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价值取向论文,主义理论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09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3-0001-05
在全球化的浪涛声中，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当代不易受到批判而又公开挑战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新的理论体系。从现象看，它是一种经济理论主张，但是，它之所以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就在于它有其深厚的经济哲学理论传统，其旨趣在于以西方个人主义终极价值观为理论武器，动摇当代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对此，已开始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普遍关注，但很少有人从其理论传统上对其经济哲学基础进行深究。
一、自由的两种理论传统
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被誉为自由主义的三大经典。其中，尤以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最为重要。在那里，他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纯经济理论狭隘视阈，从经济哲学视阈拓展和深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层次。他说：“我们到今天为止在自由理论方面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经验的和缺乏系统的，另一种则是思辨的理性主义的。前者的理论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即认为传统和制度是自发形成的，人们很难认识它；而后者则旨在构建一个人们一再尝试却从未成功的乌托邦。”[1] (P82)他把新自由主义归结于英国自培根、洛克尤其是休谟、亚当·斯密以来的经验主义的理论传统；而把另一类归结为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浸透着笛卡儿思辨的理性主义，包括百科全书派与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甚至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冠之为理性主义自由理论传统。前者是英国的自由理论传统，后者是法国的理性主义自由理论传统。按哈耶克的述说，虽然它们都是自由理论传统，但是，只有“前者已了解自由，而后者则没有。”[1] (P81)由于后者不了解什么是自由，以理性主义为自由理论的传统，它成为了自由的反面，走向了“极权”和“独裁”的奴役之路。通观其论著，其主要理由概述起来无非有三而已。
1.承认无知是智慧之源，由此产生文明的创造力；而推崇理性，就会毁坏文明。
经验论认为，人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面对一个自发进化的无系统的世界，有限的理性企图去把握它是不可能的。人们对于世界还处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尽管知识在增长，但知识增长越多，无知的东西就愈多，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承认无知是智慧之源。在这里，哈耶克误读了苏格拉底，夸大了感觉的相对性。普罗泰戈拉从原始的感觉相对性出发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批判了普罗泰戈拉，认为从感觉的相对性出发必然导致知识的不确定性，即无知，而通过知识的一般定义去把握事物，才能获得知识和智慧。柏拉图则把一般理念提升为知识可靠性的根源。笛卡尔对感觉知识相对性的怀疑，得出了理性自明性的结论。总之，从感觉相对性出发，既不能证明感觉经验是智慧之源，也不能非此即彼地独断理性主义是错误的。经验论和理性论虽然各有片面真理，但总体来看，它们都是错误的。个人的自发游戏被说成是文明的真正创造力，等于把哈耶克自己所赞扬的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的”、“精于计算的”和勤劳的“节俭的资本主义精神”全部摧毁。文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生产力。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管理。管理就是生产力。管理不是游戏，而是对游戏的封杀和禁止。管理就是把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规范操作和流程(如泰罗制)，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生产力成为文明的创造力。
2.文明、国家、制度和秩序是通过许多个人经验累积和传统的自发进化形成的，而不是由社会、集体等人为设计的产物。文明、国家、制度和有秩序都不是通过人们的“有意设计”，“它们不是源自某些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源自很多人的分别行动，而这些人当时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1] (P89)文明是经过反复试验而累积产生的结果，它是许多个人经验的总和。理性主义否认任何传统，而经验论认为，文化遗产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得以传承。文明、国家、制度和秩序都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自发进化的产物。人们错误的认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了社会进化论。“事实正好相反：是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人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启发，才形成了生物进化论。”[1] (P90)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提供了正确的自然科学基础，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实根据。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阶级相互冲突相互调和的产物，人们为了把这种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从而建立了国家。国家是政治上层建筑核心。政治上层建筑又是在一定的思想上层建筑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从荒凉的大漠自发生长出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以一定的国家理论为根据。如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就是在洛克、孟德斯鸠的国家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但是，一定的国家理论都是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理论表现，而不是源自人们自发的盲目行动。
3.自由只有从个人经验中去寻找，而不能从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强制中去寻找。关于自由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哈耶克认为，经验论和理性主义二者的理路完全相歧：“一派把自发性和没有强制看作是自己的精髓，另一派则相信只有在追求并获取一个绝对的集体目标时，才能实现自由。”[1] (P85)后一派是理性主义传统的“高卢自由”，从政府、国家的强制中寻找自由，这可是找错了地方。国家、政府的强制和干预越多，个人的自由就愈少。哈耶克说：“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2] (P69)的确，国家和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对立物。但是，国家又是一定阶段阶级和个人获得自由的保障。可见，哈耶克自以为是执牛耳而用之，事实上也不过是一些阿拉伯式的叶大茎细根底浅的菏花图案。
二、两种自由理论传统分野之实质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历程中，波普尔和哈耶克是其突出代表。在波普尔和哈耶克那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是一种哲学世界观或本体论，而是一种知识论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经验论与理性论不只是哲学世界观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对立。
