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纷争论文,经济学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13-09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纷争与缺失
有关经济学方法论流变与纷争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纳索·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一种对策的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到了1891年，约翰·凯恩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中对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廓清了经济学家们在方法论问题上产生分歧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到了20世纪，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年）中也有类似的总结，几年以后哈奇森在颇负盛名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随后不久，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森、路德维希·米塞斯等都对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有重要的论述。回顾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我们发现共有四次较大的争论。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最早争论，由门格尔和施穆勒挑起。这次争论以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还是历史归纳为中心线索，持续了30年之久，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深远。这场争论的一个结果是施穆勒靠自己的影响力，将这场争论中支持奥地利学派观点的学者排挤出了德国的学术界。“令人惊讶的是，实际上，方法论大论战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场围绕着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而展开的争论，而是围绕着经济学研究的组织和推动原则进行的。”[1]这场论战起源于构成门格尔和历史学派各自方法论的一整套方法背后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基础之间的冲突。第二次争论在20世纪早期。这次以“方法论革命”为中心，先后涌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方法、应用博弈论和线性规划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经验统计方法、制度结构分析方法等大量的方法论系统，这些方法的出现使经济理论得到蓬勃发展，同时也使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向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深受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影响，围绕经济研究的现实性和检验标准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无论是工具主义者弗里德曼的“好像理论”和“可预测性检验”，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萨缪尔森等反对形而上学倾向的“操作主义”的方法论，其实质都在认定经济学研究是在一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所以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两位的争论在本质上并无较大的区别，只是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框架下对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或者如何在经济学中实施科学研究的证伪主义有不同的看法而已。第四次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次是对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突破和批判。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琼·罗宾逊、理查德·利普西、西德尼·舍夫勒、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奥和制度主义方法论[2]。
在经济学的萌芽时期，尽管经济学自身的研究体系尚未建立，许多研究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财货”、“欲望”、“自利”等个人感官体验层次的思想元素上，但还是有不少的经济研究者在不经意间开始关注起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例如，威廉·配第在《爱尔兰政治解剖》中曾把英国社会比作“政治动物”，并运用他所说的“政治算术”方法即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其进行解剖。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研究文献是非常有限的，“绝大多数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家把他们的作用看作只是使经济学家传统的论证方式合理化，所以一般的现代经济学家不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探讨。”[3]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多年满足于自己的研究在经济学中的科学地位之后，正在开始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提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4]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对研究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各种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理论主张层出不穷，到了1980年前后，经济学方法论专家的著作开始问世。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致力于把经济学方法论中关于波普尔传统的讨论引向深入，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对关于方法论目标的讨论的反对；对波普尔方法论的哲学上的批判；把证伪主义者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中的努力；捍卫证伪主义理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看，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兴趣的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争论是与科学哲学的进展同步的，但经济学方法论自身的演进和扩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970年前后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理论失败的一种反映[5]。古典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之时就与哲学密不可分，在古典主义经济学那里，经济学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哲学问题，边沁的哲学观一直是古典经济学演进的精神支撑。通观经济学史，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具有最紧密联系的是三种哲学观：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实用主义。在20世纪前50年，实证主义成为经济学中的一种重要哲学思想，其代表性经济学家有瓦西里·列昂惕夫、密尔顿·弗里德曼、哈里·约翰逊，而且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以来，经济学一直在发展这种哲学[6]。现在来看，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多地强调计量和数量；(2)将注意力集中于实证性知识的价值知识上；(3)在经济实践中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而规范主义更多应用于专题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中，强调那些应该认为有价值的问题，如效率、福利、收入、生活标准、生活质量指标等。经济学“它是一门实证科学，研究‘是什么’以及‘很可能是什么’，而不是研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的科学。既然我们的目的在于实用，那么显然，如此扩展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而言，不过是一件有趣的玩意儿而已。因此，只有实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经济学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7]
