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政治关联、政府审计质量和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绩效论文,股市论文,政治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证券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政府行为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二是上市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1]。因此，政府行为关系着企业资源的竞争，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环境及市场环境下，为了维护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绝对控制力”或“较强控制力”，以及达到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效率、提高某些行业进入障碍等目的，国有企业拥有了“先天被动”的政治关联[2]。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一般可以通过政府持股、派任高管、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关联并购等方式形成。本文研究的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主要是其股权政治关联和高管政治关联。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关系在事实上是否有益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图1 审计机关设置及其领导关系图 政府审计是指政府审计机关独立检查会计账目，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行为，其实质是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结果进行独立的监督。审计机关是指政府审计权力的承担者、政府审计监督活动的实施者。审计机关设置及其领导关系如图1。 政府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财政审计、金融审计、行政事业审计、企业审计、国家建设项目审计，以及我国独有的经济责任审计。政府审计质量越高，政府部门及人员越可能规范运用权力，优化资源配置，抑制他们运用“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额外收益以及攫取企业利益的行为。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企业绩效的影响[3-7]，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樊纲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数①作为制度环境的衡量。市场化进程指数较为全面地衡量了企业外部环境，比较宏观，但是并没有衡量政府审计质量的情况[8]。本文认为政府审计对政府行为有直接影响，因此更可能是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实证研究了政府审计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制度环境在政治关联效应发挥作用中的重要影响，但是仅仅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衡量，并没有将直接影响政府行为的政府审计质量因素考虑进去；也有文献关注到了政府审计对政府寻租行为的影响，但只是理论上的阐释，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本文还研究了国有企业中股权政治关联和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 二、文献回顾 (一)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绩效在市场上表现为企业价值的增长。目前常用的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为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报酬率(ROE)及Tobin's Q，由于财务数据具有可操控性，相较于ROA、ROE等财务指标，Tobin's Q更能反映企业重置资产的预期现值，也更能体现企业价值的市场水平[9]，因此用其来衡量企业绩效更具有普遍意义。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政府委派形成[10]。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慢慢开始关注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倪昌红、邹国庆探究了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政治关联给企业造成的效率损失高于带来的直接好处，从而最终降低了企业的财务绩效[11]。胡世明和杜滨发现总体上讲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呈负向影响[12]。逯东等研究发现“官员型”高管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产生了更高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进而损害了公司的绩效[13]。前述学者都找出了高管政治关联会降低国有企业绩效的证据，而曲亮和任国良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系对国有企业利润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14]。 (二)股权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关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关注国有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支持国家所有权无效的论断。政府产权无效的主张主要有三大理论基石：代理理论、政府多元目标论和政治家及官员的政治行为[15]。从代理理论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有更加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出资人权利的是国家及其政府，政府再将国有资本委托给国有企业经营者来经营，这样就形成了“全体人民—国家(政府)—国有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链条。复杂的代理关系会增加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的绩效；从政府多元目标论来看，政府的目标可能是扩大就业、增强社会稳定性等，而非追求某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从政治家及官员的政治行为来看，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在所难免，某些有问题的官员往往以权谋私，掠夺国有企业的财富，中饱私囊。某些政府官员也可能会将其控制下的企业财富转移给其支持者[16]，政府成为一只“掠夺之手”。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政府持股能够帮助企业发展，如Che和Qian认为政府所有制可以减少政府干预和政府攫取[17]。田利辉的研究发现，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东，政府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从而既通过政治干预攫取企业财富，又借助公司治理和优惠待遇来提升关联企业的价值，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呈现U型状态[15]。 (三)政府审计的功能、政府审计质量及其度量 政府审计功能的论断经历了从“审计监督论”、“免疫系统”论到“国家治理”论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政府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的路径。还有一部分学者从政府审计的具体内容来分析国家审计的功能。张冰分析了政府审计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形式，包括加强对财政和重点部门的审计、加强对重点项目和专项资金的审计、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重点国有企业的审计、强化经济责任[18]。通过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作用，政府审计可以较好地抑制政府部门及人员滥用权力、腐败的行为。车金洋运用数学推理方法得出，当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寻租的利润空间便会被不断挤压，最终变成“无利可图”，此时“理性”的官员将彻底放弃权力寻租。因此，强化政府审计监督、提升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功能，既是对权力监督的权宜之举，也是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制度保证[19]。由此可知，政府审计直接影响了政府部门和人员的行为，这很可能会影响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发挥作用。 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对解除审计机关受托经济责任、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实现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20]。对于政府审计而言，其审计对象是各级政府的预算执行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项资金、经济责任审计及相应的财务经营状况，其审计工作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发表意见，而且还要根据审计结果发表审计处理意见[21]。政府审计质量在概念表述上要求不仅要包括“发现”和“报告”违规、违法问题，而且还应包括“纠正”违规、违法问题。由此，政府审计质量就可以表述为：当被审计单位存在违规、违法行为时，审计人员发现并且报告问题，并予以纠正的联合概率。政府审计质量的定义突出了国家审计查处和纠正的双重职能，表明国家审计不仅仅要查处违规违法行为，而且要注重采取措施纠正这些行为，这也就决定了国家审计的行政属性和行政性特征[22]。 由于大量学者对政府审计质量进行了规范研究，因此对于政府审计质量的度量问题缺乏统一标准，仅有少数学者按照研究目的的不同，对政府审计质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数据度量。董延安认为国家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体系不仅应该包括“审计活动的效果指标”(第一过程指标)，还应包括“被审计单位的纠正效果指标”(第二过程指标)，并且当第一过程指标“高”且第二过程的纠正效果也“高”时，审计综合质量就“最好”[23]。张红卫等强调了外部监督和惩罚机制对提高政府审计质量的重要性，认为揭露力度和纠偏力度越强，代表的审计质量就越高[24]。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从研究对象看，相对于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的时间较迟，文献较少，在研究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主要研究的是国有股权特征，如股权结构、股权持有政府级别等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没有区分股权政治关联和高管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从研究结论上看，以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大部分文献认为高管政治关联会降低国有企业的绩效。由于这些研究的样本分布于不同的时期，不同时期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所差异，而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环境会影响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前人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所选择的样本期间不一致，且没有控制外部环境这个因素。政府审计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政府勤政廉洁，所以政府审计质量应该会影响政府人员及国有企业的行为，构成影响政治关联及企业绩效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之一。所以，本文认为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不可忽视对政府行为有直接影响的政府审计因素。 关于政府审计质量的衡量，大多数学者都参考《中国审计年鉴》披露的内容，根据政府审计的监督功能、免疫功能或是国家治理功能来选取不同的数据指标，如体现揭示功能的违规行为、违规金额和体现抵御功能的处理处罚情况及相关部门的配合情况[25]。我们认为，站在服务国家治理观点下的政府审计质量，理应分为政府审计的工作质量和结果质量，前者主要侧重于考察审计过程是否合规、是否按准则规定的审计步骤实施了具体审计工作，以及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出现了违规行为等；而后者则既包括了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否准确、全面、客观地报告了违规问题，也包括审计报告出具以后产生的实际效果，所以“发现”、“报告”、“纠正”三者缺一不可，因此我们采取检查、揭露和纠正力度的三重指标来度量政府审计质量。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资本论，在企业价值的创造过程中，社会资本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掌控资源的能力[6]。政治关联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可以为相关企业获得稀缺资源和额外收益。鉴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政治关联问题的存在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府对不同形式的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政治干预，所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来讲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这种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关联企业可以利用政治家对国有银行的影响使企业获得融资便利；其次，政治关联可以影响政府官员对税收优惠的审核，进而使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26]；最后，企业拥有政治关联关系可以为其获得企业多元化所需的相应的资本，如行业准入许可等，因而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实现多元化战略的目标。通过以上三条途径，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提升企业绩效所需的资源，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绩效。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虽然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但是这种关系肯定可以为国有企业带来发展的资源，甚至从政治俘获理论来看，作为利益集团的国有企业，可能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成功俘获政府，使政府成为其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14]。 