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与物的传载——汉魏六朝书法西域传播的主体和载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汉魏论文,载体论文,书法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15)02-0013-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中西方考古探险，使古代西北边疆地区使用过的一少部分简牍、帛书、残纸文书、碑刻、砖铭、墓志、印章等遗存文献重见天日，虽有零碎散断之憾，但却是中原书法随着各类书写、使用群体、传播、应用的结果或载体，且与经典法书的形成和流传关系紧密，因而不失为有力的书法史料。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知，自汉代经营西域，至公元4世纪前后，到西陲征战、屯田的文官武将、戍卒移民，是书写技艺传播的主体。4世纪以后，中原军政势力在西域减弱，西域当地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往来的佛教徒，成为书艺传播的主要力量。而承载书法文化的简纸官文和儒释典籍抄本，在中原和西域间流通，又是重要的传播载体。其间，主体、技艺和物品，都肩负着文化传载的人文意义。 一、汉魏六朝时期书法西向传播的范围 对书法艺术的传播而言，汉字的使用、汉语的普及与实践是基本前提，因此，只有汉人数量可观、习用汉文的文化场域才具备传播的基础。这一场域的形成，有内外两个动因：外部动因是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经营——以外交通使为先锋，以驻军起亭为保障，以经济商贸为催生因素，以戍卒移民为主体力量；内部动因，则依靠不间断的文书应用需求，相应的工具与观念认同，以及一定程度上连续传承的文化环境。两者皆以书法艺术借助汉字的使用与传播、文化环境支持这一特殊性为前提。故此，汉魏时期中原书法传播的范围，以零星出土所见，远至北高加索阿兰地区，①见证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广远；以系统而数量可观而言，则又以塔里木东端的高昌、楼兰，南道的尼雅、和田，以及北道的轮台、库车及其附近交通要道为著。20世纪上半叶斯坦因、斯文赫定、大谷考察队及黄文弼等先生，以及建国后国内的考古发现，也大多集中于上述地区。数量较多的是高昌和楼兰。 此外，现新疆境内发现的数以万计的汉文文书，与河西要塞出土的大量文书密切相关，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东汉和魏晋时期，河西地区与西域治理关系极为密切。2世纪初东汉放松西域管辖时，西域最高行政治所已撤回敦煌，西域长史班超、徐幹驻疏勒，索班驻伊吾，班勇驻柳中，赵评、王敬驻于阗，但均节制于敦煌太守，到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又成为掌管西域的最高行政属地。[1]二是因为，书法艺术的审美观念、书写技巧、书写材料和摹写范本，也正是通过河西各郡的行政、军事、宗教、文化驿站而向西传递的。而西域各地的文书又通过这些驿站抵达中原，形成互动。 二、军屯吏卒与汉魏六朝书法的西向传播 河西诸郡和西域各地任职的各级各类文官书吏、将候戍卒，具备一定书写能力，是西域出土汉文简纸文本的生产者，也是汉魏时期书法传播的主体力量。这一群体的传播，始于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霍去病征服匈奴后的数次戍卒屯田。自贰师将军伐大宛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2]在西汉经营西域的全盛期，下辖各国的国王和主要官吏由西汉政府赐予印绶，“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2]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没有佩印的大量文武将士。军事征伐。及任职西域各地的各级官吏留下铭德纪功的石刻，下发的诏书律令，通使的关牒过所，上行的籍薄文表及私人信件，不仅构成书法传播过程，同时又转化为传播载体。分类略述如下： 1.石刻碑铭和风气的感染 史载与发现的西域有纪年的汉代石刻现存4石，无确切纪年的4石②： 《任尚碑》：公元93年立，隶书(带篆势)，巴里坤，1957年发现；
