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富群体消费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富论文,群体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消费既是人们为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物质财富的消耗行为，同时，消费又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与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紧密相连。消费的社会经济作用日益显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同样，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因此，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下一个生产过程的先导。只有适度消费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是一种在国家引导下，消费方式不断调整、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它是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城乡居民消费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急剧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0.5%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80.9%，而国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31.6%急剧下降到1997年的14.1%。在我国巨大的个人收入中，一部分人因为处在好的行业或从事特殊的职业而占有其中较大的份额，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先富群体。本文针对我国先富群体消费行为的作用、特点、模式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影响等问题做出一些分析，以引起社会对此问题的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探讨。
一、先富群体对于启动我国消费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谓先富群体是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先富”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先富群体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群组合。但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定义尺度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富群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先富群体的人数虽少，但人均收入高、人均拥有的财富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更高，同时其财富的增长率高。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1998年，占城镇居民2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10962元，占20 %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447元；最高收入层是最低收入层的4.5倍。 占城镇居民的10%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比10%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高5个百分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同样存在着比较悬殊的差距，其财富的集中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意味着低收入居民不仅在收入数量上与高收入居民有着悬殊的差距，而且其收入增长慢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
再看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情况。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 高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成了众商家制订各种营销计划的出发点，成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启动消费的希望所在。但是，据专家分析，这5.3万亿元存款中，约有1万亿是“公款私存”，1万亿是农村储蓄。此外的3万亿元中约有一半被20%的城镇高收入户占有，其余一半分散在80%的储户中，有20%的低收入家庭户均存款不足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存款总量虽多但人均多寡差别很大。
应该指出，启动城乡居民消费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人们储蓄中“活”的部分，即扣除掉储蓄人的预期支出之外的部分。对绝大部分低收入者来说，这种活的部分占其总储蓄量的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对先富群体来说，其财富占有量大，特别是活的部分占其总储蓄量的比例很高，是整个消费市场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由此可见，先富群体在启动消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先富群体的消费行为对社会其它阶层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先富群体虽然人数少，但他们的消费需求、消费偏好、消费趋势却直接影响我国消费市场的消费结构甚至产业结构。先富群体的消费具有导向作用，他们的吃、穿、住、玩、行等，往往容易引起其他人群的注意和仿效。先富群体往往是新产品特别是高档商品的最初消费者。事实上，正是一些所谓高档商品和一些高消费的娱乐活动，简明地勾画出先富群体与其他人群的界线。比如拥有高档商品房、拥有高档私家车、拥有名贵收藏品、拥有大量有价证券等等都是先富者的明显标志（当然，也有一些富有者不愿露富或不宜露富）。比起其它社会群体，先富群体的消费模式更丰富。由此使得先富群体成为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二、先富群体消费倾向的理论思考
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流动偏好以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影响投资需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十分重视消费倾向这一心理因素，认为消费倾向趋低直接导致需求不足，消费倾向的减弱不仅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弱，而且间接导致投资需求的减弱，原因是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消费倾向决定于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社会结构这些不易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消费在短时期内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变化。实际上消费者的消费支出除了受自身收入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周围人消费行为的影响。消费的示范作用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影响很大。
从现实的感觉来看，消费倾向稳定原理和消费示范作用基本适用于我国先富群体的消费心理。改革开放20年来陆续产生的先富者们中，中老年的富裕者占很大比例。这些人都经历了消费品短缺的年代，即使是经济发展、许多基本消费品供大于求的今天，虽然他们的部分消费习惯已适应了新的变化，但仍不能消除他们原来节衣缩食消费习惯的心理烙印。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消费方式的影响下，这些人的基本的消费心理正在被强大的社会消费心理所吸引，他们的正常消费很难与大众消费拉开较大距离。在中华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和零点调查公司共同所作的一项调查中，根据调查对象本人报告获知，老板们的月消费支出水平为3223元，最低支出仅为100 元，最高支出额达60000元，中位数为1000元。其中月消费水平超过5千元的占14.8%，超过一万元的占8.3%，与过去3年调查比较，消费对象个人消费支出水平处在缓慢而稳定的增长中，但老板中仍有40%的人的日常消费支出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居民中的中档消费水平。 月支出水平有10000元以上的“奢侈消费群体”仅占老板群体的5%强。这表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先富人士中，除了在“情绪消费”等方面乐于支付超常价格外，日常消费水平仍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如果考虑到消费群体中存在着可观的隐富群这一事实的话，上述结论就更趋于正确，因为在消费环节隐蔽自己的财富必然使他们的消费方式更加大众化。
西方经济学在论述消费倾向时利用了一个基本的心理规律，凯恩斯曾说过：无论是从先天人性看还是从具体事实看，有一条心理规律深信不疑，这就是，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自己的消费，但是，消费的增加总没有收入增加的多。
如果进一步考察我国先富群体收入增长与其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即考察先富群体边际消费的变化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先富群体惊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与先富群体合理消费增长之间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国当前启动内需的瓶颈所在。
