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见论文,故事论文,资料论文,汉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中国古代流传的著名爱情悲剧故事中，时代最早的是战国时代宋康王之臣韩朋及其妻的故事。在古书中，这一故事最早见於晋代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注：《搜神记》卷十一第141～142页，汪绍楹校注《古小说丛刊》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搜神记》原书已佚，今本似为明代人所辑集。此书韩朋（今本作“韩憑”）故事屡为宋代以前古书所引用，当为原来所有无疑。），但所记韩氏之名有异文：今本《搜神记》作“憑”；《法苑珠林》卷二十七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搜神记》皆作“冯”；《太平广记》卷四六三所录唐末刘恂《岭表录异》引《搜神记》作“朋”，“朋”字下注：“一作‘憑’。”（武英殿聚珍版自《永乐大典》辑出的《岭表录异》作“一云‘冯’”。）敦煌莫高窟所出唐代通俗文学作品中有《韩朋赋》一卷，（注：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137～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又见项楚《敦煌变文选注》266～278页，巴蜀书社1990年版。本文引此赋据《选注》。）也是讲述这一故事的，韩氏之名作“朋”，与《岭表录异》所引《搜神记》相合。
“憑”本是“冯”的分化字，二字古通（注：参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45页“冯与憑”条，齐鲁书社，1989年版。）。“朋”与“冯”、“憑”古音都属并母蒸部，古代也可通用。战国中晚期之交有一个曾任韩相的政客，在《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公仲侈”（鲍彪本《战国策·秦策二》改“侈”为“朋”）、“韩侈”、“韩朋”、“韩冯”等异名。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一·秦策》“公仲侈”条，引其子王引之说，对此人之名所以有歧异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
《史记》作“冯”（引者按：见田齐世家），“冯”与“朋”声近，则作“朋”者是也。《艺文类聚·宝部下》引《六韬》曰“九江得大贝百冯”，《鸿烈·道应》篇作“大贝百朋”，是“朋”、“冯”古字通也。（原注：“朋”之通作“冯”，犹“淜河”之“淜”通作“冯”。）其作“侈”者乃“倗”字之讹。“倗“倗”“朋”古字亦通。（原注：《说文》：“倗，辅也。”字或作“傰”。《周官·士师》“为邦朋”，故书“朋”作“傰”，郑司农云：“傰读如朋友之朋。”古文“多”字作“
”，形与“朋”相似，传写往往讹溷。……）《韩子·十过》篇及《汉书·古今人表》并作“公仲朋”。
见于《战国策·韩策一》的“公仲明”（“明”为“朋”字之误），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公中（仲）傰”（注：《战国纵横家书》图版256行， 见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叁]》，中华书局，1983年版。）。“傰”、“倗”是一字之异体，上引《读书杂志》文已指出。可见王氏认为“公仲侈”、“韩侈”之“侈”为“倗”之讹字，是可信的。又称“公仲朋”的“韩朋”与韩朋故事的主人公经历不同，地位相差悬殊，自然不是一个人，但是二人之名或作“冯”或作“朋”则是一致的。
容肇祖在三十年代发表了《敦煌本〈韩朋赋〉考》（注：原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5年版。后收入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文引此文时简称“容文”。引文后括号内所注为明文书局1985年版《敦煌变文论文录》的页码。），这是古代俗文学研究方面极为重要的一篇论文。在韩氏之名的问题上，容氏据《岭表录异》和《韩朋赋》，认为“在唐以前，称‘韩朋’的仍甚通行。自《搜神记》写作‘韩憑’的一本通行，后来遂极少说‘韩朋’，大都说‘韩憑’了”（653—654页）。从下文要说到的汉简将韩氏之名写作“傰”的情况来看，作“朋”的本子大概要早于作“冯”或“憑”的本子。
《搜神记》所记韩朋故事不到三百字，大意说：宋康王之臣韩朋妻美，王夺朋妻，并罚朋为刑徒。朋妻密遗朋书，朋得书自杀。朋妻与宋王登台，自投台下而死，遗书愿与朋合葬。王不听，分埋之，二冢相望。其上一夜间各生一树，旬日大盈抱，彼此根交枝错，又有鸳鸯一对恒栖树上，交颈悲鸣。