波普尔批判了柏拉图开启的卢梭、黑格尔理性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认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而由经验论理论传统发展而来的开放社会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以，两种自由理论传统的分野，其实质就是知识论上的“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对立。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集体的‘行为’和‘行动’，诸如国家或社会集团，应该还原为人类个体的行为和行动”。[3] (P156)也就是说，要用人类个体的行为和行动来解释社会、国家和集体的决定性的基础和本原，而不是相反。这样一来，经验论和理性主义由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和价值观，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赋予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内涵。波普尔和哈耶克不同的是，波普尔重点论述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哈耶克在波普尔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哈耶克认为，新自由主义从希腊人、罗马人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塔西佗和西塞罗，以及18、19世纪以来蒙田、伊拉斯谟、洛克和休谟以及亚当·斯密所继承来的基本的传统是个人主义。他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4] (P21)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所追求的是单一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他们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4] (P59)凯恩斯的国家调控理论，必然走向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式的国家统治，他的最大危害是动摇了西方世界由古希腊经验论以来的理论传统所形成的个人主义这一终极的价值目标。
其实，20世纪初，论述了自由主义的经验论传统，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看作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的哲学家是罗素(1872—1970)。哈耶克怀着敬仰之心称罗素为19世纪以来的“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罗素的不足就是没有从经济哲学层面来论述个人主义，而是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考察了17世纪到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认为它的特色就是个人主义。当然，亚里士多德时代把人看作社会(城邦)的一员，那都不是个人主义。罗素说：“从亚历山大时代以降，随着希腊丧失政治自由，个人主义发展起来了，犬儒派和斯多葛派是其代表。”[5] (P126-127)中世纪，人们的理想信念和实践道德受到教会的控制。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个人信仰高于一切，个人主义从神的统治下被释放出来。个人主义又渗入了哲学里面。但是，从哲学上论述自由主义的是洛克等哲学家。洛克是经验主义的奠基者，“同样也是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洛克认为，“‘凭感觉作用，感知个别事物的存在’，之外，不能有任何知识。”[5] (P142)相反，由卢梭开端的浪漫主义运动逐渐发展成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卡莱尔和尼采所发扬的英雄崇拜是这流哲学的典型”。[5] (P128)罗素虽然认为，初期的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也是个人主义”，但是他仅仅从政治哲学上谈到洛克的财产私有的个人主义含义，认为每个人对他个人的劳动的产品都持有私人的所有权，“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6] (P77)政府无非就是个人利益代表，是个人财产的保护者。其实，洛克的贡献在于，他看到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与其说洛克论述的是政治哲学的财产私有权的个人主义，不与说洛克从经济哲学视角初涉了“劳动”的私有财产的个人主义的解释学含义，即不是用私有财产来解释个人主义或用个人主义来解释私有财产，按洛克的方法，应是用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从这个意义看，洛克对劳动的认识，是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最初的思想来源。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虽然不承认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是根源于新教伦理的一种理性的经济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是个人的自私自利，而是勤劳节欲、“精于计算”的以积累财富为价值取向的职业观。可以说，哈耶克用自发的经验论传统解释的个人主义终极价值取向，与洛克、斯密等的劳动价值解释的私有财富的个人主义的经验论传统二者实际上南辕北辙、大相径庭。
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价值取向
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批判，实质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批判。但是，任何方法都有其方法论的世界观基础，离开其世界观基础去谈方法，方法成为了离开主体和客体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的一种现成的给定的把握事物的方式。这样一来，一切存在形式都是自然给定的。自由主义这种形而上学方法从逻辑上否定了自己的理论传统。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自己也意识到了。哈耶克之所以对其经验论理论传统进行梳理就是为了强化其世界观基础。因而，如果要正确解读经济哲学的方法和价值取向，那么首先务必确立经济哲学的现实基础和前提。
1.经济哲学的现实基础和前提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等上层建筑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说：“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7] (P32)马克思就是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从而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科学的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可以说对其前提的最初发现应该是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首先肯定了劳动的价值，但又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在批注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时就指出：“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没有加以论述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形成国民经济学的基础”，[8] (P44)所谓的经验论，无非就是要从这一经验事实出发，对这一既成的经验事实不能进行理性的分析，不要追问私有财富究竟是何以形成的？私有制在这里成了一个“没有加以论述的现实”，国民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前提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私有制与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本身就构成了一对矛盾。按国民经济学的逻辑，如果私有制是工资、利润、地租的来源，那么劳动就不是财富的源泉；如果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私有制就不能成为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说：“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9] (P100)马克思的语意已清楚地表明，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质是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基础应该是外化劳动。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现实前提是能够生活，即需要吃穿住等。“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 (P79)所以，经济哲学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是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资料的劳动。劳动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劳动具有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性质。
