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验与我党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我党论文,过渡时期论文,经验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苏两党过渡时期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认为我党的过渡时期理论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打着苏联模型的烙印，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因。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 过渡时期
一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几乎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军事上也号称世界列强之一，但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发达的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结构中不仅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而且还保留着农奴制的残余，小农占有总人口的67%，愚昧落后和专制主义积习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苏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进发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党和苏维埃政府为探求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和措施。但从整个历程来看，其主要的理论和实践体现在以“直接过渡”为特征，后来被斯大林继承并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和被列宁最后肯定了的“迂回过渡”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制定党纲时正式提出的，其基本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权力，力图构建一个完全排斥商品市场实行国家垄断制的产品经济体制。应当肯定，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它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过程中，更把它当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他们试图把“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联系起来，想凭借国家的权力在全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列宁也认为这是一种“不必经过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①]的过渡办法。但“直接过渡”脱离了俄国的国情，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结果导致苏俄在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后，又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便是这一危机的集中反映。严酷的现实逼使列宁不得不重新寻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停止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途径是根本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它不象“战时共产主义”那样用正面“冲击”的办法。在最短时间内“直接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②]，而是在保证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暂时容忍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通过掌握并利用它们来发展商品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从落后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适应了最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它实质上是农民国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特殊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其中社会主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但小农经济还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这条道路的终点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最终确立。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俄国”[③]“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活动发展的新时期。”[④]
可惜的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探索就过早地逝世了，当时党内的大多数同志也未能充分地认识到新经济政策的伟大战略意义，仅仅把它看成为是战胜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暂时的退却”，是“准略力量，以便向资本主义展开新的进攻”。[⑤]因此，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种想通过“直接行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占据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斯大林在积极推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工业化同时，急剧地开始了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工业方面，停止租让制合同，排挤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劳动，打击和取缔“耐普曼”（即新经济政策狂热爱好者）；在农业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消灭富农政策，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推行全盘集体化。总之，苏联通过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私人贸易、商品生产一概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放进了历史陈列馆。可这样说，斯大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战时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演。
与苏联相比，中国向社会主义主义过渡的起点更低，中国不是从资本主义的那一端出发，向社会主义进发的，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尽管两国国情不尽相同，过渡的起点也不一样，但两国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许多十分相似的地方。而且毫无疑问，苏联两种类型的过渡理论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二
过去，我们的研究往往只考虑到斯大林过渡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影响，而忽视新经济政策对我党的启迪作用。其实，新经济政策所反映的“迂回过渡”思想及其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国家来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它在过渡问题上的一些思想，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理论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认为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不能走直接过渡的道路。
列宁在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转变之后，对直接过渡和间接过渡的问题作出了反思，认为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经济文化又相对落后的俄国，必须“以另一种速度，通过另一些途径，用‘新的迂回的方法’实行整个过渡”[⑥]，而这“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⑦]。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明确：中国革命不是一般民主革命，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后建立的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但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前途。按照毛泽东的构想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他曾经指出，人民共和国必须经过“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行私营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很远的将来”，只有“在中国经济事业和文化大为兴盛之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才“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⑧]为此，他的建国初期曾多次说服和制止一些同志试图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立即跨入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使党内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刘少奇还专门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告：“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⑨]
第二，两者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作为党的首要任务。
苏俄转入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一再强调，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按社会主义原则直接改组整个社会，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他多次告诫全党“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⑩]因为“建立社会主义真正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11)。毛泽东之所以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也是因为有着同样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着客观的物质基础，“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业”(12)，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当“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13)，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还有百分之九十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无疑还很远，因此需要通过一个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改变落后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确立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为此，我党内早在“七大”就大体勾画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准备花若干年时间，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建国后，党始终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任务，指出：“为了发展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生产新式农具和其它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彻底胜利。”(14)这实际上抓住了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
第三，两者都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新经济政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苏俄在经济建设中可以利用旧的经济结构和形式，使它们在国家的“调节”下，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无产阶级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和方式。”(15)
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就包含了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经济成分，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16)建国初期，我国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制，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中国要象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但要禁止资本主义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很不明智，因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此，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7)在毛泽东看来，“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18)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能不使人想起列宁关于俄国苦于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和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幸福的著名论断。
和新经济政策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9)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0)。1955年春，他还专门指示李维汉率领统战部和国家计委有关人员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调研，从而为我国顺利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虽然，我党的这些理论思想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独立地完成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启发。早在1943年11月的延安，毛泽东就根据列宁新经济时期关于合作社的观点指出，摧毁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免于永远的穷苦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1)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22)来说明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用经济政策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当时的各项政策，在谈到新民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与资产阶级结盟时，他指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23)他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也是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联系着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24)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到了“八大”以后，毛泽东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让“地下公司”地上化、合法，认为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25)除毛泽东之外，当时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引用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政策，刘少奇就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就是列宁在苏联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26)总之，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一些思想对我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三
