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视角中的城市集聚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经济论文,视角论文,地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的重要性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而日益突出。因此，城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引发了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借助于近年来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来考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市集聚。因此，本文首先分析新经济地理与城市问题的内在联系，然后分别从区域非均衡、城市系统和单个城市三个层面对城市集聚理论最新成果进行归纳，最后对其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拓宽新经济地理在城市问题上的研究领域，为区域政策和相关城市发展战略制订提供理论依据。
一、新经济地理与城市集聚
新经济地理是关于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的新兴经济学分支。是在传统经济地理中加入了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垄断竞争因素，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新领域。新经济地理试图将传统的城市理论、区域理论、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
事实上，新经济地理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解释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聚。通常认为新经济地理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克鲁格曼的开创性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其中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从区域非均衡层面为劳动力和企业在城市的集聚提供了一种解释。当然，其实在稍早的时候，Fujita(1988，1990)也用了垄断竞争模型来解释非单极城市(non-monocentric city)的内生性，其中的向心力来自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易差异化产品所产生的资金外部性，非单极城市模型可以被称为新经济地理的先驱(Fujita & Krugman，2004)。我们可以认为非单级城市内生模型是从单个城市的层面为城市集聚经济的来源提供了一种解释。因此，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出发点就是城市集聚问题。
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某个空间范围。而城市集聚理论则是要为城市的形成和演化提供基本的解释。从这个视角来看，城市集聚包括三个层次的研究内容：(1)从整个区域层面，考察城市如何在最初的匀质区域中，通过吸纳人口和各种经济活动，促进自身发展和影响周围地区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了整个区域在生产方式和空间形式上的调整，在这个层面的研究上，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和融合、产业结构变动、城市空间形式演化与区域非均衡发展之间的联系就是重点的研究对象。(2)从城市系统层面，考察城市作为经济的空间载体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个层面的考察重点就落在城市的数量规模、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和空间层级结构上。(3)从单个城市层面，考察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单个城市内部集聚的产生与发展，单个城市集聚的空间形式和经济效应是通过促进集聚的向心力和导致分散的离心力之间的张力最终决定的。所以，这个层面，城市集聚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人口与经济活动集中和分散的基本动因和作用机制提出合理的解释。
二、城市集聚理论中的区域非均衡
从整个区域层面来考察城市集聚，就是从揭示城市发展模式的角度去研究城市集聚的演化过程。从这个层面来分析，包括Hall & Hay(1980)，Klaassen et al.(1981)和van den Berg et al.(1982)等人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阶段(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理论中，特定的区域（如采用美国的功能性城市区域FUR）内包括核心城市及其影响到的内地，在核心城市、内地和该特定区域中，人口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相对增长都遵循着类似的顺序。其后，Cheshire & Hay(1989)将这种城市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力量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分析中，欧洲的城市模式演变在各阶段分别受到了农业的持续资本化、工业部门的就业增加、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制造业部门向外分散、服务业相对密集增长等各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在他们的分析中，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联系了起来。
新经济地理文献，特别是克鲁格曼1991年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CP模型）及其后续研究，在理论上建立起了城市集聚和地区差距的内在联系：中心－外围模型强调的是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和基于联系(linkage-based)的集聚机制导致了先进的制造业集聚地（城市中心）与落后的分散农业（农村外围）之间的收入水平和空间形态的差异。其基本的逻辑是：企业愿意把生产区位选在最大的市场，从而节约销售运输成本。而市场的规模，依赖于居民的数量和其收入水平，这反过来依赖于当地的工作可获得性。克鲁格曼表明了这种机制将会产生制造业集中在其中一个区域的中心—外围模式。这种区域结构表明，在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的作用下，城乡分离，即区域分化而非趋同是更有可能出现的。在中心－外围模型中有两种机制推动集聚：第一种是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即市场进入效应(market access effect)，概括了垄断企业选择在大市场生产以满足本地消费并出口到小市场的效应。第二种是实际收入效应(real income effect)，即生活成本效应(cost of living effect)，概括了企业区位选择对当地价格指数进而对工人生活成本的影响。位于大市场的工人所需的大部分制成品都能由本地企业供给，只有少数制成品需进口并支付较少的运输（贸易）成本。尽管在中心－外围模型中也存在一种机制导致分散：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即市场拥挤效应(market crowding effect)，意味着随着企业在中心城市的不断集聚，企业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减少了利润，由此可能会有企业重新选择区位，搬迁到外围腹地。