2.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是劳动价值分析法。“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 (P67)但是，“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9] (P96)所以经济哲学对社会历史解释的根本方法是劳动价值分析法。从劳动出发，才是理解人的类本质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价值取向的根本方法。按照哈耶克：“我们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那么，什么是“个人行动”？当然不是什么哈耶克的经验的个人、利己的经济人和“好人和聪明人”的意见和意图等。所谓的“个人行动”，首先就是个人生产物质资料生活的活动，即劳动和实践。黑格尔认为，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肯定。个人自由的真正发展，可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争取自由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把私有制作为个人自由方法论的现实基础，这种自由只是外在的，是一种无思想的自由，还谈不上真正的个人自由。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9] (P112)真正的个人自由应该是主体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如果从文艺复兴开始，对个人的主体自由的发展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一个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宗教改革以个人信仰高于一切为宗旨，唤醒了个人自由的主体意识，个人信仰从中世纪的外在统治下解放出来，把宗教观念变成了个人的主体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观念，使个人获得了内在信仰的精神自由。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领域的路德，斯密把劳动看作是财富的源泉，从而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但是，他仅仅研究了私有财产的抽象运动，并“没有作出有利于劳动的判决”，所以，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实际上都是私有制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个人获得自由自觉活动的政治经济学。与斯密和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方法论的劳动价值论，而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自我牺牲等，不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个人和社会的根本的解释方法。这一点，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市民社会的方法论的个人利己主义时就已澄清。他说：对于施蒂纳而言，“共产主义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夸张的思想形式中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11] (P275)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劳动价值论看来，既然我们赖以生存生活的财富、包括我们的世界，都是人类劳动创造的，那就不难看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劳动也创造了人类本身。个人自由的实现途径不是什么外在的神的力量和“别人的恩典”，而在于“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由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否定性”。但是，人类历史就是自由发展的历史过程，国家、集体、制度、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对立、消解和统一，都是由于分工、活动自我发展的水平和性质决定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一定历史阶段自我实现的必要的合理的方式，而不是什么人类终极价值目标。
3.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价值观的核心观念。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首先，每个人的自由必须通过他的“活动”来理解，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说的由经验“自发生成”的一种自我表象。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生成的活动。黑格尔认为，劳动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一种肯定。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把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对象区别开来，从而获得了主体自我意识。劳动创造了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丰富多样性，使人们认识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劳动实践是人类区别于神创论的有价值目的活动，它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前提，而且也是人类确立价值观的客观根据。其次，由于现代社会的劳动异化表现出劳动的否定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立是劳动的否定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表现。黑格尔从斯密的国民经济学出发看到了劳动的肯定方面，但他没看到劳动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否定方面。随着劳动活动和分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的发展产生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1] (P37)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这种特殊性质，劳动的异化成为了人的自由本质的否定。劳动的异化使个人与赖以存在的劳动产品和生产产品的劳动活动分离出来，从而出现了个人同他的类本质的相脱离，结果是个人同个人相互对立，个人成了一个与类、社会和集体相独立的孤立的原子。如果个人从这种经验自我体验出发，个人似乎就是世界的核心，似乎只有用“个人行动”来解释世界和社会现象才符合个人的这种生存条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就这样把个人主义的自由规定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国家、社会、集体看成是与个人自由绝对对立的东西，都是理性主义、集权主义的产物。可见，新自由主义之所以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就是这种生存经验和感觉的直观的反映。可以说，这种价值观正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19世纪的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在20世纪的回光返照。其实，劳动的异化只是劳动活动发展的否定性，它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历史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殊状态。但是，劳动异化的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劳动作为人的生命自我创造的活动，它不仅使个人获得独立性，同时它也使个人逐步实现普遍性的发展。个人这种独立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就是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最后，劳动致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里，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是前提，共同富裕是价值目标。劳动致富观念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和目标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公正都是以劳动为根本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剥削的内涵就是不劳而获，不劳而又非法所获是造成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真正原因。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在于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人的根本在于人本身。劳动是人的主体本质，人的本质特征就是劳动。以人为本不是以人道主义的抽象的人的本质为根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劳动活动为根本。现实的人的劳动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劳动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观念。劳动致富是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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