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取向一个结局——略论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取向论文,困境论文,当代论文,结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各家学派层出不穷，各种著作汗牛充栋，曾经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现在它却陷入了重重困境。既有的政治发展理论遭到更多的怀疑，甚至有人宣称，政治发展研究在大多数政治科学家眼里已是奄奄一息了：约翰·弗里曼（John R.Freeman）、杜特利·西尔斯（Dudley Seers）、迈克尔。爱德华（Michael Edwards）、戴维·阿普特（David E.Apter）、罗伯特·帕肯罕（Robert A.Packenham ）等政治发展研究学者都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只给实践者留下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很难应用的支离破碎的理论。本文以为，理解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而要溯源到该学科的历史演变进程。事实上，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在围绕方法论建构这一核心问题上发生过不同取向的分化。这种分化的直接起源于对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不同反思以及进而发生的一系列研究命题和对象的转移。一种形成主流学派，主张价值与事实分离，学科中立；另一种非主流学派，则积极反对依附西方，宣扬重塑价值观念。
价值剥离：现代化、发展和变迁研究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学派曾主张价值与事实分离，保持研究的真正科学性，源于现代化——发展——变迁这一脉研究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把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十七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注：勒纳：“现代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纽约，1965年，第324页。）把现代化进程看作是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在西方的许多著作中，这种观点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它也不可避免地控制了始于50年代初期现代化研究的当代政治发展理论。当时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着西方式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必然涉及到善恶判断的价值观，并提出西方社会的特定政治形式应该是任何社会努力追求的目标。
当然，这也与现代化理论诞生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从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开始用理性的发展作为线索全面解释社会变化，到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用进化论寻找社会发展规律，直至二十世纪以后出现工业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社会进步作出了有力的解释，但它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方面，甚至产生了现代化即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观念。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进步是个多层次的变化时，用一个崭新的概念来替代成为必然。1951年，在美国《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行的学术会议上，诞生了“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注：《文化变迁》杂志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的学术刊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办，霍塞利茨任主编。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有关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美国对外政策。）1958年，丹尼尔·勒纳在其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提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此后，现代化研究开始正式出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出现在美国，有它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五十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新兴的独立国家纷纷诞生，并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新形势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美国政府为了重新调整它的对外政策，需要对新兴国家的发展背景和前景进行研究，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早期现代化理论自然而然带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是并不奇怪的现象。
但是不久，这种具有明显偏见并忽视各个不同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布莱克和他的有关著作。 （注：有关著作如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New York:Harper Row,1996；布莱克编：《 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这些批评推动了现代化理论家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和观点，出现了多种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和传统性这对核心概念进行阐释。但这些阐释过度强调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共性，割裂和绝对地看待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摆脱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结论。（注：布莱克编：《比罗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7—17页。 ）而以布莱克为首的学者则认为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和排斥，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并首先提出了把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互动关系的研究。