根据寻租理论，企业建立高管政治关联的动机是试图通过与政府建立密切的人脉关系来增加自身利益。寻租经济学理论认为，“租”是一种超过机会成本的余额，是超额利润。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争取政府庇护以逃避竞争、占有租金。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推进，但现阶段政府依然掌握着部分资源的分配权，加之社会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化改革，我国的法制建设水平难以匹配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仍然存在许多尚待规范的地方，因此企业寻租行为频频发生。这种寻租活动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降低了经济的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使市场失灵。正是这种寻租行为可以使一部分的企业获得租金，所以高管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多额外的资源，进而对企业绩效有提升的作用。然而，建立政治关联关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寻租成本，寻租双方交易的实现是以寻租者的收益大于其建立寻租投入的成本为前提，但是由于现实中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往往难以衡量寻租所付出的成本和由此带来的收益。此外，当权利高度集中、政治透明度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权利监督机制时，官员更有可能以权谋私，侵蚀关联企业的利益。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主要是政府自行派任的，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建立成本和维系成本几乎为零，但国有企业负担着更多的政策性任务[27]。由此，高管政治关联这种寻租行为可能会损害企业的绩效。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1a和假设1b。 假设1a：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政治关联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 假设1b：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政治关联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绩效。 国有企业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国有企业资本的国有属性，即国有企业的实际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其产权由国家及其合法政府代理行使。相对于高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高管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相当于存在双重的政治关联，即股权政治关联和高管政治关联。 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在于：国有产权的特殊性导致国有资本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制衡有特殊性[28]。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出资人权利的是国家及其政府，政府再将国有资本委托给国有企业经营者来经营，这样就形成了“全体人民—国家(政府)—国有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链条。为了有效管理国有资产，政府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来代理行使国有资本的出资人职责。但是出于行政权力制衡的需要，国资委并没有被赋予同自然人出资者一样充分的股东权利。除国资委之外，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国有企业还保留着一定的管理权限，因此，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出资人代表，其出资人权力实际上是由政府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和机构来分散行使的。倘若政府部门及人员腐败行为严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代理成本更高。此外，政府的目标可能是扩大就业、增强社会稳定性等，而很可能不是追求某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控制公司的政府机构很可能把上市公司当作完成这些政策目标的工具，因而往往与股东利益相互矛盾。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也会降低企业的创新绩效。企业创新是一个周期性比较长的活动，而国有企业的共有产权属性从理论上决定了它不能像民营企业一样通过所有权让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同时成为企业所有者，所以在实践中国有企业仍旧缺乏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计划，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在职期间创新控制权和创新收益权严重不对称，这不利于国有企业长期绩效的发展。另外，从政治家及官员的政治行为来看，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在所难免，某些有问题的官员，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国有企业的财富，中饱私囊。某些政府官员也可能会将其控制下的企业财富转移给其支持者，政府成为一只“掠夺之手”。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作用，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股权政治关联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绩效。 理论上说，政府审计质量会影响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发挥作用。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及人员以权力设租，企业付出一定成本寻租的行为。这种寻租行为使政治关联企业获得超额收益，扭曲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利于市场化经济的发展。政府审计不仅具有鉴证、评价功能，还具有权力监督的能力。当政府审计的力度不断加大时，政府人员利用权力设租的利润空间会被不断挤压，最终变成“无利可图”，从而放弃寻租[19]，促进市场的有效性，进而有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将不再能够通过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获得额外的资源，即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 在实践当中，政府审计影响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发挥作用的路径如下：第一，政府审计中的国有金融机构审计会阻碍政治关联为企业获取融资便利的实现。银行审计的一大特点是财务审计与流程审计相结合。当负责贷款业务的相应职责人员因私人原因违反贷款操作规则，如不开审贷会或超越授权额度等，就有可能使某些贷款人获益。但是当政府审计质量较高时，贷款的各业务操作流程更有可能合规地运行，此时，政治关联企业很难通过政治关联获得“超常”的贷款机会。