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魏论文,河南论文,之地论文,之争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对侯景叛东魏所致的东西魏梁三国争河南之事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由学界不重视侯景乱东魏造成的。实际上，三国争河南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对公元534年（梁中大通六年， 北魏永熙三年）后形成的三国鼎峙格局的第一次带有根本性的破坏和冲击，是促使三国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重要开端。我们这样看，是因为从公元534年到546年即侯景叛东魏前，主要是北方二国即东西魏之间发生战争，而梁多采旁观立场。就东西魏战争说，它实际是北魏末年一系列变乱所引起的战争的延伸和继续。侯景叛东魏则使势态变得不同，三国都卷入争战之中。从此到北周灭北齐，无论是南方的梁、陈，还是北方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再不能使自己置于有全局意义的事变之外。这一切都是以侯景叛东魏为起点的。而侯景叛东魏所致的三国争河南之事，则是促使三国卷入运动漩涡的真正开始。以后的侯景乱梁，西魏取剑北、定蜀地、平江陵等等，都可视为三国争河南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的结果。因此，对三国争河南之事加以探讨，对认识南北朝历史的发展是有意义的。本文以篇幅所限，仅就河南的重要性、三国之争及东魏保有河南的原因进行论述。
一、河南的重要性及三国之争
我们所说的“河南”之地，是指侯景所任河南大行台所辖之地。它的重要性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广大的地盘、丰富的物产、可观的军队，以及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体现出来的。从地理位置说，河南与梁、西魏相接，特别敏感；从地盘说，它西起函谷关，东到海，北至河，南达淮，约相当于东魏版图的三分之一；从物产说，除丰富的农产品外，还有青州沿海之地的海盐等（注：参《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从军队说，应确如《南史·侯景传》（卷八○）所说有十万（注：《南史·侯景传》说高欢使侯景“拥兵十万”。《梁书·侯景传》（卷五六）载慕容绍宗追击侯景，景退入涡阳时，景“马尚有数千匹，甲卒数万人”。《资治通鉴》梁太清元年十二月叙其时景有“士卒四万人”。案，绍宗追击侯景时，是侯景即将丧败之时，其叛乱之初，叛军人数必更多。河南西兖州以东（过河南之半）的州郡不从景叛，因此，其军尚不在叛军数内。由此算来，侯景所辖河南之地的军队，至少有十万。），这是东魏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从历史文化说，河南除了“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注：《隋书·炀帝纪上》仁寿四年十一月。）的洛阳以外，还有如庖牺氏、神农氏所都的陈（注：参《水经·渠水注》及《晋书·地理志》。），少昊所都的曲阜（注：参《晋书·地理志》。），汤所都的毫（注：参《尚书·立政》“三毫”下《正义》所言。），以及春秋战国时著名的齐、鲁、韩、魏等国的国都，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河南的地位变得崇高。正因为如此，河南之地为东魏所珍视，也为西魏和梁所注目。于是，侯景一叛，河南成为三国所争的焦点。