本文认为，此时，现代化研究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有四个过程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治发展研究从现代化研究中独立出来，并逐渐祛除价值判断。其一，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效仿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被逐步抛弃，对发展中国家自身内部因素的关注日益增加；其二，对现代化静态的研究开始被对现代化动态（互动关系）的研究所替代，这就使“发展”的概念凸现出来了；其三，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现象告诉人们，缺乏成熟政治保障的经济增长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对此已经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其四，科学主义的主流思潮促使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大部分学者试图摆脱价值判断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开始只描述事实，而不再判断政治体系的好坏，也不再说政治体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正是这个转折点的标志。虽然它并非一部关于政治发展的著作，但该书把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的“行为革命”统一了起来，“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149页。）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阿尔蒙德用“发达的”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制来区别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并坚持“一切政治体制在文化上都是混合的，把传统和现代的成分结合在一起”这一关于“双重性”的观点。 （注：Almond, Gabriel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ron UniversityPress,1960.P23—24 ）这部著作试图建立一种进行比较研究的中型的概念和范畴，诸如体制、任务、文化、结构、功能和社会化等，从而对规模、结构和文化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之间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它缺乏关注政治动态发展的局限性被六年后阿尔蒙德和C ·宾厄姆·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一书所弥补。 （注：
Almond,Gabeiel and G.Bingham Powell:Comparative Politics:A Developmental Approach,Boston:Little Brown,1966.P13）后者还补充了如提取、限定、分配、符号和反应等范畴。
1965年塞缪尔·亨廷顿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一文，正式区分了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个概念能够应用的“时间和空间”，势必会缩小其经验内涵，并难以说明它的倒退现象，即政治衰退的问题。（注：huntington,Samuel P.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tcalDecay,World Politics,17(1965):P389—393 ）在当时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看来，现代化研究无法严格地根据美好的政治体系的标准对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帝国、现代商业共和国等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在以前，说现代国家就是其他国家所要发展的目标，意味着在很多方面是美好的传统社会，在政治上却是不成熟的，应该走向成熟，在很多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是有缺陷的。从现代化研究走向发展研究，使得政治科学家可以用精致的术语来描述所有政体。这样，封建专制、超大型帝国制、自由共和制等政治体制，本身就成为独立类型的政治体制了，据此封建专制、超大型帝国制就不见得是不成熟的，而自由共和制则不见得一定是成熟的。这样的观点认为不同类别的政治体系之间，不存在“一类政治体系‘优于’其他政体”，而只是存在着可以用“经验性的术语”来描述的差异。这种明显的祛除价值判断的研究取向， 在阿尔蒙德和C·宾厄姆·小鲍威尔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有典型的体现。（注：参阅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实际上，这一时期支持从现代化走向发展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当初最为重要的研究即价值研究必须放弃，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发一种理论框架，包括一套概念、范畴、术语和分析方法等，来识别所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政治体系。在这方面，许多学者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上面提到的阿尔蒙德和C·宾厄姆·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 过程和政策》一书认为结构分化、体系自主化、文化世俗化是充分发展的政治体系的重要指标。白鲁恂（Lucian Pye）则认为个人平等、政治能力、制度和结构的分化是发展的重要因素。（注：Pye,Lucien:Aspects of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P45—48 ）还有诸如埃森斯塔特的四方面说、埃默森的五方面说等。（注：当然，他们实际上都遇到同一个难题，即构成政治发展的这些成份之间有什么关系，亦即政治发展研究究竟是一个单一概念还是一个复合概念？）
但是，对此许多学者似乎依然不满意，认为发展研究并未完全祛除价值判断，正如阿尔蒙得说的那样，“政治分析家往往都试图回避对政治体系的评价问题，这常常是自欺欺人的。……重视某一层次或某些问题而无视另一层次或另一些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隐含的价值选择。”（注：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第27页。）确实，对各种充分发展类型的政体的描述，最终总是能够有价值判断的，如充分的政治参与、平等和世俗化是充分发达自由民主政治体系的特征。对此，政治学家很难不把它看成是唯一最优的政体，更难把它看成只是“某一类”政体，在价值上与充满独裁、不平等现象的其他类型的政体是同等的。因此，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表面上虽然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上依然把西方现有的政治体制看作是最优的体制。
塞缪尔·亨廷顿在1971年发表的《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一文中，重点讨论了政治发展是描述性的概念还是目的性的概念。他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实际上依然是目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依然隐含着把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最优政体的价值判断。研究发展的政治学家们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在说：“喂，这里有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有价值的，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亨廷顿下了一个总结性的结论：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实际上只标志着学者们的爱好，而不是一种用于分析的工具。（注：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于是，他主张把研究工作的中心转向六十年代末就出现的“变迁”研究。他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政治发展研究所遭遇的定义性和目的性的问题。政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必须努力去记录政治变迁的原始的事实，它的发生历程，何时发生，持续多久，向何处变化等。在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内发生的所有向或好或坏的目标发展的变化观念，必须严格禁用。政治变化的理论框架可用来研究处于任何发展水平的社会中的政治变化，而且与现代化过程无关（至多有不直接的联系），变量因素和关系是它的核心。（注：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比较现代化》（布莱克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第66—67页，第79页。）这样，政治学家就可以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大量政治变迁的事实了。
