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出口贸易论文,附加值论文,分析法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5-081231-1186
作为改革开放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近年来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际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发展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出口贸易绝对数量的增加来拉动一国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必然会导致该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最终使其陷入“贫困化增长”的怪圈。因此，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和出口强劲增长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迁，考察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平稳增长的对策建议，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国际贸易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不同的理论对出口贸易如何引致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国外的典型研究包括Kavoussi(1984)、Moschos(1989)、Jin(1995)、Helpman和Krugman(1995)等；国内有林毅夫、李永军(2003)，吕惠娟、许小平(2005)和尹敬东(2007)等。
上述研究都是从总量层面分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出口贸易结构的分量层面来研究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Mazumdar(1996)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分析了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结论认为，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结构。Levin和Raut(1997)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考虑了人力资本在出口贸易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构建模型分析了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认为，工业制成品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小。王永齐(2004)从资本品出口和消费品出口这一静态贸易结构分类视角出发，构造了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Granger因果法检验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易力等(2006)同样将出口贸易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利用中国1980～2004年出口和GDP时序数据，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两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综观现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中采用的贸易结构分析法都是简单的静态贸易结构分析法，仅从加工程度这一角度对出口贸易品进行简单分类，无法反映出口品技术附加值这一更为重要的贸易品技术含量属性，同时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其次，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种仅仅从时间维考虑出口总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方法忽略了各种产品出口贸易的异质性对经济增长的全面动态影响。
针对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不足，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第一，本文采用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出口结构分类方法，该方法可以从出口品技术附加值的角度精确描述一国出口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第二，本文对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采用的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已有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标准时间序列数据模型相比较，一方面，面板模型可以将不同的观测个体组合起来同时从时间维和空间维两个角度深入考察相关变量之间潜在的经济关系，即面板模型在分析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候可以充分考虑各种产品出口贸易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动态面板模型可以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对被解释变量的持续性影响，即动态面板模型可以充分考虑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效应。
二、产品技术附加值的计算与产品分类方法简介
为了更好地考察各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关志雄(2002)和Lall等(2006)假设技术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于高收入的国家，用该种产品各个国家出口份额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来衡量该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采用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各种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经计算得到的第i种产品的数值越大，意味着该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越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该方法计算的产品技术附加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按照国际分工的变化而不断地动态演化。例如，一些以前只能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体系的不断演进，其技术成熟度和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这些产品正在进入或已经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品标准化阶段，其市场竞争的重心将从以新取胜逐渐过渡到以价取胜，此时此类产品将会大规模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最终使其生产成本最小化，因此，此类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也将会随着产品原产地的国际迁移而相应发生变化。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根据前文所提到的各类产品技术附加值的计算公式，本文分析中采用的原始数据包括：1992～200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的标准三位数(Rev.3 SITC,digit-3)水平下260种产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贸易额，以及同期130个国家以美元计价的人均收入（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SITC三位数水平下中国各类产品的出口额。这些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在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所用到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产品技术附加值的计算与产品分类
按照前文提到的各类产品技术附加值的计算公式，计算1992～200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的标准三位数(Rev.3 SITC,digit-3)水平下各细分类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本文选取130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出口考察国，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的标准三位数(Rev.3 SITC,digit-3)水平下的每年260种产品作为考察对象，这样每年计算的有效矩阵为“130个国家（或地区）×260种产品”。然后把各年度的260种产品按照计算出来的产品技术附加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并平均分为两组，分别定义为低附加值产品组和高附加值产品组（即每组各有130种产品）。
3.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变迁分析
在计算每年各子类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后，按产品技术附加值从小到大的顺序，把所有子产品等分为两组，分别定义为低附加值产品组和高附加值产品组①，然后计算中国每年两个组别产品的总出口额，进而形成两类具有不同技术附加值大类产品的出口额时间序列，分别定义为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总额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总额，符号分别定义为EX[,DI]和EX[,GAO]。根据分组情况，参考贸易专业化系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和巴拉萨产业内贸易指数(Balassa Intra-industrial Trade Index)的构造方法，本文构造出口贸易结构指数来反映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的情况，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出口贸易结构指数
由出口贸易结构指数的形式可知，该指数能够反映出两组具有不同技术附加值大类产品的比较优势，通过其变化可以看出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出口贸易结构指数的上述公式可知，出口贸易结构指数的取值范围是[-1,1]。当一个国家全部出口低技术附加值产品时，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为-1；当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额和高附加值产品额相同时，该指数为0；当全部出口高技术附加值产品时，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为1。由此可以看出，当一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增大时，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开始优化；反之，当一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减小时，说明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开始恶化。进一步细化该指数可知，当该指数介于[-1,-0.33]时，代表该国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大于该国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两倍以上，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较低层次；当该指数介于[-0.33,0.33]时，代表该国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和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的额度相当，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中等层次；当该指数介于[0.33,1]时，表示该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两倍以上，该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较高层次。
由图1可知，中国由1992～2006年的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1992～2000年，在该阶段，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持续上升，由1992年的-0.51上升到2000年最高时的-0.14，说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在1992～2000年间处于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②，这表明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出口中日益体现出来，并且在出口贸易额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第二阶段是2001～2005年，在该阶段，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由前一阶段的缓慢上升趋势开始转变为快速持续下降，到2005年达到最低点为-0.64，说明在2001～2005年期间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由前十年的逐渐优化转变为逐渐恶化，并且到2005年，中国的贸易结构较之1992年时更为恶化（具体而言，1992年该指数为-0.51，而2005年该指数为-0.64）；出口贸易结构变迁的第三阶段为2005～2006年间，在该阶段，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在2005年达到最低点后开始出现转折，在2000年后首次出现上升的趋势，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开始出现优化的迹象。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还在较低层次徘徊，突出表现为1992～2006年15年间，我国的出口贸易指数有9年③小于-0.33，而且即使其余大于-0.33的年份中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也都小于0。