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梁太清元年， 西魏大统十三年）正月，侯景在河南叛东魏，东魏、梁和西魏都出兵。东魏出兵在正月（注：参《魏书·孝静帝纪》。），梁出兵在三月（注：参《梁书·武帝纪下》、《南史》卷七《梁本纪中》。），西魏出兵在五月（注：《周书·文帝纪下》记出兵在三月，误。《周书》卷一五《李弼传》载：“东魏遣其将韩轨围（侯）景于颍川。太祖（宇文泰）遣弼率军援景，诸将咸受弼节度。”同书卷一八《王思政传》载：“侯景叛东魏，拥兵梁、郑，为东魏所攻。景乃请援乞师。当时未即应接。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又言“周文（帝宇文泰）闻思政已发，乃遣太尉李弼赴颍川”。《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载宇文泰遣李弼在六月。《周书·文帝纪下》记韩轨等围景于颍川在正月，必误，因正月高欢死，侯景叛，在河南有防，高澄在正月于邺都遣韩轨等出兵，不可能在半月左右时间即围景于颍川（侯景于正月辛亥即十三日反）。《资治通鉴》系韩轨等围景于颍川在太清元年五月。案《周书·文帝纪下》大统十三年无五月事，殆今所记三月事实为五月事。若此推测不误，则今“三月”实为“五月”之讹。《魏书·孝静帝纪》记王思政出兵在武定五年正月，更是大误。）。东魏出兵早最，这是很自然的。梁出兵晚于东魏。但梁在二月庚辰才得侯景降表，三月甲辰出兵，其间只有二十余天之隔，已不为晚了。西魏出兵最晚，可它得侯景降表早于梁。《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记侯景以河南六州附西魏在大统十三年正月。这应是侯景所送降表到达长安的时间。可是出兵却在四个月之后。这反映了西魏人对此事的犹豫冷静态度。
西魏出兵背景，《周书》卷一八《王思政传》载：“（大统）十三年，侯景叛东魏，拥兵梁、郑，为东魏所攻，景乃请援乞师。当时未即应接。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侯景“请援乞师”，西魏为什么“未即应接”呢？原来西魏内部对是否出兵意见不统一。上引《王思政传》材料已透露这信息。而《周书》卷一五《于谨传》所载说得更明白。该《传》说“及侯景款附，请兵为援，太祖（宇文泰）命李弼率兵应之。谨谏曰：‘侯景少习兵权，情实难测。且宜厚其礼秩，以观其变。即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听。”《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载宇文泰“遣太尉李弼赴颍川”，是因为他“闻思政已发”。《资治通鉴》太清元年五月述于谨之谏在王思政出兵之前，李弼出兵在王思政出兵之后，可谓深解其事，得其顺序。《资治通鉴》又载：太清元年二月，西魏以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西魏授侯景此职爵早于梁授侯景职。根据此点，再结合上列材料，可知西魏对侯景来降事的反应既十分迅捷，又相当冷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西魏自知国力不足，不愿花兵力去争无把握之地。于谨的言论实是西魏国力不足的反映。西魏与东魏有多次战争之后，对自身的实力有了清醒认识。尤其是大统九年（公元543年， 东魏武定元年）因纳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即高慎）事，教训了西魏。该年二月，高仲密叛东魏，宇文泰领兵援之。结果不仅一无所获，而且与东魏交战，遭致惨败，三万余人被杀（注：《北史》卷五三《彭乐传》。《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又参《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神武纪》。案今《北齐书》此纪实补自《北史》，兹以二者文字几全同之故，故不以《北史》之文为先）言高欢于芒山大败宇文泰，“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亦言擒四百余人，俘斩“六万余”。当不可信，失之于夸。《资治通鉴》亦从《北史·彭乐传》（参《资治通鉴》梁大同九年）。《考异》有言。），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注：“柬”，《北史》卷五三《彭乐传》作“东（東）”，《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作“森”。）、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巨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及督将僚佐48人被虏（注：《北史》卷五三《彭乐传》。），甚至连宇文泰本人都险些为东魏所获（注：《北史》卷五三《彭乐传》。）