《裴岑碑》：公元137年立，隶书(带篆势)，巴里坤，清代中叶出土； 《沙南侯碑》(焕彩沟碑)：公元140年立，隶书(带篆势)，巴里坤，唐代被磨而另刻； 《刘平国碑》：公元158年立，摩崖刻，隶书，拜城县，1879年出土(图1)； 《张骞碑》(汉张博望侯残碑)：约公元前139-前126年，伊犁南山，清代发现；③ 《碑岭汉碑》：东汉，迪化县出土； 《燕然山铭》：初为公元89年立于今蒙古杭爱山，摩崖刻，隶书；《北图》所收伊犁南山本应为翻刻，翻刻时间未详，真伪待考； 《汉李陵题字》：东汉，哈密(伪造)。 上述碑刻中，《任尚碑》所述任尚，为讨伐匈奴等族获胜的军事将领(任尚在立碑4年后还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刘平国碑》所述刘平国为龟兹左将军，《裴岑碑》所述裴岑为敦煌太守，《沙南侯碑》亦残记“伊吾司马”“张掖长□”两个官职。刻石均未署刻写人，但可以推测，碑文、刻工当是著文善书的随军文书官吏。《燕然山铭》为班固撰文(时任中护军，职在笔墨参谋)。《刘平国碑》为“仇披京兆长安人涫于伯隗作此诵”。[3]纪功扬威，必用当时的正体，这些石刻在意图上采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具体写刻或为“旧体铭石书”，或含篆书笔势，正是书写者接受书法教育，通过“能史”而进官，在技艺与风格上遵循汉制的反映。此外，抛开真伪问题，《燕然山铭》的翻刻、东汉人伪托西汉将领李陵题字，与《沙南侯碑》在唐代被磨去而刻为《姜行本碑》(之一)一样，反映了碑刻纪功风气在西域的浸染与沉淀。 到4世纪前后，汉文化在今新疆东部已有深厚的基础，当地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到碑铭石刻中，而石刻的内容和功能，也从宣扬中原王朝政治、军事和文化，转向了佛教造像碑铭。目前见载的魏晋造像碑有： 《沮渠安周造像记》：公元445年，隶兼楷，交河故城，清末出土； 《佛说十二因缘经幢》：约397～445年，隶书，交河故城。清末出土； 《北魏金刚金残碑》：509年以后，正书，吐鲁番，1908年出土；④ 《宁朔将军麴斌造像碑》：543年，正书，新疆迪化，出土年代未详。 这些造像碑记，大多使用魏晋时期流行的楷书，形制、风格与中原造像碑记十分接近。不同的是，其赞助人和功能，它逐渐替代了两汉时期中原的声音，成为当地文化自觉的反映。 造像记以外，墓葬风气染习中原后，高昌兴起墓砖墓表的制作，长达320多年的时间。20世纪出土的328方墓志中，属于大凉政权的4方，麴氏高昌王朝的206方，唐西州时期的118方，年代最早为《大凉承平十三年(455)且渠封戴墓表》，最晚为唐建中三年(782)，[4]成为吐鲁番地区独特的书法生产形式。从碑刻制作看，除《大凉承平十三年(455)且渠封戴墓表》为砂岩，用隶书，写、刻沿用汉代规制，现存的其余墓砖，只存书丹，材料上用灰色或红色墓砖，书体上用楷书和行楷，形制日渐简略，汉代西域石刻承载的国家意识，已为当地显姓大族的宗法观念所替代。 2.掾史书佐与简纸官私文书的移写 传播文本和行为的大宗，是各级官吏留下的简牍和残纸。20世纪上半叶中外考古学家发现的居延汉简，和建国后国内考古发掘出的居延新简，共计6万多枚，是公元前2世纪初至公元2世纪初，约200多年间，驻守河西诸郡及烽燧要塞的军政人员留下的残存档案。[5]这些汉简中有很多留下了文件涉事者的姓名、官职，但主要的书写者是各级文秘人员，包括军中掾史、书佐，州府与郡府的主薄、令史和郡内各曹的书史等，也有将军、都尉、候长、隧长等职官参与书写的情形。从居延汉简年代看，此时鸿都门学(汉灵帝光和年间，即178～184年间设)尚未设立，因此，参与书写的文秘人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中央太学和地方州郡官学输送，二是通过察举、征召和辟除。汉武帝登基不久，先后发布《诏策贤良》(前134年)、《诏议不举孝廉者罪》(前128年)、《诏太常礼官》(前122年)等诏令，“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提倡“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6]。考之居延汉简和新简，此时很多令史、候长、隧长都是通过辟除而任职的，例如3·14和6·8号中的隧长“成”、10·10号中的(官大夫)“夏氏”、11·17号中的候史“臧禹”、EPT53：109A中的“公乘史承禄”、EPT52：403中的“公士董得禄”等，无论曾为小吏，或是平民，大多是在都尉郡府属地，以“史”与“不史”为重要标准选拔的，[7]故而地位较低的掾史、书佐，无法由中央大规模输送，可以推测，居延汉简的大部分文秘人员，以当地官学输送和官府征举为主。掾史书佐的工作繁重应急，书写多出无意，但抄写诏令、收发文件、档案整理和文书批示的规范和美观，往往又事关廉察考绩，因此，面对较好的范本自会手摹心追，书法训练的痕迹，也可在4·17、24·9B、25·3、26·9B、700A、919B、946B、1079、2414等中得以窥见。④应急的快速书写，必然促成简化和草写，居延汉简中整饬、静穆、流宕、野逸、恣肆、稚拙等多种风格便清晰可见。 新疆出土的汉代简，是戍己校尉和西域属国留下的军政文书，以黄文弼先生1930、1934年在罗布泊北岸、孔雀河末端烽燧遗址发现的71枚汉简为代表，年代在公元前49～公元前8年之间，虽数量有限，但简牍制度和文化信息却十分丰富。