实用主义经济学果真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唯一目标吗？答案是否定的。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即把经济学的实用性放在首位，而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人性都是附属的，经济学的实用性高于一切，只有实用主义的经济学才离真正科学的经济学最近。实际上，同实证经济学存在的局限性一样，实用主义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不能把物理学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逻辑引入到经济学中去，经济学中没有与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相对应的东西；形式化在经济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经济学中语言的多元性暗示了方法的多元性，形式化不是最根本的要素；经济学的科学性质是建立在研究方法之间的特定联系和研究领域之间的特定联系基础上的，是一种既非包罗万象的也非结构式的方法论；把经济学发展史解释为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即从前科学和教条阶段到形式化了的当代科学的正统理论阶段，是不正确的。很显然，对经济学研究中实证方法寡占地位的不满和质疑，必然导致对规范方法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并重新给予规范经济学应有的地位[8]。我们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决不等于贬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比如，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哈耶克对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学排斥规范方法就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经济学的规范化根源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研究从来不是对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而怀有的纯智力上的好奇心的产品，而是对迫切需要重建一个产生严重不满的社会所进行思考的结果，隔离开来的做法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规范方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是一种“可控制下的实验”，如果控制条件发生变化，研究结果就可能不同。这一说法反映了现代经济科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即现代经济学反映的不仅是物理学研究过程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其研究方法的全面可控制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可控制下的研究背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是开放式的，其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始终走在实践的前头，为人们实施科学的经济决策提供不可缺少的帮助；不仅如此，现代经济科学还把它的研究范围不断的向外拓展，例如公共选择理论为政府的政治决策提供了一种基于经济学的科学思维；人力资本理论和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使经济学研究与人口和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等等。现代经济学开放式的发展表明，它的进步是一种方法论的进步[9]。经济学研究不能以依附式和标榜式的形式化来为科学而科学，忠实反映和客观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理论的根本原则，不可轻易的将科学主义的思想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不能将数学的模型演绎等同于客观事实及其演变本身，不能神化实证主义方法的有限功能，更不可贬低规范主义方法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在经济学研究中对规范和实证思想及其方法的运用，不能形而上学的把二者看成是一个你强我弱、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肯定，决不意味对另一方的排斥和取代。在对那些涉及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研究目的的对象时应该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0]。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实证经济学将为自己开辟更为广阔的天空，获得更大的成功，但同时对规范思想及其方法的运用也会随之变得更为迫切和需要。因为，在我们能够更为娴熟和精确的获得所需数据以及量化指标的同时，我们将发现，那些来自证据背后的规范力量或许正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规范主义方法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那种将实证主义无限拔高，并与规范主义进行对立的思想是犯了科学主义的错误。经济学在过去没有，在未来也不可能发展出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要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研究模式来。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规范经济学方法论地位的经济学注定不是完整的经济学，工具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推动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构成其充分条件，经济理论发展的建构基础从本质上说仍然源于人的主观需要和价值标准与客观事实的结合，问题驱动而不是工具驱动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实证方法的运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依赖于科学方法，甚至乞灵于科学方法。事实上，实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也在遭受不断的挑战。
综上所述，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轨迹表露出来的信息，说明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在发展。如果抽象演绎和历史归纳之争还将经济学看成是非纯科学学科的话，那么方法论革命所带来的就是将经济学研究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引入更是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步入科学研究的高速公路。而罗宾逊夫人、西德尼·舍夫勒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奥等的方法论理论则是对经济学科学化的一种反思。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只依靠科学研究的方法或者非科学研究的方法，“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这种双重工作需要采用的方法，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性。——没有一种研究的方法能够很恰当地称为经济学的方法；但是，每种方法必须用得恰当，或是单独采用或是与别种方法合用。”[11]不同的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将由经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决定。而如果只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进行研究，那么用实证的方法就没法说清楚其中的价值问题，而只有采用非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对待[12]。历史上长达30多年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并没有廓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逻辑，也没有完全指明作为历史的、社会的、科学的经济学应该如何走一条发现规律、发现真理、经世致用的康庄大道。实际上，正如熊彼特所说，方法论大论战基本上是一场“意气之争”，是经济学家族内部的“失和”。这种失和也会产生长远的后果，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像奥地利学派那样自成一体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再也不复存在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确实帮了瓦尔拉斯体系的忙，使之确立了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优势地位，也造成了学术界对于那些曾经引领经济学前行的“知识遗产”重视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有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取代瓦尔拉斯体系的新古典的富有生机的经济学体系才得以出现，更加关注社会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中的精华因素才能够融为一体。
