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与管理创新”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_企业文化建设论文

“文化发展与管理创新”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_企业文化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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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4)04-0192-08

      2013年11月9日至10日,“文化发展与管理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13年年会在享誉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与创新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景德镇陶瓷学院工商学院、中国陶瓷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陶瓷产业经济与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7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200余名中国企业管理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江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周健儿教授、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卢正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研究员分别致开幕词;景德镇陶瓷学院副校长左和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钦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舒辉教授、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郭伟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崔新健教授、景德镇陶瓷学院工商学院张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许晓明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黄群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徐二明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1月9日上午隆重举行大会开幕式和主题演讲。第二阶段:11月9日下午根据年会征文选题分设五个分会场,进行小组研讨。在小组研讨活动结束之后,各分会场主持人分别就本组成员的学术交流情况进行简要总结。然后,颁发了2013年中国企业管理研究年会优秀论文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第三阶段:11月10日上午与会代表参观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艺术展厅和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了解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精湛的陶瓷技艺和中华优秀的陶瓷传统文化。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着“文化与经济增长”、“企业文化与管理模式创新”、“战略管理与技术管理创新研究”、“营销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等主题展开了积极和深入的研讨。根据本届企业管理年会的主题内容,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就与会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一、文化与产业经济增长

      文化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得到了多位专家学者的关注,但对于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则有不同的视角。景德镇陶瓷学院左和平教授和徐敏燕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除了高新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升级之外,还存在第四条路径,即依靠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来实现。当传统产业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文化资源资本化、产业发展基础和产业价值链,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形成有利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时,文化与科技即可在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实现有机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系统动力及相应支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仅能够实现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科技的平衡发展,而且还能够促进一些新兴业态的形成,拓展传统产业价值空间,推动传统产业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变革,进而驱动传统产业由低向高演化升级。最后,他们以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为案例,系统地阐述了景德镇陶瓷产业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承历程,明晰了景德镇陶瓷产业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明晰了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即大力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培育现代化的陶瓷服务业,并做好陶瓷文化遗产保护。

      景德镇陶瓷学院张纯教授认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主要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推动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演进;另一种是通过产业构成要素的素质提升来实现。然而,这两种路径升级模式都未突出文化元素在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产业升级离不开产品升级,而产品升级就需要在设计上进行创新,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以中国陶瓷产业转型升级为例,陶瓷产业做强的关键路径就是“做有文化的陶瓷”。他对文化陶瓷和有文化陶瓷的概念内涵做了科学的界定,认为文化陶瓷即指艺术(工艺)陶瓷,含美术作品和工艺品,指的是因观赏和精神意味的需要而制成形象性形体和装饰的陶瓷,可分为独立的制品和装饰性制品两种,应该作为文化产品进行研究;有文化陶瓷即赋予传统日用瓷、建筑卫生陶瓷文化内涵,从设计入手,提高设计和装饰效果,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有文化的陶瓷”意味着产业发展方向要接“天”、接“地”、接“洋”、接“祖”,即在产品设计上要符合主流文化和市场需求潮流,做到陶瓷时装化,同时还要注重对中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结合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现状,他认为做有文化陶瓷需要陶瓷艺术大师的回归、陶瓷企业文化素质的提升。

      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胡少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儒家文化中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儒家文化基因中蕴涵着丰富的企业家精神。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规范,其核心思想是“礼治”。“礼治”不仅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不断追求产品和服务创新,而且还为企业家提供了内在激励,使其能够对自身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做到以合理的方式追求经济利益,并在追求利益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注重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合作。儒家文化中强调的节俭和独立思想也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整体来看,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创新、合作、节俭、自强”思想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文化还与帝制、科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出于服务帝制的需要,儒家文化往往被统治阶级进行了篡改。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的有机结合,不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新精神,而且阻碍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此外,中国历史上产权制度的缺失也对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却释放了大量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这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中得到了验证。胡少华指出,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因此,在中国管理情境下,必须弘扬儒家文化并吸收其中的精华,培育企业家精神,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从而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

