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决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特别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从心底里叫好拥护，但是，对中共中央提出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却未必都非常赞成，其中包括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样，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究竟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就成了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活生生地摆在我国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这一问题彻底想清楚，否则，即使把此常常挂在嘴边，但充其量也只是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需要“表示”一下而已，当然不会真心实意地、自觉地去执行。
一
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对象无非有二：一是社会现实；二是他人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无非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事实判断的层面；二是价值判断的层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研究，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即仅仅是对事实作“纯客观”的描述，而总是要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即对事实作出自己的价值分析，对其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作出自己的判断。更何况，事实上这两个层面上的研究总是不可分割的，进行事实判断时总隐含着价值判断的成分，而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总要以事实判断为基础和前提。在一定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而要进行价值判断，首先就得有一个进行判断的标准。这一标准总是存在于判断者的头脑里，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所以，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在某种自认为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问题在于，你认为什么思想才是正确的，从而值得和应当由它来指导。非常清楚，有些人反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这是十分虚伪的，他们实际上反对的不是要以某种思想来指导，而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关键不在于是不是需要由一种思想来指导，而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还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思想来指导。当然，要使研究者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研究者必须认可马克思主义，从内心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非常可笑的是，一些人不要说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的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也拼命地追求所谓保持“学术中立”，即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在他们看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现在急需的是排除一切“先入为主”，排除一切意识形态的干涉，“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现在急需的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政治的层面重新拉回到学术的层面。然而，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纯学术化、中立化的倾向，甚至为德里达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师所不齿。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指出，“在这方面，人们能够感觉到在文化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大学里正在流行一种时尚或时髦”，这就是“彻底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参照非政治化”，通过装出一副宽容的面孔使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力量“中立化”，削弱马克斯主义潜在的力量，“使其不露出造反的成分”[1](p.45)。他如此表述这些将马克思主义中立化的人的内心世界：“既然马克思已经过世，尤其是既然马克思主义似乎正在迅速解体，我们将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干扰，去关注马克思。……我们将平和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对待他：依照学术规则，在大学，在图书馆，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们将系统地研究他，遵守阐释学、语文学、哲学的注释规范。”[1](p.46) 德里达认为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认为马克思“不属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属于某些政党，他的著作应当列入我们西方政治哲学的伟大经典之中”，所谓“回到马克思”，就是最终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像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的作品来加以阅读，让马克思重新列入这个行列，“他被排斥出这个行列太久了”[1](p.45)。应当说，德里达的这些论述不仅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非常深刻。他一方面揭示了不带指导思想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虚伪性，即强调中立、强调不带指导思想去研究只是个幌子，实际上这是在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研究马克思；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这样做的必然后果，即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些分析出于其他人之口或许我们可以不加理睬，但出于德里达之口，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一番吗？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纯中立、不用任何思想来指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哲学社会科学任何领域研究的纯中立、不用任何思想来指导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二
认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与认可中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是指引人们胜利前进的旗帜相一致的。不能设想，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认定马克思主义只配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放在历史博物馆中供人们展览，他还能在研究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样不能设想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着崇高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不因为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处于低潮而对之产生怀疑、也并不因为许多原先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纷纷“告别”了马克思主义而对之丧失信心，而他在研究时却千方百计地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拒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此看来，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提高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研究的自觉性，关键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强弱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研究的自觉性的高低是成正比的。
我们生活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公然宣布自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则都会表明自己是拥护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拥护”与“信仰”的程度和出发点是大不相同的。
目前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大致有三种状况：
第一种是内心并不认可，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拥护”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如果不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就不可能出人头地。于是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尽管他们在这样做时可能在内心咒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人一旦风向发生变化，即一旦马克思主义成为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一旦马克思主义成为其获取利益的障碍，马上就会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心安理得地从“拥护”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马上就会通过反对马克思主义来谋取私利。
第二种是只凭着自己朴素的感情，或者人云亦云地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应该说是真诚的。他们把我们国家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知道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眼前所取得的一切，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宗旨的。只要环顾四周人们都没有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就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可惜的是，这些人拥护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并不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往往经受不起严峻的考验。与前一种人的根本不同之处是，他们并没有带着“投机”的心理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拥护马克思主义是真诚的，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少许产生怀疑也是真诚的。
第三种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认可和拥护。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行动。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不是跟着走走而已，也不是受某种力量强制的结果，更不是受个人私利所驱使。正因为他们真正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无论马克思主义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他们都会拥护马克思主义。
