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教育与公共行政领导者的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者论文,行政论文,MP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古以来，公共行政领导者（主要是政府部门领导者）成长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参军。金戈铁马，塞外边关，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涯，历经九死一生的征战，才能一步步走入统治阶段的行列，及至站到最高统治者的身旁。二是读书。寒窗苦读，悬梁刺股，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坚定不移的信奉者与实行者；学会统治阶级所要求的语言方式与行为方式，即所谓的“礼”；掌握经国治世的本领。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有了第三条道路：经商。经过经济上的发展，谋取政治上的地位，由市场进入官场，登上政治舞台。这三条主要道路，源源不断向统治阶级输送领导人才，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
公共行政领导者成长的道路，实质上也就是领导能力发展的过程与途径，这是二而一的问题，也是所有领导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环顾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领导者都受过高等教育，政府最高领导人甚至就出自那么一两所著名的大学。例如美国最近的大选，戈尔出自哈佛，布什则是本科上耶鲁，研究生上哈佛。在我国，清华大学出了很多政府高级领导人，被喻为“大清炮队”。中国人民大学自1950年命名组建以来，共培养16万毕业生，其中省部级干部400人，司局级干部两万人，处级干部4万多人。在印度尼西亚，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政府雇用的学院毕业生中，大约有90%是从两所大学毕业，许多人涌入并留在了中央政府。在菲律宾，正规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在行政机构中获得成功的前提，而且也是赢得职务选举的前提。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来看，列宁、斯大林是职业革命家。赫鲁晓夫是在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成功后到大学接受了正规教育。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都是出自名牌（或曰重点）大学，是学冶金、纺织、水电出身。戈尔巴乔夫则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在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后，又参加农业大学函授学习，有两张大学文凭。综上可见，大学在培养和输送公共行政领导人方面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在当代甚至已经成为必要的机制和渠道。未来的领袖，千千万万的领导者，将出自于大学。因此，大学教育如何自觉开发和培训领导能力，如何在培养领导者方面做出进一步创造性努力，至关重要。而大学，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在培养治国人才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换句话说，当今那些杰出的治国人才在大学阶段表现出了那些方面的兴趣、才能与特征，学校是如何引导和培养他们的，曾做过哪些方面的贡献，他们毕业后又怎样步步成长起来，更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今年开展的MPA教育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契机，这也是MPA教育应该注重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Burns,J.M.)在《领袖论》中指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培养领袖的学校。虽然没有培养领袖的学校，但是，我们拥有丰富多样的成立这样一所学校的条件。资料、分析和理论的大量积累已经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进展。过去积累下的丰富的研究、分析和经验资料，将使我们今天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注：《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第2-3页.）美国另一位著名的领导能力培训专家杰伊·康格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指出领导者成长的道路，亦即领导能力发展的过程与途径，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先天遗传因素；2.早期生活经历；3.学校教育；4.工作场所的经验；5.机遇与运气。五个阶段中，工作场所的经验最为重要。据调查，成功的领导者们都具有一笔共同的财富，那就是经验，这些经验只有在工作第一线才能学到手。但其他阶段也不容忽视。杰伊·康格的研究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世界上虽然没有生产领导者的生产线，但我们可以自觉形成一个培养领导能力的流水线，在各个阶段都自觉加强对领导能力的训练与开发。这样，就会造就大量的领导人才储备，从中涌现出杰出的领袖人才。
教育是一种塑造人的个性和能力的有意识的努力。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古希腊人柏拉图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通过教育培养领导者的人之一。他就理想国中领导者的能力培养，系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一开始便要找到可塑之才，是其教育方法成功的关键。他的门徒，也就是那些千筛万选、“智勇双全的佼佼者”，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训练，要学习算术、几何等课程，并辅之以大量的体育运动，以求智力和体质平衡发展。然后，他们要到政府和军队就职，从那里获取工作经验；与此同时，还要进行深奥的哲学研究。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独具敏锐的判断力，懂得治国平天下之道。统治者如果没有相当的哲学头脑，势必会被个人的一己私利所俘虏，而将推动社会发展、鼓励社会价值观念进步的天职抛在脑后。在对门徒进行长期的观察考验之后，柏拉图才会决定哪些人可以继续深造，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最后，当他们到50岁时，才能出师从政，从事政治活动和治理国家。（注：孙钱章、吴江、马抗美：《新领导力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下卷，第1776-1777页.）柏拉图关于从小选拔领导精英加以培养为国家统治者的设想，并不现实。但他关于因材施教、智力和体质平衡发展、教育与工作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领导者应研究和掌握哲学的论述，还是有价值的。