二、经济学演进的方法论特征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现象、经济过程和经济本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认识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其认识的真理性也就是经济学的科学性，尽管在“真理性”与“科学性”之间还存在着许多“过渡形式”，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同认识的科学性一样还是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阶段性）的特点。就经济学研究财富的角度来看，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对财富创造的研究，也必然涉及对财富分配的研究。由于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纷繁复杂的，研究财富的经济学也不可能使用一个单向度的思维体系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既阐明财富如何创造，又厘清财富如何分配），它必然是一个多理论的体系，来对人类的不同的经济行为、不同经济关系做出解释。当然，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需要涉及整个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也不能禁止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学大厦中的某一个部分，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志趣来决定自己的研究范围[13]。我们可以只对财富的创造问题感兴趣，只研究与财富创造有关的问题，也可以只对财富创造问题的某个支问题进行研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问，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14]
应该承认，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都是对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实践活动的真实反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一定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致命弱点是不把一定生产方式下的实践活动当作经济理论的来源，而把经济理论看作是人的“永恒理性”的表现。这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15]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没有阶段性，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较小，这似乎不太符合逻辑。既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有阶段性的，这一对象反映的理论形态也应该是分阶段的。“它（政治经济学）不是建立在枯燥无味的计算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真理般的推断定理和难懂公理的数学运算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对人类和人的研究基础上的；必须了解人类的本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社会的状况和命运，必须向历史学家和旅行家请教。……这种研究就是历史和旅行的哲学。”[16]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实际上，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对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学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经济实践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一定时期的经济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既定范式的支配。经济学范式的确定和存在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的需要，经济学范式的危机和范式转换的原动力来源于客观经济生活领域的发展和变革，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动摇，甚至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这都不奇怪。因为没有谁能找到这样一种经济学范式能普适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检验，更何况作为理性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选择也常有明显的个人偏好，甚至出现了“总统经济学”、“穷人经济学”等说法。所以，在对待如何评价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上，我们应持宽容的态度[17]。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科学中的政治部分尤其需要某种历史学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它就会危险地偏离正道。……全部的经济学，应当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学说之上，应当作为研究商业、文化、国家和人性的历史的成果产生。”[18]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人们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活动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旧的理论或被放弃，或被丰富和完善，或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新陈代谢规律的表现。“社会理论在逻辑上要先于历史学，唯有根据一种讨论历史要素如何组合在一起的理论，历史学家的事实才能够被解释成某种特定种类的事实。”[19]“我们称之为历史事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而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这些理论所具有的特征恰恰与理论社会科学所建构的那些较为抽象或较为一般的模式相同。”“历史研究常常会迫使理论家去修正他们建构的解释或理论，或者迫使理论家去提出他能够据以整理或安排他所发现的信息的新解释或新理论。”“对‘历史事实’的性质进行考察乃是非常恰当的，因为那些想把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不断地劝告社会科学家到历史当中去寻求他们的事实，并用‘历史方法’去代替那种经验方法。……人们大体上都相信，历史方法乃是人民达致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的合理途径。”[20]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之于经济学发挥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历史方法作为实证工具，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经济学的科学性提供了载体。二是历史方法可以使经济理论增加历史感，并促进经济学从静态向动态的发展。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从两个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批评：一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所研究的是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它没有交易费用概念，没有制度分析。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战后经济学的进展，特别是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进展，不少都与历史方法有关。三是历史方法引导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施穆勒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利己心理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惟一适当基础，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普遍存在的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经济问题不仅是技术范畴，而且是道德范畴。