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芳[1]2004年在《文学史家王瑶的鲁迅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王瑶在“鲁迅学”学科的独特贡献是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卓然存在。凭借宽广的视界，他不断开拓鲁迅研究的范围，并由于精深的古典文学素养，能够实现超脱“情境”规定而接近“美学”的阐释；在鲁迅和闻朱等的影响下，他形成了自觉的现代的科学的文学史意识和方法论意识，而且用以指导他的鲁迅研究、启示于后学，他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出了“鲁迅学”的范畴；王瑶无论在选择“弃政就学”道路还是在研究的课题、方法与观点上都以鲁迅为效法，从而与鲁迅取得了精神上的联系。 王瑶鲁迅论的突出特点，在于由“古典”而“现代”形成的宏大广博的视野和在此基础上对鲁迅与中外文化关系的宏观把握，特别“是以广博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探讨鲁迅作品的历史渊源，对鲁迅作品进行深广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双重透视。”并且超越了单纯的逻辑推断而进行实证性的具体分析，为鲁迅研究重归“学术”铺平了道路。
彭莉娜[2]2011年在《王瑶现代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走进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建国之后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定了基石。同时,他的鲁迅研究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学术史”命题,都成为了其学术生涯的重要部分。在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发展历程中,学术研究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出现了游走于纯学术和政治间的倾向以及摆脱政治束缚而走向独立的局面,同时作为知识分子个体,由于内心深处“政治情结”的影响,致使在治学时受到政治束缚,处于“政治与学术纠结”的状态。在这一层面上,王瑶进行的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学术史”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共和国成立后,王瑶受教育部委任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纲编写组成员,心系政坛的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二者之间,在选择学术还是选择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因此在从事学术活动时思想立场不坚定,其创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即是这一徘徊的产物。同时,在不同历史阶段,王瑶对鲁迅形象的阐释也不尽相同。虽然到八十年代王瑶提出了“学术史”的命题,即“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具有了“学术先觉”的意识,但是对政坛的一心向往,影响了王瑶的治学心境,使其最终在学术道路上留有悔恨与遗憾。本文旨在通过对王瑶具体治学对象及成果、治学道路上的转变及原因进行基本的梳理,探寻“独立个性”与“政治情结”在王瑶学术生涯中的影响,进而思考王瑶学术心路历程对后世学人治学的启示。
陈正敏[3]2009年在《意识形态与范式转换》文中提出论文以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学者的现代文学史观为切入点,以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为主要理论框架,以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学史观的关系为中心线索,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了49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几种文学史观,并进一步逼问出其文学史的元叙事。在本文中,一种元叙事意义上的文学史观,亦对应一种相应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第一章,首先分析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王瑶的这部重要的文学史着作,反映了王瑶的新文学史观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同构,本质上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文学符号与象征系统收编与征用的结果。接着论述了“文革”后王瑶文学史观的重要变化,指出王瑶晚年的现代文学文学史观转向了体现五四启蒙价值理念的启蒙文学史观。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文学史元叙事,更显示了一种与胡适所代表的启蒙立场的亲近。第二章,先分析了严家炎的现代文学史观,认为的流派研究显示了严家炎多元文学史观念,不过其文学研究的模式,主要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模式。接着,论述了孙玉石的文学史观,指出孙玉石的诗歌研究,具有一种追求体系化、系统化的倾向,而且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的研究,显示了他建构东方民族现代诗的构想和雄心。最后,文章论述了谢冕的文学史观,指出谢冕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是一种以悲情为主题和主调的文学史叙事。他的文学史叙事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带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鲜明烙印。这一代的文学史家所做贡献,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景观的恢复和呈现,而他们的研究方式也更多地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氛围相密切。第叁章主要论述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的文学史观。文章认为,在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苦难”是他文学史叙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其文学史观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力求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苦难上升为精神支援,从而使他的文学史研究具有了某种超越的品格。同时,论文还通过对钱理群思想语法的分析,指出了他的某些思想陷阱。论文接着论述了陈平原的文学史观,认为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始终都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而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思路——寻求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剧情主线”。在这种寻求中,陈平原努力“走出五四”,不为五四先贤的既有理念和研究、认识框架所局限。这使他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对历史的连续性表现出强烈兴趣。另外,陈平原的文学史研究,具有一种力求意识形态退隐的自觉追求,而努力使文学史、使学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又与他学术求真的超越追求相联系。最后,文章指出,陈平原的学术研究,表现出一种承续五四以来的现代学统的自觉意识。温儒敏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表现出一种稳健的特点,从思想方法到题材都显得较为拘谨。但温儒敏的现代文学史观,反映了现代文学学科要求保持学科内部稳定性的要求,这是学科常规建设的所必需的。这一代现代文学史家的文学史观和他们的文学史研究,与上一代学者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反映现代文学学科的自我反思——元叙事意义上的自我反思。第四章主要是以孔庆东和李杨为中心,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指出了它与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史观的联系:他们都把现代文学史与权力相联系,最终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权力的工具和附属物。第五章主要结合前文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超越关怀问题,就实现现代文学史的超越关怀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
