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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作者认为汉族的前身夏族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由羌、夷、蛮诸族中的一部分人，在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的联合斗争融合而成的。汊语的前身雅言是由羌、夷、蛮等语言的不同成分聚合而成的。汉语形成以后不断融合别的语言而发展壮大。别的语言停止使用以后留下一些底层成为汉语的方言特征。
一 汉语在汉藏语系中的地位
汉藏语系的范围不同的学者所指不同，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不论所指大小，语系里都有汉语，而且都认为它是语系的主体，因为使用汉语的人比使用本语系其他语言的人总和还多。所以讨论汉藏语系的重大问题，离开这个主体是不可能的。
多数人认为汉语从原始汉藏语分离出来以后，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发展，同时在结构上陆续吸收其他语言的有用成分丰富自己，在功能上不断接纳其他语言的转用人员壮大自己。那些也出自原始汉藏语的其他语言也各按自己的规律和条件发展。这可以称为汉语起源一元说。但是拿汉语与有关语言比较以后，可以发现有些现象值得深思。
第一，汉语没有近亲。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都是若干语言组成语支，若干语支再组成语族。汉语却不属于任何语支，也不属于任何语族，本身虽然巨大，但是茕茕孑立，孤单无群。
第二，汉语的结构，一部分接近藏缅语，另一部分接近苗瑶语和侗台语。词汇方面，学者们认出了许多汉藏同源的基本词根，但是从这些词根归纳不出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汉—苗瑶、汉—侗台的同源词根少一些，也没有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语法方面，藏缅语的主要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而汉语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苗瑶、侗台也是主语—谓语—宾语。藏缅语用一些格助词表示句子成分，汉语没有格助词，苗瑶、侗台也没有。藏缅语特别是偏北部的一些语言属粘着型，而汉语和苗瑶、侗台是分析语。语音方面，汉语有声调，苗瑶、侗台也有，而且平、上、去、入因声母清浊各分阴阳的调类系统，汉、苗瑶、侗台完全一致；但是藏缅语族的一些语言或方言没有声调，在有声调的语言或方言之间至今尚未归纳出贯串全语族的调类系统。可见，汉语在词汇方面比较接近藏缅语，而在语法、语音方面则接近苗瑶语和侗台语。换句话说，就是成分接近藏缅，框架接近苗瑶、侗台。
第三，自古以来，操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的人都在中华大地上比邻或交错而居，交往频繁，其语言如果是同一祖语分化的结果，为什么结构差异会变得如此之大？
显然，汉语起源的一元说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
二 夏族的出现
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在探讨汉语的起源时，必须首先阐明汉族的前身——夏族是怎么出现的。
考古报告告诉我们，中华大地上不仅发现了人科古猿，而且从能人、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都没有缺环。我国的新石器遗址，到现在已经发现7000多处，其中黄河、长江中下游分布较密，尤其在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1000多处，年代为前5000—3000年。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年代为前4300—2500年。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年代为前5000—4000年。长江中游有皂市下层文化，年代为前5000年。此外，在辽西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云贵等地也有新石器遗址。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有人群集团繁衍生息，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群集团已是星罗棋布。
先秦典籍中所引传说告诉我们，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羌族群中的炎帝集团和皇帝集团从中国的西北部进入自然条件较好的黄河中游加速发展，后来又扩展到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炎黄两族中大体上是炎帝族东迁较早，活动区域偏东南；黄帝族东迁较晚，活动区域偏西北。因为他们都出自西羌，开始向黄河中下游发展时关系较好，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当炎帝集团东扩时，在黄河的中下游特别是下游，早就有人数众多的族群在那里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蚩尤集团和两皞集团，蚩尤是黎苗的首领，两皞是东夷的首领。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地盘，联合起来与炎帝集团斗争。炎帝集团敌不过，于是与黄帝集团联合起来在涿鹿与蚩尤两皞展开大决战。结果蚩尤被杀，黎苗退到黄河以南，东夷集团当然也失败了。