根据有关统计，1995年我国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平均年收入是最低收入户平均年收入的3.7倍， 而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支出只是最低收入户平均消费支出的2.9倍，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递增速度以及金融资产向高收入群体的集中速度，近年来先富群体的这种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失衡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造成当前消费不振的一种通俗解释是：存款多的人已经基本满足住行等消费需求，第一步的消费升级已经完成，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创造出来，故消费倾向趋低，储蓄倾向很高；而存款少的人虽未满足住行等消费需求，但因处于消费积累期，并未形成较高的现实购买力，也不敢轻易大把花钱。政府多次降息启动消费无明显效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体估计先富群体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先富群体消费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合理消费是指公民用于自身合乎社会道德伦理要求、价值取向和制度要求的生存、发展、享受资料的消费，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人们正常社会关系，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消费，如腐败关系消费、炫耀型消费、挥霍型消费、奢侈糜烂型消费、封建愚昧型消费等应属于不合理消费。由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成份的遗传和国外某些消费方式的变异而引发的不合理消费，虽然在某一时期对消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从长远看，它是孳生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上的毒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力很大，应当予以遏制。假如我们剔除先富群体的部分不合理消费，如关系消费、集团高消费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先富群体合理消费的增长速度就更为低下。
三、先富群体消费的问题和对策
启动消费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消费者个人行为有机结合的产物。当前，解决先富群体消费问题，已成为启动内需的主要工作之一。政府应当为先富群体消费结构的合理升级，在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净化、消费习惯更新等方面多做文章。对于先富群体应当通过舆论媒体和其他手段促其转变消费习俗，增强更新意识。先富群体消费要加速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消费转变，形成社会消费的多层次格局。过度的节约对市场经济不利，适度消费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第一，培植教育产业，大力开拓教育消费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先富群体更加希望能满足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据有关调查统计，教育市场是目前城镇居民家庭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其消费支出比例已超过购房支出，也超过购车支出。特别是先富群体，对于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更为强烈的愿望，同时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实现这种愿望。但有些人却难以如愿，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体制和有关政策的限制。我国199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9.1%， 而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就有15.5%。现在我国每年高中毕业生300万人，仅有1/3升入大学。
先富群体是中国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的主要争取对象。如以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般城市家庭大约愿意负担3.5到5万元，而高收入者们计划负担额则要高出2至3倍，且其中“孩子需要多少就用多少”的人要高出普通城市居民约8至10倍。 在整个社会都重视子女教育的形势下，先富群体最有经济实力实现其意图。教育消费市场容量是相当大的，先富群体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利用政策杠杆，扩大先富群体的消费空间。政府应取消一些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中国经济已由短缺走向了相对过剩，但计划经济时代为应付短缺所制定的许多限制消费或惩罚多消费、高消费的许多不合理的收费政策和措施，而今却仍在沿用，这对先富群体的消费热情是严重的制约。同时注意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合理的问题，使生产适应消费需求，提供多层次的优质商品，弥补先富群体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断层，建立各种适合先富群体需要的消费项目和消费渠道。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在这方面，先富群体同样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
第三，改革现行的分配制度，新增货币分配向中低收入者倾斜。由于高收入阶层通常是资本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在财富分配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政府制订的一些措施在发挥预期目标的同时，也加剧了货币向高收入阶层的流动。由于先富群体消费倾向的稳定性，现在的分配制度使得愿意消费的人无力消费，消费倾向低的人持有的货币还在不断增加。
第四，鼓励先富群体投身光彩事业，实现先富帮助后富的既定方针。要鼓励先富群体投资于公益事业。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以扶贫开发为主旨的“光彩事业”，已走过了5年的历程。 五年来全国先后为2669位民营企业家参与光彩事业，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589个，到位资金75亿元，培训人员33万人，安排就业38万人，帮助153 万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中国扶贫史上，光彩事业留下了灿烂的一项。
第五，遏制先富群体中一些人的不合理消费，净化消费环境。对先富群体消费中不合理的部分，即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甚至会引起社会风气的败坏、损害人们正常的社会关系、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消费行为，应动员全社会予以遏制。在前述各种不合理消费中，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系消费。
所谓关系消费是为了建立或维持所需的特定社会关系，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资本增殖优势和信息优势而产生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以钱或物的赠与、以高额支出的娱乐等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或利益。这种消费在先富群体内表现更为明显。
说到关系消费不能不提及权力与财富的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有些人本来就是凭借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方式获得财富而成为先富者的；而更多的人则是在有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之后，会千方百计地追求、攫取各种权力用以保护既得利益；这两者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达到权力和财富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它将寻求某种关系垄断——即在一定的区域内或在一定的行业内寻求一种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特权。有了这种特权就可以顺畅地、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闻名全国的湛江走私案中所揭露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了如何通过关系消费达到关系垄断。走私分子张猗、李深等为打通湛江海关这个“通道”，1996年至1998年期间用于前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身上的关系消费就达20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同一期间张猗、 李深所办的“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垄断了湛江海关几乎所有的走私报关“业务”，偷逃国家关税达4.2亿元，成了名震一方的“报关大王”， 真正做到了“关系垄断”。
关系消费是产生行贿受贿行为的有力动因。它对社会肌体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在我国“权”“钱”互为依附的观念根深蒂固，权钱交易屡反不掉的背景下，更要密切关注并努力消除关系消费。
第六，加强先富群体的消费引导。所谓消费引导包括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即消费政策、消费教育和消费示范。其中消费政策属于最高层次的引导，它调节社会消费与生产在规模、结构及水平方面的动态适应性。这方面一旦出现失误，如过分地压抑社会需求或不恰当地宣传“高消费”，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由此而造成的经济生活的动荡和损失都是巨大的。消费教育属于第二层次引导，它引导消费者在正确的消费观下进行自主的消费行为。要有意识地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诱导消费者进行或不进行某些消费行为。消费示范属于第三层次的引导，即消费者在消费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劳务时的技术方面的引导。比如一日三餐如何配制才符合营养科学的经济实惠的要求；如何对新产品进行正确的使用和保养等，旨在提高消费者素质。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新型的消费观念，培育科学的、文明的、健康向上的消费方式，反对和抵制庸俗的、野蛮的、腐朽没落的消费方式，增加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