      景德镇陶瓷学院张梅、陈俊、于保春、刘小丽、熊花等分别就陶瓷文化与陶瓷产业发展新业态、陶瓷文化与景德镇旅游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陶瓷文化资源整合与景德镇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等主题进行了研究。张梅认为,陶瓷作为一类文化产品,其能够满足顾客心理、情感、审美享受等方面的需要。这种需要激发了陶瓷行业衍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比如陶瓷平价超市、陶瓷企业品牌与陶瓷文化旅游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建筑陶瓷艺术化、陶瓷会展、陶瓷创意市集、陶艺吧等。陈俊和于保春在研究了陶瓷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景德镇市为更好地发展陶瓷文化旅游业,需要对陶瓷文化旅游业进行科学规划,整合陶瓷特色旅游资源,加大陶瓷文化旅游业资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刘小丽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性和高渗透性,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创意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持久生命力和竞争力。对于景德镇陶瓷产业来说,一方面要重视陶瓷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创新,引领创意产品的消费潮流;另一方面要依托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引导,实现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路径的突破。熊花从陶瓷文化资源整合的视角探讨了景德镇城市文化品牌的建设问题,认为景德镇城市文化品牌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文化品牌个性不足、文化资源整合力度不强、文化力与经济力不匹配、城市文化营销人才偏少等问题,鉴于此,为进一步提升和打造景德镇城市文化品牌,景德镇树立陶瓷文化自信、加强陶瓷文化资源整合、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群、培育和引进城市文化营销人才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化与管理理论创新

      现代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与其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密不可分。东西方优秀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影响着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辽宁大学唐晓华和吴春蓉以中美创新型企业的代表苹果公司和海尔集团为例,探讨了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苹果公司在创业过程中遵循着“产品改变世界”、“技术简单到生活”的核心价值观,以顾客真正需求为导向,开创了全新商业模式。苹果公司重视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的同时,转变创新理念,凸显研发设计人员的核心地位,建立开放式创新模式,使公司获得了持续创新的动力。而海尔公司则将文化创新视为一种软实力,先后提出了“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第一”、“日事日毕,日清日高”、“以用户为中心卖服务”等核心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贯穿于企业管理全程,实现了管理模式的重大创新。海尔公司管理模式创新经历了五星级服务体系、设计、制造与营销的“三位一体”本土化模式、“人单合一双赢”独特商业模式、网络化管理模式等。在先进企业文化理念的引导下,海尔公司有效地提高了全球化品牌影响力,保持了市场领先地位。整体来讲,苹果和海尔公司的管理模式创新反映了企业将经营能力提升至企业发展的灵魂高度,将经营能力的提升视为企业创新文化建设的支撑与载体。企业文化与管理活动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使苹果和海尔公司成长为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尽管两家优秀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和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共性,但研究发现,两家企业因所属行业、发展阶段与目标的不同而在创新实力和财务绩效等方面有显著的差距。结合我国企业发展实际,唐晓华和吴春蓉对我国大企业进行管理创新提出了具体建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昕杰分析了西方企业文化与管理科学的理论联系,指出以定量分析为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侧重追求经济与技术上的合理性,通过一系列科学的管理程序、数学模型和优化技术等提高了企业的决策、计划和管理水平,使企业管理行为更加精确,并降低了企业决策风险。管理科学理论的广泛应用反映了管理决策理性模式的完全成熟和系统化。尽管该理论对提高企业运行效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高度不确定和复杂动态的环境中,其受到了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冲击。企业文化理论强调管理非理性主义对管理有效性的影响作用,突出以人为重点且带有感情色彩的管理模式创新。通过对西方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王昕杰指出,西方企业文化理论具有以人为中心、强调价值观的作用、关注伦理和道德,以及鲜明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等特征。西方企业文化在推动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见人不见物”或“重人贬物”的认知倾向,因此,建设和丰富中国特色管理科学需要客观和全面地认识西方企业文化。

      新疆财经大学尹鹏飞认为,我国企业在文化管理与制度管理方面存在两种认知倾向,一种是企业文化决定论,一种是企业制度决定论。他对两种认知倾向的主要理论观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认为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关系应该以辩证性的眼光进行审视,它们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保证组织目标实现。在管理实践中,企业为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需要实现企业文化管理与制度管理并重,并保持两者的协调一致性,以及与企业发展水平、员工个体特征的匹配性。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行政学校姚小勇以国内首家民企“企业文化示范基地”——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以和为本”与“以灵为术”的独特企业文化管理实践。他认为远东控股集团取得卓越经营业绩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建立起独特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企业文化。践行企业文化,远东控股集团与员工、客户、政府和社会等相关利益主体建立起和睦、和谐、合作的关系,为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同时,企业还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积极推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他归纳了远东控股集团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1)因企制宜,培育核心价值体系;(2)加强传播,赢在执行;(3)创建学习型企业,繁荣企业文化;(4)管理理念以人为本;(5)员工对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