由于这三种人对马克思主义“拥护”和“信仰”的程度与出发点不同，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研究的立场和态度也迥然有别。第一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和“信仰”是假的，所以他们从内心根本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即使有时他们也表明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但这是在弄虚作假、饰伪行诈。第二种，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方面是动摇不定、耳软心活的。只有第三种才会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作为一个被党和人民寄予厚望的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非但不能成为上述第一种人，而且还不能与这些人为伍。如果扪心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还不是十分坚定的话，那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努力使自己从第二种人变成第三种人。实际上，我们每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手头上都有繁重的研究任务，但第一要务还是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努力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自己的头脑中牢固确立起来。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学习绝对不是“经院式”的学习。我们必须联系实际地学习。这里所说的“实际”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马克思写作时所处的环境。马克思是个理论家，更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绝不是马克思只凭个人智慧面壁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能创立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因为他聪颖过人，而主要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呼唤。所以，我们只有联系马克思所处时代提出的任务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来研读马克思的原著，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第二是我们当前的环境。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根本目的还在于，在理解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付之于实践，以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来射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这个“的”。只有带着强烈的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寻找答案这一目的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微言大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
三
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思潮，我们为什么非得以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以其他理论和思潮来统领自己的研究呢？这里我们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加以说明。
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在进行自己的哲学研究时之所以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而不能把现代西方的某一思潮和流派奉为神明，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超越了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起其他任何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来要正确得多、深刻得多、高明得多。
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哲学工作者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取得了很大的理论成果。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像过去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对立起来，把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哲学一概排斥固然是错误的，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提并论，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要比现代西方哲学正确、高明和深刻，更是一种片面。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刘放桐先生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全部西方哲学，彻底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超越了取代西方近代哲学的西方现代哲学，同样避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2](p.139)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当代西方哲学从而要比后者来得正确、深刻与高明这一点，也为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所承认。海德格尔在战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充分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认识：“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3](p.383)
海德格尔在这里只是从一个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超越，让我们再列举若干方面：
例如：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虽然突破了近代西方哲学从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意识出发去构建世界图景的做法，但是它们所说的转向现实社会生活，并不是指转向人的社会实践，这样，这些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因为不可能真正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所以必然合乎逻辑地走向唯心主义。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提出了哲学研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而且对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做出了崭新的解释。这就是揭示出人的感性劳动、人的实践是人的真正的存在。
又如：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大都讨伐近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与此同时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把这种意义主观主义化和相对主义化。正确的道路是摆脱把世界僵死化和凝固化的近代形而上学本体论，建立一种能使世界动荡起来，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密切相联的新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马克思在反对传统本体论的同时建立了以人的感性活动为中心的新的本体论。
再如：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坚决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独断，问题在于，它们在批判对理性的迷信和对理性的独断的同时，却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它们大都用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的情感、意志、意向、纯粹意识取代理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由反对理性的独断而走向非理性主义，不完全忽视甚至排斥理性的作用，而只是使理性主义与唯物史观结合在一起，给予理性以恰当的位置。
还如：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使主客对立变成了主客同一。但由于它们把这种主客同一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也就由此滑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主客关系问题上只与这些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共同走了一段很短的路，马上就分道扬镳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把哲学上的主客关系这一理论问题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正确解决主客关系问题开辟了道路。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突破，而是整体上的超越。通过这种整体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有着根本区别的新的哲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曾经成为同路者，有如此多的同质性，主要在于两者在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上有着类似之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从整体上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使两者之间构成了质的区别，主要源自于两者社会阶级基础的迥然有别。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地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所以当我们选择已有的思想资源作为自己的评判标准和指导思想时，只能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理论和流派，它们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借鉴，因此，我们也只能把它们视为提供借鉴者而不能作为指导思想。
四
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运用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其二，在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研究我们人本身。哲学社会科学有许多领域，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但最后都可以集中为研究社会和人，即研究社会和人究竟该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人和社会如何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是不是坚持用这些观点来评判关于人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种种见解，就是在一个方面检验我们是不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统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那么，在人与社会如何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哪些观点值得我们吸取，进而成为我们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评判标准呢？这里且列举若干：
其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证是与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有着种种论述，如马克思曾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把实现这一本质所要求的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直接表述为“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等；马克思也曾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提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充分丰富与全面占有；马克思又曾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强调人的完整本质的多方面的自由发展和发挥，就是对人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的片面发展的克服；马克思还曾把人的本质与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的需要是全面的、综合的和多层次的，所以，为了实现人的本质应全面地、综合性地、多层次地满足人的需要。不难看出，不管马克思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从而不管马克思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探讨人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全面性。设想一下，当我们面对有关人与社会发展的各种见解和方案时，如果脑子里没有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我们怎么能区别出哪个是珍品哪个是糟粕呢？当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鲜明地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提出要用这一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全中国人民都是衷心拥护的。