炎黄两族取得胜利以后，后来内部又发生冲突，最后阪泉一战，炎帝族被打败，黄帝族的势力大增。从此黄河中下游进入了由炎黄和东夷组成的部落联盟时代。在联盟之内，首领由各部选举产生。部落首领中有特殊贡献（如作战、治水、制陶）的人，不论属于哪个族群，都能被选为大首领。传说中有名的大首领有：尧（属炎黄集团）、舜（属东夷集团）、禹（属炎黄集团）等人，这就是传说中有名的禅让时代。
从东西两大集团发生冲突到部落联盟后期，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这时候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阶级已经出现，有了城邑，有了各司其职的官吏，首领的权力大增，推选领导人的制度终于行不通了，于是以启为首的集团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的王朝——夏。夏既是国名，也是族名。
夏从出现到定型有一个过程。启传到太康时，东夷族的后羿集团不服，“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夏的政权。不久后羿又被寒浞取代。到少康时才攻灭寒浞，重建夏朝，夏才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
在漫长的部落联盟时代，这些分别来自羌、夷、黎、苗的人，在黄河中下游这片最适宜人类繁衍的土地上，为了生存和发展，时而联合，时而斗争，一方面学习别族的所长，一方面克服本族的不足，于是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接近的大趋势，这就是民族融合。久而久之，不论羌、夷、黎、苗，原来的族征大大消退，而共性却鲜明起来，以至不被所自出的母族所认同，而被视为新的民族——夏族。
夏虽然是一个新民族，因为它集中了原来各族的优秀成分，所以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三 雅言的形成
现在操藏缅语的人被认为是古代羌人的后裔。藏缅语特别是接近古代夏人的北部地区的藏、羌等语言，主要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和代词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前，形容词、数词、指示词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后，形态变化丰富，有表示句子成分的格助词，没有声调，缺少量词。
现在操苗瑶语的人被认为是古代三苗或蛮人的后代。苗瑶语的主要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形态变化很少，没有格助词，量词较多，声调发达，数词、代词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前，名词、形容词、指示词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后。
现在操侗台语的人被认为是古代百越人的后代。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发现说明古越人与古东夷人应属同一族群。因为东夷集团的少皞部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秋，郯子末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商之先也属东夷集团，也以鸟为图腾。《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河姆渡文化是百越先民文化。在河姆渡的出土文物中有9件文物上有鸟形图案，这说明河姆渡人对鸟是崇拜的。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百越也崇拜鸟。《博物志》卷九云：“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拔牙风俗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古居民中，包括大汶口、马家浜、良渚等文化居民中有广泛的流传。大汶口在今山东古东夷地区，马家浜在今江苏古越人地区，在地理上南北连成一片，所以邢公畹先生说：“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想，历史上的东夷集团的语言就是后来逐渐演变为壮侗语族的一种语言。”[①a]壮侗（侗台）语族的主要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形态变化很少，没有格助词，名词、代词、形容词、指示词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后，数量词定语在中心语之前，声调和量词较多。
炎黄、东夷部落联盟初建时，各集团应有自己的语言，其中少数领袖人物会其他语言，因此联盟会议得以举行。时间长了，交往多了，更多的人成了多语人。大量多语人的存在必然导致语言相互渗透和语言交替使用，最后产生了混合型的雅言（夏言）
先秦的传说显示，在夏代以前的部落联盟中，在军事、政治上炎黄集团占优势，所以后代诸夏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都尊黄帝为人文初祖。可以想象，如果在文化上、人数上炎黄集团也占优势的话，就会发生语言转用，而不会产生混合型的雅言。但是出土文物告诉我们，黄河中游的仰韶彩陶文化于公元前3000年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龙山黑陶文化。换句话说，东夷文化战胜了西羌文化。所以有人说：“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比较后进的征服者反被文化比较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而达于融合的过程。”[①b]