第二，财政审计中的政府补助审计和税收减免审计会阻碍政治关联为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都是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当政府审计质量加强时，通过“暗箱操作”获得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比较艰难，这势必影响政治关联企业利用政治关联获取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第三，经济责任审计包括对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和经济责任评价。通过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职期间所在部门、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计，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对权钱交易起到抑制作用，能从机制和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行为，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推进廉政建设、净化发展环境，所以经济责任审计可以有效地遏制企业通过“贿赂”建立不正当的政治关联，促进资源的有效、公平配置。 经过上面的分析，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政府审计可以减弱政治关联的融资便利、获得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行业进入权限的优势，因而政府审计会影响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而经济责任审计亦可以有效地阻止企业通过“贿赂”建立不正当的政治关联，减少维系政治关联的成本，并且可以减少企业的利益遭受官员的攫取，提高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 综上分析，政府审计对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审计会抑制企业利用寻租行为获得额外的资源，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政府审计质量较高的地区，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 股权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绩效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复杂的代理问题会增加代理成本、额外承担政府的政策性目标和腐败官员的利益攫取。从代理理论角度来说，国有企业形成了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全体人民—政府—国有企业”，政府审计通过行政事业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可以促进廉洁政府的建立，减少全体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代理问题；国有企业审计可以减少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代理问题，所以政府审计可以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可以降低股权政治关联对绩效的损害。 行政事业审计通过对各级政府部门、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机关、各级政协管理机构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计，有效地抑制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有效地抑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违法行为，从而促进廉政机关的建设，有效地减小双重代理中的政府代理成本。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体系不仅包括社会审计机构的外部审计、公司的内部审计，还包括政府审计，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治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28]。相对于社会审计，政府审计由于不受雇于被审计单位，所以其独立性较强。通过政府对国有企业各项收入、成本等的审计，可以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如检查企业是否将承包收入、对外投资收入、租赁收入及其他收入不入账而私分滥发、私设“小金库”等问题；通过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可以完善内部控制，减少代理问题；通过检查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审计还要对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审计，再核实盈亏，摸清资产负债底数，调整有关数据，运用比率、比较分析等方法，计算法定代表人任期内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评价其工作实绩。迫于这些压力，相关人员会努力不让损害国有企业绩效的事情发生，弱化政府的多元目标。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假设4。 假设4：政府审计质量越高，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越弱。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说明与变量定义 由于《审计年鉴》的滞后性，本文选用2008-201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剔除ST、*ST、PT的公司。公司所处地区以公司注册地为划分标准。 高管政治关联的相关信息从年报中获取，政府审计质量的相关衡量指标取自2009-2011年的《审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本文借鉴赵莹衡量政治关联程度的方法计算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指数[6]，即将高管“关键人物”分为4个等级：董事长(赋值为4分)、总经理(赋值为3分)、监事会主席(赋值为2分)、董事和监事(赋值为1分)，每个级别下面都有上述4个行政级别，因此根据下面的公式就可以得到企业高管政治关联指数的大小。 PC=∑(政治关联高管数目×政治关联高管在公司的级别×政治关联高管的行政级别)。 本文采用哑变量衡量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即若样本为国有企业，State取值为1，否则为0。 对于政府审计质量的衡量，张琼方从检查力度、揭露力度和纠正力度三个方面比较综合地衡量了政府审计质量[21]。借鉴前人的研究和分析，本文选用了以下三个指标作为政府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如表1所示。 本文研究变量如表2所示。
(二)研究设计 本文建立了模型(1)来验证假设1：