      河南大学魏成龙、杨松贺等以漯河银鸽实业集团为例,探讨了其“诚效自主管理”企业文化管理创新实践。“诚效自主管理”突出了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践行的核心价值观,“诚”是本,代表了企业文化的前进方向;“效”为先,代表了企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自主管理”则代表了企业对员工的充分信任。银鸽实业集团在“诚效自主管理”企业文化的引导下,企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成长历程。他们指出,对于我国各类型企业来说,银鸽实业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在比较和借鉴成功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创新做法和经验时,有必要准确识别出中外企业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以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和创新,这也是当前企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文化与战略管理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钦和赵剑波认为,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下,企业战略变革是基于意义建构的价值观变革、资源重新组织,以及新组织能力形成三种条件下的环境与组织动态匹配的过程,涉及组织边界、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的变化,是企业保持短期竞争优势和长期生存的重要保障。他们以海尔集团为例,探讨了基于意义建构的价值观管理和资源再平衡对企业成功实施战略变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海尔战略变革的要素主要包括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端到端”的自主经营体建设、三级经营体之间形成的“节点机制”、战略损益表。在战略变革过程中,意义建构主要通过观念、环境、机制和试点四个途径实现,其目标在于形成与组织战略变革相匹配的企业价值观;资源再平衡过程主要体现在用户资源管理、管理层级资源分配和组织间资源协调三个方面。意义建构与资源再平衡促进企业形成新的组织能力,进而帮助企业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凡和刘沛罡认为,企业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要想持续并不断获得良好的绩效和竞争优势,就必须形成强劲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众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因素中,企业文化是一个关键因素,但鲜有研究论证什么类型的企业文化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鉴于此,他们提出了学习型企业文化概念,探究了学习型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以及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构建机制。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化,其强调知识共享氛围的营造和员工高自主权的赋予。学习型文化有助于培育企业的学习能力,使其通过集体学习来实现变革和创新,进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在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过程中,学习型企业文化主要是通过企业员工的内在创新动力来推动创新。同时,他们还指出学习型企业文化与企业自主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既互为手段又互为目的。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构建需要企业从学习环境的培育、持续学习机制的建立等方面着手。

      江西财经大学舒辉和周熙登探讨了企业文化在企业战略协同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通过构建农产品物流系统战略协同演化模型,认为构建农产品物流系统的关键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战略协同。在农产品物流系统战略协同过程中,文化协同是灵魂,是推动系统发展与演进的不竭动力。文化协同支配着企业的目标协同与利益协同,并最终影响着战略协同的绩效。通过对农产品物流系统战略协同演化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序参量企业文化构成中的精神文化在战略协同演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通过改变控制参量,精神文化从“探索期→碰撞期→磨合期→完善期”演化,推动农产品物流系统战略从“竞争→协作→协调→协同”演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沈志渔和孙婧以相声这一民间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战略。以相声界的杰出代表德云社为例,他们运用《蓝海战略》一书中提出的“四步动作框架”分析工具剖析了德云社的成功之道,认为德云社在中国相声界快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郭德纲能够准确地透视观众心理需求,对相声表演进行重新审视,把相声打造成为一种能够使当代人获得压力缓解和情绪释放的娱乐方式。郭德纲通过将传统相声的艺术要素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为都市观众创造了新的价值,这样不仅留住了老相声迷,又吸引了一大批曾经对传统相声不感兴趣的人群,形成了年龄、阶层跨度范围非常广的“粉丝族”,成功地在传统相声表演艺术界开创出新的市场空间,使相声这门传统表演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

      西安工程大学郭伟和李军训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协同创新战略、战略变革以及战略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他们以纺织企业为例,探究了纺织企业在战略变革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难,比如组织创新能力匮乏、核心能力尚未建立、技术装备水平相对落后、自主品牌建设不足等。基于此,他们认为,纺织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战略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必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价值观管理,将自身打造成为学习型企业和知识型企业,并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从而实现协同创新、战略变革以及自主品牌创建的战略目标。