由于苏联最终是通过斯大林的过渡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二次大战以后，这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在刚刚诞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推广，使得我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是在我国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后期，显得尤为明显。
（一）把我国的过渡时期界定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固定用语。采用这一提法意在说明：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在其它经济成分发展的同时，逐步地确立起它的主体地位，是最终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而不是一举彻底地消灭其它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从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放弃使用这一用语，改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在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作的序言中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于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27)这一提法随即就成为了全党各级的统一用语。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虽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却不是资本主义；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不是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过渡时期只能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强调“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就把当时存在着的多种经济成分简单地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外的其它一切经济形式，统统划归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畴，从而在强调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把国家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甚至自留地一律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铲除，人为地造成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立。毛泽东在过渡起点问题上提法的变化，表明党中央首先是毛泽东象当年斯大林那样开始走上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
（二）、把过渡时期的工作重心片面地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以生产建设为工作中心，把完成国家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的转变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总路线提出工业化和改造可以并举，但也以工业化为主。社会主义改造处于服从地位，为工业化服务。无疑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不仅是要将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且还要将非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贯彻总路线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开始片面地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意义和作用，提出“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28)，“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9)毛泽东并且认为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能解决工业化问题。他在解释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时说：“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办法解决了，我们也只能用这个方法。”(30)，既然，苏联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解决了工业化问题，那么，中国也可以按照苏联的经验，通过迅速地解决所有制问题，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初衷，但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总战线提出时建设和改造并举的正确方针。
（三）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急躁冒进，盲目求纯。
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在制定总路线时还是较谨慎的，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毛泽东的规划，至少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还不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时间）。但是到了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的设想，突然对党内“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保守主义观点了进行了批判，渐进的过程变成了雷厉风行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首先掀起的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主观意愿被层层放大，不少地方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的原则，将土地、牲畜、大农具无偿上交归公，农民跳跃式地进入了农业高级合作社。据统计，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民由1955年下半年的14%跃升到96.3%加入高级社的农户也由4%发展到87.8%。在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推动下，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也以无比迅速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原先预计至少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到4年就完成了，而且主要是通过1955年下半年后的群众运动来推动实现的。这些情况与当年的斯大林通过政治强力，在苏联推行全盘集体化是十分相似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斯大林过渡道路对我国过渡时期理论的实践影响。虽然，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步骤、方式和方法与当年的苏联有所区别，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和速度几乎与当年的苏联相同，过渡后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明显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国民经济中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和集体所有制，并以不断实现全民所有制为最终目标；经济管理体制以高度集中、行政调节为主；取消市场，实行粮棉油等重要农业产品的统购统销；在分配领域中，执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并趋向配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
四
综观以上，我们认为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理论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相似，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主要是在1955年夏后），则逐渐地向以“战时共产主义”为背景内容的斯大林过渡道路靠拢。
就理论本身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经济政策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两者都在对落后国家的国情作出科学分析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但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在过渡问题上的思考要比苏俄新经济政策更有准备、更有理论预见性。新经济政策起初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正面冲击资本主义受到挫折后所采取的一项“退却”措施，尽管列宁最后通过它找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但在当时却没有能够形成全党的共识，这也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宣告中断新经济政策，转而采用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办法进行直接过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早在四十年代初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又经过了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全党形成了统一的思想认识。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它的胎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了它自身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点，因此，即使是在过渡时期的后期快速地向斯大林模式靠拢时，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体现了建设和改造并举的策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我国没有采取苏联那种简单没收的政策，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形式，创造性地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办法，最终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遵循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会逐步过渡，避免了苏联当年“暴力”剥夺小农、集体农庄一步到位的错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人的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等等。正如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虽然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具体道路上却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济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31)
应该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急切愿望，其执行之初的方针、政策也是比较科学可行的。问题在于“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32)以及在目标模式上越来越向斯大林模式靠拢。产生这样的发展倾向，除了客观上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缺乏建设经验，同时还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政策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环境，需要苏联的经验和帮助等原因外，主要的在我党在主观认识方面产生了偏差。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提上日程，毛泽东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目标设想越来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设想，逐渐地离开了本国的国情，放弃或部分放弃了原先经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转而采用斯大林式的过渡道路，把斯大林模式视之为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过渡学说来解释中国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1953年中央批准制发的《关于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就较多地引用了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理论观点，把过渡时期看作为“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时期”(33)，这样就人为地夸大了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其它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仍有积极作用的这一具体实际。再加上我们自己在革命战争胜利后渴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满腔热情和急切愿望，以及长期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高度集中和军事化传统的影响，其结果必然是通过“革命的方式”，用一连串地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来提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过程得出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4)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国情来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否则就会犯一系列的错误。中苏两国在过渡时期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科学的论断。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源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又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因而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它对当时乃至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过渡时期的后期，由于我们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忽视了具体的国情，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了许多的消极因素。
注释：
① ② ③ ④《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1页，245页、175页、337页
⑤《苏共布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54年版，第340页
⑥ (11)《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2页、301页
⑦ (24)《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4页、84页
⑨ (26)《刘少奇选集》上册，第435、428页
⑩ (15)《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525页
(18) (19) (20) (23) (27)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页、99页、88页、98页、197页、218页、119页、181～182页
(12) (16) (17) (21)《毛泽东选集》，第239页
(13)《毛泽东选集》合计本，第636页、1325页、961～962页、931页
(1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9页
(22) (25)《党的文献》，93年第6期第20页，88年第6期第29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
(31)胡绳《中国共党七十年》91年版，第336页
(3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12条
(33)详参《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1～42页，59～60页
(34)《马克思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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