果投资结构是好的，那么在一段时间内也会呈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这是一种非平衡增长。此外还有另一种非平衡增长，这种情况表现为：一方面总需求不足，而另一方面产出增长率低于平衡增长率，这时通常出现“买方”市场。这一般发生于通货紧缩的时期。这两种非平衡增长，虽然都表现为是供需的失衡，但其本质不外乎是存在资本形成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由此看来，哈罗德—多玛理论既是一种投资理论，又是一种均衡增长理论，它与其他均衡理论的显著区别在于，它不是从收入、价格等因素出发，而是从投资对供给和需求的非对称性出发研究经济增长是否平衡。
三、哈罗德—多玛理论的内涵
1.供给与需求的非对称关系
在经济系统处于平衡增长状态时，有下述哈罗德—多玛定理：
ΔI/I=Δ(GDP)/GDP=σs (1)
式中I和ΔI分别是总投资及其增量，我们采用资本形成总额及其增量。s和σ分别表示投资率（在平衡增长条件下又等于储蓄率）和资本边际产出率。这个定理指出平衡增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投资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二是产出增长率必须等于储蓄率与资本边际产出率之积。这一方程是由下述两个关系推导出来的：
Δ(GDP)p=σI
(2)
Δ(GDP)r=ΔI/s (3)
Δ(GDP)p表示总产出潜在增量，Δ(GDP)r是总产出实际增量。如果Δ(GDP)p=Δ(GDP)r，就能自动保证ΔI/I=σs。从式(3)又可以推出平衡增长条件下投资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
式(2)反映总投资与总产出增量的关系，而式(3)反映总投资增量与总产出增量的关系。这种非对称性可以帮助我们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观察产出与投资增长的关系。简单说，式(2)反映新增的生产能力，基本上不反映需求的变动，这一新增供给的市场实现是潜在的。式(3)反映新增生产能力被新增投资需求所吸收的部分，是实现了市场价值的，反映总需求的变动。
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社会总需求接近于按支出法统计的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但(GDP)r比GDP要稍大一些，因为在总投资中毕竟存在一定的产品积压，即“存货增加”。根据这种考虑，Δ(GDP)r即新增总需求与前期GDP之和，近似等于是当期社会总需求。这里内含一个假设：前期产品积压部分在当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其市场价值。在这个假设下同样有当期总供给等于当期新增供给能力Δ(GDP)p与前期GDP之和。显然，如果某个时期经济运行是均衡的，那么这个时期的Δ(GDP)p应当等于Δ(GDP)r，否则经济运行是非均衡的。
2.哈罗德—多玛理论解释经济增长的出发点——资本投资及其增量
我们根据上述公式对全国和两广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了定量测算，现将计算得到总供给、总需求、供需差额和GDP实际增长率对理论增长率的差值率在90年代的数据编入表1至表3。表格第三列是供需差额，正值表示供大于需，负值为供小于需；第六列是GDP实际增长率对平衡增长率的差值率，正值表明GDP实际增长率大于平衡增长率，反之则小于平衡增长率。
考虑到资本边际产出率随年份变动较大，我们采用了多年回归所的均值。另外，我国储蓄率较高而投资率不高，储蓄率与投资率存在较大间隙，如果在式(3)中使用储蓄率，所得到结果必定偏低，而使用投资率又会偏高。于是我们采用边际储蓄倾向MPS代替储蓄率s。我们发现，全国及两广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年份（特别最近几年），边际储蓄倾向较高，而在总供给明显小于有效需求的年份（如“七五”计划中期和“八五”计划多数年份），边际储蓄倾向相对地低。我们还发现以往供需关系的变化，不论是供大于需或是相反，根本原因不在于总供给过多或过少，而在于总需求的变化。不难看出，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正好是投资乘数。这样一来，式(3)所得的总需求增量Δ(GDP)r等于总投资增量与投资乘数之积。从这个方面看，哈罗德—多玛理论在处理社会总需求方面的作法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凯恩斯是从收入—消费—乘数效应这条线来看待有效需求的，哈罗德—多玛理论则令收入这一因素深藏不露，并且不直接使用消费需求这一变量，而是直接从投资需求入手处理社会总需求。
四、用哈罗德—多玛理论解释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
我们依据哈罗德—多玛理论对全国和广东及广西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进行了一些分析，初步形成如下认识：
1.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和广东及广西的供需关系大体处于同向变动的方向上