4.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1)数据预处理与模型结构说明
在前述技术附加值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定量考察出口总量和出口贸易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具体而言，在考察出口总量时，首先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的标准三位数(Rev.3 SITC,digit-3)水平下中国出口的260种产品为横截面单元，在考察出口贸易结构时，分别以高附加值产品组的130种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组的130种产品为横截面单元，基于1992～2006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以当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的出口额和前期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图1 1992～2006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图（根据出口贸易结构指数计算结果绘制而成）
(2)模型处理与估计结果
由于模型中右边解释变量包含了因变量的滞后项，从而使得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性，存在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标准的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将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Greene,2001)。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来解决这一问题。为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和产生相应的矩条件方程，本文首先对模型(1)进行一阶差分得到模型(2)，即：
需要说明的是，高附加值产品的估计结果是以高附加值产品组的130种产品为面板估计的结果，低附加值产品的估计结果是以低附加值产品组的130种产品为面板估计的结果，全部产品是以SITC三位数水平下每年260种产品为面板估计的结果。同时，为避免上述估计方法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三个面板模型估计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而且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多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包括共同根(common unit root)的LLC方法、Breitung方法和不同根(individual unit root)的IPS方法，检验结果均说明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较好，不存在“伪回归”⑤。
因此，上述模型估计方法和模型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保证了本文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揭示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动态效应。
由前述模型变量说明可知，在表1中，
度量的是前期国内生产总值对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度量的是当期各类贸易品的出口对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影响。总量层面上，全部产品的
为0.052，表明当全部产品出口增加1%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52%，说明中国出口额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林毅夫(2003)、尹敬东(2007)基于出口总额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结论相同。但是与这些基于总量层面的研究相比，本文结论是在考虑了SITC三位数水平下260种产品出口贸易的异质性以及出口贸易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效应基础上得出，这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所得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同样由表1可知，在分量层面上，高附加值产品的为0.062，表明当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额增加1%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62%，而低附加值产品的为0.041，表明当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增加1%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随之增加0.041%。通过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对比可知，无论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还是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加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高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分量层面的分析还表明，出口总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持续优化才最终得以实现。这一方面表明，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即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⑥。综上所述，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出口贸易总量持续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在数量拉动方面，而且体现在出口贸易结构的持续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质量提升方面。
四、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显示，贸易结构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以优化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平稳增长。
1.出口贸易政策的制定
在产业发展政策上给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以大力扶持，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的整体技术附加值水平，积极引导企业以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从总体上全面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在出口退税环节上，对高附加值产品实行较高的退税比例，在不降价的基础上提高其利润空间，促进此类企业加速其资本积累过程，扩大固定资产投入，促进其研发力量和生产规模的迅速发展壮大，以期迅速提升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从而逐步提升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对于低附加值产品，由于其往往具有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特性，因此，应该对其收取较高的资源使用税和环境税，提高此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且进一步削减乃至逐步取消此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弱化此类产品的出口动机，从而降低此类产品的出口比例。通过这种“一松一紧”的政策组合，全面优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
2.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
鉴于目前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产品增长的重要贡献⑦，因此，区别不同类型的FDI，通过政策引导外资企业提升其在华生产和再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水平也是目前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当务之急。实证研究表明，存在一些仅仅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的环境政策生产低技术附加值和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然后将此类产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赚取利润的纯生产导向型FDI，由于此类外资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技术水平有限，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较低，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并消耗掉了大量的生产资源，对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贡献甚微，因此应该限制此类FDI的流入。调整引资政策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和效益的重点应该是鼓励能够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FDI的进入。一方面，鼓励外资企业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提升其在华生产和对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外资企业在其所在产业内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相关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提升，增加中国出口产品整体的技术附加值含量，使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得到持续全面升级。
3.科技研发的投入
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竞争力与R&D投入占GDP的比重之间大体上趋向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周松兰，2006）。而仅以2006年为例，中国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42，而美国和日本的该项统计上的数值分别为2.61和3.33⑧。可以看出中国的R&D投入占CDP的比重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政府与企业应该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加大对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投入，对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要给予优惠的政策。只有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变中国制造的被动局面，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断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持续优化。
注释：
①由于这种方法需要逐年计算SITC三位数水平下260种贸易品的技术附加值，然后根据技术附加值将所有贸易品排序，因此，每年260种贸易品的技术附加值排序是动态演化的，两个组别中所包含的贸易品也是动态变迁的。
②本文这一结论与王永齐(2004)的研究结果相同，不同的是王永齐(2004)所使用的出口贸易结构指数是从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口的相对数量这一角度来衡量。
③这9年为1992～1995年、2002～2006年。
④本文中所有相关数据的单位统一为百万元人民币。
⑤篇幅所限，在此只给出检验结果，具体数据可来信索取。
⑥易力等(2006)通过区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分析法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易力等(2006)采用的贸易结构分析法仅从加工程度这一角度对出口贸易品进行简单分类，无法反映出口品技术附加值这一更为重要的贸易品技术含量属性，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易力采用的方法仅是一种静态分类方法，无法动态地反映出各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变化情况，因此其结论不可避免地存在较为粗略的缺陷。
⑦国家统计局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2的20%左右持续攀升，到2001年该比例已经高达50%，到2004年更是突破了55%，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比例左右。可以说，目前外资企业的出口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出口总量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⑧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站(http://www.st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