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发展应以问题为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应以论文,导向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及人群福利改进的科学，它的有效性依赖于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依赖于它所运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因此，它不可能象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在实验中得到证实或证否、成长和发展，它甚至也不可能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可以更多地依靠概念的逻辑演绎或历史资料的分析，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它更依赖于现实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更应有问题基础，问题越尖锐越复杂，经济学得到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一部经济学演变史就是一部历代经济学人不断地去解决问题的历史。斯密、马歇尔、凯恩斯是经济学说史上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他们的经济理论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他们的理论观点尽管不同，但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他们的经济理论以解决他们所处时代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以对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剖析为条件的，虽然他们同时也从古代和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那儿吸取了足够的养料。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高度发展和产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也是英国资本主义要发展进而需有大量原始积累但封建地主阶级却极力加以阻碍的时代，当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问题）是如何实现资本积累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斯密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由竞争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斯密之经济人假设及其相关学说的广泛传播，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马歇尔所处的时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一时代出现了两个特殊问题：一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威胁；二是商业中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垄断价格的出现。这两个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显然是无法得到有效解释的，马歇尔准确地认识并把握住了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一方面继承了斯密传统，另一方面又综合进了边际效用学说，强调需求分析的重要性，进而创立了被后人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说。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遇到了极大麻烦的时代，特别是1929—1933年大危机，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问题），受业于剑桥大学、深受马歇尔影响的凯恩斯敏锐地感到，仅靠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加以解释的，于是他“背离”传统经济学，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理论变革和政策取向不仅暂时地挽救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引发了凯恩斯革命，创建了宏观经济学。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向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的存在呼唤理论的出现，而理论的诞生又促进着问题的解决。若一味地固守或重复已有的理论，或照搬别人的理论，则经济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学的发展也谈不上。
我国现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时代，也是充满着理论创新机会的时代。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逐渐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其框架已初现端倪。但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掩盖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关于在实现效率的同时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关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如何改造成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关于如何在低通货膨胀下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大多带有初生性和独特性，至少它们与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有着两点不同：一是它饱受5000年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二是它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印痕。因此，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解决不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也难免捉襟见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弄清楚病症之所在，对症下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提炼，从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这也就是说，要建立以解决现实中国经济问题为己任的中国经济学，我们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投入到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中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问题来选择或创新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裁剪问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胡适在80年前曾经批判过的“只谈主义不谈问题”或“重主义轻问题”的倾向依然在我国有些经济学家身上存在。比如有的人过去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则开口闭口西方经济学；有的人昨天是那种学说，今天是这种学说，明天又可能是另一种学说；有的人搞研究写文章不是为了解决某个现实问题，而专以在国内外的经济学期刊发表为使命，或以诠释领导讲话为己任，根本没有问题导向的意识。即使有些经济学家有问题意识，但因对实际问题的调研是颇费时伤神的，而且搞不好还会捅马蜂窝，所以也懒得去调研去把握。结果，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指数方式增长，但真正解决问题的却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学人的悲哀。
在主义导向还是问题导向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因为小平同志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创立过程一开始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在不断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不断总结各项经济政策之效应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小平同志的经济理论博大精深，这里仅以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关系的论述为例来说明其经济理论的问题导向性。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早在30年代经济学界对此就有争论。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否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在现实中把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也当作是“资本主义”来加以反对。如何搞活经济、增强经济实力成了70年代末期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小平同志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相应地创建了自己的理论，这表现为他在主持党和政府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突破理论禁区，强调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在1979年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市场的作用日见明显，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 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视察了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几个沿海省市之后，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至此，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争论就划上了一个清晰的句号，而且这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扫清了思想障阻。
小平同志也许并没能象有些经济学家那样谙熟《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但他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更了然于胸，更知道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虽然朴实无华，没能象有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那样形式化和程式化，但更有用，更能解决问题，更具有生命力，更符合经济学之经世济民的本质要求。经济学本质上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是问题导向的而非主义导向的。对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时，我们应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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