其中，简1～简9依次所见的“都护军候”“左部左曲候”“右部后曲候”“令史”“司马”“从事”，是任职西域的军吏；简10-简11所见的“伊循都尉”“伊循卒史黄广宗”，是应鄯善王之请，汉朝遣派至米兰故城的属国吏员，两者是简牍书写的主体。从内容看，简12、18分别为龟兹王使者和汉廷巡视官员的迎送接待；简20中的“三老来坐”，表明汉代乡村制度已在汉廷所辖地运行；简26的历法节气、简59的《论语·公冶长》残句、简60的汉代刑书，均表明汉代文化随边塞军政而传播的事实。[8]从书体上看，这些简牍中有隶书、章草，与同期居延简形态相同；简53、54中，还留有单字的反复练习，是自觉的书写训练。再将楼兰汉代简与居延简中的渠犁、伊循、车师屯田关系文书结合起来，即可反映3世纪之前两汉西域驻军屯田的情况，也能表明汉字使用、书法传播对文化环境的要求。随着文书需求与能史善书官吏的输送与培养，公元3世纪上半叶，今新疆东部，尤其是故楼兰和尼雅简纸书迹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图2 楼兰出土简纸文书 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魏晋简。以L.A.Ⅵ.ii.015(沙木752)年代最早(图2)，约在曹魏黄初二年或三年，即221～222年，为上级下达官方文件遗存。同组L.A.Ⅵ.ii.028(马木213)，为都督府曹节度自泰始三年(267年)下达至楼兰文书的存档标签，下达官方文本虽不可见，但官文的下发、传阅和存档，必已具备相应的传播效应；同地出土的L.A.Ⅵ.ii-沙纸920为西域长史直接下达批示的公文，书法风格接近写经体，可能是长史府书吏的笔迹，马木769则是下行的军政敕书，为急就的隶体。另如L.A.Ⅱ-孔木1a(图2)、孔木107、沙木750，L.A.Ⅲ组中的沙木754、沙木817等20多件，为郡府上行文书，还有孔木115、116(图2)等习字简。[8] 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数量略少(《楼兰尼雅文书》所收671-728号)[9]，但这些文书涉及的西域诸国往来、人员流动情形，要更为丰富，其年代与楼兰魏晋简年代相当，书写者亦是任职当地的军政文吏，所用书体和书风亦多有雷同。值得注意的是，尼雅出土的怯卢文书，也开始借用汉简的形制和文书邮驿制度，怯卢文书的内容，也能印证屯田官兵促成的文化传播：375号底牍正面、686号，与当地驻守汉军屯兵相关；566号底牍正面、149号正面，涉及中原流通至尼雅的镜子、丝绸和汉式长袍。[10] 综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我们会发现，3世纪时西域的掾史、主薄、功曹、书佐，书写时篆隶书遗风明显，但向楷书、草书演变的痕迹已十分明显。这种趋势，可见于4世纪上半期的三组文书： (1)楼兰L.A.Ⅱ组之《张济逞文书》系列简纸，⑥是张济逞写给烧奴、世龙、南昌兄弟等人的信件。从涉及人物、书写风格上看，该系列文书至少有16件主体文本，包括孔纸2、3.1、7、22.13、25.1、25.3、31.1a、31.6、32.2、33.1、33.2、35，斯坦因三探所获OR.8212/1401、1402、1861中的4件；此外，孔纸、L.K.-橘纸西图史图版(8)、斯坦因三探残纸中还有39件可归入附属文本。张济逞原籍中原，因战乱入凉州，约在325-329年左右任楼兰功曹，为高级文吏，他和同行者留在《张济逞文书》上的字体，以楷书和草书为主，风格趋于新妍，是魏晋书法从钟繇、张芝向王羲之新体书法发展过程中的新风格，可以反映任职楼兰的文吏参与新书风锤炼的情况。 (2)楼兰L.A.Ⅰ.iv.2之《王彦时文书》，包括沙纸930、931、932、937，及同组相关的沙纸894、895，是大约335年前后西域任职官员写的书信，涉及敦煌郡郡守、督邮及西域长史府长史数个官员，因巡查任职规模和级别较高，可以将其与同组沙纸934、935事关焉耆、龟兹、鄯善的文书放在一起考察。该组文书的书体为楷书和行书，书写者亦不止一人。 (3)归为L.K.组的《李柏文书》(橘纸西图史图版(2)、(3)，及与之相关的39件残纸文书，编号为8001-8039)，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书信草稿，年代在公元345年或稍后，⑦书写内容多系套语，有些并非确实是写给焉耆王的。笔迹显示，该组文书出自两人书写，所用书体以草隶为主，较之同期简牍书迹，略见新颖，但较之《张济逞》文书则相对保守。 以上三组，都是官员的书信，较之公文，相对自由，所用书体和风格也能体现书写者的书法修养和个人喜好，材料上偏重纸本。其中，《张济逞文书》年代稍早，却最具新体风格，样式亦最为丰富，《王彦时文书》和《李柏文书》也多有新意，可以看出4世纪上半叶西域任职官员——作为一个拥有技艺的传播载体——所做的各种尝试，为我们留下与经典法书可资比照的史料。 