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具体”方法之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抽象论文,重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马克思所阐明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但其表述却不满足现代科学术语学的要求。本文试图用较精确而清晰的语言对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思想进行重构，并把它表述为MP[,10]-MP[,0]的十一条方法论原理。
〔关键词〕 抽象 具体 模型 综合 自然规律 科学理论
一
1857年，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用了专门的一节来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那里，他精辟地阐释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指出，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考察一个国家的时候，“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①与此相反，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或道路。他指出：“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马克思在精辟地阐明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时还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③马克思在批评了黑格尔对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曲解之后还指出：“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④马克思曾经十分巧妙地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写作了他的《资本论》这部巨著，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所阐明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思想是精辟而深刻的，并且对于构建科学理论的创造活动而言具有普遍的意义。
然而，尽管我们强调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思想的阐述是精辟而深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今天理应来发展他的这一思想，以便更好地为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服务。
显然，马克思在以上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思想的阐述中，仍然留有较多的黑格尔式的印痕。黑格尔惯于利用语词的多义性和含糊性来玩弄他的辩证法的“技巧”，特别是他的“正、反、合”的游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也批评过黑格尔使用的许多辩证法实例和正、反、合的论述，未免牵强附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黑格尔式的这种印痕仍留在他们的某些论述中。
众所周知，为了严格地和清晰地表述一种理论，现代科学术语学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理论中所使用的术语的单义性并且能够通过它们而达到对于对象或概念作出客观的、可公共一致的描述。这个要求也就蕴涵着：在同一个理论系统中，必须始终在同一种意义下使用同一个术语。这是任何严密科学的一个基本要求。可以说，科学的进步是和它所使用的语言的精确性的提高相同步的。在早期的未成熟的自然科学中，它所使用的用以描述对象及其性状的语词也常常是含混的、多义的和缺乏清晰性的。例如，在近代热学创始人、18世纪的英国化学家兼物理学家布莱克的《化学原理讲义》中，我们看到如下的陈述：“由于应用了这种仪器（指温度计——笔者注），我们发现，假如我们取一千种甚至更多的不同种类的物质，例如金属、石子、盐、木头、羽毛、羊毛、水和各式各样的液体，把它们一起放在一个没有火和没有阳光照射进去的房间内，虽然它们原来的热都各不相同，在放进这房间以后，热会从较热的物体传到较冷的物体中，经过几个小时或一天以后，我们用一个温度计把所有这些物体——检查过来，温度计所标出的度数都是相等的。”⑤容易看出，在布莱克的这段论述中，其关键词“热”是含混的、不精确的，不具有单义性的特点。它一会儿指称温度，一会儿又指称热量。由于所使用的词的含混性、不精确性和缺乏单义性，因而使布莱克在这里所作出的陈述，即使仅仅是对事实所作出的观察陈述，也是含混的和不精确的。后来，正是通过布莱克及其后辈科学家的努力，终于区分清楚了温度和热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并用不同的语词去表征它们，使近代热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今天的物理学中，“温度”和“热量”这两个词都仅仅具有单义性，科学家们能用这些语词或物理量去客观地、公共一致地描述对象的相关性状，并在交流中对这些概念不发生歧义。这是科学中的重大进步。使用清晰的、精确的语言是科学成熟的重大标志。