至此，政治发展研究似乎真正科学化了，但也恰恰陷入了困境。因为政治发展的原初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描述其过程，诊断其问题，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发展的政策建议。从历史来看，二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的国际地位。新兴的独立国家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还面临着异常繁重的政治发展的任务，对于有关发展问题的知识有着巨大的需求。与此同时，关注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它们发展问题的研究，而且还以现代发达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出谋划策，这就迎来了政治发展研究最为繁荣的阶段。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却远不如政治发展研究那样成功，民主政治制度并末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许多国家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都末实现，一直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就缺乏基本的政治基础和保障，许多国家一直在经受着贫困和饥谨的折磨。理论与实践巨大的反差引起了许多学者对既有的政治发展理论的怀疑和反思。事实上，政治发展研究从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控制这一良好愿望出发，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彻底祛除价值判断。但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因此失去了现实需求的动力，从而步入衰弱。从根本上说，政治现象并不是道德无涉的科学，政治科学也不可能是像众多自然科学那样的价值无涉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祛除价值，实际上就等于阉割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活力，使政治发展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价值重塑：依附理论的兴衰
在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学派因为放弃价值研究而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一个与主流学派在价值倾向上截然不同的依附理论学派发展起来了。它以激进的拉美学派（包括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在70年代，该理论对政治发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完全反对西方式的商业共和国，绝不把西方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依附理论的出现，实际上试图回答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或者说，是否能够把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的状态通过简单的“历史位移”作为相当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来认识。显然，依附理论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同样是对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反省和摈除，如果排除意识形态因素，从事依附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可能思考得相对更深刻些。因为这也是从“单线历史观”向“非单线历史观（新历史观）”的转变或曰进步，（注：这个概念参见薮野估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第5章，1984 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7 页））和主流学派相比，依附理论并不是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政治发展进行抽象分析，它主要是用经济学理论来阐发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现实主义观念依然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依附理论对“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差距”这一正统观念提出疑义，（注：“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拉大的差距”援引自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宣言》第一段。）认为这种观念有一个先验设定：只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只有一条通向进步和普遍福利的道路。这种设定“要求这样的价值观前提，即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应被发展中国家树为模式，并作为一个目标而加以接受”，而且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切实际的。从多年来由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出发，依附理论坚持认为不能把第三世界看作只不过处于一种“低劣”状态，可以用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理解、说明或处理。其次，依附理论虽然不提倡顽固地拒绝任何外国援助，但它清醒地认识到外国援助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很好地发展，而是要使它们的发展做到保证它们逐渐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保证它们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持久地参与既定的国际分工。因此，过份依赖外国援助，即使能使增长速度加快，也往往扭曲受援国的增长模式，加剧其经济与社会失衡，使该国更加难以调动自己的资源或者寻得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跨国公司，依附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指责，认为它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问题上有着严重的负面作用。同样，它还认为，过份依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也是弊大于利的。
依附理论试图论证，在现代化浪潮中，国际社会号召发展中国家消除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并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实际上并不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更快的发展，而是在要求它们更快的西化。这“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因为，发展中国家过份依赖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以及将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目标必然在它的社会中导致经济与社会二元性的加剧，并且将使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的经济与价值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有的甚至变得越来越独裁。对此，依附理论喊响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可以将国际经济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真正差异看成不过是贱卖与贵卖之间的差异。对那些拒绝整个买卖交易、视之为不但不公正而且有害于经济活动的人来说，不管开出什么价格，都没有多大关系。再打个比方说，新旧差异就如两场不同的赛跑：一场是不公正地要求不平等的竞赛双方从同一起跑点起跑；另一场是给较弱的一方以一点便宜，让他在前头几步处起跑，两场的差别无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赛跑使较弱的一方浪费精力在一项不足取的追求之中，因此倾向于拒绝整个比赛。”（注：（埃及）盖拉尔·A·阿明：《依附性发展》，1976 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应该承认，依附理论为拉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政治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家也不能逃避经济学和社会学了。它也促使发展问题的研究一方面逐渐注意发达国家的援助、贸易、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开始在经济生产之外涉及社会的经济分配问题。