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变迁看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面临时代变化带来的多方面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和政治联络手段的深刻变化，它使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中间化”，使政党的运作“媒体化”。
一、西方政党执政基础的中间化
传统上，西方政党执政基础根据政治分野的不同表现出明显差异，左翼政党如社会党和共产党被认为倾向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其党员和选民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右翼政党如保守党和基民党被认为倾向于代表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利益，其党员和选民多为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人士。例如，在1966年英国大选中，左翼政党工党得票中的81%来自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右翼政党保守党60%的得票来自中间阶层和资产阶级占多数的非体力劳动者。[1]
但是，自70年代之后，伴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受新科技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大的调整，第一第二产业不断萎缩，与新科技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动，表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或菱角型的结构特征，即传统工人阶级不断减少，且内部更加分裂；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资本家人数相对稳定；中间阶层如企业中级管理人员、金融职员、科技研究和开发人员、教育文化保险业和中介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等，因与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相联系，人数急剧增加而壮大发展成为社会主体。例如，30年前，欧盟国家有42%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今天这一比例已缩小到16%，并且持续下降，同时有75%的劳动力在生产知识或从事服务的行业中工作。[2]
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意在执政的政党，特别是传统以工人阶级为执政基础的左翼社会党来说是一种严峻挑战，因为任何希望执政的政党，都必须赢得占社会主体的中间阶层的支持，这使得传统左右翼政党其执政基础逐渐出现中间化的趋势。鉴于右翼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一直以来以中上阶层为主，因此，这种中间化趋势在左翼政党如社会党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应当承认，执政基础中间化适应了时代变化的要求。在社会结构重新分化组合之时，政党在巩固原有政治支持的同时，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力量，以扩大其社会基础，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因此，西方政党以争取中间阶层为战略目标，以其利益要求作为调整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的做法，具有其合理性。也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西方政党普遍强调务实，淡化左右政治界限，试图在传统左右两翼争论的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安全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平衡，并在保留传统理论与政策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从其他政治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以此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反映广大中间阶层利益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左翼政党的重新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以社会基础的中间化和理论政策上的“第三条道路”的战略导向。
但是，另一方面，仅依靠执政基础的中间化并不足以确保政党获得足够多的选举支持，之所以如此，与影响选民选举行为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以往，特定的政党认同深刻选民的投票决定，即便在某些议题上选民与政党观点不一，或对政党候选人并不满意，出于牢固的政党认同，选民也会支持该党。在此情况下，选民和政党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往往以阶级划线，如工人阶级选民一般支持左翼政党，而中上阶层选民则支持右翼政党，对政党的这种忠诚使政党保持较为稳定的支持基础。
大致自7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发生变化，伴随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主流阶层，政党也因此将吸引此阶层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但是，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中间阶层对特定政党的忠诚仍旧存在，但其依恋程度已日益减弱，政党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因素对选民的影响作用加大，在最后一刻作出决定的浮动选民人数日渐增加。这一状况使政党与选民之间稳定的对应关系不再稳定，因此，政党执政基础中间化的战略导向并不能确保政党由此获取多数支持，它要求政党辅之以其他吸引战略，以求牢固这一阶层对政党的支持。