所以，经济研究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因素。在历史学派多因素分析方法的影响下，马科斯·韦伯发展了经济社会学；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继承历史学派的多因素分析传统，强调经济的制度方面；康芒斯则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的作用，成为法律经济学的先驱。“萨维尼比以前的任何一位学者都更清楚地让德国法学家认识到了，历史主义的法学研究对于理解法律的重要意义，他对于这种重要意义从来都没有怀疑过。”[21]毫无疑问，对于经济及经济现象的历史性理解，只有在其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之联系中才能获得，将经济因素从国家和国民生活的总体复杂背景中孤立出来，不可能是历史的，对于现实生活也是不恰当的。“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应该主要的——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所作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该掌握的首先是历史的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所需要的一切学科装备均在于此——他应该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吟味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致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慢慢产生出来。”[22]伟大的理论不论它是经济学的还是其他学科的，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不考虑到作为新理论来源的那些思想，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新的理论会产生。正如布朗所说，当你评价一个理论的时候，你不得不先问这个理论是如何产生的，而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作为经济学的工具理性，数学化不仅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趋势[23]。数学方法无论在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都十分广泛，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也是如此。1969年，第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和费里希的主要成就就是“对于用经济过程分析的数量、动态模型的开创性发展”。特别是到了经济学体系大融合的今天，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中，数理逻辑带给人们的便捷随处可见。例如，微分学的引入，使得边际分析定量化，并通过导数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最直观的体现；积分原理对确定投资和收益的均匀流提供了一个简捷的工具；微分方程对于我们寻求有关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概率理论则在经济预测和经济统计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在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中，博弈理论得到广泛应用，这些都表明经济科学的数学化不仅是一种学科发展趋势，而且是学科深化的重要标志。“经济学家要成为社会工程师，经济科学要成为精密科学，这在现在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经济研究不应当以文献资料的加工为基础，而应当以现实生活的具体事实和数字为基础。经济学家应当善于设计管理社会生产的机制，善于调节这种机制的作用。只有这样，经济学家才能适应向他提出的要求。”[24]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数学化和泛化的倾向是同时存在的，数学化是主流的趋势，而泛化则是它的直接对立面。21世纪的经济学重心将从数理经济学转向其他方面，转向历史学、社会学等，经济学将与数学有更紧密的结合，但数学泛化的现象永远不会成为主流。在20世纪里，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这种趋势本身应被视作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专业化不断加强、具体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专业研究者数量不断增多的结果。然而，数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由于过度追求数学的表达方式，使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说明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增加了他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本。“人们必须避免发展一种复杂的数学工具，只要它不是严格地不可缺少的。真正的进展永远不在于纯粹形式的表达，而总是在于支持任何证明的指导思想。……数学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并且应当只能是一个手段。”[25]必须看到，数学是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但工具本身并不能创造理论，它只是为理论生动直观地或需要定量地表达提供了可能的方式。“进一步完善经济科学和数学科学，使其相互充实，这无疑使有可能在最近的时期内把经济理论变成精密科学，而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工程师。”[26]
自从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种种原因，热衷数理化倾向，贬抑社会化倾向，已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主流。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则是另一种类型，即他们都是因为逐渐乃至后来非常突出社会化倾向，而从主流经济学家转换为非正统学者。作为新奥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理论研究一直遵循始终如一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他特别指出，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社会问题的本质存有误解，症结就在于把处理自然现象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到社会现象。他十分推崇个人自由主义，不过又把它的本质和特征看作“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和“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缪尔达尔则强调，一个互相依存的社会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并无经济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区分，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为此，他自认为这样做显然具有这种意义。他尖锐批评了许多经济学者过于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从而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急需加以修补和完善。这样一来，其严重贬抑社会化倾向的理论缺陷客观上正在得到弥补，且有进一步扭转的趋势。“最重大的科学成果都出自那些不怎么关心方法论探究的人士之手，而最伟大的方法论专家反倒很少能够证明自己是某门学科中非常杰出的学者，尽管他们极其清晰地阐述了这门学科的方法。实证性研究通常会在方法论并无发展的情况下创造出一门学科或使其发生划时代的变革。而没有天分的方法论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27]
三、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的可能方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的范式也会不断创新，庸俗的东西被消解，合理的东西被升华。不可否认，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它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模糊难懂的理念、信条、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现在主流经济学能够比较的不是相互争论的思想观点，不是研究视角，也不是结论的可证实性，而主要局限于程式的“规范”上，这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所在。而且，经济学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自称为最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因此，极力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哲学、经济法学、经济美学、经济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甚至是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经济学者努力排斥并贬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相反，却极力将抽象的最大化思路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经济学家们不是企图驳斥可以检验的预测，而是经常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这样就用容易进行的证实来代替难以进行的证伪。”[28]结果，经济学的危机也越积越深，经济学越来越远离其他学科。“任何一门单独的精确科学，只能向我们提供有关现实世界之某一个别方面的理论性理解。任何人，如果不是努力通过所有各门学科来获得对于具体现象之全面理解，而是企图借助于将某门精确性学科发展为有关社会现象的某一领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则说明他没有正确地理解科学理论之最基本的原理。”[29]
