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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6X（2009）07—0020—06
2004年以来，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五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且城市增速快于农村。2009年1—4月，消费市场出现了新变化，农村消费增速快于同期城市消费增速。如何正确看待过去五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连续高增长和2009年以来农村消费增速高于城市消费增速的现象，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正确判断和进一步出台扩大消费需求措施的力度。
一、对过去五年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认识
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售给城乡居民的消费品和售给社会集团的消费品。2004年以来，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五年在10％以上，五年增速分别为13.3％，12.9％，13.7％，16.8％和21.6％，扣除价格因素，年实际增速分别为10.5％，12.1％，12.7％，13％和15.7％。五年来，城市消费增速均高于农村，2004—2008年城市消费名义增速分别高于农村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1]
《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4—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6.8％，6.2％，7.4％，9.5％和8.0％，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7％，9.6％，10.4％，12.2％和8.4％，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明显低于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2]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计算，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特点。其中，2004—2008年第三季度，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分别增长了7％，9％，8％，10.5％和5.8％。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之间的差异？
（一）现行统计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现行调查难以真实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中国人或多或少有怕“露富”的心理，居民收入及支出调查难以真实反映实际收入和支出情况。诚然，这并不是统计调查部门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亦非统计部门的过错。
除了怕“露富”心理的影响，事实上，由于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以及灰色收入的存在，居民实际收入很难通过常规的统计渠道反映出来。据王小鲁测算，城镇居民住户统计样本的中高收入组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隐性收入。其中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常规统计所显示的水平，他们的隐性收入约占全部城镇居民家庭隐性收入的四分之三。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 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从原来的2.88万元调整到9.71万元（他们的人均收入下限约在4万元）。王小鲁分别根据家用汽车、商品住宅拥有量、居民出境旅游情况、银行存款分布状况等数据，对以上计算进行了检验。调整后的收入才基本符合消费承受能力。[3]
笔者认为，除了公开披露的腐败收入以外，还有其他隐性收入，如未进行登记的部分医生收受红包、教师补课费、讲课费以及其他职业取得的未进行统计的非工资性收入等。
（二）集团消费的有力支撑
从政府支出来看，2004—2007年，全国财政支出增速分别为15.6％，19.1％，19.1％和23.2％，其中2004—2006年与消费密切相关的工业、交通、流通部门事业费分别增长29.1％，20.6％和30.9％，行政管理费增长18.1％，19.1％和16.6％，高于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据国家统计局贸经司测算，1995—2002年，按年平均计算，城乡居民商品性消费额为20167亿元，仅占同一时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334亿元的66.5％。200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万亿元，增速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4]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社会集团消费对市场的助推力不断加大。据一些大中城市反映，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率在17％左右，据此测算约拉动当年零售总额增长3.7个百分点。[5]
实际上，除了社会集团正常支出带来的消费，“小金库”也拉动了社会消费。比如，每年审计报告都能查出一些违规收费，包括一些教育乱收费、资格考试乱收费、评比达标乱收费等。
因此，对于近年来消费品零售额的快速增长，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既包括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其增速难以正确反映居民消费实际情况，不能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就误认为消费需求增长迅速，从而忽视出台更多政策促进增收，扩大居民消费。
二、对2009年以来农村消费增速快于城市消费增速的认识
2009年1月份以来，全国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市的现象。1—4月，农村消费增速分别为18.9％，14.8％，16.9％和16.7％，分别高于同期城市消费增速0.6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3.3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2009年1—3月，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6.7个百分点和7.2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出现升温迹象。针对近期消费市场出现的积极变化，有人认为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促进消费的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农村消费市场正在激活。
面对不同的观点和判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农村消费增速快于城市消费增速的现象？
（一）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促进了农村消费
2005年商务部正式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力争用3年时间，在试点区域培育出约25万家农家店，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消费经营网络，逐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另外，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同时保障农产品流通安全，商务部2006年启动了“双百市场工程”，两年共安排8亿元资金，支持309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流通企业进行升级改造。2008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要求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拉动农村消费，包括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全面推进家电“下乡”工作。2009年2月商务部下发通知要求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2009年新建和改造15万家农家店和1000个农村商品配送中心，进一步扩大农家店的覆盖面，提高网络配送能力，将农家店商品配送率提高到50％以上。