；东魏甚至因此战之胜而生“混壹东西”之念（注：参《资治通鉴》梁大同九年。此为封子绘语。《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附封子绘传》载子绘语作“混一车书（車書）”。二者意同。《资治通鉴》殆为了使文字晓畅而改文。），陇右清水氐又乘西魏之败，据险作乱（注：参《周书》卷三三《赵昶传》、卷四九《异域上·氐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战之败，使西魏几乎有丧邦覆社之虞。再加当时柔然与吐谷浑都是亲东魏的，对西魏也都是潜在威胁。所以，当侯景来降之际，西魏人自然会联想到纳高仲密之事，这样，西魏人不得不变得冷静，愿坐观局势变化。
三国争河南，是由河南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本来，在三国鼎峙之局中，亦犹如南北分立一样，均势都是极为重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均势中失衡。一旦一方在均势中失衡，就是将自己的政治、军事空间展露给敌国。不论这种政治、军事空间显露于何处，只要敌国便于插手，就一定会插手。因而处在失衡状态的一方遭受敌国攻击，就不可避免。这是从魏、蜀、吴分立以来的历史多次显示了的。以后的历史，只要有类似的格局，也都多少循此规律发展。侯景叛东魏，是东魏国家的大分裂，这样，东魏在与西魏、梁的鼎峙关系中即处于失衡的地位，出现了西魏和梁都可以抢夺的政治军事空间。叛乱又是发生在河南，此地十分重要，又极便于二国插手，故二国都出兵了。东魏绝不愿轻易失去河南，必出兵去保。这样就出现了三国争河南之事。那么，河南之地对三国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东魏说来，河南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从军事意义说，河南是邺都的重要屏障。如果保有河南，邺都就等于处在安全稳固状态。而如果失去河南，邺都就等于直接暴露在敌国面前。敌军渡过黄河即可威迫邺都。所以，黄河之于东魏犹如长江之于南朝，都是“巨防”；河南之于东魏亦犹如江淮之于南朝，都是“屏障”。不同的是，“长江”作为南朝的“巨防”，作用更大一些，因为长江无冰期，而黄河却有冰期，而且长江水势更大，更为难渡。这样，可以看出，东魏河南作为屏障的意义就更大于江淮之于南朝。所以，东魏要保持政权稳固，必须保有河南。
从政治意义说，东魏保有河南，就远比南朝保有江淮显得重要，因为江淮远没有河南那么重要的政治文化历史地位。东魏保有河南，就是保有“自古之都，王畿之内”（注：《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保有北魏迁洛以来的河南之域，从而保有得正朔，居“天地之中”，比拟周、东汉等名朝的优越地位。孝武帝西迁后，东魏从洛阳迁都邺城，那完全是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而不是由于高氏认为洛阳不重要，甘愿放弃。二魏分后，虽然连年战争，各有胜负，似乎双方相当，不分上下。但从全面来看，东魏实际占有优势。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东魏拥有河南之地。
正因为如此，东魏必须保有河南。所以，侯景叛后，东魏迅速出兵。武定五年正月，东魏遣韩轨等率军讨侯景。五月，又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之众昼夜兼行以讨侯景。军事进攻之外，东魏在外交方面也作努力。四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纬聘梁，见于《魏书·孝静帝纪》（注：《魏书》卷四九作“李系”（见《李灵传》附传），亦言武定五年使梁事。《北史》卷三三作“李纬”（见《李灵传》附传）。《资治通鉴》太清元年四月亦作“李系”，《考异》有说。《魏书》卷四九《校勘记二》谓本名“纬”，《魏书》避北齐后主高纬讳而改作“系”。案：避讳事，有可能，今从之。）。《孝静帝纪》不言其详。但从当时的局势推测，李纬聘梁，必与疏通二国关系，希望梁保持中立，不助侯景，也不与西魏联合攻击东魏，甚至帮助东魏平定侯景有关。外交之外，东魏还从政治上攻击侯景，以求瓦解其叛军。