4世纪前后，出身当地的知识分子，逐渐在郡府和军中任职，成为书法应用和创造的主体，吐鲁番文献的大宗，便是他们书写的文本。 三、物的传载与主体的衍化 书法的西向传播，不仅有赖于人的流动和书写技艺的日常应用，也依靠书写文本的流通。楼兰出土L.A.Ⅱ.ii-孔纸31.7(图2)，是临摹魏晋书家钟繇(151-230)楷书的残片，应是到达西域的军政文吏，将中原名家书法摹本带到驻守地区。但由于该时期刻石拓本尚不盛行，而墨迹摹本又十分有限，因此，此类文献仅有此例。 不过，承载着书写技艺的简纸官私文书，通过移写、邮驿得以流通，是重要的传播载体，前文已述。此外，来自中原的儒释典籍写本，亦成为书法的衍化物，负载文化传送的价值。目前西域出土抄本中，书写上佳、年代明确的如：⑧ 《西晋元康六年写〈诸佛要集经卷下〉》：296年，楷书，存23行，有乌丝栏，吐峪沟出土(图3)； 《西晋写〈道行般若经卷九〉》：265-317年间，写经体楷书，存91行，有乌丝栏，吐峪沟出土；
图3 西晋元康六年写诸佛要集经卷下，296年，吐峪沟出土 《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408年，写经体楷书，存16行，吐鲁番出土，编号75TAM91：11/b； 《西凉建初七年写〈妙法莲华经〉》：411年，写经体楷书，“比丘弘僧强写”，存37行，有乌丝栏，库车出土； 《古写本〈毛诗关雎序〉》：423年前，写经体楷书，存8行，吐鲁番，编号66TAM59：4/1(a)； 《古写本〈佛说七女经〉》：4～5世纪，略带隶意的楷书，残片4，存20余行，有乌丝栏，吐鲁番，编号64TAM13：37/1(a)(b)，37/2(a)(b)； 《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5-6世纪，⑨楷书，残片3，存80余行，题记为“王履
、王容宗、王履贤、王孝文、唐文
。合有五人共写之。高神和读之。义熙”，吐鲁番，编号73TAM524：33/4-1，33/4-2，33/1-2，33/2-2，33/2-1，33/1-1，33/3(a)； 《古写本〈孝经〉》：558年以前，楷书，存56行，为历任“王国侍郎，迁殿中将军，追赠凌江将军、屯田司马”的张遗的随葬品，吐鲁番，编号72TAM169：26(a)。 大谷文书中，出土于库车、吐峪沟等地的佛典残片很多，与敦煌写经进行对照，则年代约在5～6世纪之间，其中的很多写本带有乌丝栏，书写风格与5～6世纪敦煌写经相同，大部分应是来自中原的流通物，如： 《六朝写〈妙法莲华经卷二〉》、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4行，有乌丝栏，库车出土； 《六朝写〈妙法莲华经卷五〉》：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4行，有乌丝栏，库车出土； 《六朝写〈妙法莲华经卷七普贤菩萨劝发品〉》，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3行，赫色勒古洞出土； 《六朝写〈正法华经〉卷五、卷一、卷六》，六朝，写经体楷书，存残片6，有乌丝栏，哈拉和卓出土； 《六朝写〈道行般若经卷九〉》，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7行，有乌丝栏，吐峪沟出土； 《六朝写〈摩诃般若波罗蜜学品〉》，六朝，写经体楷书，存24行，有乌丝栏，赫色勒古洞出土； 《六朝写〈般若经四摄品〉》，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8行，有乌丝栏，库车出土； 《六朝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8行，库车出土； 《六朝写〈般若波罗蜜经二谛品〉》，六朝，写经体楷书，存残片2，23行，库车出土； 《六朝写〈大品般若波罗蜜经卷廿八〉》，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5行，有乌丝栏，库车出土； 《六朝写〈金光明经卷二〉》，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3行，有乌丝栏，库车出土； 《六朝写〈优婆塞戒经卷七〉》，六朝，写经体楷书，存14行，有乌丝栏，吐峪沟出土； 这些写本的流通，有几个主要渠道：知识分子和佛教徒的携带，当地知识分子的誊写，信徒的奉养等。无论哪种来源，都离不开官方对地方宗教、文化和交通的支持。因此，从文化交流传播的角度而言，这些文献遗存，实质上是两汉军屯、汉文化传布的延续。尽管5～6世纪的西域，中原军政势力已日渐式微，但宗教信仰和知识流通转而成为新的动力，佛教徒和地方知识分子，衍化为新的书写主体，共同促动书写技艺和文本的域间互通。 西域各族接受汉字及其书写，属于文化变迁。依据文化人类学理论，创新、传播、文化遗失、涵化是文化变迁的机制。