全国在1984～1985、1988、1992～1995年全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其中1988年和1993年的情况特别如此。与此类似，广东在1985、1988、1992～1994年，广西在1985、1988年和整个“八五”时期，也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这些年份全国和两广（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省市）的共同特点是：社会总需求过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出现了“卖方”市场。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投资力度较大，导致资本投资的产出效果不理想，投资未能形成相应的供给，结果在生产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加剧了供给制约；二是投资增量过大，对社会需求形成了超量吸收。
2.在总供给连续小于总需求的数年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明显大于经济的平衡增长率
全国1992～1995年，广东1992～1994年及广西整个“八五”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年份的GDP实际增长率对平衡增长率的差值率均为正值。按哈罗德—多玛理论，这正是产出的现实增长大于产出的潜在增长（亦即Δ(GDP)r＞Δ(GDP)p，进而也就是ΔI/s＞Iσ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总投资增长率大多会大于GDP的平衡增长率(ΔI/I＞sσ)；但在总需求连续大于总供给的时区的最后一二年，情况会出现转折，总投资增长率会转而变成小于GDP的实际增长率。在“八五”时期，全国从1992年起连续四年社会总需求持续过旺，其中1993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达到6885亿元（理论测算值），但从1994年起总投资增长率一下子由大于GDP增长率转变为小于GDP增长率。从政策上看，这是自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改革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运行规律看，则是经济增长的惯性所致。就是说，在经济较快增长一定时间后即使投资增长有所减缓，产出增长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投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这种转折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是对供需关系即将出现转折的一个预警。经济快速增长总是以投资快速增长为前提的，但到了某个年份如果忽然使投资增量锐减，这是由于投资增量不足以使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转化为现实产出力，结果必然导致供大于需，造成供求关系的反转。
3.供给大于需求的年份的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平衡增长率。全国在1979～1997年间有12年，广东在1979～1996年间有11年，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些年份GDP的实际增长率对平衡增长率的差值率为负值，产出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平衡增长速度。二是投资增长率慢于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平衡增长率的根本原因。三是供给大于需求大多是经济治理的结果。例如，国家从1994年开始加强宏观调控力度，虽然使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扭转，但全国经济增长率却从1996年起严重低于了平衡增长率。
改革初期，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边际消费率高而边际储蓄率低，投资率普遍不高，同样一份资本投资增量所带来的社会需求的增加毕竟有限。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边际产出率较高，稍加一定投资就会带来供给能力的明显增长，这就容易出现供给大于需求。在90年代只有最近几年才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按我们的计算，广西在1997年供给大于需求近300亿元，但GDP的实际增长率对平衡增长率的差值率却为-0.40，表明GDP的实际增长率仅达到平衡增长速度的60%，是一种严重偏离平衡增长的状态。据预测，1999年的供需失衡状态将有所改善，广西供需差额将降至约100亿元左右，GDP增长率对平衡增长率的差距将有所缩小，但仍会低于平衡增长率1～2个百分点。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非平衡性的原因与80年代初期不同，一是目前边际储蓄率高。如广西的边际储蓄倾向多年回归值（期望值）约为0.36，而最近几年达0.47左右，这样势必造成投资乘数下降。二是在边际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还存在较大间隙。如近年来广西的投资率大约只有30%左右，1997年竟低到不足30%。较大的边际储蓄倾向（47%左右）下的较低的投资率，表明有大量社会资金闲置，社会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势必出现社会总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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