      南京理工大学周小虎、包佳妮和焦海龙探讨了企业家心理资本影响企业战略变革的内在机理问题。通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归纳出两种平衡关系,即企业家认知、组织环境、组织战略定位三者之间的平衡以及政府政策、公共压力和企业效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出企业家心理资本影响战略变革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一系列研究命题。研究认为,企业家心理资本有助于企业家对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体形成正确认知,并采取有效的战略变革行为,进而产生更好的战略绩效。在管理实践启示方面,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通过多种途径对企业家进行心理资本开发;注重提高企业家认知水平;有效实施战略变革。

      景德镇陶瓷学院刘冰峰指出,在文化创意经济时代,陶瓷企业需要充分利用景德镇经千年发展而积淀下来的陶瓷文化资源,将知识要素转变为生产要素,实现企业价值链增值。通过对陶瓷文化创意企业的知识价值链进行分解,他认为,构成创意价值链的基本活动包括创意形成、创意应用、创意销售和创意评估,辅助活动包括创意人才管理、创意环境建立、创意资源保护等。陶瓷企业将这些活动进行有机整合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另外,他还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给出了流程再造、知识价值网络和政策匹配等知识价值链优化策略。

      西安理工大学党兴华和车渊彬就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由创新倾向、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三个部分构成。创新文化是构成企业创新倾向的一部分,创新文化在企业核心创新理念的引导下,通过作用于企业家精神和员工的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专家咨询法、问卷调查法和因子分析法,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得到了验证,为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提供了理论工具。

      中央财经大学崔新健认为如何评价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外资研发嵌入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他从价值链分析视角将研发过程分为“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并构建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开发一成果转化”效率矩阵。研究发现,我国国有及外资高技术行业的研发效率普遍不高,技术开发效率尤差;我国国有高技术行业在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进步,而外资高技术行业技术水平则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外资研发嵌入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外资研发嵌入总体上抑制了我国研发效率提升。基于以上研究,崔新健提出了提升国有研发效率、实现研发效率提升,引导外资研发投资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重视外资研发嵌入指数“晴雨表”的功能;其次,要区别对待研发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最后,多渠道并进鼓励国有研发效率提升。

      四、文化与营销管理创新

      北京印刷学院王关义和刘希探讨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道,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依托营销商业模式创新。他们以《中国好声音》节目为例,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产业营销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对客户的准确定位、节目制作的高精尖、导师与节目的“捆绑式”合作、节目制作方与播出方的紧密合作,以及音乐产业链延伸。这些要素保证了《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持续赢利能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创新,需要以客户价值为导向,优化价值链,突出增值环节,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江西理工大学肖勇分析了企业文化营销与顾客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化营销是在传统营销与关系营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体内容表现为三个层次,依次为产品文化营销、品牌文化营销和企业文化营销。产品文化营销表现在企业为顾客提供了多样化的、满足其不同价值观偏好的产品或服务;品牌文化营销是产品文化营销的延伸和拓展,它主要是通过赋于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来满足顾客的精神需要;企业文化营销体现了企业对自身文化内涵的准确定位和有效沟通,在顾客心中树立起鲜明个性的企业形象。文化营销从产品功能特点、服务以及形象三个层面提升顾客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陈志宏以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打造自主品牌的发展战略。他指出,上海家化已经搭建起一个纵向覆盖高中低端、横向占领多个细分市场的强势品牌组合。在自主品牌的打造过程中,上海家化通过精准的差异化品牌定位,将中国元素和汉文化融入到品牌内涵之中,同时仿效欧美品牌的运营方式,成功地将“佰草集”和“雙妹”培育成为国内外驰名的中高端护肤品品牌。上海家化自主品牌创建战略对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深刻启示。

      中国传媒大学王雪野从商业模式理论发展和文化创意经济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文化创意企业的特点,解析了商业模式创新是文化创意企业的生存之本。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企业必须以顾客创意需求为驱动力,动态整合知识产权运用结构,围绕商业模式的市场定位、经营系统和盈利模式等构成要素,形成开放的、内生与外联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模式。文化创意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应该以价值链为核心,从价值链的定位、延伸、分解和整合四个层面有效进行,最终实现价值增值。