什么是雅言（夏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不过这已是周代的雅言，而不是夏代的夏言。四千多年前的夏言我们找不到系统的语料，但是去夏不远的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金文应能反映夏言的一些特征。
先看基本词。甲骨金文里有，分别与藏缅、苗瑶、侗泰有关的词如：
甲金文里的这40个基本词有的主要与藏缅语有关，如数词、动词；有的主要与苗瑶语有关，如人体器官词、形容词；有的主要与侗泰语有关，如金属词、家畜词。其中与藏缅语有关的最多，有23个；苗瑶语次之，20个；侗泰语较少，只有16个。怎样认识这种现象呢？白保罗认为与藏缅语有关的是同源词，与苗瑶、侗泰有关的是借词。怎么知道前者是同源词，后者是借自苗瑶、侗泰呢？白氏设想远古时代东南亚曾经有过一股高于中国的文化流。[①c]前面说过，五千年前先进的黑陶文化的确战胜了彩陶文化，不过它发生在黄河流域，而不是在遥远的东南亚。所以笔者认为，与其把上述基本词区分为不易讲清的同源词和借词，不如视为不同来源的词的汇合。
再看语法。在甲金文里，宾语的位置一般在动词后面。如：
（1）北方受禾，西方受禾？（《戬》26.4）[②c]
（2）己酉贞：山协王事？（《掇》1.431）
（3）用六羌，卯
。（《前》3.25.5）
但是宾语也有位于动词前面的。如：
（4）王其兕只。（《粹》953）
（5）河杀我，不我杀？（《乙》54.6）
（6）贞：王亥不我崇。（《乙》5403）
有人说，宾语位于动词前面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限于否定句、疑问句、代词做宾语、强调宾语等。但是：
（8）和（9）不是疑问句，也不是否定句，也没有加语气副词表示强调。（10）是否定句，但宾语反而在动词之后。（11）是否定疑问句，宾语也在动词之后。可见否定、代词、疑问等条件都管不住。
不仅单宾语的位置可以在动词后，也可以在动词前，双宾语的位置也是如此。如：
（12）又伐五十，岁小牢上甲。（《佚》78）直接宾语“小牢”、间接宾语“上甲”都位于动词“岁”之后。但是：
（13）辛卯匄，戊子祖庚豕又伐？（《乙》4810）直接宾语“豕”，间接宾语“祖庚”都在动词“又伐”之前。
在甲金文里，代词、形容词定语都位于中心语前面，但名词、数词做定语时，有的位于中心语的前面，有的位于中心语后面。名词定语位于中心语前面的。如：
（14）我受黍年。（《续》2.29.3）
（15）
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16）己酉贞：山协王事？。（《掇》1.431）名词定语位于中心语后面的。如：
（17）贞：出疒自，隹有它？（《合》11506）
（18）癸巳卜，贞：祖甲丁，其牢兹用。（《通》68）
（19）己亥卜，争贞：王亥杀我？。（《乙》5403）（17）“自”修饰“疒”，（18）“甲”修饰“祖”，（19）“亥”修饰“王”。数词定语位于中心语前面的。如：
（20）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通》151）
（21）五十犬，五十羊，五十豚。（《前》3.23.6）
（22）癸酉贞：帝五玉，其三小。（《通》468）
数词定语位于中心语后面的。如：
（23）隻兔七，隹州。（《续》3.18.1）
（24）隻鸟二百十二，
一。（《金》742）
（25）贞：羌十又五，卯五牢。（《粹》540）
甲金文缺少形态变化，也没有表示句子成分的格助词，为什么它的宾语可前可后，名词、数词定语也可前可后？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不同的语序来自不同的语种：其中后置宾语来自东夷语和苗蛮语（今侗泰语、苗瑶语），在甲金文中已占优势；前置宾语来自西羌语（今藏缅语），在甲金文中是残存现象；名词前置定语来自西羌语，已占优势；名词后置定语来自夷语和苗蛮语，已成劣势；数词前置定语来自东夷语和苗蛮语，后置定语来自西羌语。雅言语序不定型反映了语法上的多元性。
总之，根据甲金文可以推断，早期的雅言，语法方面东夷、苗蛮格式占优势，西羌格式也有所保存；词汇方面西羌成分占优势，但东夷、苗蛮成分也不少。既然语法和词汇都有不同来源，而且主次不同，所以笔者认为雅言是聚合而成的，是多元一体的交际系统。
在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上已发现许多刻划符号。属于西部仰韶文化的都是几何线条，虽未释读，但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或文字的前身。
当夏朝已经建立，雅言已经形成，管理国家事务需要文书记录时，可以想象，夏人会收集各种符号并加以补充发展来书写雅言。夏代有世系流传下来就是证明。所以夏代的比较原始的文字也是不同性质的符号混合的结果。
四 从雅言到汉语
夏是不同族群中的一部分人经过长期的联合和斗争融合成的新民族，它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商虽出自东夷，周虽出自西羌，但“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夏商周三代在政治上是取代继承关系，在民族成分和语言方面则是继续融合壮大。到了春秋时代，诸夏强调与其他民族的区别，说明华夏已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春秋战国是中国民族迅速融合的时期，也是华夏族迅速壮大的时期。战国以前，秦、楚、吴、越、徐、淮、巴、蜀等都不属诸夏。战国以后，他们都加入华夏的行列了。强大的汉朝建立以后，南楚、闽、粤等也成了“汉”的一部分，而华夏的族名也被“汉”取代了。