正是由于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环节变畅，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消费。
（二）农民工回流返乡提高了农村消费
笔者认为，2009年以来农村消费增速提高，多年来首次高于城市消费增速，与返乡农民工增加、人口向农村回流、农村消费增加不无关系，而与上年同期是不可比的。
为了摸清农民工底数及外出返乡情况，国家统计局利用农民工返乡过节的时机，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857个县、7100个村和68000个农村住户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2009年3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春节后，近20％的返乡农民就地就业，或创业或寻找工作。[6]
从几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来看，据4月12日新华网安徽频道引用安徽日报的报道，截至4月上旬，安徽全省70余万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共创办各类企业30多万家，吸纳22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2月底对37个县、370个村、3 700户农户的农民外出情况监测，春节后湖南省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有所下降，务工地点逐渐向省内转移。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一季度贵州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显示，截止2月底，遵义地区务川县的丰乐镇、泥高乡和道真县的旧城镇、三江镇等四个乡镇返乡农民工中，已有267人成功实现了就地转移，占返乡不再外出人数的16.3％；瓮安县返乡农民工中要求非农自营的占30.12％，打算在本县务工的占22.89％，计划从事种、养殖业的占15.66％，打算务农的占12.05％。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一季度调查显示，截至2月底，达州市已外出务工人员约占调查地从业人员的40％，而回乡后滞留人员在原务工人员中所占比例在10％以下。资阳市年前返乡农民工30万左右，年后已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21.7万人，余下的8.3万人中，从事种养业的达3.1万人，占37.3％；就地务工的达1.6万人，占19.3％；返乡创业的为0.3万人，占3.6％；其他3.3万人，占40.1％。宜宾市约有15.6万农民工返乡，在家开展种养业的达3.51万人，就近就地务工的为2.09万人，有0.25万返乡农民工实现了自主创业。南充市有外出农民工150.3万人，因各种原因返乡的累计19.8万人，目前，有4.2万人重新外出务工，在家从事种养业的达4.3万人，返乡创业的为0.9万人，在本地企业就业的有2.4万人，有7.1万人仍准备外出务工。
以上无论是全国的调查还是主要农民工输出大省的个案调查都充分说明，返乡回流农民工数量不少。这些农民工返回农村，一方面，把原来在城市的基本消费带回了农村，增加了农村消费；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重新在农村或家乡附近县城就业，开办私营企业，搞个体经营，其本身也增加了消费需求，被计算在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中。此外，如果考虑到有一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原本就带着子女外出，甚至还有老人一并在外照看，这些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实际上也把子女和老人带回了农村，把在城市的基本消费也带回了农村。
（三）农民工返乡流出城市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土豆效应”① 降低了城市消费增速
有人就有口，有人就有衣食住行，无论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农民工流出城市（包括农民工子女、老人）将减少城市消费，增加农村消费，人口增加或减少对于消费具有强制增加或减少的影响。
此外，由于“土豆效应”，城市居民高端需求下降，带来零售额下降，这也是造成今年以来农村消费增速高于城市消费增速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全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中，金银珠宝类增长38.6％，汽车类增长25.3％，粮油类零售额增长22.7％，肉禽蛋类增长22.3％。2009年第一季度，金银珠宝类增长11.8％，比2008年全年下降26.8个百分点，汽车类增长11.1％，比2008年全年下降14.2个百分点；而粮油类和肉禽蛋类则分别增长9.6％，分别比2008年下降13.1个和12.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要低于金银珠宝类和汽车类消费品。
三、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高收入群体、集团消费对推动全社会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而要真正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最终还是要依靠居民消费；要促进农村消费市场快速增长，仍然离不开农民增收这一根本。
在当前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大背景下，需采取综合配套政策，促进全国消费市场持续快速发展。笔者认为，需要把握6个字：改革、开放、搞活。
（一）改革：加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增长的根本在收入，近年来我国消费率一再下降的根源也在收入。由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降，因而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于2006年初步拟定，但迟迟不见出台。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挑战、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应该加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此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是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不宜再拖。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至少应该包括个税调整、扩大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重要内容。
进行个税调整，应该跳出起征点进行。[7]一是调整税率。调低低收入者的纳税税率，抬高高收入者的纳税税率，既达到培养全体国民纳税意识的目的，又通过个税税率调整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二是以家庭为征收单位。经济学上通常认为，人们消费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决策，因此建议纳税以家庭为单位，纳税时考虑家庭负担并做适当扣除。将扣除标准的确定与家庭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结合起来考虑，保证负担重的家庭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税务、银行、民政、社保等部门通力协作和信息共享。
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支出。2007年国家财政教育支出7122.32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9529.9亿元，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85％，我国教育投入比例多年从未达到法定的4％，不及乌干达；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突出。正是由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上的投入不足，致使居民预防性动机增强，即期消费减少。通过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教育、医疗投入，将减轻居民负担，实际上也是增加了居民实际收入，而且还强化了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有助于提高即期消费。