然而，尽管中心－外围模型提供了城市集聚极强的动因，但现实中也没有出现一个超级巨大的城市黑洞。其原因在于除了克鲁格曼提出的市场拥挤效应外，还存在其他机制会产生中心－外围模型的逆转。在现有新经济地理文献内，通过修改CP模型的原始假设，存在三种机制：
(1)Puga(1999)修改了CP模型中工人可以自由流动的假设，起初仍然可以得到类似的从两区域的对称分化为中心－外围的结果，然而，随着运输成本继续下降，企业将离开中心到外围去，因为那里工资成本低（假定外围地区存在劳动力盈余）。一旦中心到外围的产品贸易成本比起在外围建厂可利用的劳动力更为昂贵，联系效应就不再能保证中心的主导地位。
(2)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对流动性的假定是制造业工人能跨区流动，但是农业工人既不能跨区流动也不能跨部门流动。此外，引入农产品的跨区运输成本，一旦制成品运输成本下降得足够低，潜在的外围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就能以低的食物成本从中心吸引到制造业工人（给定中心必须从外围进口食物），而这些企业现在向中心市场有廉价的制成品运输途径。
(3)Tabuchi(1998)等在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的假设条件下，通过引入拥挤产生的各种因素来分析逆转的成因。其中，Tabuchi(1998)沿袭了Krugman的假定，即农业劳动力不能跨区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完全跨区流动。逆转的关键因素是拥挤，在Tabuchi的模型中是住房成本的上升，住房成本的上升要么是因为距离CBD远近产生不同的通勤成本，要么是用于建筑住房的土地是有限的。在这个框架下，可以得到类似的演化阶段，起初随着很高的运输成本开始下降，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模式；但是当运输成本非常低时，中心－外围模型中的联系成本变得不重要了，而某种类型的拥挤成本导致了分散。企业将从中心区域迁往外围区域，因为那里的住房成本非常低从而导致了企业工资成本更为低廉。
从城市集聚的角度来看，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解释了传统城市经济学中所忽略的城市产生的原因，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中揭示了城市产生并自我维持的内在机制。而包括克鲁格曼本人在内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家对中心－外面模型逆转的研究则揭示了城市集聚空间演化的其他可能性，只有将这些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从整个区域的产业分离、结构变迁和空间演化上完整地理解城市的产生及其发展。
三、城市集聚理论中的城市系统
城市系统理论是解释生产和消费活动为什么集中在不同人口规模和不同产业构成的城市区域，而非平均地分布在同样的城市。城市系统理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模式(the distribution of city sizes)。在国外文献中，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检验是否存在城市规模分布的基本模式，如果存在，则如何描述这种分布。该问题进一步延伸为两个问题：在城市规模分布已知的情况下如何解释某个城市的规模，以及国家之间城市规模分布的不同(Cheshire，1998)。其中主要的文献集中在对齐普夫法则(Zipf's Law)的考察，考察的重点在于人口在城市间的自然规模分布是否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规则。此外，与之相关的，是关于首位城市(primate cities)和平衡城市(balanced cities)两种主要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前者是指整个城市的等级结构受最大城市的控制，后者主导城市的作用则不那么明显，例如Puga(1998)研究表明，欧洲国家大多是平衡发展模式，而最不发达国家多半是首位城市模式。
除了城市的规模分布，另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系统内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职能分工。对城市产业分布的简单测度表明小的城市更专业化，而大城市是高度多样化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大城市在一个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它们同小城市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为城市的空间层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Henderson(1988)和Fujita，Krugman & Mori(1998)的研究。Henderson(1974，1988)强调专业化分工和不同产业属性在城市系统中的作用。其中每个城市都由第一性经济基础(first nature economic base)即资源禀赋与第二性经济基础(second economic base)即自由定位的产业集群所组成。在Henderson(1988)的模型中，大城市在城市层级的最顶端，拥有从地方规模外部性受益最大的第一性活动和有最多样化的自由定位活动集聚在此。最小的城市从事专业化的、有最小规模外部性的第一性活动，其中当地市场不能吸引更多自由定位的产业。而Fujita，Krugman & Mori(1998)则强调了产业间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作用。由于产业间规模经济或运输成本的差异，使得分散的消费者与已形成的集聚之间的力量相抗衡，从而可以对不同的产业按次序排列，产业的这种排序进而导致了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层次体系。在这个层级体系中，与较低级别的城市相比，较高级别的城市包括更多的产业种类。
