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目论文,情报论文,传统论文,未来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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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书目情报产品的客观现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分析了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变革的基本方向、内容和方式。
[关键词] 书目情报 体制 信息管理
组织与管理是保证各种社会机构正常发挥职能，保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样一个真理出发的——“政权和管理是建设新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条件。”〔1〕因此，要开展好书目情报服务， 首先要研究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
1 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传统
文献记录下来的书目情报的最初形式出现在遥远的古代。它们很自然地产生在有大量图书的地方，在最古老的图书馆中，随着书目情报同时产生了书目活动。最初，主要地由学者、作家、僧侣、图书馆员、出版者和书商们结合自己的主要事务而从事一些书目活动，因而，书目活动带有非专业性的临时的和偶然的性质。到了19世纪中叶，书目员才成了真正的职业，但仍然是个别的。印刷术发明之后，立即发展起来的书商对于书目情报许多具体形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书商书目后来成了书目情报传递的一条最重要的和最发达的渠道。上述是书目情报理论的提出者科尔舒洛夫关于书目情报服务产生和发展的最概括的描述，虽然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明析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但根据科尔舒洛夫“随着书目情报同时产生了书目活动”的论断，我们分析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最好的途径就是从书目活动历史去寻找传统的足迹。王心裁博士在研究中国目录学传统时提出过立足于现在的传统观：“传统是过去出现的，以某种方式作用于现在的事物或精神。它可能是一座有所翻新的或形貌依旧的旧建筑，以一种完整或不太完整的方式出现并作用于现在，更可能已被拆除，只有零散的成份在现在发挥着与以前不太一样的作用。”〔2 〕对此我们将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称作是在过去形成的现在仍发挥着作用的事物或精神。我们习惯上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当做中国目录学和书目工作的优良传统，无疑这也是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的传统。王心裁关于中国目录学的传统研究，分析了目录学方法传统、范式传统、方法论传统、价值观传统，进而概括性地指出中国目录学传统在吸收、深化、整合和退守四种命运形式上在现代目录学传统中取得了和谐的共存状态。不仅如此，他还勾画了从会通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和导读的演变这两条目录学传统演变的基本线索。我们所关注的乃是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传统。书目情报服务（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来未象各种工业或农业那样，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一个如工业部或农业部那样的职能机构来行使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管理。换句话说，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在宏观上从来就没有独立出现过，它充其量只是图书情报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书目工作的组织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书目事业的组织管理。但不管从一个国家的整体上去看书目事业，还是就某一具体的书目工作而言，都是由书目工作者（人）、文献（工作对象）、设备（工作手段）、信息和经费（工作条件）等因素组成的。所以，书目工作组织管理，具体地讲就是对这些构成要素的管理。”显然，我们分析宏观问题时，也只能从抽象和微观入手。书目情报服务的现状所构成的这种特定传统，只能让我们抽象或微观地谈及组织和管理。郑建明撰写的《当代目录学》一书中关于“书目信息系统组成、体制与管理”则认为，关于国家社会化书目信息系统结构，还只能当作（理论的）“模式”来探讨。我们提出过我国书目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五条建议：①定期召开全国性的书目工作会议；②建立全国书目工作协调管理委员会；③建立全国书目情报服务中心；④建立健全全国书目报导体系，⑤积极参与国际书目工作活动。这些建议前三条是关于组织的，后两条是关于管理的，首要意旨实质在于呼唤一个宏观的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因为管理固然是组织的目的，但组织确是管理的保证。
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现实传统，虽然使我们对这种传统的研究困难重重，但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系统管理的思想基础，我们下面对传统的解剖，就是借助管理理论作为思维武器的，管理理论的当代发展趋势，是我们在传统和未来之间分析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传统及未来的指导思想，将构成我们研究的如下思路：
①无论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是否具备或拥有一个完整的机构形态，其目标都是明确的，必须通过书目情报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来满足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具有隐蔽性，但书目情报产品具有显在性，因此书目情报产品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分析组织和管理的起点。
②根据被控对象，可将组织和管理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分析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是适用的。透过书目情报产品，不难看出，书目情报产品的分布一直存在着层次上的差别，国家书目代表着宏观层，地方文献书目、联合目录和各学科专题目录代表着中观层，而各书目情报服务基层单位所持有的各种书目、检索书刊则可以根据其收录文献的范围及影响面的大小视情况分别归入上面的三个层次之中。这样对于我们衡量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状况找到了一个基本标准。