但十分明显，正如上述所引证的布莱克的论述一样，马克思在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论述中，他所使用的那些语词，特别是那些关键词，同样没有满足理论“术语”应满足“单义性”要求这个条件。仅以上述所引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著名段落而言，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个论述中的十分关键的语词是“具体”，但实际上，马克思在那一段落中，至少是在三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它：其一是指感性的“完整的表象”；其二是指通过思维中的许多抽象规定的综合和统一，而达到对于研究对象的多方面的关系和实质的理论性的把握；其三是指客观实在及其过程。由此就造成了某种类似于布莱克早期关于“热”的论述的同样的毛病，或者甚至造成了某种令人难以清晰地理解其意义的含混的阴影。任何科学理论或哲学理论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当某种理论的初创之时，存在有某种用语上的含混性和多义性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当代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把马克思所阐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概括为“具体——抽象——具体”这样的公式，就更是在20世纪的新条件下漠视理论术语的单义性要求了。实际上，即使我们要以某种类似的“公式”去扼要地表述它，至少也应当把前后两个“具体”分别表示为不同的符号，例如，把它表述为“具体[,1]——抽象——具体②”或者更简要地表述为“C[,p]-a-C[,c]”⑥。因为，十分明显，作为一个“公式”或“理论”，这里前后所使用的两个“具体”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术语学要求，不同的概念必须用不同的语词（或符号）去表征。如果在同一个理论系统中，对于不同的概念都用同一个语词（或符号）去表征，那就势必会造成语词在使用上的含混和混乱，影响到一个理论的严谨性和清晰性。
确实，就日常语言来说，用语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是随处可见的，而且它往往成为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一个来源；在文艺作品中，巧妙地利用语词的含混性和多义性，甚至可构成一种令人惊叹的语言“技巧”。但是，对于构建任何严谨的科学理论或哲学理论来说，用语的含混性和多义性却是应当力求排除的。试图借助于语词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来魔术般地“变戏法”，使一个理论没有确定的内容，从而可以“随遇而安”，这是任何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所不取的。马克思本人是一位具有严谨的科学头脑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决不会容忍我们这一代人所曾经常见的把严肃的理论工作当作“变戏法”式的那种魔术游戏。他的某些用语上的含混和多义性，只是一种初创理论时难以避免的现象和历史痕迹。
问题是：我们今天有可能来重新表述并充实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光辉而深刻的思想，并使之清晰起来吗？此外，既然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思想对于构建理论来说具有重要而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它对于当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理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问题在于：我们有可能结合自然科学本身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进行阐明吗？
本文的目的，就是企图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思想进行重构，并希望这种重构对于社会科学和哲学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下面，我们试图用另一套语言来重构或改述马克思所阐述过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虽然在我们的重构和改述中不准备使用诸如“具体[,1]——抽象——具体[,2]”之类的程式，但其基本思路我相信是与马克思所欲阐明的基本思路相一致的，或至少是平行不悖的，而其表述则可能更为清楚明白，也更接近于任何严密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实际。当然，在这个重构和改述中，作者也试图从某个角度上来修改和充实原有的内容，因而它和原有表述所试图阐明的内容决不是完全等价的。作者虽然着眼于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阐述这一方法，但作者也同样希望这些内容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下面是我们进行重构后的内容的纲要：
(MP[,0])：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的、但迄今为止仍很少被方法学家正面阐述的是如下这个原理，它可以被表述为：研究对象的高复杂性与关于所研究的对象的理论的高精确度不兼容。
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个原理称为不兼容原理。这个原理的一些较直接的推论就构成如下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MP[,1])：自然界和社会的过程大都十分复杂，对于这些复杂的过程本身，我们不可能直接构建出关于它们的高度精确的理论。
(MP[,2])：为了构建精确的理论，我们必须把研究对象简化。
由于MP[,1]和MP[,2]所造成的困境，在人类的科学史和认识史上，曾不断地在摸索中寻求出路。自有文明史以来，特别是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人们终于产生并不断地完善了科学中的“抽象方法”。
(MP[,3])：欲构建精确的理论，必须运用抽象方法；抽象方法的实质是把研究对象简化。
因此，科学家们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抽象方法是科学研究中为构建精确理论所必须使用的方法。相应地，抽象能力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也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汤川秀树所曾经强调指出：“人类的抽象能力对于建立象物理学这样的严密科学来说是决定性的。”⑦