敦煌本《韩朋赋》长达二千字左右。前半部分的大意是：韩朋少年丧父，独养老母，因将远仕，娶贤妻奉母，夫妻情投意合。朋婚后不久即远仕于宋，长期不归，其妻念之，致书于朋。朋得书心悲，意欲归家而无因由，怀书不谨，遗失殿前。宋王得书，甚爱其言，遣其臣梁伯驰往朋家，取朋妻入宫。这些情节都不见于《搜神记》。赋的后半部分，主要情节与《搜神记》大体相合，但叙事较繁，在细节上颇有出入。
《搜神记》所记韩朋故事与《韩朋赋》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上引容文在承认二者“根本出于一个故事”（675 页）的同时，强调后者并非由前者发展演变而成。容氏说：“《韩朋赋》所叙韩朋的故事，当为唐以前民间的传说，较之《搜神记》所载，更为详细得多。”（673页）又说：“从《韩朋赋》的内容去考证， 可定为不是因《搜神记》的记载而产生，而且《韩朋赋》为直接朴实的叙述民间传说的作品。”（679页）他显然认为在《搜神记》之前，韩朋传说早已产生， 而且直至《韩朋赋》出现的时代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搜神记》的作者按照他的趣味，以简洁的文笔记录了这个民间传说的梗概，《韩朋赋》则比较朴实、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民间传说。所以他说《搜神记》没有提到《韩朋赋》前半部分的情节，并非由于所根据的传说中没有这种情节，而是由于这种情节“是《搜神记》所不甚注重的， 故未详述”（674页）。容氏的这些看法是很精辟的，我们在汉简中为他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二
197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发掘敦煌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一批为当时人所废弃的散残木简。这批简经过整理已全部发表在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中。其中原始编号为79.D.M.T6:16，释文号为496的一枚残简， 所记正为韩朋故事。
此简上下端皆残，正面存二十七字，反面在居中的部位有“百一十二”四字，应是此简在原来所属册书中的编号。下面是我们对此简正面文字的释文：
书，而召幹傰问之。幹傰对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
。（《敦煌汉简》496A，上册图版伍贰）
原整理者的释文把“幹傰”释为“榦備”，把“来游”释为“乐游”（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下册23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上引简文“游”上一字本作“
”，这种写法的“来”字在汉简中很常见（注：武威《仪礼》简“来”字皆如此作，见徐富昌《武威仪礼汉简字形表》58页，徐氏自印本。又如居延汉简3.20B、80.13等简“来”字亦近此形，见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103页，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并为后世的简俗体所沿袭。
“幹傰”二字在简文中出现了两次，图版上的字形以第二次出现的为较清楚。前一字右下部从“木”，后一字右旁作崩。“榦”本是“幹”的别体，释前一字为“榦”，不能算错。但是简文既从“木”，自然还是释作“幹”为妥。《敦煌汉简》1143、1144二简也有此字，整理者隶定为“幹”（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册图版壹零肆、壹零伍，下册263页。）。汉简“幹”字往往在“木”旁上加一横， “幹傰”之“幹”也如此。后世仍有这种写法（参看注[15]）。后一字的右旁不是“
”而是“崩”，马王堆帛书《天文杂占》“崩”字写法与此基本相同（注：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652 页“崩”字条，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可证。睡虎地秦简“傰”字（注：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10页“傰”字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前引《战国纵横家书》“公中傰”之“傰”，写法都与此字很相似。汉印也有写法相似的“傰”字，过去曾被误释为“倫”，于豪亮在《释汉简中的草书》一文中已加纠正（注：《于豪亮学术文存》252 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居延简35.4 （即《居延汉简甲编》245）有人名傰，过去被释为“備”，上引于文改释为“倗”（注：《于豪亮学术文存》251—25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大概认为此字右旁是“朋”字。其实此字也从“崩”，只不过“崩”的写法稍草而已。原整理者把“幹傰”的“傰”释为“備”，与上举居延简的误释如出一辙。