举凡武定五年八月高澄以书谕景，语以阖门无恙，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还其宠妻爱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摄，及武定六年正月，慕容绍宗与侯景于涡阳对阵时，绍宗披发向北斗为誓，告诉叛军，“尔等家并完”，“若还，官勋如旧”等，都是政治攻击的具体事例。外交、政治之外，东魏主要从军事上作努力，以击溃敌军和叛军。梁遣萧渊明等率大军进攻东魏以后，东魏也遣大都督高岳、金门郡公潘乐、东南道行台慕容绍宗率军抵御梁军，并于寒山打败梁军。打败梁军之后，又乘胜进击侯景，并于次年正月打败侯景，迫使其南逃入梁。打败侯景之后，东魏又以大军攻西魏王思政军于颍川。战争开始于武定六年四月，并一直持续到次年六月，前后出军二十万，史称东魏出“倾国之师”以攻思政。（注：《周书》卷一八传论。东魏攻颍川军数，前有慕容绍宗所率10万之众，后有高澄所率10万之众，后有高澄所率10万之众，共20万。但言“倾国之师”，则有所夸大。）。东魏最优秀的将领慕容绍宗和刘丰生都死于此役，军队伤亡亦重，所付代价极高。尽管如此，东魏必须使河南不存在他国之师。东魏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保有河南，因为河南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的政治军事价值。
河南对梁朝说来，意义也非常巨大。自从东晋南渡以来，历朝都想控制河南，可是都未能做到。梁也想控制河南，所以从大通以后多次派兵，试图夺得河南，但都失败了。可是梁武帝没有放弃克复中原的愿望和努力。这就是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的原因。《梁书》卷三八《朱异传》记此语于侯景降梁之前，不言具体时间。《资治通鉴》记时间在太清元年正月乙卯，且稍详于《梁书·朱异传》，曰：“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资治通鉴》所记当有依据。案：侯景于正月辛亥反。依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乙卯为十七日，辛亥为十三日，其间仅有四天之隔。如此，则知梁武帝之梦必在侯景降梁之前。当时侯景叛东魏的消息，当未传到建康。那么，梁武帝为什么有此梦呢？我的看法是：这是梁武帝对克复中原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河南河北局势的一种敏感的反映。正因为梁武帝有克复中原的愿望，所以，他不顾谢举等人的反对，坚持要纳侯景，并辩解说：“得景则塞北可清”，又说“机会难得”（注：见《资治通鉴》太清元年二月。《梁书》卷三七《谢举传》不载侯景降事。《南史》卷二○《谢弘微传附谢举传》载侯景降事，但不载《资治通鉴》之语，仅言“侯景来降，帝询访朝臣，举及朝士皆请拒之”。《资治通鉴》当别有所据。）。所以，从太清元年三月到八月先后遣羊鸦仁、萧范、萧渊明等率大军去争河南之地。
对西魏说来，河南同样是重要的。《周书·王思政传》王思政所说“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其意不能详知。但从河南的地位着眼，也可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西魏如果能拥有河南，在政治军事上不仅胜过东魏，而且也胜过梁朝。从政治上说，这是得“自古之都，王畿之内”的洛阳，可以增加得北魏正朔的色彩，从而使东魏变为伪政权，高欢等人都显出国贼面孔。易言之，西魏若能拥有河南，就等于是在与东魏争北魏正统的较量中取胜了。这必然使人感到西魏势力蒸蒸日上，而东魏则走向没落。这对改变西魏眼前的恶劣处境，是有作用的。从军事上说，西魏若能拥有河南，就等于是在东魏和梁之间强行插入一道楔子。这一来，就打破了以往十年多时间以来东魏和梁直接接触的局面。即使不能因此消灭东魏，也可以使西魏在外交关系上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梁势必重新选择西魏作为通和对象，因为梁与西魏有漫长的边界，而与东魏的接触之道又被阻断。而一旦梁被迫与西魏通和，西魏的声势势必有所增加，这又势必影响北边的柔然和西南方的吐谷浑。这二国有可能因西魏实力声势的增加而背东魏，重新选择西魏作为通和对象。这对西魏与东魏之争无疑有极大的好处。从后来西魏从梁夺地，实力有所增加，柔然、吐谷浑与北齐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及突厥在长时间内完全亲宇文氏的情况看来，以上分析的结果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夺得河南对西魏的巨大意义。不仅如此，西魏出兵河南，因有侯景的武力基础，既可使西魏少军事代价，又可以得到实际好处。此种情况，终于使西魏不能置身事外。