(MP[,4])：抽象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模型化方法。模型化方法的实质是：通过构建与真实世界对象相似的、但却又大大简化了的模型，来研究真实世界中的复杂对象或对象系统，以便为它们构建出相应的精确的理论。
有的科学家甚至把抽象方法与模型化方法完全视为一体。N·维纳曾说：“所谓抽象，就在于用一种结构上相类似的但又比较简单的模型来取代所研究的世界的那一部分。因而模型在科学研究中是最为需要的。”⑧
MP[,3]、MP[,4]连同MP[,1]和MP[,2]一起，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它们不仅大大推动了近代各门自然科学迅速地走向了成熟，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各门学科是否达到成熟的一种标志。
例如，在流体力学中，科学家们研究流体的运动规律。但流体很复杂，空气、蒸汽、水、滑油、汽油等等都是流体，它们的化学组成各不相同，而且它们实际上被确认为都由分子所组成，分子之间有间隙，有力的相互作用，具有不连续的结构，等等。如果我们要按照这样复杂的情况来研究流体，我们就将无从下手，寸步难行。于是科学家们就进行抽象，把流体设想为一种连续介质，建立起“连续介质”的流体的抽象化的模型。因为流体虽然被确认为“实际上”由分子所组成，分子之间有间隙，具有不连续的结构，但是对于流体力学所处理的尺度来说，这些都变得没有意义。我们完全可以把流体的微观结构和它们的不同化学组成等都舍象掉，而仅仅宏观地把它们看作是连续成一片的，没有空隙的介质；它们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而不改变其物理性质，因而可以设想表征介质特性的各运动要素（速度、压力等）都连续地分布着。这样，我们就通过抽象得到了连续介质的流体模型。基于这样一种模型，表征介质特征的各运动要素就可以用空间和时间的连续可微函数来描述，因而我们就可以使问题大大简化而仍然能够得到相对地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同样地，在刚体力学中，我们也运用这种抽象方法，提出“绝对刚体”的概念，建立起在力的作用下不发生任何弹性和塑性变成的“绝对刚体”这种理想的模型。如果没有这种模型，那末自然界的客观对象的复杂性就会使我们无法着手研究。只有在“绝对刚体”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刚体的力学，然后才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到各种材料的实际特性，考虑到在力的作用下会发生弹性和塑性变形的复杂因素，建立起弹性力学、材料力学等等。实际上，对于理论的研究来说，甚至仅仅达到“连续介质”、“理想流体”、“绝对刚体”这种程度的抽象还不够，因为它们还是过于复杂，还是很难使我们着手研究。我们必须达到更高程度上的抽象，把对象看作是可以占有空间位置，但却不具有空间体积的，具有一定质量的质点。在“质点”这个更简单的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质点的力学，然后才可能把刚体和流体都看作是质点组成的复合体，从而把刚体和流体的力学通过分解而还原成质点的力学。如此，我们才能对刚体和流体也建立起精确的理论。
一般来说，MP[,1]、MP[,2]和MP[,3]、MP[,4]可向我们提供如下的方法论启示：为了理解自然界（社会亦同），我们不能企图按自然界对象本来所呈现的样子去直接把握自然界。相反，为了理解自然界，我们必须首先对自然界进行抽象，在头脑中构造出某种并非自然界对象本身，但却大大简化了的对象（如质点、刚体、理想流体等），着力于对这些简化了的对象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这些简化的模型建立起精确的理论。然后，才有可能借助于这些精确的理论去较好地理解复杂的自然界。因此，我们有：
(MP[,5])：精确科学的理论都是关于模型的理论，它所描述的是模型，而不是直接关于自然界本身。
(MP[,6])：科学中所谓精确的理论，其主要含义仅仅是指理论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精确的；由于这些语言是用来描述模型的，因而也可以说该理论对于模型而言是精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描述与自然界现象之间一定是精确符合的。相反，由于模型是对自然界复杂的对象或对象系统的高度简化了的类似物，因而关于模型的精确理论也常常不得不以偏离自然界的实际过程或现象作为它的副产品或代价。
但是，科学的目标毕竟最终是要求能用精确的理论来理解（解释或预言）实际发生的复杂的自然现象。要不然，科学理论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而完全丧失其实用价值。然而，用关于模型的精确理论去应用于实际，或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却是沿着另一条，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是与构建简化模型相反的道路来实现的。在第一条道路上，我们尽力把研究对象简化（在合理的范围内），以便构建出精确的理论；在第二条道路上，我们又着力于把构建简化模型时所舍象掉的种种重要的实际因素重新综合进去，以便用精确的理论对复杂的自然现象作出尽可能精确的理解，以致于能使客观世界所发生的具体自然过程在我们的思维形态上获得理论化的再现。这正是许多成熟科学所走过的道路，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走上了这条道路，才使它们成熟起来。
在科学的历史上，伽里略曾首先成功地研究了炮弹运行的轨迹。伽里略的聪明之处，正是在于他为了研究“实际”而善于离开“实际”；为了研究炮弹运动而在头脑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炮弹的非常简化的模型——仅仅把炮弹看作是具有一定质量的一个质点，并且假定它完全不受空气阻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分析出影响炮弹运动的只有两个因素：以初速V[,0]作惯性运动（当时没有矢量概念，用速率V[,0]和炮弹仰角O来描述），和按引力加速度g作垂直的匀加速运动。然后他加以综合，把炮弹运动的轨迹看作是这两个因素合成的结果，由此就得了抛射体运动的一般轨迹方程：