但是，依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成为导致它最后衰弱的主要原因。它试图在发展研究领域中摆脱西方中心论，重塑学科价值，固然不错，但它的价值判断明显带有“左”的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并对西方发达国家持有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应该说，这和坚持西方中心论同样都是不足取的。从理论上看，在依附理论者那里，依附和非依附是对立的、突变的状态，而不是连续的和渐变的。他们并没有将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统地检验研究对象，甚至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理论标准的缺失和混乱，造成了依附论对现实不正确和片面的分析，有时候还夸大了自己解释拉美各国问题、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能力。而事实上，依附理论因其漏洞百出而使它解释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许多学者对1946至1973年美援条件下的拉美政治经济进行考察，发现许多和依附理论的预言相矛盾的情况。依附性较强的经济增长较快而不是较慢，土地占有制度是较为公平而不是相反，有更稳定的宪法，而较少黩武主义。尽管拉美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总体看来还是处于可以乐观的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在80年代得到了有力印证。许多拉美国家的专制政治纷纷垮台，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四小龙等都迅速发展起来了。而这些国家恰恰都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又严重依赖跨国公司的国家。理论的缺陷和现实的矛盾，很快击碎了依附论者试图努力在政治发展领域重塑价值判断的愿望，使依附理论到80年代就逐渐衰败下去，丧失了影响力。
向“文化”回归：价值取向往何处去
依附理论的挑战及其衰落，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局部成功，使得政治发展研究者在80年代开始向规范研究回归，开始注重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因素。这一回归的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学者日益重视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等因素了。
亨廷顿是这个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发展目标相容性假说之后，重点讨论了“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注：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1987年（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0—357页））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错综复杂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手中的剩余范畴或曰后备概念（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来比较容易。 一旦其他概念都不适用时，人们就会求助于它。（注：中国的学术界就有人戏尔“文化”为“垃圾箱”，意指什么都往里扔。 ）但是如果东亚、 拉丁美洲、非洲在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的差异，起源于东亚、拉美、非洲价值和信仰的差异，那么研究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文化的比较分析上。文化对发展的巨大影响要求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对文化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比较的、纵向的研究。亨廷顿列举出世界上主要的九个文化族群，并提出每一个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与达到目标的模式这一问题。他认为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应该变换发展模式，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社会模式。他再次强调现代化和西化的区别，意在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从表面上看，亨廷顿的文化观具有相对主义的味道，但是从总的倾向和此后的演变来看，他是依然看重西方的文化或文明的，并未给非西方的文明传统给予同等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只是解释、认知性质的，并不打算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任何在各自文化基础上发展现代政治制度提供政策建议。1993年一发表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在中国也有广泛回应的《文明的冲突》，集中表达了亨廷顿这一内心本意。（注： Huntington,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zation?"Foreign Affairs,72(1993):22—49 ）《文明的冲突》一文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比较分析了文化因素在各国发展和国际政治中的表现形式、具体内容、特点、作用，提出文化或者文明将是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该文的学术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但它最后得出的结论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认为未来世界冲突实际上将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一起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到此为止，转向文化研究的政治发展理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关注发展问题了。以亨廷顿为首的文明冲突论者显然还不满足于此。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联盟。（注：Huntington,Samuel P: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6.）由此可见，说亨廷顿归根结底还是西方中心论者，恐怕并不为过，说政治发展研究重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泥潭，也不为过。
文明冲突论的理论缺陷是很明显的。首先，它是完全抛开文化的社会生活基础和形成的历史过程来抽象、绝对地讨论文化。这种忽视“各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研究”的倾向早就遭到过欧洲思想家维科的批评。（注：维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34—135页。有关论述还有如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9—90页等。）其次，关于文明冲突的推导，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推论”（hypothetical corollary）基础之上的。亨廷顿以历史化约主义所得到的断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文化是一个变动着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历史化约主义者演绎出的几个概念或几个特点就能分梳厘定的。任何文明都有普遍和特殊的两面，文明并不必然是冲突的。（注：周弘、刘靖华：《评享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欧洲》1997年第5期，第80—81页。 ）同时，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史也说明了文明之间的融合和良性互动是避免文明之间隔阂、冲突的根本动力源泉。对于文明冲突论的争议也许还不会很快结束，但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在于，这种争议实际上把曾经一度摆脱过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发展理论重新蒙上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人为的理论依据。这种所谓“学科价值的回归”会把政治发展研究引向何方呢？