执政基础中间化是西方政党应对社会变迁的战略选择，服务于政党内在执政要求，对其执政的帮助显而易见，但同时也给政党带来一些难题和挑战。因为即便政党努力通过中间化扩展自己的执政基础，但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他们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拥有比例可观的稳定的社会支持，同时众多新党和小党的崛起又分散了政党支持的力量。这也使得政党在以中间化战略扩大执政基础的同时，努力维系本党原有的社会基础。这种支持基础的多元化使政党逐渐从阶级性政党向全民党转变，但也正是这种由多个阶层和阶级组成的多元化使其支持基础异常脆弱，这一脆弱性就来自其支持联盟的异质性。为维系这一联盟，政党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各阶级和阶层间进行利益协调，这对政党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能否很好地应对这些难题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党未来的政治命运。
二、政党运作的媒体化
战后以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传媒更加方便和快捷，实现了信息传递的零距离。借信息革命的东风，大众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政治的核心主体——政党的生存方式与运作模式，使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政党宣传活动多依赖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通过政府机构、政党以及各种组织），随着大众传媒作用日益凸现，现在则越来越依赖于媒介传播，其他两种传播形式逐渐萎缩。在媒体与政党政治的互动中，候选人对政党组织的依赖逐渐减弱。过去，候选人竞选公职往往很难离开政党的支持，政党为其提供大量必要的面对面宣传，而现在，大众媒体正日益取代政党成为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联系渠道。政党同时也利用媒体，引导舆论为本党服务。因此，世界各国政党日益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塑造政党形象，利用媒体获得媒介效应。
媒体在政治领域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充当选举工具。在选举中，媒体对政党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炒作候选人形象以提高其社会声望。现代选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选民对短期行为较为敏感，候选人的个性、风格和突发事件对选举结果影响明显，尤其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究竟鹿死谁手，相当程度取决于政党及候选人选举期的媒体形象；二是利用媒体搞民意测验，调查候选人的弱点及选民倾向，使政党及时作补救宣传。鉴于浮动选民人数增加，媒体民意测验的快捷政治信息及其影响就起了很大、甚至是关键性作用。正因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如此重要，西方各政党候选人对它十分青睐，一旦参选，第一反映就是雇佣一流的职业媒体策划者。
大众媒体对西方政党的深刻影响通过过去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社会党运作的媒体化得到了明显体现。目前，社会党正努力从新闻报道的对象变成报道的主体，利用媒体以宣扬本党主张、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社会党运作的“媒体化”及其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3]
（一）政党领导层：领袖的选拔及选举
在政党领袖的选拔中，候选人是否具有媒体魅力是一条重要标准，媒体魅力即候选人应具有较好的外在形象、政治才能、学识、品行等个人素质，同时必须熟知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运作逻辑，能按媒体规律办事，不受媒体操纵，而且能够成功地利用媒体为己服务。媒体对谁将成为竞选的候选人有着直接影响，在关键时候甚至左右选举结果。在施政纲领优劣难分上下的时候，候选人的媒体形象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选民往往根据对候选人媒体形象的好恶来决定投票倾向。由于候选人的媒体形象至关重要，因此，社会党在对领袖的选拔中开始重视候选人的媒体魅力。
政党领袖以其媒体魅力为主要标准选拔出来后，利用他们对现代媒体规则的熟悉，通过媒体将自己所为与所不为进行传播，从中获得所期望的影响。这时，这些“政治明星”周围总是集聚着一群以媒体专家为主体的谋士，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组成谋士班子。他们的任务是，对竞选活动进行事无巨细的精心设计，从活动的内容、方式、场所到参加者，想方设法进行渲染，使“政治明星”们尽可能频繁、光彩地进入媒体。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赢得选举，可以看作政党领袖通过完美的媒体形象进行政治推销的一个经典例子。布莱尔的整个竞选运动都经过了资深传媒顾问的精心策划，在选举中他重视传媒顾问的建议，巧妙策略地设计在媒体出场时所要表达的政治信息，他的政治战略、政策决策等都是从媒体效果的角度制定的。
在精心设计竞选活动时，媒体谋士总是尽可能制造事件，这些谋士知道如何更好地通过媒体打动选民，政党领袖不必像过去那样以深奥演讲极力宣扬本党的政治主张，而是通过生动的电视节目，如走访贫民窟或拜访一位老人来表明或强化本党立场，这更有说服力，更能使选民产生共鸣。只有这样，有关的政治观点才能得到媒体注意，进而引起社会关注。一旦媒体认为某党候选人会获胜，就会对他作连篇累牍的报道，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该侯选人的社会声望很快在“炒作”中膨胀起来，支持率陡然上升。相反，如果某候选人被媒体冷落或攻击，那无论他怎样雄心勃勃也将功亏一箦。1997年英国大选，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在工党领袖布莱尔身上投下资本，他旗下的《太阳报》每天在头版头条为工党呐喊助威，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泰晤土报》也听其老板默多克的指示，给工党加油，给保守党帮倒忙，促成了工党胜利。
（二）政党组织：从群众性政党向精英政党转变