③书目情报产品类型和品种的优胜劣汰、此消彼长所构成的演化线索代表了书目情报产品生产机构的兴衰更迭，将帮助我们透视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传统的基本概貌。我们按上述思路展开关于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传统的探讨。
1.国家书目的组织与管理已基本步入正轨。无论我们怎样归怨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管理体制不完善和缺少统一组织协调机制，但我们都不能否认国家书目组织与管理的巨大成绩。
关于国家书目组织与管理的源头，我们可以上溯至上古时期的史官制度， 殷周已有文献管理与目录工作的萌芽〔3 〕， 但我们习惯上将2000多年前的《别录》、《七略》当作是奠定我国目录学基础的开创性著述〔4〕，它对我国整个古典目录的影响， 王心裁博士称作“《七略》范式”，这个范式包括这样几个部分：①有一个分类体系；②有一个总说明；③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小序和总说明即总序，在《七略》中合为“辑略”）；④每书都编写有叙录（提要）。我们现在所说的目录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一范式及其演变与概括总结，这个范式及它的变形共同组成了古典目录传统，当然主要是指书目编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言。《七略》是西汉国家大规模文献整理工程的产物，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它称作西汉国家登记书目。我认为，《七略》范式一个影响更大的作用是创立了国家书目（官修目录）编制组织和管理的传统。我们知道，“自刘向父子给出了具体的目录范式之后，至唐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书目分类从六分七分演变为四分；叙录后来又出现了注释体（省叙录为简注）和传录体（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甚至有很多目录，叙录及小序并皆不用。”〔5 〕但组织编制官修书目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官修目录，是由政府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后所编制的一种目录。我国从西汉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进行规模较大的图书整理工作，这在文献记载上称为“校书”，最后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整理成果就是官修目录。官修目录一般来说篇幅较大，收录较全，多为综合性的目录。”〔6 〕来新夏先生将官修书目开列了一个清单，包括从魏《中经》到清《天禄琳琅书目》共17部。官修目录通常还包括官修史志目录。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正史目录《明史艺文志》就是一部官修目录。官修史志目录也就构成我国古代国家书目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四库全书总目》之后，国家大规模的书目编撰组织活动暂时中止，直到1949年，只有平心编的《生活全国总书目》，显然这也只是民间的一次书目实践，这期间空白只有北京图书馆始编于1978年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以填补。
新中国四十多年的国家书目编撰的组织虽不免起伏，但所形成的关于国家书目编撰的组织和管理体制是史无前例的。新中国曾担负《全国总书目》组织和管理使命的有新华书店（1949—1957年）和版本图书馆（1958年至今），担负过《全国新书目》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有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和北京图书馆（1953年以前）以及版本图书馆（1955年以后）。《中国国家书目（1985年）》由北京图书馆主持，北图从1990 年9月开始用计算机编制每月两期的速印本，可向国内外提供卡片式、书本式、磁盘、磁带、光盘等多种书目产品。我国国家书目编制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说，组织和管理的体制还是比较健全的。
2.联合目录、地方文献书目和学科专业书目编制以及检索期刊的编制出版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组织和管理缺乏稳定性，没有形成自我发展机能。
“由国家组织逐步完成的专题联合目录，如《中国丛书综录》、《全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年）、《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以及大量按文种、按地区、按行业系统编制的联合目录，如《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俄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包括新书预订联合目录，馆藏联合目录，使我国联合目录逐步系统化。专题书目与推荐书目相辅并行，长足发展，解放以后，中国科技情报所开始翻译出版苏联有关科技专题书目索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列宁著作的索引，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四十多年来，我国书目索引工作者，着力于编制反映我国科学文化成果的书目索引，并为此做出了显著的成绩。”〔7 〕学科专题书目实际上是继承了我国古典目录学导读书目的优良传统。在现代书目情报服务中占重要地位。据柯平博士统计，1949—1992年我国编辑出版的书目索引单行本共7682种（未包括1984年以来的非正式出版的书目索引），实际数字应超过8000种，其中综合性书目索引1469种，而专题性书目索引达6213种，占总数的80.9%，就专题书目索引所涉及的学科分析，我国社会科学有2279种（不包括马列、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有3488种；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历史领域的数量较多，其它领域数量较少；自然科学中医学、农业、林业，特别是工业技术的书目索引占主导地位，一些学科如环境科学的书目索引甚少。学科数量的不平衡也说明书目索引在选题上缺乏协调的组织管理机制，大量重复劳动是同类数量增多原因之一。
检索期刊是中观层次书目情报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最需要调控的部分。国外检索期刊在书目情报产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全世界检索期刊有4000多种，文摘索引机构1500个，80年代苏联76个情报机构生产文摘、述评和快报共2239种，英国有文摘索引机构387个。我国检索期刊状况不甚令人满意，1965年只有139种，年报道量70万条，自编文摘仅19种60册。其后10 年处于停顿状态， 1976年以后恢复发展，80年代发展到一定规模，1985—1987年发展到高峰，达到229种，年报道量149万条，1988年219种，年报道量在160万条，此后急剧下降，近60种中文检索期刊停刊，到1992年只剩下157 种〔8〕。1994年回升到248种。
