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1)02-56-05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是一种“舶来品”。这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心理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这一问题曾有颇多争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以陆志韦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之心理发展史与西欧情形略同，百家而后汉晋无心理可言；唐虽有研究心理者，然多带宗教色彩，直至宋儒出，心理学始成问题。自宋迄今，无大进步，仅王学及‘儒而逃禅’者偶一论之，为要为无系统之学。”[1]一种观点以张耀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理，且极注重应用。他们称这种研究为‘性理’为‘心学’。”[2]这两种观点虽说是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提出的，按理说现已成为一种“历史”，因为通过潘菽等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努力，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现已蔚为大观，中国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分支也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宣告建立起来了。但是，事实却不尽然。换句话说，现既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也仍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本无心理学思想，要研究心理学，最好是按西方心理学的思路去做。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呢？用什么方法能证明中国古代的确有心理学思想？这就是本文下面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发生争论？
概括起来，导致这种争论产生的缘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古代本无“心理学”的概念；一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的心理学并不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
1.中国古代本无“心理学”的概念
古籍中本无“心理学”这一名词，这是争论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的主要缘由之一。据张耀翔的研究，“‘心理学’三字在中国古籍上似从未在一处排列过。就是‘心理’二字相连的时候也很少。陶潜诗：‘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或是这二字最早的联缀。但陶之所谓‘心理’，未必和现在的解释相同。王守仁也接连用过‘心理’二字。他说：‘心即理，心理是一个。’这种用法显与吾人用法两样。”[2]现在看来，张教授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王守仁的“心理是一个”中的“心理”是指人心与天理，的确与现在说的“心理”不同；不过，陶潜的“粲然有心理”中的“心理”与现在讲的“心理”在含义上是基本相同的，因他这句诗的大意是：好好保养自己的神色与津液，保持鲜明的性情与神理。另外，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理；采溢辞诡，则心理愈翳。”王廷相在《慎言.潜心篇》中也说：“心理贵涵蓄，久之可以会通。”这两句话中的“心理”一词也类似于现代讲的“心理”。而据我国台湾的熊钝生主编的《辞海》讲，“心理”一词在《后汉书》中就已出现，《后汉书.左雄传》说：“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3]不过，由于古籍本无标点符号，导致不同的人对这句话的点校也不同。如我国大陆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汉书》是这样点校的：“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4]假若按前一种点校本理解，那么，《后汉书》里已有与现代含义相近的“心理”一词，若果真如此，则早在东汉时我国就出现了“心理”一词，因《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的东汉断代史；如果按后一种点校本理解，那么，《后汉书》里仍是将心与理分开讲。概言之，在中国古籍里确有与现代意义相近的“心理”一词，只是不同的学者对于“心理”一词出现的时代略有不同意见而已。
但是，直至现在，研究者仍未发现我国的古籍中有“心理学”一词。1889年颜永京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约瑟·海文的著作《心理哲学：包括智、情、意》(Mental Philosophy:Incuding the Intellect,Sensibilities and Will)一书，将之定名为《心灵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心理学译著。颜永京为何将"Mental Philosophy"译为心灵学？原由可能有三：①当时他不知道有“心理学”这个名字，他译心灵学乃源于希腊文“心理学”原意，即“灵魂学”之意；②他译的《心灵学》，开头即讲“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有心灵”之意，所以译称“心灵学”；③他按照我国古籍中对“心”、“性”等精神的东西统称“心灵”，于是译作“心灵学”。[5]
“心理学”一词的创译者是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周(1829-1897)，西周译的奚般氏《心理学》于1875年出版，该书的书名就译称《心理学》，书内使用了“哲学”和“心理学”（但有时仍用性理学）两词。所以，日本心理学界公认“心理学”这一名称是西周从“性理学”改译而来，由他首创和命名的。在中国开始刊用“心理学”名称约在1896或1897年。这时期在清光绪维新变法和改革旧教育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派遣留日学生去日本，同时，聘请日本老师来中国，并且积极主张翻译日书。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学”的名称也随之传入我国。1902年日本久保田贞著的《心理教育学》在我国出版，1903年我国又出版了日本大濑甚太郎和立柄教俊著的《心理学教科书》。此后，心理学一词在我国通行起来。因此，心理学一词是由日本引入的。[5]当然，日本的心理学一词即采自汉字，属于音读，且意思也同汉语一样，其心理学一词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样，即使我国近代用以翻译"Psychology"的“心理学”一词来自日本，也只能说是“出口转内销”，而不像某些人或某些书说的是“外来语”[6]。
不过，即便是“出口转内销”，也仍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至少从目前的研究看，中国古籍中的确未发现有“心理学”这个名称。于是乎，不同学者对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的问题有不同意见，进而发生争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2.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的心理学不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
争论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的另一主要缘由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不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
大家知道，近现代西方心理学是在西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引进生理学、物理学的实验方法而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心理学的，所以，西方尽管在16世纪之前也无“心理学”的名称，以致于培根(1561-1626)当年在科学分类中将心理学列为灵魂的哲学，梅兰克森(1497-1560)首先在一次讲演中采用心理学这个概念，到沃尔夫(1679-1754)才使这个概念流行于世。既然如此，为什么西方心理学史专家在论述西方心理学的起源时要追溯到古希腊呢？这是由于：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诞生的，这样，西方心理学史专家在撰写西方心理学史时，为了追溯某种心理学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很自然地就会去写西方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并且一直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写起，这对西方心理学家而言，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一个“来龙去脉”，都有一个历史渊源。