这样得到的轨迹方程显然具有自然规律的意义。但这种漂亮的具有“规律”资格的陈述只能从简化的模型中才能得出，同时，它又是以偏离实际，即与实际发生的炮弹运行的轨迹不甚一致、不甚符合为代价的。众所周知，实际上，在大气中运行的炮弹的轨迹都不是抛物线的，它们与这种理论轨迹还有较大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这种从理论上导出的轨迹对于实际发生的炮弹运行轨迹的描述是不精确的。但是，正好是这种稳定的（可重复检验的）、简洁的、用来描述简化模型的轨迹方程具有规律陈述的性质，可以获得“自然规律”的资格；虽然它对于自然界实际发生的过程并不那么直接符合。但从科学的意义上，这并不可怕。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种从理论上导出的、用以描述简化模型的轨迹方程，看作是对于实际的炮弹运行轨迹的一种第一级近似的描述。为了使我们对实际的炮弹运动有更多的、更精确的理解，我们可以以这种从简化模型基础上已获得的漂亮的轨迹方程为基础，把当初构建简化模型时所舍象掉的诸种重要的实际因素，如空气阻力以及影响空气阻力的诸重要因素，重新综合进去，作出统一的考虑，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更加逼近实际的炮弹运动的结果，使得实际的炮弹运行的轨迹在我们的思维行程中获得理论化的再现。如此继进，我们就能对实际发生的真实过程获得更加切实的描述，达到二级近似、三级近似……进而，我们有：
(MP[,7])：通过科学抽象而获得简化模型的一个重要的实际后果，是它摆脱了自然界实际对象的个体性特点，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品格；从而，用以描述简化模型的理论也具有了普遍性的品格。
自然界实际存在的对象或现象千差万别，它们所处的环境和发生的条件也差异难尽。就以伽里略研究炮弹运行的轨迹而言，实际上的炮弹千差万别，它们的大小、形状、质量、质量的分布、里面所装的炸药的数量和品质可能各不相同；至于它们在运行中的条件，如当时当地的空气密度、温度、湿度、风向、风力，等等，更是千差万别，变幻无穷，不可能对它们作出穷尽的描述。但当伽里略把炮弹抽象为质点，并且不受空气阻力的影响时，那么他就“抹掉了”当时所能思考的一切炮弹的个体性差别，也“抹掉了”炮弹在运行中可能遇到的一切条件性差异；它们都被看作是具有一定质量的质点，并且在行行中仅仅受到惯性和引力加速度g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而由此所导出的投射体轨迹方程自然就具有了普遍性的规律陈述的品格了。同样地，当我们通过抽象而构建起关于流体的连续介质的简化模型，我们同时也就“抹掉了”各种实际流体的个体性差别，而使它具有了一般流体的那种普遍性的品格；而由此构建出的理论也就具有了它相应的普遍适用性。传统观念认为，科学理论是通过归纳程序而获得的，其实却不然。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试图通过归纳而获得普遍性的科学理论，这是一种“幻想”，“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⑨通过科学抽象而构建简化模型并使之具有某种普适性，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只要我们所研究的实际对象在所考察的关系上大体满足我们所构建的简化模型的理想条件，我们就可以不考虑实际对象本身的个体复杂性，而把它们当作模型所描述的那种简化对象来处理。以至于例如在天体力学中，我们甚至可以把巨大的天体也当作质点来处理，等等。尽管正如MP[,6]所指出，这样处理的结果就难免会与实际过程相偏离，但是，如果离开了与简化模型相对应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精确理论，我们实际上就不可能对任何具有个体复杂性的实际过程作出任何真正的理解。
(MP[,8])：科学的目标最终是要求能用精确的理论来理解（解释和预言）实际发生的复杂的自然现象。
(MP[,9])：通过引进包括种种辅助性假说和特定条件陈述的科学解释结构⑩，就能运用简化模型下获得的精确理论或“自然规律”，来解释（或预言）复杂的自然现象。
科学解释必须满足相关性要求和可检验性要求，即作为科学解释中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必须在逻辑上是相关的，并且作为前提的解释项中的成分（命题），必须是能独立于被解释项而另有证据地被检验的。由于从单独一个单称陈述不可能导出另一个单称陈述，因而为了满足前一个要求，解释项中还必须是含规律的。而这些规律陈述当然也必须满足可检验性的要求。在科学中，虽然我们也可能仅仅借助于单一的规律陈述（甚至仅仅是经验规律的陈述）结合一定的条件陈述，就来解释某一种现象，但理论却往往是从一系列规律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现象，因而它往往能比单一的经验规律更好、更符合实际或更精确地解释现象，甚至还能大大地加深对原有经验规律本身的理解，指出这些经验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并说明这些经验规律为什么只是近似地描述着自然。
由于科学中任一规律都是抽象的结果，而抽象的实质是把研究对象（包括现象起作用的条件）简化，因而总不得不以偏离实际为代价。而一旦考虑到一系列的其他辅助性假说，并作出逻辑上合理的处理，就能弥补这种偏离，从而使得实际发生的复杂过程，通过把我们在思维中已获得的诸抽象规定（包括规律）的综合和统一，而在我们的思维行程中对此复杂过程获得理论化的再现。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但是，这种通过思维中的诸抽象规定的综合和统一，而达到对于实际发生的具有个体性特色的复杂过程的本质性理解，正是以抽象为前提的。首先是进行抽象，排除个体的复杂性，把研究对象简化，然后才可能构建精确的理论，获得种种规律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论和规律势必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某种普适性理论的指导下，针对所研究的具有个体性特色的实际对象的特点和复杂性（实际发生的过程和对象总是有它自身的复杂性的），考虑到一系列规律的相互作用，即结合个体性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对诸多规律的相互作用作出综合和统一的考虑，才能对实际发生的现实过程和对象作出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具体的”理解。