Abdel-Rahman & Pujita(1990)则是从Dixit-Stiglitz模型(1977)中得到启发，把大城市看作是多样化中间服务投入品的基地，它为当地最终产品生产者提供了规模多样化收益。其后，这种思想被应用于研究什么活动、在什么条件下应该被从多样化中间品集中的大城市中外包(out-sourced)出去？Fujita & Ishii(1994)研究了日本和韩国电子厂和总部的区位模式，在一个空间层级，超大城市(mega-cities)从事总部活动（服务外包商业服务）和试验性活动，小城镇(towns)则从事专业化、更标准化高科技活动生产进程，低科技的活动则离岸。Davis(2000)用了一个两区域模型，沿海出口区和内地自然资源丰富区。专业化制造业活动过程中的生产和最终销售需要商业服务，概括为总部职能(headquarters functions)，总部购买当地的Dixit-Stiglitz类型的中间服务，如研发、市场、金融、出口等等。总部活动位于沿海港口城市。那么专业化制造业该处于什么位置呢？沿海港口城市、沿海外围城市，还是内陆城市？制造业和总部活动的规模经济是不同的但又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基于规模经济考虑，这两类活动应该处于不同城市。然而，如果在总部和制造业职能联系成本（把制成品运到港口和总部－生产交流的交易成本）非常高的话，那么制造业和总部都会集聚在港口城市，如果总部－制造业相互联系成本相对于运输自然资源到沿海的成本更高时，制造业将会位于沿海外围城市，如果资源运输成本非常高，制造业城市就会出现在内陆。
Duranton & Puga(2001)则从技术依存的角度解释了不同城市类型并存的原因。在一个经济中有m类型工人有生产特定的m种产品之一的技能。专业化城市就有一类工人生产标准化产品，产生地方化经济。多样化城市则有多种类型的工人。现存企业在技术不成熟时可能会被新企业代替。新企业并不知道他们的类型——他们最适用哪种工人及由此产生的哪种最终产品？因此他们必须试验不同类型的工人，新企业面临着选择。如果选址成本低，那么企业当然可以在不同的专业化城市间搬来搬去做试验，但是由于选址成本的存在，企业试验阶段就会在多样化城市进行。这产生了一种城市形态——试验性的多样化大都市和其他的具有不同标准化产品的专业化城市。Dutanton-Puga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大城市往往更多样化这一经验性事实。它们是新产品产生和新企业学习的孵化器(incubators)，一旦企业成熟，它们将会再选位到更专业化的城市。
四、城市集聚理论中的单个城市
从单个城市层面考察城市集聚，就是要考察集聚和分散的联合作用，或者说是比较集聚收益和集聚成本。由此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集聚力或分散力的来源：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中，源于这种集中在城市层面产生了总的报酬递增，但是在这种集聚过程中，分散力也会同样起作用。对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来源，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提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菜单，这份理论菜单正是结合了中心－外围模型所强调的向心力和城市模型所强调的离心力两方面因素。
表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菜单
向心力 离心力
联系效应不可流动要素
厚市场 地租／通勤
知识溢出和其他纯外部经济拥挤和其他纯不经济
资料来源：M.Fujita & P.Krugman(2004)，p.156.
表中的向心力包括了马歇尔所提出的三种外部经济：联系效应、厚市场、知识溢出和其他纯外部经济。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用一般均衡来解释生产和交易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联系效应是新经济地理学目前取得最多突破的领域，特别是在需求方的FKV框架(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和生产方OTT框架(Ottaviano，Tabuchi & Thisse，2002)的推动下，这种联系效应也被称为是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厚市场主要是指Krugman(1991b)提出的劳动力蓄水池模型。其后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在劳动力同质假定下，分别从部门特定冲击和企业特定冲击下的工人有成本跨部门转移，以及冲击内生形成的原因方面对劳动力蓄水池模型进行了扩展(Gerlach，Ronde & Stahl，2005)。如果劳动是异质的，显然可以从匹配模型中有所借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劳动力蓄水池模型还是劳动匹配模型都更多地沿袭了城市经济学的传统。第三个向心力产生于知识溢出和其他的纯外部经济。这类集聚力量已被地理学家、区域经济学家、城市经济学家甚至是管理学家（如Porter，1998）所关注，然而目前的研究中，知识溢出或者说是技术外部性仍然是一个黑匣子，尽管在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的外溢性的考察(Acemoglu & Angrist，2000)或是新近的创新理论(Audretsch & Feldman，1996)里都有不少突破。
表中的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要素、地租和通勤以及拥堵和其他的纯不经济。在新经济地理文献中最常见的被假定为不可流动要素就是农业工人（如Krugman，1991a），这种不可流动要素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离心力。地租和通勤成本的存在提供了另一种离心力，Tabuchi(1998)的两区域模型中随着制成品的运输成本下降，产业会因为核心区域的高地租而逐渐向外围扩散。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原因所产生的扩散很可能仅是在核心区域的极点附近的扩散，而不是跨区域的扩散。关于拥堵和其他的纯外部不经济（最典型的如城市经济中关注的污染），尽管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理论文献并不多，但可以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中有所借鉴。例如，与拥堵和污染相联系的一个研究论题是关于城市的蔓延(sprawl，Glaseser & Kahn，2004)。越来越多的人口拥堵在大城市里，导致了城市的边界不断向外扩张，为了节约通勤时间，越来越多的小汽车穿梭在城市中，导致了大量的废气排放和能源消耗。不过在Glaseser & Kahn(2004)关于蔓延与城市增长的新经济地理文献中，他们认为蔓延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好，蔓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被技术进步所抵消。用外部性的观点来看，他们试图表明在蔓延的城市发展模式中，污染的负外部性被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所抵消了。