扩大转移支付。国家应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尤其是对高收入者、房地产、垄断行业等，要加强征管。还要治理“小金库”。通过这些增收举措，扩大国家财政实力，为扩大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提供空间。
（二）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水平
笔者认为，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扩大开放。一般竞争性市场要对内资开放，对民营资本开放。有竞争才能有压力，有压力才能有动力。正是由于开放民营资本，合资企业面临竞争压力，才推动了汽车市场价格不断下降，人民得到实惠，相对收入增加，促进了汽车消费。没有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外资企业就不会主动降价。下一步还要对服务领域加大市场开放，如铁路、航空、邮政、电信市场等，通过开放强化竞争，通过开放降低价格，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促进服务消费。
（三）搞活：着力搞活和扩大城市及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市场和城市消费市场具有不同步性，当前农村已基本解决了吃穿问题，正进入“用”的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迈入“行”的阶段。城市居民则基本解决了吃穿用问题，目前消费结构正向“住”和“行”升级。
1.农村市场。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放开粮价，实现农业补贴由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变，稳定并扩大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当前农业生产环节补贴弊端较多，一是政策效果打折扣。我国农民经营方式分散，而且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对于这部分农业生产提供补贴并不能促进增产，增加市场供给。另外，现行的农业生产按面积补贴，忽视了产出，高产低产一个样，产多产少一个样。二是粮食补贴实际上是农民补贴了包括城市富人在内的所有人。粮价上涨，补贴城市低收入家庭是对的，但应该由政府补，而不能通过限制粮价让农民补，而让农民补贴富人则更不合理。补贴由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改变，实质上是由全面补贴向重点补贴转变，有利于提高补贴的效果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2008年中央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补贴”资金达到1028.63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2.91人，根据上述调查，则可计算出城镇家庭户数为20 405万户，最低收入户占10％，全国有2 040.5万户，如果1 028.63亿元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补贴”直接补贴2 040.5万户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家庭，每户每年可以得到5041元；如果按照5％的困难户计算的话，全国有1 020万困难户，按上述资金补贴的话，户均一年可得10 082元补贴，完全能够承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支出负担。[8]
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还要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针对2009年以来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市的现象，有人说主要受益于家电“下乡”政策。实际上，从统计数据来看，家电销售远未像报道的那样火爆。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 398亿元，同比增长15.0％。分商品类别看，汽车类增长11.1％，日用品类增长10.9％，化妆品类增长14.8％，金银珠宝类增长11.8％，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6.5％，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8.4％，服装类增长15.6％，粮油食品类增长11.8％；相比之下，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仅增长了1.4％，通讯器材类下降了7.5％。进入4月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速进一步下降为0.6％，通讯器材类下降幅度扩大至8.4％。
因此，应该理性看待家电“下乡”取得的成效，下一步还应加大支持力度，严控企业涨价后再卖给农民，简化补贴手续，严控商家以次充好，真正让利于民，促进消费。
2.城市市场。政府不能只关注商品房交易量，只在乎GDP而不关注价格。事实上，没有房价的适度调整，交易也难以放量。房地产价格的适度下降有利于减少房地产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9]第一，高房价加重了购买者负担，抑制其他消费。从消费结构来看，我国城市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吃穿用的轻工业消费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的千元级家电排浪式消费阶段，现阶段从购买力水平来讲，应该推动万元级的产品（如汽车），以此促进产业链长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住宅是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品，而我国过早地启动了房地产消费，房地产存在过度的超前消费问题。当前应“居者有其屋”而不是“住好房、住大房”。目前我国房地产一般通过按揭贷款、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消费，由于超前消费，高价消费，压抑了其他消费，产生了一种挤出效应，“房价使消费率降至几十年新低”。这种效应的消极影响是带来了长期的消费不足。第二，新建商品房的高价刺激了二手房价格上涨，增加了租房户在居住方面的支出，从而减少了在“吃、穿、行”等方面的支出，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第三，高房价扩大了贫富差距，导致消费挤出效应产生。住宅价格的高涨和部分地区投机的盛行，会进一步提高财富的集中度，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的扩大将直接抑制社会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表明，低收入家庭具有高消费收入弹性，高收入家庭缺乏消费收入弹性，高房价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部分消费缺乏收入弹性的高收入家庭，而那些收入的提高能够极大地刺激消费的家庭却没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有效需求，对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经济形势增添负面影响。
另外，对于目前闲置的商品房，可以通过逆向拍卖，开发商谁报价最低政府就买进，以此作为解决低收入者的廉租住房，这样总比房子空置起来要好得多。以此还能促进开发商资金周转，促进房地产市场流通。
总之，需要理性和正确地看待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2009年以来农村消费市场增速快于城市消费增速的现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和原因，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还应加大居民消费刺激力度，积极扩大农村市场需求，战胜金融危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市场快速发展，最终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收稿日期］2009－05－12
注释：
① 土豆效应，把“土豆”看作广义的便宜的低端食品的代名词。即在经济危机时，低端便宜食品的需求上升，价格也上涨。简单地说，就是在危机面前，人的需求滑向马洛斯需求层次的较低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