从简文文义看，“幹傰”显然是人名。“幹”是居延简和敦煌简中常见的姓氏。上引《敦煌汉简》1143、1144的“幹”字就是用作姓氏的。一般认为这种“幹”字应读为“韩”，可信。《说文》“韩”字篆文从“韦”“倝”声（见《说文·五下·韦部），秦简“韩”字同（注：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196页“傰“字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幹”字从“木”“倝”声，与之同声旁。《说文》以“井垣”为“韩”字本义，秦简“韩”字正有这种用法（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21～22号简背面第肆栏：“庑居东方，乡（向）井，日出炙其韩，其后必肉食。”“韩”正指井垣。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21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而一般古书中“井韩”字则作“幹”或“榦”（注：《淮南子·本经》：“鸡棲井幹”。《史记·武帝本记》：“乃立神明台、井榦楼”，《索隐》：“又诸本多作‘榦’，一本作‘幹’，音（《史记会注考证》指出“‘音’下当有脱字”。王叔岷《史记斠证》471 页谓“音下疑脱韩字”，可从）。”“
”即“幹”字异体，汉简“幹”字多作此形。《庄子·秋水》：“出跳梁乎井榦之上”。《初学记》七、《事文类聚后集》五○、《韵府群玉》一八引此文，“幹”皆作“”（据王叔岷《庄子校诠》624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版）。“榦”为“幹”之别体，汉以前古书中“榦”字，本来皆应作“幹”，乃后人所改。）。这是“幹”“韩”相通的明证。“傰”与“朋”古亦通用，已见上文。又，《周易》诸“朋”字，马王堆帛书本多数作“傰”（注：参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43～44页“朋与傰”条，齐鲁书社，1989年版。），也是二字通用之证。所以“幹傰”没有问题可以读为“韩朋”，上引《敦煌汉简》496 号应该是汉代人所记的韩朋故事的一枚残简。韩朋的“朋”汉简作“傰”，跟公仲朋的“朋”帛书作“傰”，是平行的现象。看来汉代人是比较习惯于以“傰”为人名的。
马圈湾所出汉简中的纪年简，最早的是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简，最晚的是新莽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公元22年）简（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68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下册23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韩朋故事残简的抄写时代，大概不会超出西汉后期和新朝的范围。也就是说，它的时代比唐代的《韩朋赋》至少早六百年左右，比生活在东西晋之交的干宝的《搜神记》至少早三百年左右。由此可见这枚残简在古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这枚残简所保存的汉代韩朋故事的内容极少，但是从其叙事方式仍可看出，其风格近于《韩朋赋》而远于《搜神记》，而且原来的全文一定相当长。以残简与《韩朋赋》有关内容对照，可以断定简文所说的“书”，就指韩朋之妻在家想念韩朋而写的那封信。召韩朋加以询问的人，按情理推测当是宋王。所以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上文中，一定有跟《韩朋赋》相似的、韩朋之妻的信被韩朋失落而为宋王所得的内容。《韩朋赋》说朋将远仕，念老母独居，故娶贤妻，“入门三日，意合同居，共君作誓，各守其躯，君亦不须再娶妇，如鱼如水，妾亦不再改嫁，死事一夫”，接着就说韩朋出游之事。所谓“入门三日，意合同居”，当然不是说入门三日以后才意合而同居；而是说由娶妻到出游，中间只有三天同居的时间，而情意则十分投合。这跟简文所说“臣娶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也是基本符合的。
当然，民间传说是不断有所变化的。残简所反映的汉代关于韩朋的民间传说，跟《韩朋赋》也有明显的相异之处。如《韩朋赋》说“（韩朋）怀书不谨，遗失殿前，宋王得之，甚爱其言，即召群臣，并及太史：‘谁能取得韩朋妻者，赐金千斤，封邑万户。’”其间并无王先召问韩朋的情节。残简中韩朋自言“三年不归”，《韩朋赋》则说：“韩朋出游，仕于宋国，期去三年，六秋不归。”离家不归的时间增加了一倍。