对于中观层的组织与管理，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协调性文件、工作标准和工作会议实施的，如1956年国务院科委颁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0年全国联合目录工作会议及其讨论通过的《建立全国联合目录报道体系的初步方案》、《全国联合目录工作协调委员会组织章程》、《1980—1985年全国联合目录选题规划（草案）》等。80年代，由中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编制的系列文献著录国家标准包括《文献著录总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图书出版编目数据》等达11种之多。上述表明书目工作作为文献工作的一部分已逐渐列入国家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计划。
由于我国对中观层的书目情报产品，主要是以计划和协调性活动的“软约束”方式进行，当国家财力比较充裕的时候，可以重点扶持一些联合目录和检索期刊的生产，但当国家投资不足时，就会形成无力顾及的局面，这种阶段性和起伏性是很明显的。更重要的是，尚未形成一种行业组织与管理机制，当国家协调计划和投资停止以后，书目情报产品的生产便难以为继，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推行以后尤为明显，只能让书目情报产品生产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书目索引不仅成为人们读书治学的工具；而且也是信息传递的桥梁和文献控制的手段，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书目工作可以成为一个工作部门，一个产业机构，这样，对于书目工作组织的研究，不仅是工作效率提高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使书目工作与其他部门协调关系，促进职能发挥的重要问题。”〔9〕因此，中观层次的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 是我们书目情报服务体制变革的主题。
3.微观层次的书目情报产品发展的极不平衡，在组织和管理水平上显示出地区和系统差异。
我们所指书目情报产品的微观层，主要是指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目录。我国馆藏目录从来就是以分类目录为主要类型的，这大概也是沿袭了《七略》范式的传统。据1984年对657 所高校图书馆目录设置情况的统计，设有分类目录的馆数653个，占总馆数的99.4%， 有书名目录的馆数580个，占88.3%，有著者目录馆数354个，占53.9%，而主题目录只有14个馆设立，仅占2.1%〔10〕。 馆藏目录是基层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基本工具，近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主要在现代化技术的应用。1988年9月北大图书馆举办的“全国高校图书馆计算机应用成果展示会”， 展示了23个图书馆的36个实用系统和7个试验系统。 书目数据库建设的成就令人瞩目，由北京图书馆编制的国家机读目录（CNMARC ）数据库， 1989年发行以来已拥有10万条记录；广东省30多家图书馆联合建设的机读目录数据库，估计有100多万条记录， 可通过网络系统实现书目资源的共享；由深圳图书馆、湖南省、南京市、黑龙江省及汕头大学等单位图书馆进行回溯（1985—1989年）建立的书目数据库也有6.5 万条记录，并可以光盘形式提供给国内用户。一些大型图书情报单位或专业系统还分别编制了各自的馆藏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持编制的“中国科学院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数据库”（收录记录1.3万种）和“京区西文科技期刊联合目录数据库（收录2.5万多种）〔11〕。
我国微观书目情报产品生产在利用现代化技术之后，显示出良好发展势头，但由于是分散进行，国家重点投入项目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地区和系统的差别很大。北京、上海及沿海的经济和人文地理优势，使得这些地方的图书、情报机构的现代化水平较高；而系统之间，中科院和高校系统图书情报机构的现代化技术应用起步较快，我们知道，微观组织是宏观组织的基础，也是直接面对用户的服务前沿，微观组织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一个国家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水平的高低，最终都是通过微观基层显现出来的，因此，提高基层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的效能乃是整个组织与管理的根本目标，往往首先成为组织与管理变革的对象，如有偿服务等作为变革传统服务形式的新举，总是先从微观层展开的。
2 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未来变革主题
上述关于书目情报产品的现状分析旨在为我们了解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的“传统”提供一个窗口，我们在此分析中沿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这些概念，纯粹是就书目情报产品的覆盖范围而言，而且，这种分析只是一种表层现象分析，透过表象我们可以抽象出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三个层次，即制度组织结构层次、行业组织结构层次和基层单位组织结构层次。
在制度组织结构层次，所涉及的管理问题就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宏观管理，涉及到所谓管理体制。我们通常所说的行政指令型管理体制、市场调节型管理体制和二元复合型管理体制，总是首先从制度组织结构出发的。书目情报服务的制度组织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构建起来的，指的是国家政府书目情报服务职能管理部门与书目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结方式，比如国家文化部图书馆司和地方文化厅与公共图书馆的联结方式。制度组织结构包括两个基本要素：①图书情报机构所有制形式和财产权关系；②政府职能管理部门与图书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方式，由于这种联系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及文件来实现的，所以称作制度组织结构。如1957年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就是制度组织结构施行的管理手段。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属于国家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归国家全民所有，就是对我国书目情报制度组织结构性质的基本规定。