所以，原则上，科学理论和规律都必须具有某种普适性，而不是仅仅对于某个特定个体才适用。而对于任何具有个体性特色的事物的理解，则是某种理论的应用的过程，尽管这种应用往往仍然需要巨大的创造性，甚至需要在这种应用中去发展理论，补充新的规律等等。然而这种发展了的理论和新补充的规律仍然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才可以称得上是理论或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科学理论和科学规律不同于我们在工作中制定的具体技术方案。技术方案可以有个体性特色，包括种种社会改造工程的技术方案，均可以而且往往应当具有它自身的个体性特色，但科学理论和规律却不是。
正是由于科学理论和规律的以上特点，所以我们有：
(MP[,10])：为了构建科学理论，我们不应当仅仅从特定的现实个体所具有的特点和复杂性开始，并试图建立仅仅适合于单个个体特点的“理论”。相反，却应当舍象掉现实个体所特有的特点和复杂性，力图通过抽象而构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简化模型，然后才可能建立精确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以下这段话是非常重要而富有启发性的。马克思曾经强调地指出：为了构建理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构建科学理论和探索技术方案，其基本思路是有重大差别的。
容易理解，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思想（以及我们上面对这一思想的重构），不但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适用的。马克思自己固然已经强调过经济学的研究应当遵循这一方法，而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也已愈来愈显示出这一方法的巨大威力。例如，当代关于城市（或区域）发展的理论，它首先是通过抽象而构建出城市（或区域）发展的一般的、因而是简化的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起关于城市（或区域）发展的一般理论，力图在较精确的意义上去把握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种理论和关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就能用来指导我们研究或探索任一具有个体性特色的城市发展战略或方案。当我们在研究或探索任一具有个体性特色的城市（或区域）的发展战略或方案时，则无疑需要首先考虑到该城市（或区域）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复杂条件，在理论的指导下周密地调查研究，掌握丰富而详实的资料，然后在多种理论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律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对象，提供出种种尽可能合理的发展方案，并从中择优。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或方案的制定，原则上不同于构建理论，而是属于设计技术方案的性质。后者可以而且常常必须考虑自身特点和所处的复杂条件而具有个体性的特色，而且常常包含有理论之应用的过程；而理论的创立则必须是在抽象的基础上包含一般规律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混淆了创建理论与设计技术方案两者的区别以及它们所需要的不同的思路，将十分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和创造。
马克思所阐明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它包括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的结合，是科学研究中从构建理论直至它的应用中所应当遵循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和原则。
注释：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论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第214、214、214～215、215页。
⑤布莱克：《化学原理讲义》。其摘要见威·弗·马吉编《物理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6年5月第1版，第149～160页。此处引文的译文参照了周肇威译爱因斯坦、英费尔德著：《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3月第1版，第24页。
⑥这里“C”表示具体(concrete)，“a”表示抽象(abstract)，“C[,P]”表示感性的具体(Perceptual concrete)，“C[,c]”表示思维的具体(thinking concrete)。顺便说明：我也曾经犯过把马克思的思想表述“具体——抽象——具体”的错误。
⑦汤川秀树：《科学中的创造性思维》。
⑧参见拙著：《科学研究方法概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2版，第191页。
⑨《爱因斯坦论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第1版，第309页。
⑩关于科学解释的结构，请参见C·G·亨普尔：《科学解释面面观》、奈格尔：《科学的结构》或拙著：《科学研究方法概论》第六章第二节。
本文1994年2月27日收到。
*本文为物宝天华国际学术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