宫立[4]2010年在《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文中研究指明樊骏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的突出代表和典型,他是现代文学学科的政务官,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水磨工夫”,樊骏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意识,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要实现“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从今天的认识水平对历史进行新的审视结合起来,历史感和现实感并重,实现历史主义和当代性的统一”,努力实现现代文学学科的“不再年轻,走向成熟”,他总结并参与建构现代文学学科传统,重视学术新人的培养,倡议并捐款设立王瑶学术奖、勤英文学研究奖。他又是一名出色的事务官,他的老舍研究等作家研究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本文结合樊骏的学术人生的跋涉之路对樊骏的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作了阐明。
宫立[5]2015年在《“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文中认为学界对“十七年”(1949-1966)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一向注重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已经公开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学史着。因此,关于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还有一些各高校内部流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教材等值得关注和研究,它们也许未能最终出版,只是一某种草稿、大纲、征求意见稿等各类原初文本与未刊稿存在,例如,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史讲稿》、钱谷融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他个人公开出版的《书话》等,正是属于这类长期被湮没、也未引起学界关注的代表,它们都是“十七年”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考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研究空间。从对已有的任访秋、钱谷融、唐弢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这叁位学人的现代文学史编纂方面的着述和贡献,很有文学史研究价值,亟待深入开掘。本文尝试在对唐弢、任访秋、钱谷融或主编或参与或独自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不同学术风格,从版本和文本变迁的角度切入,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性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书写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可以补充前说的观察和思考,促进对现代文学研究史、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任访秋在1944年、1953年、1957年写出了叁本不同的现代文学史,并且格外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其所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业已引起学界瞩目,笔者着重对新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稿》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学界对钱谷融的文学史研究的讨论是一个空白。以往关注的焦点都放在《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几部名作上,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他也曾参与编纂过现代文学史。从钱谷融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义》中的曹禺专章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无意于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但是在讲义中有意识地把重心放在了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鉴赏方面,例如,钱谷融在《中国现代文学讲义》曹禺专章中对《雷雨》、《日出》的分析,就为我们提供了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的范例。而唐弢主编的叁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所以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把它视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恢复期的文学史着的代表而进行研究。但是,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经历十分坎坷,时间跨度也较大,因此,笔者借助新找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以及相关的史料,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过程中所经历的诸多曲折、坎坷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以此分析它所折射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艰难历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辛苦跋涉。并在对唐弢书话的撰写史作整体描述的基础上,试着将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期间公开出版的《书话》的版本变迁作细致梳理,并与内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作一对读,来探讨唐弢书话的别样的文学史意义。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唐弢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寻和文学史叙述语言的精炼,任访秋注重对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与梳理,钱谷融注重从文本细读阐释文学史、注重对作家作品的经典研读、在文学史论述中更关注对文学性的追求。尽管唐弢、任访秋、钱谷融叁位学者在“十七年”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探索,在当时文学史研究趋于政治化的大环境中,未必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纂实践,对于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及其研究的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佚名[6]1990年在《王瑶先生逝世》文中提出着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因病于1989年12月1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75岁。12月16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向王瑶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王瑶先生追悼会于12月27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王瑶先生是第二、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商盟中央委员,中国作