容文在对比《韩朋赋》与《搜神记》大致相合的那部分内容时指出：“《搜神记》载韩朋妻密遗朋书，即‘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三句隐语，在《韩朋赋》为‘天雨霖，大鼓无声，小鼓无音’三句。《搜神记》为宋王解释隐语的名苏贺，《韩朋赋》为宋王解释隐语的名‘梁伯’。这又是传说的不同。”（674—675页）这跟残简与《韩朋赋》在情节上有出入的情况是类似的。
从以上所述来看，《韩朋赋》前半部分不见于《搜神记》的内容，其主要情节大体上在残简所代表的汉代韩朋故事中应该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在细节上彼此有一些出入而已。韩朋故事中的宋康王就是宋君偃，他是战国后期宋国的亡国之君。关于韩朋及其妻的民间传说，很可能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以后经历汉、唐等代不断有所发展变化。残简所代表的汉代韩朋故事和《韩朋赋》，都是对当时的韩朋传说的比较全面的记叙。记叙者无疑会对传说作一些文学上的加工，但对传说的主要情节应该不会作大的变动。
容氏在《韩朋赋》中发现了与后世流传的《青陵台歌》和《乌鹊歌》相同或相似的语句，因此得以肯定这两首“在宋元间方始见于记载”的韩朋传说中的歌谣，实际上“有更早的源头”（671页）。 我们发现了汉代的韩朋故事的残简，因此可以肯定《韩朋赋》中不见于《搜神记》的内容，也确有“更早的源头”。容氏所提出的“《韩朋赋》为直接朴实的叙述民间传说的作品”，“不是因《搜神记》的记载而产生”的主张，由此完全得到了证实。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在残简所代表的汉代的韩朋故事与《韩朋赋》之间，可能还出现过其他比较全面地记叙韩朋传说的书面作品，而《韩朋赋》未尝没有可能曾受到过这类作品的影响。
三
容文还有一个重要见解。容氏在《韩朋赋的体制》一节中说：
《韩朋赋》等一些作品（引者按：容氏上文除《韩朋赋》还提到了敦煌本《晏子赋》和《燕子赋》），是用白话作成的韵文赋，这种体制，在唐代以前，却不易见，然而不能说是古代没有的。汉宣帝时（纪元前93—前49）王褒的《僮约》，便是类似这种体裁。是否宣帝时，民间已有这种叙说故事的体裁为王褒所采用，或者那时民间用口讲述故事，而带有韵语以使人动听及易记，有如王褒的《僮约》，现在都没可考。或者在汉魏间，贵族盛行以赋作为文学的玩意儿时，民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韩朋赋》等，便是这类赋体仅留的型式。（680页）
容氏的这一见解也已为新出土的汉简所证实。
1993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东海县尹湾6号西汉晚期墓， 发现了一批简牍，其中有一篇大体完整的《神乌傅（赋）》。全赋六百余字，基本上用四字句，大部分句子逐句押韵。赋中讲述了一个完整的鸟的故事，说一对乌鸦营巢时，有一只“盗鸟”窃取其筑巢材料，雌乌发现后，追逐盗鸟，与之论理，盗鸟不服，终至相斗，雌乌受了重伤，临死与雄乌诀别，要雄乌“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为了不拖累雄乌，自投“污则（厕？）”而死，雄乌极其悲哀，“遂弃故处，高翔而去”。
此赋题材跟敦煌发现的《燕子赋》相类，二者都应该是以民间口头文学中的有关内容为创作基础的。《神乌赋》大约是西汉后期儒学久已确立其独尊地位的时代的作品，所以赋中使用了不少《诗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里的话。但是总的来看，其语言仍相当通俗，风格跟堆砌词藻的一般汉赋截然不同，可以看作以讲述故事为特色的俗赋，只不过形态还比较原始而已（注：参看拙文《〈神乌赋〉初探》，载《文物》1997年1期。）。此赋的著作时间当与王褒同时或相近， 体裁与《僮约》也相当接近。容氏推测王褒之时民间已有类似《僮约》的“叙说故事的体裁”，“在汉魏间（引者按：似指汉魏之时，非谓汉与魏之间）……民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神乌赋》的出土证实了他的卓见。
我们所讨论的残简所记的韩朋故事，是什么体裁呢？从现存残文看，似是叙事散文或散体赋，但由于存字太少，还难以据此推定全篇的体裁。即使在用韵甚密的俗赋中，也往往间杂一些散句，所以还不能完全排斥这一韩朋故事采用有韵的赋体的可能性。如果确实如此，当然跟《神乌赋》一样，是“那时民间用口讲述故事，而带有韵语以使人动听及易记”的反映。即使是无韵之体，也应该具有类似后世“话本”的性质，大概主要是用作讲故事的人的底本的。
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传说的汉简呢！前面说过，韩朋故事残简在原来所属的册书中的编号为“百一十二”。可见这部册书所包含的简数量相当多，除韩朋故事外一定还有不少其他内容。其中很可能还有俗文学作品，可惜已无从得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