正因为这样，王思政出军后，紧接着，宇文泰即遣李弼、赵贵、韦法保、贺兰愿德等率军与王思政一起争河南之地了。
三国争河南，既是军事之争，又是政治之争。在这场争战中，西魏和梁都无所得，东魏终得保有河南。
二、东魏保有河南的原因
东魏在付出很大代价之后，终于保有河南之地。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举出三点。第一，梁军缺乏战斗力。梁前后三次遣军。太清元年三月遣羊鸦仁等军，六月遣鄱阳王萧范之军，八月遣萧渊明等军。羊鸦仁等之军共3万。萧范所督之军其数不知，可能少于羊鸦仁等所帅之军，但也不会太少。因为萧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任务是击西魏荆州治所穰城（注：参《梁书·武帝纪下》太清元年六月、同书卷二二《萧范传》、《资治通鉴》太清元年六月及胡注。）。萧渊明等所领之军最多，达10万（注：《北齐书》卷二○《慕容绍宗传》。）。这说明，梁先后三次所遣之军有可能达十四五万。梁所遣三支军队中，萧范之军有何成绩，不得而知，因为不见记载，且萧范不久就改任南豫州刺史了。羊鸦仁等所督之军中，邓鸿所将之兵到达汝水，羊鸦仁自己所率之兵入据悬瓠。梁武帝因此下诏“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注：参《梁书·武帝纪下》。）。在此之前豫州治寿阳，南豫州治历阳。以羊鸦仁为司、豫二州刺史，镇悬瓠。又以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项城。殷州为改东魏北扬州而来（注：梁以项城为殷州，项城为东魏北扬州治所，分见《梁书·武帝纪下》及《魏书·地形志中》。）。似乎战果辉煌，但实际是全由侯景降梁所致。侯景降梁，悬瓠、项城一带即对梁军开放，故羊鸦仁等可未经战斗而取地。这不说明梁军有多少战斗力。而萧渊明之军不仅没有夺得东魏之土，而且损失得十分惨重。寒山一战，梁兵大败，贞阳侯萧渊明及其将帅二百余人被擒，“五万”人被“俘斩”，因冻乏溺烧而死者“不可胜计”（注：参《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及卷九八《萧衍传》。）。只有羊侃所部结阵而还（注：参《梁书》卷三九《羊侃传》。）。东魏乘胜进围潼州，十二月刺史郭凤弃城走。次年正月东魏打败侯景，景逃入梁后，紧接着豫州刺史羊鸦仁弃悬瓠，还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弃项城走，悬瓠、项城都又为东魏所据。梁出兵十四五万，终于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梁军主帅无将略，以致军无战斗力，破坏了整个局势（注：《资治通鉴》太清元年对梁军主将御军无方，以致梁军不堪作战情况叙述得很详细很清楚，可以参看。）。一着失宜，全局即输。
第二，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西魏和梁各有意图，这是没有形成军事上的配合的主要原因。西魏起初是不想卷入到事件中去。所以，大统十三年正月侯景送降表，举河南六州附西魏时，西魏只是加景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并不出兵。直到五月，侯景再次割东荆、北荆州、鲁阳、长社四城赂西魏以求救之际，西魏仍是犹豫不决。后来，由于王思政引兵向阳翟，宇文泰才被迫出兵，但人数仍不多，只有一万。王思政入据颍川，侯景出屯悬瓠之后，宇文泰使同轨防主韦法保及都督贺兰愿德等将兵助之。二人之兵多少，不知，因不见记载，但估计少于李弼、赵贵所率之军。我们这样估计，是因为二人的资望、地位都在李弼、赵贵之下。这样，西魏前后出兵总共不到三万。可知，即使是到后来，西魏也主要是希望在不花大代价的情况下求得实际好处。西魏对河南期望不高，一则是因为它自知实力弱，再则是因为侯景只是以紧邻西魏的河南六州四城附西魏，为了便于行事，它必须考虑并尊重侯景的意愿，因此不能有过大的土地欲望。