而我国近现代的心理科学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换句话说，我国的近现代心理科学并不是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演变而来的，这样，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就会质问自己：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吗？如果说没有，好象有点与情理不合，号称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居然会没有心理学思想？假若有的话，为什么心理科学没有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诞生出来，而是首先诞生于西方？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什么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对于这个问题，限于本文的旨趣，这里不多讲，只略提一下，即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种种见解，如冯友兰先生就曾撰专文探讨这个问题[7]；现代新儒学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探讨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出“科学”以及如何将近现代意义的“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起来。
既然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不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那么，对于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的问题就会有争论了，即凭什么我们能说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
二、如何证明中国古代本有心理学思想？
中国古籍中本无“心理学”这个名称，而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又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这样，当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的思想叫作“心理学思想”时，就有个是否“名符其实”或“名正言顺”的问题。这是由于：西方人将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某些思想（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叫做“心理学思想”，这在他们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像给人取名字，爱叫什么就取什么，叫“心理学思想”可以，叫别的名称也行。第一次命名是有完全的主动权的。而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和西方的心理学思想有较大的差异。两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几乎都完全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在一个名称下统一起来呢？这表面上看是一个“正名”的问题，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无心理学思想的问题。这使得我国的一些心理学专家在撰写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论著时，都会在开篇论述一下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什么及怎样研究的问题，目的在于证明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有心理学思想，只是没有这一个名称而已。[8](P6-7)
那么，怎样证明中国古代本有心理学思想呢？对于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来证明中国古代本有心理学思想；一是通过基本问题论证来证明中国古代本有心理学思想。就目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而言，前一种做法用得较多，后一种做法正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1.内容相似论证法
如何证明中国古代本有心理学思想呢？综观前辈的做法，常用的方法是“内容相似”论证，即以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框架或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一些与西方心理学思想内容类似的东西，假若找到了这些东西，那就证明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心理学思想。如燕国材曾说：“按照心理学体系去分析、整理中国古代的零碎不全的心理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这种系统化的过程中，就容易看出古代心理思想的庐山真面目，如果不用现代心理学的体系去对照古代的心理思想，就很难了解后者的真实价值。”[9]杨鑫辉也主张要“以现代心理学概念、体系为框架”来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10]。而根据现有研究成果看，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来“筛选”中国古代思想，发现其中的确蕴藏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如一部《心理学通史》，在第一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中，用了56.8万字的篇幅来阐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11]。需指出，这种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来证明中国古代有丰富心理学思想的做法，并不是中国心理学史专家的“发明”，冯友兰当年撰写《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时，为了证明在本无“哲学”这一名称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哲学思想，早就使用了“内容相似”论证法[8](P9)。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2]
不过，运用“内容相似”论证法来证明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从理论上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只能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找出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类似的心理学思想，而不能找出与西方心理学思想不同的、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因“内容相似”论证从方法论上讲属于一种“求同研究”（或称“求同原则”）。所谓求同研究，意即在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主体部分是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找出中国古代思想中与外国（主要是西方）的心理学思想类似的心理学思想。这一做法隐藏的背后假设是：尽管中外学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由于人类的心理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因此，中国先哲也会提出一些与外国学者相类似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求同式研究的优点是较易做；缺点是深度往往不够，难以发现与外国心理学思想不同的、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这就大大削弱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价值，并引来了这样的批评：“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按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切割和筛淘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13]
2.基本问题论证法