不论人们对经济学研究的其它走向持何种态度，都不可否认经济本身发展的轨迹在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主流经济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正在冲破传统领地并逐渐的彼此接近与融合。就经济学而言，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向古典传统主义的回归，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大师那里，政治、法律、社会乃至伦理道德因素都包含在他们的经济学研究范畴之中。穆勒就说过：“对其它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相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解释。”[30]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之后，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数学化进程，经济学被高度地抽象化了，并逐渐完成了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意义在于扩大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范围，并教会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去分析和看待非经济问题。阿玛蒂亚·森和阿克诺夫（当然还有其它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理性分析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森对于经济学理性分析方法的批评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确说明了经济学理性分析工具的普适性，拓宽了人们解读社会生活与经济规律的视野。但这仅仅是工具性的扩张，它没有探讨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其它非经济因素是否或者如何对经济过程和非经济过程的影响，很显然，这仅仅是一种单维度的扩张。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学当作包医百病的药方，否则很容易落入阿克诺夫所说的那种认为整个世界就只有经济问题的思维陷阱。我们知道，20世纪的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极大推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推进是依靠无法满足的物欲作为推动力量。这样，人被物质所异化了，物被欲望所异化了。这是20世纪经济学发展中最大的失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借助其研究方法论的不断转变，使经济学的体系越来越完善，从严格假定到步步放松假定，从逻辑演绎到事实验证，从抽象到具体，其理论越来越逼近现实[31]。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我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型进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经济理论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相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国外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言，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研究方向也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1)经济学的泛数学化问题；(2)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如何结合的问题；(3)过分关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忽视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借鉴问题；(4)经济理论创新应该遵循的原则问题等等方面。就经济学的数学化而言，我们并不是反对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而是不主张为了单纯追求研究形式上完美的目的而数学化，从而把经济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完全抛弃。某些经济理论性研究完全陷入繁琐的数学推演，其结果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和可信度，恐怕连研究者自己也怀疑。如果经济学数学化意味着对思想缰绳的完全脱离，这无异于把社会世界视同生物世界，这样的经济学恐怕是于世无补的[32]。我们知道，人类的科学思想和范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提出了研究自组织性、复杂性、偶然性、不可逆等问题的重要性，它代表了当代科学思想的另外一种趋向，以数学及力学为模板和基础的新古典学派等主流经济学也未曾从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的角度给予充分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近代科学自然图景观和经济学秩序观上的某种历史局限。我们现在和未来应该接受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图景观和哲学信念作为经济学思维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使我们的思维更合理、决策更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学潮流和信息化、生态化、柔性化的社会经济现实，这无疑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33]。我非常赞同布劳格的看法：“我们似乎正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其中将有太多而不是太少的互相竞争的经济学研究纲领。……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些互相竞争的纲领中哪一个将在以后几年最有可能帮助人们切实了解经济体系的运转情况。”[34]。可以肯定的是，研究人的现象但却没有人本主义灵魂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正在显示出巨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科学主义的必然后果，提示着实证经济学的这种明显而自负的不足。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规范经济学方法论地位的经济学注定不是完整的经济学，工具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推动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构成其充分条件，经济理论发展的建构基础从本质上说仍然源于人的主观需要和价值标准与客观事实的结合，问题驱动而不是工具驱动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实证经济学对于规范经济学再也不可能抱有以前那样的敌视态度了，由休谟开创的、凯恩斯进一步发展的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严格二分法，正在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渐趋消弭之势[35]。如果我们赞同“经济理论的创造（特别是那些别人不认为是经济学的理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甚至可以看成某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只要是这样，理论就可以用艺术的标准衡量：优雅和一致。只有当我们开始用现实世界来检验经济学理论时，它才成为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艺术，而经济学分析方法也会变得有用，不再只是好玩。”[36]
收稿日期：200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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