梁与西魏不同，从一开始就很积极，期望很高。它希望独得河南，甚至不限于河南，还希望获得河北之地。这从太清元年二月所加侯景之职有“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可知；从梁武帝所说“得景则塞北可清”的话可知；从侯景上梁武帝降表以“宋齐一平，徐事燕赵”的话相诱也可知。另外，从梁出兵形势，也可以看出：太清元年三月羊鸦仁等率兵趣悬瓠（今河南汝南），六月萧范出兵击西魏穰城（今河南邓县），八月萧渊明等领兵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战线很长，东西延伸，对河南呈席卷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萧范一军。胡三省说梁是“使（萧）范击（西）魏荆州，欲以应接侯景”（注：《资治通鉴》太清元年六月胡注。）。在我看来，此军之遣在王思政出兵之后，以击穰城即王思政所领荆州治所为目标，因而此军击西魏荆州、应接侯景是虚，而实却是干扰西魏，欲将王思政之军从阳翟（今河南禹县）引回，使侯景不得西魏之助，而依倚梁朝，从而达到把西魏排斥在夺地事件之外，独得河南的目的。因为侯景保于颍川，阳翟邻近颍川，侯景易于得到驻于阳翟的西魏之军的声援。侯景在东魏官军的攻击之下，依倚西魏是完全可能的。侯景若依倚西魏，梁想独得河南的计划就将落空。故此，梁要遣萧范率军加以干扰破坏。我们这样说，也可以从荆州的位置看出。荆州靠西，由击此地以应接侯景，从线路说不仅迂曲，而且较远，不如从悬瓠北上为便捷。既已遣羊鸦仁等趣悬瓠，若只从应接侯景说，出兵击西魏荆州就无必要。因此，我认为，萧范之军实是对西魏起牵制威胁作用。再联系萧渊明等攻彭城之事，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是想把西魏排斥在夺地事件之外，自己独有河南。得到河南，可以再图河北。梁敢于这样做，一是因为西魏在当时鼎峙三国中最为贫弱，梁看出西魏由于弱而对夺地之事迟疑犹豫，便积极进取，二是因为侯景本是将河南之地降梁的，因此全面出兵，席卷河南，侯景会配合，有利于夺地。
梁相独得河南的意图，西魏是清楚的。所以，虽然萧范出兵，王思政并未从阳翟（今河南禹县）退兵，而李弼、赵贵出兵也以颍川为目标。因为颍川邻近阳翟，李弼、赵贵出兵颍川，可以配合王思政取地，这有利于将侯景所献之地抢得。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萧渊明等出兵彭城之事了。由于萧范之军实是起牵制威胁作用，而羊鸦仁等不能有效拓地，出兵彭城即可求得突破，有了突破，即可对羊鸦仁等形成配合，防止西魏无顾忌的拓地，也用以争取侯景。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羊鸦仁遣长史邓鸿向汝水推进的用意了。这是绕过侯景屯兵之地颍川的正南面，尽可能靠向西魏边境地抢夺东魏之土，同时又威胁王思政、李弼、赵贵之军及其后方，以达到牵制阳翟、颍川的西魏之军，不使其无顾忌地拓地的目的。这样就便于已占据悬瓠、北扬州的梁军取地。
总之，正是由于西魏、梁各有意图，再加以往西魏与梁并没有实际的外交往来这一历史原因，使得西魏、梁不能结成军事同盟。
还有，侯景所具有的实力，也是西魏和梁不能结盟的原因。侯景掌握着一支数万人的精锐的军队，这对二国结盟是一种强有力的限制。如果二国结盟，势必使侯景自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梁、西魏都担心二国结盟会使侯景反攻，从而使自己一无所获。实际上，侯景本希望在河南自成局面（注：除侯景附魏降梁，但并不轻易入西或赴南外，以下材料所载亦足说明此点：《梁书》卷五六《侯景传》所载高澄致侯景书有言景“不能东封函谷，南向称孤”云云之语；《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有言景“举长淮以为断，……南面假名”之语。），他投梁附西魏只不过是要利用二国，在不得已时他不会完全依投任何一方。因此，他对二国要分别利用，并不希望二国结盟。这一点梁、西魏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二国就只有各自谨慎行事。