对于城市集聚经济的考察，从时间维度上看，可以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考察，前者要考察的是城市集聚的产生和其中的差异，后者则要考察城市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静态集聚经济重点在于解释专业化和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类型之间关系。Glaeser et al.(1992)最先从城市就业角度考察了其贡献，结果是多样化促进美国城市的就业增长，而专业化则会减少城市就业增长。Henderson et al.(1995)则是从产业发展来衡量专业化和多样化的贡献，发现虽然多样化有助于吸引创新部门，但专业化城市对于成熟产业更具吸引力。从城市贸易角度，Henderson(1997)认为专业化城市更有助于生产标准化产品并且出口到其他城市。动态集聚经济重点考察的是城市集聚对自身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类文献中，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一般都是生产率，而衡量城市集聚的指标通常是人口密度、就业密度或直接是人口规模。Au & Henderson(2006)采用了1996-1997年中国城市数据考察了集聚与生产率的关系，所不同的在于，他们直接使用了城市就业作为衡量集聚的指标，得出了生产率是城市就业量的倒U型函数的结论。
在新经济地理文献中，关于城市集聚成本的研究十分匮乏。尽管在考察集聚时，新经济地理的文献都一再表明集聚是向心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张力。向心力源于集聚所产生的收益，而离心力则源于集聚所产生的成本。分散力来源在新经济地理理论菜单(Fujita，Krugman & Venables，1999)内被认为是不可流动要素、地租和通勤、拥挤和其他纯外部不经济。Henderson(1974)认为单中心城市的通勤成本上升、犯罪、污染和社会冲突等不利条件会造成城市集聚外部不经济，从而限制其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但是在这两篇经典文献中，都没有对这类集聚不经济做进一步的解释。在现有新经济地理的文献中，除不可流动要素、地租和通勤以简单的参数形式进入相关模型外，对其他一些分散力的来源还缺乏深入研究。事实上，这类问题的考察可以借鉴经济学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五六十年代公共经济学中的拥挤理论(Tiebout，1956；Buchanan，1965；Vickrey，1969)，城市居民的不断增长造成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过于拥挤，产生了与城市集聚相关的拥挤成本；六、七十年代随着交通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和小汽车的普及，西方世界中出现的城市向周边地区的蚕食，产生了与城市集聚相关的蔓延(Harvey & Clark，1965；Bruckner & Fansler，1983；Bruckner，2000；Glaseser & Kahn，2004)；八九十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崛起，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因此面临着与人口和生产集聚相关的环境成本；近来发展迅速的社会经济学，特别是其中对非市场联系影响个体行为的研究，如犯罪、贫困与城市规模的理论和经验研究(Glaeser，2000，2001，2004)为我们考察与城市集聚相关的社会成本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五、简评
得益于克鲁格曼及其合作者藤田(Fujita)、维纳布尔斯(Venables)等人对新经济地理的开创性贡献，我们能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聚，并且能以一个完整的框架来整合传统的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贸易分工理论。这些从前貌似各自独立的经济学子领域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可以共同解释城市集聚：在研究城市的产生时，可以依据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区域非均衡理论，把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集中地的城市看做是结构变迁和城乡分离的结果；在研究城市系统和层级时，可以依据贸易分工的理论才能解释城市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源于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和城市间的贸易成本；而在研究城市的集聚经济和城市形成后的空间演化时，可以依据城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相关理论，解释集聚力和分散力的不同来源，从城市集聚经济角度来评估单个城市的最优规模。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城市集聚理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1.城市集聚的微观基础。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释城市的存在和差异，更是为了提供相应的政策措施。我们只有知道什么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什么促进了城市集聚经济，才能知道相对应的政策措施。现有的新经济地理文献大部分都是基于“同质”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假定，下一步应该重点研究：(1)如异质的企业区位选择和不同的产业特性；(2)异质的劳动力区位选择及其福利含义；(3)企业与劳动力匹配和循环链可能产生断裂。
2.城市系统与城市群。在现有的新经济地理框架下，无论是Krugman的“小城市是大城市的复制品”，还是Henderson的“专业化城市系统”对现实都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度。本部分的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1)拥挤成本（地租成本、通勤成本、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成本）与城市群研究；(2)职能分工与城市群研究（西方世界的城市历史显示了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每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技术特征，这也为城市群中各城市职能分工提供了依据）。(3)产业梯度与城市群空间规模分布（在城市群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中国东部地区的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在产业分工和规模分布上也形成了某种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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