现代媒体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此平台上，由于政党领袖可以通过媒体直接面对基层和广大选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依赖群众党员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广大党员越来越明显感到，在政党政治行为中其可用价值比以往大大降低，政党运作和成功越来越依靠党内精英。政党选择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人作政党领袖，然后通过媒体精心设计领袖形象传递政治意识和政治理念。在此过程中，政党领袖和媒体专家由于其角色特殊，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支配力，而群众党员的作用却降低了，较少受关注，因此挫伤了他们进行党内生活的热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越来越少。例如，在德国社民党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人数只占党员总数的10%，而形式入党但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消极党员占大多数。[4]由于党员对竞选宜传的影响力下降所带来的党员党内地位和作用的削弱，使得越来越多的党员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党的“自然选民”，他们对党的政治忠诚下降。
另外，社会党组织的“精英化”不仅表现在上面所说的普通党员作用的弱化，还体现在党员人数受媒体影响不断减少。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日益对由庞大“无名氏”组成、有着较浓意识形态氛围而自己又决定不了什么的政党失去兴趣，认为有了媒体这种途径，不必加入政党自己也可以享用丰富的媒体信息快餐，获得感兴趣的政治信息，亦可以通过因特网发表自己的观点，发挥一定影响。
（三）政党的意识形态：从纲领性政党向选举党转变
社会党是一个传统上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有着较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长期的政治目标。但是，在媒体化时代，社会党要实现其作为选举工具的主要功能，必须迎合媒体，按媒体规律办事。许多媒体关注的问题与选民关心的问题有着高度一致性，社会党可以充分地利用媒体进行政治宣传。但是，在迎合媒体的同时，社会党也面临丧失自身政治特性的危险。也就是说，强烈的执政冲动，不断弱化社会党的党派意识，即作为一个有特定政治理念的政党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和塑造意识。社会党要想获得政治上成功，就必须利用媒体，而充分利用媒体为己所用就必须服从媒体的游戏规则。往往社会党的候选人根据媒体需要变更他的主张，以达到理想的选举竞争效果，党的纲领也要以能按照传媒规律以最佳方式得到传播支持为准则而加以修饰和增删，至于胜利后当选人的施政纲领是否同竞选时的宣传相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政党利用媒体在受众面前的竞争不仅是直接而严肃的纲领方面的竞争，而且是更多集中于政党的媒体形象，政党的媒体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领袖的媒体形象。社会党在以往竞选中着重于在各种组织和场合内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但现在，政党必须既对它的政治纲领进行叙述和论证，以争取不同社会群体对其政策的支持，又必须在大众媒体上推出既能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又能传达政党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候选人不仅代表着政党的形象，而且还担负着传递政党行动纲领的责任，其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政党像推销化妆品一样，细致入微地全方位包装其候选人，例如年老的候选人要显示出他的精力很充沛，过于严肃的要注意微笑等。
社会党由纲领党向选举党转变增加了政党的执政机会，但媒体对政治的渗透削弱了政党竞选活动的严肃性。由于媒体具有关注公众口味，根据公众好恶进行选择报道的一贯倾向，相对抽象和乏味的纲领和政策争论失去应有的重视，候选人的媒体形象成为普遍关注的中心，于是候选人为引起媒体注意以达到政治目的便炒作自己的政治活动，制造“媒体事件”，这种政治作秀损害了政党竞选应有的严肃性。同时，社会党为图政治上的生存与发展，在选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运用媒体化战略、务实主义的态度使它日益从激进的左派立场上后退，批判精神也在蜕变。媒体化的影响使得执政后的社会党能否坚持其基本价值理念，保持其独特的政治特性成为一个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也关系到社会党今后的政治生命力。
今天的政党行为已经日益媒体化，但并不是说政党已完全沦为媒体的奴隶，它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目前，西方社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人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愿接触艰深的政治信息，表面、肤浅，甚至扭曲的媒体信息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影响很大；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教育程度较高，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兴趣，对于媒体提供的信息不会简单地予以认同，愿意全面了解政治，希望借助直接的对话理性地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会将由此得到的政治观点带回家，带到自己的生活圈子和工作场所中去，影响周围的人群。对于前一部分人，掌握媒体知识的政党的领导层通过媒体宣传来寻求政治支持，可借助媒体炒作党的候选人来拉拢；对于后一部分人，可以让党员走出去，走向社会，深入人群集中的场所，如街头、集市、酒吧、超市等地，宣传政党的方针和政策，与人们进行较为松散和自由的对话；除了保持与各种外围组织的密切联系，加强和扩大各种社会团体的联系，通过论坛、俱乐部和联席会议等交流平台，使党外的各阶层群众加入到党的活动中来。既充分利用媒体为己所用，又能较好发挥政党传统功能和作用，是当今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