其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有关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尽管常常被人们遗忘，但实际上这些常常被人遗忘的东西正是马克思留给人类最珍贵的遗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不仅仅是作为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出现，而且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的本质；人之所以能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不仅是由于“物本身就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而且由于“物本身也像人同它发生关系那样同人发生关系”。马克思从对自然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要求对自然进行“人道的占有”，即“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要求“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要求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马克思把未来的共产主义说成“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则是意味深长的。无论是评判他人的关于未来人和社会的发展蓝图，还是自己去规划人和社会的发展方案，不以马克思的这些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论述作为准则，肯定是要偏离方向，从而也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
其三，马克思关于劳动解放的理论。马克思基于对人的本质和人的需求的正确分析得出结论，人并不是消费动物，真正使人成其为人、构成人与动物最根本区别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劳动。马克思的下述名言可以说最精辟地表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4](p.9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志地享受，把此当作人的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这种批评的基础上，为人类指明了劳动解放的道路，认为人类只有实现了劳动的解放，即把强制性的、作为手段的异化劳动变成自由自觉的、作为目的本身的活动，才称得上真正实现了自身。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的思想：“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的思想常常被人们当作“劳动乌托邦”而加以唾弃，实际上人类生活的现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人类的未来必须沿着劳动解放的方向发展，否则必然进入死胡同。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就应率先实施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的理念，尽管目前我们只能跨出很小的几步，但只要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就是中国人的大幸。相应地，在指导我们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思想观点中，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的思想应有其显著的位置。
其四，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事实上平等的理论。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提出平等、自由、公正等观念，而且它也正是打着争取平等、自由和公正等旗帜，推翻了封建社会而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典都是围绕着维护平等、自由与公正。如果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和公正等观念是人类最理想的境界，如果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那么也用不着马克思去批判这些观念并且还要推翻在此基础上的这一社会了。全部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所说的平等与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与公正。他要改变这种形式的平等与公正而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与公正。马克思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变形式上的平等与公正为事实上的平等与公正。让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一个身体天生有点残疾的人都去扛包打工，把一个50公斤重的包从甲地扛到乙地收取10元钱报酬，结果前者在一个小时内扛了50包得50元钱，而后者一个小时只扛了10包拿了10元钱。按照资本主义的形式上的公平观念，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的公平观念来衡量，这一过程显然具有不合理的成份，因为必须考虑到这两人天赋不平等的因素。尽管我们目前还需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甚至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形式上的公平的制度，但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此。我们在评判和构建社会和人的发展方案时，千万不能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置之不理，甚至视如敝屣。
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归结为方法，认为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不管我们是否完全同意卢卡奇的这一说法，有一点则是肯定的：马克思所提出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种种方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的要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事实上，在西方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大举进入我国的态势下，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些人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往往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时效性开始的。所有这些来自西方的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方法论，从基本方面来说都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凡是崇尚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者，必然要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方法为我们今天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需呢？或者说，我们今天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哪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呢？我们认为主要有：
其一，马克思的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根源的方法。美国的文艺理论家詹姆逊一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主要理由是他在解读文艺作品时，一直把文学现象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在文艺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中来研究文艺作品。在他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相应地，把意识现象归结于社会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方法，只要坚持了这一点就有资格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能不能把错综复杂的一切社会现象截然划分为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两大类，能不能认为一切社会意识都根源于社会存在，这还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如果连从总的来说社会存在是原生的，社会意识是次生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也不认可，哪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立场可言？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对的是大量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大量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现象，难道不借助于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根源的方法，而依靠其他什么方法能理出一个头绪来？
其二，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曾经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他明确地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5](p.76) 只要分析一下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基本思路，就可知道卢卡奇把总体性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正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把它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环节都放入这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社会的统一体有所把握，才能够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正是由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环节始终是放在关联整体中进行理解的，所以他才会将《资本论》视为“一个艺术的整体”。[6](p.196) 卢卡奇在此基础上又强调总体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保持对总体性的渴望”。我们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自觉运用马克思的总体性的方法。
其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已为当今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敬而远之，这一词甚至已近乎处于“失语”的状态。实际上，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只要在人类社会中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就行之有效。“阶级”这一概念不是由马克思首创，马克思之前已有一些人在运用这一概念，马克思只是进一步把阶级理解为历史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范畴，从而也有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国内一些人热衷于阶层分析，而当把阶层分析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相比较而存在的社会分析的研究方法时，就意味着它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当把阶层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这种阶层分析实际上就是阶级分析。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分析内在地包含着阶层分析，认为马克思只停留于阶级分析而无阶层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方法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同样没有过时，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把这种分析方法引入到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来。
其四，马克思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当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名，拼命地要人们远离马克思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认为这一方法是个伪方法。确实，马克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以认定在事物的表面、外露的现象背后，总存在着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本质为前提，从而与后现代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在情理之中，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这一方法也理所当然。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7](p.923) 马克思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引导我们既不脱离现象去凭空认识事物的本质，又不使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会取得很大的成功，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一方法自觉地运用起来呢？
注释：
①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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