此外，如果西魏和梁结盟，势必使侯景由二国之臣的身份上升到与二国相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二国自降其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二国联合起来帮助侯景实现其野心，而不是为自己争利益。这样，无论与东魏的战争是胜是负，都势必引出难以预料的后果。如胜，三方必定又争；如败，西魏和梁就是徒费代价而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再接纳侯景，无论对西魏，还是对梁，势必都是麻烦，甚至是危险。
正是这些原因使梁、西魏不能结成军事同盟。二国不能结成军事同盟，就只有各自为战，努力争取侯景完全降附，并尽可能地多抢夺土地。这样，二国就不能形成军事上的配合，而致相互牵制。因此，王思政出兵向阳翟，梁就遣萧范出军击王思政所领荆州的治所穰城，欲将其从阳翟引回；西魏李弼等所率之军至颍川，羊鸦仁长史邓鸿所将之兵到汝水，李弼等就引兵还长安了。李弼等退兵，是因为不退兵就必与邓鸿之兵浪战于汝颍之间。要保存实力，要利用侯景，要花小代价而得实际好处的西魏，不愿出现与梁相争，而使自己不能自拔的局面。实际上，梁虽以兵逼迫西魏之军，如果二国交战，也必会使梁难以自拔。二国如因交战不能自拔，这不仅对招降侯景极为不利，而且还会引来东魏的攻击。这样，西魏和梁都势必由主动变为被动。但西魏退兵，也大大便利了东魏。
西魏和梁不能形成军事同盟，这便于东魏各个击破。所以，后来的发展是：东魏于寒山打败梁军，然后直迫侯景；打败侯景之后，又驱逐西魏之军于颍川，最后全胜，保有河南。
第三，东魏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是东魏保有河南的重要原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魏自永安之后（注：“永安”应是“孝昌”之误，《资治通鉴》大同七年胡注有言，是。（参大同七年十二月“魏自丧乱以来”下胡注）），农商失业，“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高欢）因之，以成大业。魏（孝）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邺，……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自是之后，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赈）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据《北齐书·神武纪》，元象元年至武定五年之间，东魏只有武定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有“亢旱”之事，但高欢处之得法：“蠲悬责，赈穷乏，宥死罪以下”（注：《北齐书·神武纪下》武定二年三月叙“冬春亢旱，……”，可知此“亢旱”发生在武定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我们由此可知，东魏从元象以后至侯景叛乱之前，经济状况一直比较好。由于经济状况较好，故侯景叛后，并没有造成东魏全社会响应侯景的局面，甚至连河南之地也有近半的州郡不从侯景叛乱。这样，可知侯景叛军是何等孤立。
在政治上，高澄能把握局面，这对东魏保有河南之地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资治通鉴》太清元年五月：“高澄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众昼夜兼行以袭侯景，遇景于颍川北，柱等大败。景以羊鸦仁等军犹未至，乃退保颍川。”胡注：“侯景不敢乘胜北向者，盖以高欢虽死，高澄犹能用其众也。”胡氏所言极是。虽然在此年八月发生了元瑾等图谋政变之事，但被高氏不露声息地镇压下去了。
在经济、政治状况都较好的情况下，高氏得以全力从军事上攻击侯景、梁朝和西魏之军。由于西魏与梁朝并未形成军事同盟，东魏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对付梁、西魏和侯景之军。终于先打败梁军，后平定侯景，最后驱逐消灭西魏之军，保有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