      五、文化与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是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组织文化则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行各类管理创新活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境变量。一个企业若能够在内部培育起有助于学习的文化,那么其创新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则可能会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因此,企业的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有必要与企业文化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并实现相互适应。北京印刷学院的王关义和鲜跃琴指出了当前中国企业组织管理有效性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价值观管理存在着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价值观在设计时缺乏个性,并且出现定位偏差;二是企业价值观的管理存在着不足,企业价值观的培育与塑造体系不够健全,造成了在执行上的偏差。在企业价值观管理强化方面,他们认为企业首先要确立有个性的企业价值观并进行准确定位,以保证与企业的传统、管理体制相适应;其次,企业要加强现代企业价值观的培育,塑造员工与组织匹配的企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贯穿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范徵、杜娟等认为,当前的跨文化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高度,逐渐由宏观的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转向微观的个体认知、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差异研究上。为厘清跨文化管理与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他们基于Web of Science和HBS Case Collection数据库,对近十年的有关跨文化管理理论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梳理出跨文化管理理论以及文化差异对于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解释和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跨文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价值观等方面,具体包括霍夫斯坦特文化价值维度、跨文化研究方法、跨文化概念及跨文化管理的有效性研究,跨文化个体行为的研究、跨文化商业行为与商业道德。在管理实践方面,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实践主要围绕着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多元化员工管理与国际业务拓展等方面展开。这些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反映了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对跨文化管理问题的认知,研究结果为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潜能,提高组织的综合绩效。

      复旦大学许晓明教授从家族文化传统与家族企业管理目标两重性的视角探讨了华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他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由于融合了家族与企业两个体系,其内部治理机制较非家族企业更加复杂。华人家族企业管理目标的两重性(即家族的非经济目标与企业的经济目标)使得企业治理结构表现出鲜明的双重性特征,形成契约治理结构与关系治理结构的混合结构。两种治理结构在制度安排和资源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并对企业绩效和个人满意度发挥着不同影响。在华人家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内,两重治理结构在企业内部的影响力量呈现出相互博弈、相互调和并最终走向合作的动态演化过程。

      河北经贸大学王春和与李贝从“大家”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家族企业现代企业文化的创新与构建。他们认为家族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除了对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视与传承之外,还需注重现代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家族企业要摆脱“家长式”文化的束缚,摒弃“小家”文化,构建“大家”文化。“大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一视同仁”、“相互信任”的文化,体现了企业对员工追求尊重、平等、信任和团队合作等需求的满足。在“大家”文化的建设中,家族企业要摒弃“独裁文化”,建立“程序”文化,并自觉地培育“企业公民”意识,构建家族企业特色的“和谐文化”。总之,家族企业构建“大家”文化,实现家长式文化向全员参与式文化转变,有助于企业走出“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败”的怪圈,进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景德镇陶瓷学院李海东探讨了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工作团队如何通过即兴发挥能力提升团队创新绩效的问题。他认为,团队即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实时的、短期的学习方式,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其对组织和团队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需要在团队内营造一种鼓励试错和冒险的试验型文化,并在团队成员认知方面形成一种共享信念,即形成团队心理安全。

      福建师范大学唐杰分析了工作乐趣研究提出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工作乐趣作为一种内部激励手段在降低员工工作压力和提升员工工作热情方面的积极影响。鉴于我国对工作乐趣研究缺乏真正的本土化研究,他从“人本思想”出发,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两岸企业工作乐趣的边界、类型和效果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发现,工作乐趣类型学的研究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实践需要;工作乐趣活动的开展具有较大的盲目性;管理者对工作乐趣效果与本质的认识具有单一性和偏差性;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在乐趣发展意识上存在明显差异等。在未来有关工作乐趣的研究中,他认为发展更具时效性和严谨性的工作乐趣类型学结构是当务之急。

      新疆财经大学徐燕研究了心理资本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与员工工作压力负相关,当员工的心理资本增强时,其工作压力会下降。心理资本四个构成维度中的自信勇敢、乐观希望与员工工作压力显著负相关,奋发进取与员工工作压力正相关,坚韧顽强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组织支持感在心理资本及其各个维度与员工工作压力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在本次年会上,来自于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0余名企业管理研究专家和学者就“文化发展与管理创新”研讨主题,围绕着“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企业文化与管理模式创新”、“战略管理与技术管理创新研究”、“营销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在“文化发展与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涌现一大批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地加大,呈现出研究视角、研究领域与研究重点多元化的局面。这些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对完善我国文化发展与企业管理研究的理论体系、指导产业与企业管理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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