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志朋[1]2001年在《叙述学：作者“死亡”之学？》文中指出叙述学(narratology)，一译叙事学，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极大的文论之一，同时也是极易为人误解的理论。叙述学以“叙述者”为基础性概念；而作者问题是叙述学隐蔽的、核心的问题。在一部分叙述学家看来，文本是叙述者叙述出来的，文本中的一切都出自叙述者，而叙述者不是作者。既然作者什么也没有说，他与文本没有任何干系(除写外)，那么，作者也就“死了”。人们也由此把叙述学视为“作者‘死亡’之学”并加以诟病。对以上叙述学家的观点，另一些叙述学家表示不赞同。我们支持这后一部分叙述学家的观点，因为在我们看来，持作者“死亡”论的叙述学家不能否定人的主体地位；他们对叙述的层次及隐显的分析有意遗忘了作者；他们回避了作者是文学主体这个事实，同时也就回避了文学是精神生产这个事实。作者实际上是不可能“死亡”的。 然而叙述学的作者“死亡”说又有其合理的理论内核，具有独特的价值。作者“死亡”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从文学理论层面看，叙述学作者“死亡”说是20世纪文论逻辑发展的结果。传统文论将作者视为文本阐释的绝对界限，将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的状况(文本的外部世界)视为理解文本的不可或缺的参照系。20世纪各种新兴的文论则对此大力反驳。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斩断，将形式、技巧视为文学的“文学性”所在；新批评将文本视为批评的真正对象，认为(文本的)意义由文本自身决定。叙述学则继承了前二者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并且在更高的层面上超越了它们。在叙述学的“作者之死”中，“作者”其实已经成了“中心”、“权威”的代名词；置“作者”于死地，就是要推倒权威，消解中心。叙述学以“杀死”作者为旗号，将妄图在文学世界中僭占权威之位的任何存在物都给予否定。而通过这种工作，叙述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较为合理的文学世界的图景。 “作者之死”说的深刻意蕴还在于其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层面。在巴尔特等叙述学家看来，传统的文学(小说)为资本主义服务，“作者”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代言人。因而，作者“死亡”，即要求作家放弃那种帮衬者角色，转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作者之死”于是可读解为一种诅咒，因为“作者”在此也可以意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权力秩序。“作者‘死亡’说”表明叙述学敢于蔑视和否定任何权威，体现了叙述学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提出“作者之死”，即要求否定那种唯一中心或权威，这实际上是叙述学时代心声的结果。不管从文学层面来看，还是站在广阔的社会层面去观察，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下对权威的否定和消解都已经是当今的一种客观现实，反过来说，客观现实状况证明了叙述学言说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 时光的推移似乎将叙述学推到了历史的阴暗之中。但我们认为，由于“叙述”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存在，叙述学，尤其是它的精神品质，将长久流传下去。
胡兴文[2]2014年在《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叁，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叁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叁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叁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参考文献：
[1]. 叙述学：作者“死亡”之学？[D]. 滕志朋.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2].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兴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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