古大勇[7]2013年在《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两岸的“鲁迅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产生多部新文学史着作中,鲁迅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于鲁迅的整体评价,大陆的文学史家无条件地认同毛泽东的"鲁迅论",一起加入到时代性的"神化鲁迅"的集体合唱中去,台湾则出现"矮化"、"丑化"鲁迅倾向与客观评价鲁迅倾向相互并存的局面;对于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诗)的评价,在整体肯定的背景下,大陆多呈现出以"战斗性"、"反封建"为基本内涵的一元化阐释趋向,台湾则表现出相对多元化的阐释;关于鲁迅杂文的评价,台湾和大陆呈现出毁多誉少的评价和"一边倒"式肯定的差别;另外,两岸史着中分别存在着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目的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附会式"阐释;最后,两岸史着中存在一个具有不同内涵的评价鲁迅的"两段论"现象。
杨康鑫[8]2012年在《略论王瑶对鲁迅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体系中是最为完备的部分。王瑶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坚持使用"史"的观点来研究鲁迅。本文以王瑶研究鲁迅的论文为出发点,概括了王瑶研究鲁迅的两个方面: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关系和学者鲁迅,并结合王瑶自身的人生经历充分挖掘了王瑶研究鲁迅的意义。
刘琦瑜[9]2012年在《在游谈中育人：以王瑶为个案的解读》文中指出王瑶（1914—1989）是上个世纪北大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鲁迅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他培养了诸多优秀的学生，诸如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赵园等，都是北大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学者。因此，他不仅是位学识渊博的文学史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本论文，以游谈为主线，围绕游谈构架了论文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王瑶游谈成癖的根基，通过对他人生各阶段的梳理，使王瑶的游谈有了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分析王瑶在游谈中教育智慧。首先是介绍他游谈中的价值取向，其次着重分析王瑶在“神聊”中体现的智慧与魅力。第叁部分，从学生的角度，引证了王瑶的教育智慧对学生智慧的启迪与人格的熏陶。第四部分，总结游谈这种育人形式对当前教育的启示。
贺娟[10]2009年在《论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上的贡献》文中提出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里一份异常宝贵的财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贡献主要有叁大方面: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藏书与书话的贡献。在鲁迅研究上,唐弢对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有新见解。唐弢在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应该是他对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他概括了鲁迅的辩证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真、善、美的统一的见解。唐弢作为一个杂文家,他对鲁迅研究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对鲁迅的杂文研究。唐弢选择了一个研究的新角度即审美的角度,从杂文的审美特点来探索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将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与其审美价值结合起来研究。鲁迅小说研究是鲁迅学中最有成就的一个领域,唐弢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唐弢对鲁迅家庭生活和文献的研究是他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唐弢对鲁迅着作的辑佚、考订、编校的成就,在鲁迅研究史上是功德无量的,甚至要超过他在鲁迅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的论述。唐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主要是他的文学史观,提出了重写文学史和当代无史的观点。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版本上与别的文学史相比,扩展了研究的范围,论述评价也更准确中肯。唐弢在版本学上是颇有成就的,他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现代版本学”的奠基人。唐弢正是以“书话”这种体裁谈了新书的版本,使人们认识到新书也存在版本研究,打破了人们把版本研究局限于古籍的传统,从而开辟了版本学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文学史家王瑶的鲁迅研究[D]. 高玉芳. 河北大学. 2004
[2]. 王瑶现代学术思想研究[D]. 彭莉娜.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1
[3]. 意识形态与范式转换[D]. 陈正敏. 复旦大学. 2009
[4]. 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D]. 宫立. 汕头大学. 2010
[5]. “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D]. 宫立.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6]. 王瑶先生逝世[J]. 佚名. 鲁迅研究月刊. 1990
[7]. 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两岸的“鲁迅书写”[J]. 古大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
[8]. 略论王瑶对鲁迅的研究[J]. 杨康鑫.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
[9]. 在游谈中育人：以王瑶为个案的解读[D]. 刘琦瑜. 河北大学. 2012
[10]. 论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上的贡献[D]. 贺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王瑶论文; 鲁迅论文; 唐弢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陈平原论文; 钱谷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