行业组织结构，在经济事务活动中称为产业组织结构。图书情报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决定图书情报事业不可能成为一种纯产业，但图书情报事业中的某些成份是可以形成产业的，如我们提倡的信息服务业，书目情报服务是最具备产业化条件的信息服务业。这里所指的行业组织结构类似于大型企业集团的行政组织，如铁路运输就可单独形成一个产业，西方铁路运输多层组织可以单独构成铁路产业组织。书目情报行业组织结构客观存在，如我们所说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三大系统，它们是图书情报行业的主要成员，它们之中书目情报服务活动共同构成书目情报服务行业。活跃在这三大系统之间的图书情报协调机构，如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也是一种行业组织。各类学会如中国索引学会是一种社团行业组织。反映书目情报行业的指标有三个方面：①行业之中各部门（系统）的书目情报服务机构数量及分布状况，从总体上反映书目情报服务活动的集中程度和服务规模。②行业内个体书目情报服务机构的规模程度，反映个体机构单位的发达程度，即西方管理学所说的科层组织化程度；③行业联系的基本方式，即行业各部门（系统）之间、图书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方式。上述三个方面决定着书目情报服务行业的规模，对发展速度、中间组织（如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发育具有决定性影响。
基层单位组织机构是我们对应企业组织结构提出的一个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指图书情报机构中的编目部、书目参考部之类的设置。
作为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组织结构体系的总体评价，我们认为：我国书目情报服务在制度组织层次基本上还是一种行政指令型管理体制，在理论上具有统一管理的性质，但实际上由于行业组织结构的分散多头、缺乏强有力的联合协作机制，行业组织的离散性很大，而基层单位组织由于一直是隶属图书情报机构，其依赖性很大，可以说是很典型的行政指令型管理，缺乏灵活性。对于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未来，我们提出如下变革思路。
1.作为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模式多样化、战略化与国际化、经营化与社会化、高效化。
①模式多样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我国书目情报服务基层单位组织由于其内部结构不同会因各自面临的情势不同而发生权变，这样基层单位组织内部管理就会呈现多种模式相混合的状态，我们提倡书目情报服务业就抓住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走向产业型管理模式，特别是象书目文献出版社这类书目情报生产专业机构。但可以肯定，事业型管理和产业型管理仍然是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和管理模式。
②战略化和国际化。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业要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的书目情报产品，必须树立书目情报服务的战略意识和国际眼光。《全国总书目》实际上已成为国际书目产品，但我们更应该开发象《生物文摘》和《化学文摘》那样的国际畅销书目产品。
③经营化与社会化。信息经济是未来经济，书目情报服务是信息服务业的基本成份，随着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书目情报服务必然会走向社会化的里程，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免费服务观念，加强经营意识和经营组织的建设。
④高效化。传统书目情报服务在事业行政体制下，其最大弊端就是只讲投入，不讲产出，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利润最大化和效率极大化是发达国家经济组织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则，理应在书目情报服务组织管理中得到响应。
2.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变革的基本内容是功能体系、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合理化以及管理行为的规范化。
①功能体系合理化。无论是制度组织结构、行业组织结构，还是基层组织结构，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功能来落实任务目标，并通过一定的结构来执行这些功能。任务目标是认识和确定组织所应具有的功能范围及其功能量大小的客观依据，而功能体系合理化是组织任务目标得到有效落实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组织结构合理化的逻辑前提。书目情报服务的总体目标是要多快好省地生产书目情报产品和提供优质高效的书目情报服务，满足书目情报需求，创造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般来说，书目情报服务基层组织结构的任务目标是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其功能体系的合理化主要依赖于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而行业组织结构和制度组织结构之间则容易形成任务目标的交叉和重叠，目前应着手解决制度组织结构和行业组织结构的责、权、利的分配问题，这并不是借助一个方案或者一个会议就能解决的，需要国家政府职能权力机构的指令性强制调控。
②组织结构合理化。一定的组织功能总是需要一定的组织结构予以落实。组织结构是组织功能的载体和承当者，只有建立起合理的组织机构，才能有效地落实组织的功能。我国书目情报服务基层组织合理化较为容易做到，因为它毕竟已具备客观的存在，主要是一个优化组合问题。而行业组织结构和制度组织结构面临的问题要大一些，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基本没有的组织或者是残缺不齐的结构。我们曾经呼吁，要建立一个全国性书目情报管理机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现在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在国家文化部图书馆司甚至国务院的主持下，设立全国书目情报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可附设在北京图书馆，下设各系统分委员会（如高校分会）。要使这一组织的功能得以有效地发挥，还须依赖于我们下面提及的管理体制合理化。
③管理体制的合理化。管理体制合理化是在我们前面所提及功能体系和组织结构合理化基础之上的升华，三者是相辅相承的关系。管理体制合理化着重解决的是责、权、利的关系。要使设立的全国书目工作协调委员会充分行使功能，就必须明确责、权、利的关系，关键还要使其拥有投资决策权和监控处置权。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须财政和司法机构的保障和配合，这是管理体制的深层问题。我们现在（如高校、地方乃至全国者）实际上已经存在象图书情报协调工作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机构，但由于责、权、利不甚明确，更重要的是缺乏上述“二权”，因而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④管理行为规范化。管理行为的规范化是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的基本内容，也是上述三个合理化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更是我们要求变革的基本目标，它还是组织与管理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依据。对于未来加入信息产业行业的书目情报服务的管理行为规范化，还面临着市场行为规范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实而又迫切的。