历史上关于如何教育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王子的论著典籍浩繁，让我们从中得到启示。王位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培养王子使他适合于未来的事业。为永保罗马帝国世代延续，安东尼王朝的皇帝们煞费苦心地选择与培养继承人（其他皇朝也莫不如此）。伊拉兹马斯在《基督教王子的教养》一书中，对世袭领袖的训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提出了精心设计的建议：一位真正的王位继承者必须是基督教的哲学家。指导教师必须灌输给年轻的王子以基督教的原理和道德价值，而不能有任何与他将来的地位相冲突的观念，如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对王子的教育必须按他未来职责的性质进步，为此有一整套教育的方案，包括王子的锻炼、食物、衣着和伙伴，甚至怎样提防那些诌媚者的花招。伊拉兹马斯在书中感叹说：“其他所有人在为他们将从事的职业而汲取预备知识时，都要承受很大的痛苦。那么，王子要早日获得关于政治统治理论的知识，又将会付出多少的心血啊！”（注：参见《领袖论》，第153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制度曾是世界上最完备的领导者教育与选拔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儒家学说的教育与国家不断补充新成员的需要直接而明确地联系起来，中国主要是由一个接受了高度训练的文官机构来统治的。伯恩斯对此论述说：“国家不仅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科举制度来迎合有声望的皇亲国戚的能力培养需要，而且国家努力把这一体制扩大到能包容那些有才干的平民，这一努力导致了几个世代中相当大的职业和社会的流动性。出身低微的学子可以爬上高位，当然必须先学习和操练绅士化的衣着与举止。人们从事官家职业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为学子们——特别是那些在朝的士子，站立在社会等级顶部的近旁，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和贵族阶级。政府官员被那不可思议的仪式所浸染，并且直接与国家的道德和政治的教条联系起来。”（注：参见《领袖论》，第153-154页）《领袖论》中，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两种体制都通过举止教育来进行道德教育；都通过成规礼仪和对“良好规范”的审美要求，来使人的行为模式化。这两种制度都相似地追求一种业余的理想，即与任何数量的专家的实践锻炼相比，表现着美德的举止和表现着充分教化过的心灵的经典文化，仍然是领导能力的更好凭证。（注：参见《领袖论》，第153-154页）
当代的大学教育较之历史上的教育，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在开发实际能力包括领导能力，培养领导人才方面，并非无可挑剔。美国哈佛大学领导学家约翰·科特(John·Koiier)对领导者素质做大量调查后指出：“没有多少品质看起来是我们教育制度培养的结果。可以说除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技能外，上述所列素质无一是当今大多数学校，包括商学院中研究生院系培养的结果。这并不是贬低学校，认为它们没有能力做得更好，只不过是这些学校不愿意做出这种努力”。（注：《现代企业的领导艺术》，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0.）约翰·科特的论断可能过于绝对，但值得思考。我国有识之士也指出，某些与培养政府公务员、公共管理人才密切相关的院校或专业，并不深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方法上不能满足实际用人部门的需要。一些名牌院校虽然号召毕业生进入公共管理领域，却没有为之提供必要或足够的训练与准备。目前开展的MPA教育，应在这方面实际创造性的突破。
总结当前的大学教育，哪些方面与领导能力的开发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我们应从哪些方面自觉努力呢？
第一，社团活动与实习。社团活动把有领袖潜质的年轻人集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观摩与学习，求自就是领导能力的开发。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当今政府部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在大学担任过学生干部、社团领袖。在社团活动中，学生表现自己的机会比课堂内多得多。而且，学生在课堂内主要是锻炼表现自己的能力，在社团活动中则是锻炼人际交往的能力，征召追随者的能力。约翰·科特也坦陈，他并不否认学校在开发领导素质方面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位年轻人可能因为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队长，从而得到锻炼，掌握了进行领导所需的一些人际交往能力，但他认为这是属于正式教育体系之外的。我们当前应做的是，重视学生的社团活动，并把它纳入正式教育体系之内。至于学习，则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到社会中经受锻炼，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代表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打交道。这样，就能感受如何与不同的组织文化相接触，学会调解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很多校外公共服务的志愿者组织都有这种功能。美国还有“白宫学习营”(the White House Follows)之类的实习，让年轻人与经验丰富及有示范作用的人物相接触，以了解无法形诸文字的领导领域。实践表明，大部分领导能力都是从活生生的例子中学习而得。
第二，素质教育与人文精神的熏陶。领导者应该是通才，他们必须跨越不同部门的界限，必须了解整个系统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积极地处理与邻近系统的互动。领导者不是纯粹的技术专家、效率专家，而是熟知人和人类社会的社会学家。即使是理工科出身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也都有深厚的人文文化底蕴。所以，大学阶段，发展领导能力最好的预备工作是“通才教育”，即素质教育。人类本来是多才多艺的，但现代社会却以专业化教育片面发展人的某一方面才能，忽视甚至压抑了其他方面的才能。特别是那些专业性强的院系和研究所，无形中使他们的学生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在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同时，对其它领域知之甚少，乃至成为“职业白痴”，丧失领导能力。所以，必须加强素质教育，宽口径厚基础，实现文理交融；开设专门讨论领导能力的大学课程，把握领导能力发展的规律与途径；增加领导案例的分析与讨论；选修价值、伦理、人性、权力、团队精神、参与意识等方面的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
第三，从提高概念、理论水准方面着眼，培养领导能力，这是大学教育的强项，甚至非大学莫属。马克思说：科学的本质，就是理性的处理感性的材料。大学通过系统科学知识的学习，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也从中学会抽象思维，建构理论体系的方式方法，提高概念、理论水准。大学的很多课程，如哲学、逻辑学等，都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升领导素养。
第四，大学在形成学生的价值观、政治态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是成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首要素质或条件。学校是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主要场所，近几十年来，大学已经成为学生形成其政治观念和行为的中心，并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大学的很多课程的仪式，都无形中起着政治灌输的作用。大学中洋溢着的高涨的爱国热情，都有其实质的政治内容。大学生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受到政治洗礼，还崇拜那些治理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他们在观察、评价领袖人物的政治活动、国务活动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使自己变得逐渐成熟老练。一位公共行政领导者的成长，总是从政治兴趣开始，先是政治兴趣和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继而是它们又和整个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所以，大学教育，尤其是MPA教育，要重视政治，着力研究如何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