当Tobin'sQ显著为正时，表明政府审计质量能显著抑制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政府审计质量越高时，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越弱，假设4得证。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是各省2008-2010年审计质量的情况。表中可以看出，从不同角度衡量政府审计质量的结果有所差异，说明各省的政府审计在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和整改力度上并不是一致的，这也表明从不同维度衡量政府审计质量是有必要的。 表4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民营企业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变量PC的最大值为57，最小值为0，平均值为6.7409，说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存在差异，研究中有必要考虑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Tobin's Q值最大为14.3832，最小为0.4976，说明民营企业绩效存在差异。Top1最大值为86.4900%，最小值为4.4900%，平均值为33.9264%，说明民营企业中存在一股独大现象。Idefind均值为0.6198%，即审查机关查出的违规金额占财政支出的0.6198%，最大值为8.1245%，说明政府审计检查力度在某些地区是比较可观的。Iremind的平均值为29，说明各地区平均每年通过审计移送处理的案件数大约为29件，最大值为101，最小值为0，说明各地区政府审计的揭露力度有所差异。Indicate的均值为0.6721，即有大约67.21%提交的审计报告被采用，最小值为0.2196，最大值为0.8430，说明政府审计的纠正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国有企业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Tobin's Q的最大值为16.0061、最小值为0.6272、平均值为1.7902。Top1最大值为86.4200%，最小值为18.2659%，平均值为40.6634%，说明不仅民营企业中存在一股独大现象，国有控股企业也存在。此外，虽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数量占国有企业数量的比例与民营企业高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数量占民营企业数量的比例均大约为50%，但是，国有企业中PC的平均值为9.2487，而民营企业中PC的平均值为6.7409，所以国有企业平均高管政治关联程度高于民营企业。因此，若仅用哑变量衡量政治关联无法真实反映出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
表5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Tobin's Q均值T检验的结果，民营企业Tobin's Q值显著大于国有企业，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绩效，假设2初步得证。 根据变量间相关性检验结果，相关性系数都小于0.5，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不高。PC与Tobin's Q的相关性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State与Tobin's Q的相关性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二)回归分析 表6是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首先，方程的F值为195.48，回归方程在1%的水平上显著，方程的调整R方为0.7156，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回归结果比较可信。PC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无论是根据社会资本论还是企业寻租理论的初衷——凭借政府保护获得超额利润，高管政治关联都能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提升企业绩效。这也从总体上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建立高管政治关联能够提升企业的绩效，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这种提升作用越强，因而假设1a得证，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政治关联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Siz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公司的绩效越好，这与大企业具有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是一致的。Year1和Year2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绩效在变好。此处并没有证据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的绩效相关。
表7是企业性质对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首先，方程的F值为979.02，在1%的水平上显著，方程的调整R[2]为0.7423，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回归结果是比较可信的。PC×Stat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比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Stat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东，政府确实会通过政治干预来攫取企业财富，虽然政府也同样会借助公司治理和财政补贴等优惠待遇来提升关联企业的价值，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股权政治关联是先天的，经常性的额外资源和优惠使国有企业对于这些资源的珍惜程度不强，不合理利用这些资源致使其对绩效的提升作用较小。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天然的股权政治关联会损害企业的绩效，而这也与大多数研究一致，支持了政府产权无效论，假设2得证。P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建立高管政治关联能够提升企业的绩效，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这种提升作用越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趋势和前面一致(表7、表8、表9均只列示核心变量)。
表8是分别从不同角度衡量的政府审计质量与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首先三种情况下回归结果方程的F值均比较大，方程显著；调整
均达到0.7以上，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 PC×Idefind、PC×Indicate的系数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政府审计的检查力度和纠正力度会降低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PC×Iremind的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政府审计的揭露力度与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负相关，但是不显著。所以，在总体上来说，政府审计质量较高的地区，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显著较低，假设3得证。PC×State在三个表中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其系数较在不考虑政府审计质量时(表6)更大，这表明在控制政府审计质量后，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发挥的积极作用更加突出。 Idefind、Iremind和Indicate的系数均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审计质量本身与企业的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前面一致。