华夏——汉发展壮大的同时，原来没有融入夏族的东夷、西戎、南蛮又发生了变化，其中与诸夏杂居或接近诸夏的又相继汉化，但较边鄙的部分保持自己的特征，成为少数民族。西羌集团中未汉化的部分向南迁徙，现在分布于青藏高原和云贵缅甸，其语言是藏缅语。苗蛮集团中未汉化的部分向西南迁徙，现在主要分布于湘桂川黔滇，其语言是苗瑶语。东夷集团很庞大，未汉化的部分，有的自黄河下游向东北迁徙，后来进入朝鲜半岛，其语言为朝鲜语；[①d]有的自黄河以南向西南迁徙，现在分布于贵州、云南，其语言为侗台语族的仡佬语支；有的自长江以南向西迁徙，现在分布于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和印支，其语言是侗台语族的台语支和侗水语支。
雅言形成以后，随着华夏族不断壮大，它也不断丰富发展。丰富发展与形成不同。形成是不同的语言成分凑成一个新的语言，各部分不易分主次。丰富发展是以新产生的语言为基础，一方面调整已有语法结构，使之定型，另一方面根据交际的需要，自己创造新词或从其他语言借词。
甲骨文中宾语前置的现象较多，到春秋时代一般名词宾语已不能位于动词之前，只有在有一个指示代词复指的情况下才可以前置。如：
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唯命是听。（《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代词宾语也趋于后置，就是在否定句中，也有后置的，只有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宾语仍然前置。如：
有事而不告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客何好？……客何能？（《战国策·齐策》）东汉以后，这种疑问代词宾语也开始后置。如：
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涉江采芙蓉》）
至此，汉语的宾语已统一为后置一种。这是东夷、苗蛮语言语序的最后胜利。
甲骨文中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即“大名加小名”的语序在周代依然存在。如：
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孟子·离娄上》）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楚辞·卜居》）
（仲春之月）行夏令，则国乃大早，……暖气早来，虫螟为害。（《礼记·月令》）
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左传·襄公十八年》）
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礼记·礼运》）
数（量）词定语后置周秦时还有，汉时主要是前置。如：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论语·公冶长》）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史记·太史公自序》）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淮南子·天文》）汉以后，除了仿古作品外，大名加小名的复音名词和数词后置都不用了。至此，汉语的定语也已统一为前置一种。雅言的几个语源（羌、夷、苗）都有前定语和后定语两种，汉语最后统一为一种是类化的结果。
据向熹统计，在已确认的甲骨文中只有单音名词约800个，动词约300个，形容词及其他词几十个。到上古末（汉），单音词总数已有一万数千之多，其中动词在3000以上，形容词一千多个，此外还产生了大量复音实词，代词和各类虚词也有很大发展。[①e]
句法的定型和实词、虚词的大量增加，说明四五千年前由多元成分汇合而成的夏语雏形，到二千年前已发展为成熟丰富的汉语。
五 汉语的发展和民族语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成熟壮大以后，作为中国的主体语言和东方中心文化的载体，两千年来，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交际功能上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和邻国的一些语言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语言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有的借词多达词汇总数的50%以上，如瑶语和朝鲜语。这些借词从上古延续到现在，以至很难区别哪些是借词，哪些是固有词。
第二，一些语言的固有成分——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在汉语的强大影响下，也变得越来越接近汉语。例如新满文增加了4个字母专拼汉语借词读音。裕固、东乡等语言元音和谐日益松弛。回辉话产生了声调。白语的宾语由动词前移到了动词后。勉语、畲语的定语大部分前移。总之，分布区越接近汉语，其结构越像汉语。
由于来自汉语的词占了大多数，语法结构也跟汉语差不多，只有一些最基本的词仍是民族语的，有的语言变成了既不像汉语也不像民族语的混合语，如广西融水等县（自治县）的五色话和广东怀集等县的标语。
第三，各少数民族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掌握了汉语，于是在民族地区内出现了许多既通行民族语又通行汉语的半汉语区。