结论
要真正地理解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思考。
第一，就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
在政治学说史上，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很难融合在一起的两个流派：一是规范的政治学，认为正义或道德的判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必要的，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经典性的例子。二是实证的政治学，它以新型自然科学为模本，沿袭科学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事实和价值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斯·韦伯就是这样的典型。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在开始时，其实正是试图把这两个政治学传统撮合在一起，这是它走向繁荣的根源。但恰恰是这种尝试的失败，导致学科价值取向的分化和最后都无法避免的衰弱。
政治科学作为科学，在本质上是否能够进行“价值判断”？这一问题，政治学者一直两难。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政治科学的目的是真实、理性地阐释政治现象，把政治现象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物。作为科学家，他们认为先人为主的意见总是非理性的，所有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科学地研究道德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科学的政治科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研究价值问题。然而，从政治生活的本质来看，政治生活显然涉及到种种“价值判断”，涉及到对、错以及一系列互相关联、互相冲突的道德要求。因此，作为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家，不得不研究这些道德要求。这种角色的矛盾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发生价值取向分化的内在基础。而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比如对西方中心论的反省、世界科学研究的主流趋势、国际局势的纷纭变化以及“冷战”时代等，对这个内在基础发生了关键的作用，促使分化的形成。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科学家均信奉西方政治民主的理想，希望通过研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政治发展研究兴旺发达的原因。但发展中国家发展不顺的状况使得他们不久就开始怀疑这一价值判断。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许多学者就设法摆脱价值判断，希望只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事实，但这只是回避了问题而已。随后出现的依附学派，似乎努力重塑了政治发展研究的价值判断，但由于所持的价值判断本身有严重缺陷，并被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的发展事实所否定，也失去了活力。而最近的亨廷顿等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视，固然使得政治发展研究开始重视非西方的文化价值。但这种重视，依然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并且导致了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紧张。
政治学是不应该也不能抛弃价值取向的，否则就会丧失其作为学科的内在生命力。行为主义的没落足以证明这一点，对于政治发展研究，恐怕最重要的就是为政治发展研究寻找政治哲学基础，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成熟的价值理念和方法论，使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与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不切实际的价值中立和种种带有这样那样狭隘偏见的价值取向，显然必须给予反省和放弃。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原著告诉我们，种种以世界名义出现的各种观点实际上均有其价值，而人们所普遍欣赏的种种普遍理性，在特定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可以怀疑的。即便是作为普世真理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在近代自由主义者来看，它的实现也是要有条件的。这样就回到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本源，意味着要反对所有极端的期望，即希望通过理性来设计方案，在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来推行，就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对政治发展研究历史的溯源，证明了越是这种极端的发展期望，越有可能导致极端的失望。重新理解和借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应该可以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更富有活力的政治理论基础，使之走出困境。例如哈耶克在自发社会秩序类型的界分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规则的进化论辩，为社会理论在既反对建构论的唯理主义又反对“放任自由”观点的前提下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注：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上卷，第38页。）或许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第二，就政治发展作为人类实践而言。
当代政治发展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既是理论的困境，同时也是现实的困境，而本文认为，后者是决定性的。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是一个完全合乎其历史逻辑的过程，它的形成在于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互相协调，最后产生当代成熟的西方政治模式。然而，当人们将西方这种由“自然发展”所形成的政治模式同它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割裂开来，并盲目地赋予其一般的普遍适用意义时，现实的困境就被预言了。不同的发展逻辑必然隐含不同的政治目标。战后至今，虽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逐渐趋同于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它们在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走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为现代化付出的政治代价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落后的政治必然和迅速纳入成熟的经济发展体系发生尖锐的矛盾。而当代政治发展研究恰恰忽视了这种逻辑的分裂和冲突，一厢情愿地试图将西方的政治目标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而最终一无所成。事实证明，现实的困境成为理论困境的渊源。
当代政治发展研究至此应处于一个需要大变革的阶段。新的政治发展研究关键不是回答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或者什么样的政治才能达到现代化，而应当回答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如何通过自身的调整与社会其他系统互相协调，形成良性体系，从而在推进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点，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说确立一个新的学科目标能够使政治发展研究摆脱困境的话，那么这也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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