3.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与管理变革的基本方式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式。
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在基层组织结构层次，受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影响，已经带发出强烈的经济利益意识，并在行动上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有偿服务（甚至包括不惜压缩办公场所，出租门面），这些现象必将引起学术界和决策层的思考，学术界关于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建立，就是要设计新的管理体制，这种分析事初并不一定会引起决策层的重视，但当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主要基层组织）的利益意识渐趋强烈，并形成日益强大的经济行为，又与理论界的研究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时，必将（自下而上地）形成一种变革力，决策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举动便会付诸实施，组织和管理的变革将会发生。由于书目情报服务组织的经济利益意识及经济行为是滋生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很难说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谁先谁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的变革方式必然是上下结合式，是量变与质变、主动思变与被动应变、突变与分阶段发展、强制变化与民主变化彼此交错、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
4.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的目标是要促进书目情报服务产出（包括书目情报产品和书目情报服务）走上稳定的增长和发展轨道。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技术、人力和投资是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世界性话题。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曾经认为在国民生产中，投入的人力和资本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根据这个假定提出：生产投入中的人力和资本必须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同步增长，经济增长才会平稳，得到真正发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哈罗德——多马模式。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多马模式的基础上，认为资本和劳力可以互相代替，在人均资本的变化率为零时，经济增长就达到了稳定的发展状态。这一理论被称为索罗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于20年代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提出的生产函数理论研究了劳力和资本对产出份额的贡献，根据索罗增长模型和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是技术进步、人力增长和资本增加这三项因素的加权组合。根据迪尼逊的定量分析结果，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70%取决于人力增长，30%依靠资本增加。进一步研究表明〔12〕，与人力增长和资本增加相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根据测算，技术进步每提高1%，经济产出只会提高1%，而人增长每提高1 %，经济只增长0.7%；资本每增加1%，经济产出只会提高0.3%。 因此，技术进步、人力增长和资本积累往往成为政府制订经济增长长期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我们强调书目情报服务的现代化、人才培养以及增加投资，远没有经济增长理论论述得简明，所以借此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加以说明。要实现书目情报服务组织和管理的这一目标，必须实现书目情报服务的产业化和现代化。
来稿时间：1995年9月
*本文系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教社科司[1993]2号）的研究成果。
From the T adition the Future:Reforming the Systemof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bout
the
Bibliographical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
He Xium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sumption Economics Hunan NormalUniversity)
Peng Feizhang
(Schoo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is disse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situation of the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products,theauthors endeavour
to
analyse
the
tradition
of
the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macro,mecro and micro-administra tive level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s discussthe basic direction,content and way of reforming on theotganiz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about the bibliographicalinformation servic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