第四，因做官、驻屯、经商、移民等原因，一些操民族语的民族进入汉语区，时间长了，就转用了汉语，较早的如南匈奴、鲜卑，较晚的如契丹、回、女真——满。虽然汉语的通行区没有扩大，但是使用汉语的人数却大大增加了。
第五，接近汉语区或处于汉语包围中的一些半汉语区，随着汉语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完全使用汉语。如西夏全部，土家、畲、仡佬大部分，蒙古、苗、瑶等的一部分。于是不仅纯汉语区扩大了，汉语的使用人数也增加了。
在汉语口语发展壮大的同时，书写汉语的汉字也对其他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语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除了给周围语文以巨大的影响外，也受了其他语言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借词，不同时代都有。因为只是表层影响，这里不举例讨论。比较深刻的影响则有如下几种：
第一，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成为双语人时，他们说的汉语往往带有民族语的特征，形成一种特殊的过渡方言。例如：维、哈、朝等族说的汉语声调区别不严格。彝、纳西、傈僳、哈尼等族说的汉语缺乏鼻音韵尾。部分壮族说的汉语声母不分送气与不送气。
第二，操双语的人转用汉语之后，民族语的某些成分或特征会作为底层保留下来，成为方言差异。例如阿尔泰语、藏语、羌语等没有量词，接近这些语言的汉语西北方言量词极其贫乏，“个”几乎是万能的，可以出现在各类名词前面。满通古斯和蒙古语族都只有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两组塞音塞擦音。六朝以后东北和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来转操汉语，因此北方汉语的全浊声母也很早就清化了。侗台语没有介音u，但是有圆唇声母。汉语粤方言也没有介音u，有圆唇声母。侗台语和瑶语表示动物性别的成分位于动物名称之后。南方汉语也有“鸡公”、“鸡婆”一类的词。侗台语有声母？b和？d。一些吴方言里也有这种声母。苗语的前高元音之后只出现舌尖鼻尾，后低元音之后只出现舌根鼻尾。汉语西南官话的前高元音之后也只有－n。所以民族语停止使用以后留下的底层是形成汉语方言的重要条件。
第三，少数民族以汉语为第二语言或转用汉语时，有的根据民族语的特点，把汉语做了系统地改造，使它变成了一种既不像汉语也不像民族语的混合语。例如河州话，词基本上是汉语的；声调只在单音词里有区别，在多音词里已转变为重音；主要语序变成了主语—宾语—谓语；名词有格的区别，用不同的附加成分表示。这种混合语模糊了汉语和非汉语的界限。
六 小结
本文参考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的成果提出汉族的前身夏族是由羌、夷、蛮等集团中的一部人融合而成的，商、周是夏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不同的民族。汉语的前身雅言（夏言）是吸收古羌语（藏缅语前身）、古夷语（侗台语前身）、古蛮语（苗瑶语前身）的成分混合而成的，所以汉语的语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古羌语、夷语、蛮语是不是由更古的某个语言分化而来，限于材料，本文还不能回答。汉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它不断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员，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发展自己，并给其他民族以巨大影响。汉藏语系是聚合型的语系。汉语是它的纽带，也是它的主体，它形成以后，在历史上融合了多种语言，并给其他语言以不断的巨大影响，从而造成了它与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等既部分同源，又有多层影响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a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90页。
①b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293页。
①c 罗美珍《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观》。
②c 甲骨文书全名见文末参考书目。
①d 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从汉印尼几组词的对应看汉南岛的关系》，《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1995年第4期。
①e 向熹《简明汉语史·中篇》，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本文所引甲骨文书目
《戬》，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掇》，郭若愚《殷契拾掇》
《前》，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
《粹》，郭沫若《殷契粹编》
《乙》，董作宾《小屯殷虚文字乙编》
《佚》，商存祚《殷契佚存》
《续》，罗振玉《殷虚书契续编》
《菁》，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
《合》，郭沫若等《甲骨文合集》
《通》，郭沫若《卜辞通纂》
《金》，《金璋所藏甲骨卜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