为了克服内容相似论证法自身的缺陷，我们认为，要想证明中国古代有无心理学思想，最佳的论证方法应是“基本问题”论证法。基本问题论证法的长处在于：从理论上讲，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既可以有相同的回答，也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回答。这样，只要有证据表明中国先哲也探讨过心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能证明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有心理学思想，至于中国先哲的“解答”是否与西方先哲的“解答”一样则无关紧要。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蕴藏的、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留下了“生存空间”，也使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中贯彻求异研究原则成为可能。
基本问题论证法的基本思路是：先讲明什么是心理学及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然后再看看中国古人是否也曾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假若能拿出证据说明中国古人中也曾有一些人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能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中确有心理学思想。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人的心理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东西？人的心理现象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人的心理遵循哪些规律？怎样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去办事？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只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先哲的确也曾作过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尤其是对于怎样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去办事这一问题，中国先哲有着许多独到的研究，这就是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社会心理学思想、管理心理学思想和心理养生之道，等等[11,14]，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心理学思想，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未演化出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于是，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也就未像西方古代的心理学思想那样，自然而然地演化出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
当然，为了使基本问题论证法不致于流于形式，我们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要切实贯彻求同与求异相结合的原则。这正如现代新儒学大家熊十力所说：“凡言学者，宜求析异，亦不可忽于观同……故知言同不能无异，言异不能无同。”[15]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求同原则在上文已讲，何谓求异原则呢？所谓求异原则，意即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与整理中，要适当参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相关学科——如中医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成果，甚至还要适当参照有关描述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一般常识，以发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外国的心理学思想之间的相异之处。这是由于人类的心理存在着一定的个性，再加上中外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必然也会提出一些与外国学者所不同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求异式研究的优点是，最易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使得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深度；缺点是较难做。正由于此，就现有的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看，属于求同式研究的较多，属于求异式研究的较少，以至于招来了诸如“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之类的批评。而当年冯友兰先生之所以能写成轰动一时，至今仍有相当影响的《中国哲学史》，也主要是在该书中做了大量的求异研究，找出了一些与西方哲学思想不同的、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哲学思想。换句话说，冯友兰当年尽管以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落窠臼，灵活运用了求同与求异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为了提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深度，今后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在切实贯彻求同与求异相结合原则的前提下，应努力多做一些求异式的研究。
三、简短结论
总之，在中国古代的确实没有“心理学”一词，就是与现代心理学含义相近的“心理”一词用得也较少；中国近现代意义的科学心理学也的确不是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诞生的，而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不过，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法和“基本问题”论证法以及现已取得的丰富的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是蕴含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事实上，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心理学思想在古代主要是蕴藏于哲学中的，现代心理科学正是在承继和发展古代学者对精神或心理现象科学解释的传统，再适当地引入生理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无心理学思想，既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无“心理”或“心理学”这个概念为依据，也不是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是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诞生为依据的，而主要是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法和“基本问题”论证法，以及按照这两种思路去做而取得的丰硕的有关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成果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蕴含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中国古代哲学、医学、文学等学科的典籍中包含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更何况，现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先哲对偏重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学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对今天的心理学研究仍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这样，为了能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进而丰富世界心理学思想的宝库；为了能为中国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进而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建设；为了有助于揭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和为了能培养兼具中外心理学思想之长的心理学家等缘同，[16]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今天，我们仍必须重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