其中，一个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称为传播，借用构成了任何一种文化90％的内容；“涵化”则是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频繁而直接接触的时候，其中一个或两个群体原有的文化模式随之发生极大的变化，期间包含征服等直接因素，或间接的胁迫因素。[11]纵观书法艺术在西域使用演变的过程，传播和涵化无形中都发挥了作用：如果说汉代戍卒官吏的刻写主要是技艺的传播，那么，4世纪以后西域知识分子和佛教徒的参与，则体现了涵化的结果。虽则书法仅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但它清晰地反映着这一进程，而这些成果，便是隋唐西域经营及其文治武功的历史文化基础。 图片来源： 图1：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12. 图2：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382，87，144，284. 图3：[日]香山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图版(1). 收稿日期：2015-03-23 注释： ①图版及介绍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7～22. ②汉魏时期各石年代及形制，曾参见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A].载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96-202.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M].北京：线装书局，2009.序号0071、0073、0155、0159、0223、0782、0783、0788、1050、1051、1909。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29，88，89，112. ③该碑曾定为东汉所刻，现据李惠兴先生的研究，定为张骞初通西域和二通西域之间，且发现时为完碑。见：李惠兴.张骞通西域，丝路有残碑[J].中国地方志，2002(3)：79～80. ④王树枏.新疆仿古录[M].载：新文丰出版公司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5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68年，第11489页。《金刚经》于509年在洛阳译出，故年代应在此后。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见乙图3、18、19、20，甲图61、72、74、84、171等。 ⑥对该组文书范围、书法、作者等问题的讨论，参见笔者拙文《楼兰出土〈张济逞文书〉的文本范围及其他问题》，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6期。此处略述。 ⑦李柏文书的书写年代，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联系李柏攻打叛将赵贞的文句，确定为328～330年之间，日本学者西川宁的研究即用该年代。国内王国维先生根据文书中“今奉台使来西”“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等句，考为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十二月张骏击降焉耆后分州称王或稍后，侯灿、杨代欣先生《楼兰简纸文书集成》进一步将其上限确定为345年或稍后，时当李柏重返楼兰、将功赎罪之际。本文从王国维、侯灿、杨代欣先生的论断。参见：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简纸文书集成[Z].成都：天地出版社，1991，532～533. ⑧此处仅举数例。以下所列汉魏六朝时期的佛典和儒家文献，分见[日]香山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图版(1)-(45)；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5，60，114，137～138，230. ⑨该件“义熙”年号与东晋义熙(405-418)干支不合，似乎应为高昌王麴嘉年号(510-525)，此处年AI写作为5～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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