表9是根据模型4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即在不考虑高管政治关联的前提下，验证政府审计质量不同时，国有企业被动的政治关联——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影响。由表9可以发现，Idefind、Iremind、Indicate的系数均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审计质量本身与企业的绩效有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在检查力度(Idefind)、揭露力度(Iremind)、纠正力度(Indicate)三种情况下，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均存在负面影响，即支持政府产权无效论。而检查力度(Idefind)、揭露力度(Iremind)、纠正力度(Indicate)三者对股权政治关联State的交互影响均为正，且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政府审计质量越高，会相应削弱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因此，假设4得证。 此外，综合政府审计质量对高管政治关联企业绩效影响和政府审计质量对股权政治关联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发现，政府审计质量越高，一方面降低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减弱了股权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所以，政府审计质量的高低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具有双重性的，相对于其他企业要更为复杂。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变量替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无论是以Tobin's Q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还是以ROA和ROE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同时，为了检验政府审计质量主要通过哪种途径影响政治关联企业的绩效，本文分别从政治关联与融资便利、政治关联与政府补助、政治关联与税收优惠等几个角度进行后续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审计质量越高，高管政治关联企业获得融资便利、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可能性越低。政治关联关系能够为企业获得融资便利、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前提条件分别是在政府审计检查力度、纠正力度和揭露力度较低的地区。融资便利、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很可能是在政府审计质量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能够提升企业绩效的原因所在。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内生制度，不仅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发挥治理功能，在微观层面也有助于企业绩效治理机制的发挥。利用2008-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及审计年鉴数据，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在不考虑政府审计质量的情况下，企业建立高管政治关联能够提升企业的绩效，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这种提升作用越强。而国有股权政治关联却会降低企业绩效，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政府产权无效理论。但是，在考虑政府审计质量的情况下，政府审计质量会降低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同样也会降低股权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损害作用。政府审计质量越高，政府部门及人员越可能规范运用权力，优化资源配置，抑制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运用“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额外收益以及攫取企业利益的行为。进一步研究也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主要通过政治关联关系为企业获得融资便利、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前提条件分别是在政府审计检查力度低的地区、政府审计纠正力度较低的地区和政府审计揭露力度较低的地区。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企业不要盲目试图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来提升绩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只有在政府审计质量较低的地区，高管政治关联才有可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等。所以，寻租理论下，盲目建立政治关联关系可能会导致寻租成本过大，从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二，强化政府审计质量可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政府审计通过发挥发现问题、揭露问题和纠正问题的功能，影响政府部门及人员的行为，进而作用于企业绩效。政府审计质量高的地区，可以抑制政府人员中饱私囊、攫取企业利益的行为。因而在政府审计质量较高的地区，企业绩效相对较高，尤其是国有企业。同时，在政府审计质量高的地区，政府审计也可以抑制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融资便利、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等好处，进而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 本文对政府审计质量的度量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审计的工作质量和结果质量两方面来进行的，也就是考虑其“发现”、“报告”、“纠正”三个环节，采取检查、揭露和纠正力度的三重指标来衡量，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由于政府审计质量的衡量是一个复杂多变、连贯统一、多层综合的体系，审计质量的好坏不仅受外部因素及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还受到行政性干预的制约，不确定因素较多，加上数据选择上的局限性，以及随着审计工作逐步完善引起的审计内容、对象和环境的变化，单纯以此作为指标未能包括所有的因素，因此研究过程与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①市场化进程指数包含了5个子指数，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村居民的税费负担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来衡量)、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主要从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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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相关性、政府审计质量与国有企业绩效&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_国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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