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主谓短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谓论文,短语论文,一种特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一般认为：定语和中心词之间的关系为修饰和限制的关系。黎锦熙先生曾把定语和中心词的关系分为三类：统摄关系、修饰关系、主谓关系。①前二类与现在的认识是一致的，第三类则可作进一步讨论。
黎先生举了以下例子：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孟子·梁惠王上》）
此句带点部分的句法结构是定中关系，深层语义结构则为主谓关系。黎先生指出，“领位实子句中之主语，此特别介词‘之’字之特别作用也。”认为此句中包孕子句，即包含了主谓关系的短语。现在看来，黎先生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虽然，黎先生是以古代汉语为例的，但对于现代汉语中类似情况的研究，也具指导意义。
然而，既然已看出它们的内部关系是主谓关系，怎么又把它们归到定中关系的范围中去，把“王”看成了“不忍”的定语，把“百姓”看成了“以王为爱”的定语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看来，这个特别介词“之”字可能在这儿起了作用。黎先生曾说：“领位常后之以特别介词——之字（白话作‘的’或‘底’），有时则省略之。”黎先生还例举了统摄关系、修饰关系的例句。的确是领位后之以“之”字，即使未见，也是省略。这样看来，这些短语的形态特点是一致的，所以它们都属于定语和中心词的关系。但这种“貌”似一致，其“实”也必定一致吗？
把主谓关系的短语归入定中关系的偏正短语，很可能源于黎先生提出的“依句定品”的观点。但，主谓关系就是主谓关系，不应由于加了“之”字便变成了偏正关系。语法形态能反映语言的意义，然而并非一切如此。黎先生把主谓关系的短语归入定中关系的偏正短语一类，肯定是错误的。
但是，这一错误划定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争论。这类主谓语，在古代汉语中还是比较容易被人们看出的；进入现代汉语，则不易辨认了。所以，对于下面加点的短语，人们的认识就并不一致：
这所建筑的雄伟使参观的人赞不绝口。
我很喜欢他的豪爽。
祖国的建设突飞猛进。
有人认为，这是名词或代词修饰了动词或形容词，前后是修饰关系，把它们归入定中关系一类。即“他”修饰了“豪爽”，“他”是“豪爽”的定语。这种观点与黎先生相比，又倒退了一步，连它们的主谓关系也被忽视了。同时，动词或形容词作为定中关系的中心词之后，又暴露出与语言习惯不符合的弊病。还有人认为这些动词和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都应变为名词。或提出了“名物化”的说法。看似解决了中心词的词性问题，其实是越走越远了。
王力先生说：“我也认为不一定叫名物化。例如‘党和政府非常关怀青年们的学习”，这里‘青年们’尽管修饰‘学习’，我们认为‘青年们’还是名词，‘学习’尽管它在宾语的位置，我们还认为它是动词。”②王力先生的话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他仍然把“青年们的学习”看成了修饰关系。
吕叔湘先生说：“比如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有重要意义的’，咱们可以说这里的‘出版’已经不是代表一种动作，而是代表一件事情，所以是个名词。反正你说不变我说变，这官司可以一直打下去，谁也赢不了，谁也输不了。……再比如说，‘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是有原因的’。‘出版’还是在‘这本书’的后头，只是带上附加语‘迟迟’和‘不’，赞成管它叫名词的，照我估计，就不会有赞成管‘这本书的出版’里的‘出版’叫名词的多。可是咱们能说这两个‘出版’属于两个词类吗？”③
吕先生已看出此类论争是难有结果的。他还举例分析：
总之，许多人热望他能成功；也有人等待他的失败。（《人民日报》1978.1.11.）
这个例子中，“他的失败”和“他能成功”对称，如果上半句没有“能”字，下半句也就可以不用“的”字。他进而指出：修饰语和被修饰之间的“的”字，用和不用，在大多数场合不取决于语法（尽管有“的”与否是两种结构），而取决于修辞。④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见解。“这本书的出版”，已经不是代表一种动作，而是代表一件事情，一个相对独立能表达较完整意义的短语，一个并不因为在主谓之间加进“的”即会改变意义的短语——主谓短语。它即使加了“的”字也不会变为修饰关系的偏正短语。不过吕叔湘先生的分析仍有不妥处，还是把它们的关系视为“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的”关系。
1988年出版的《教学语法系列讲座》指出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的一个疏忽：把“经济建设”作为“名＋名”的名词短语。这样，就认定了“建设”受名词“经济”修饰后转变为名词了，违背了“词有定类”的精神。该书与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都认为“词有定类”，不可随意改变词性。但都把前后关系视之为“修饰关系”。结果，弊病依然存在，问题仍未解决。该书只能作模棱两可之论：“确实这种情况有些特殊”，“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现象”。“形态发达的语言也有模糊现象，缺少形态变化的汉语有一些名词、动词、形容词自然也存在模糊现象，很难寻找一条分明的、一刀切的界限。所以‘经济建设’‘他的豪爽’中的‘建设’‘豪爽’归属于动词或形容词不宜为人接受，归属于名词，弊病更大”，“这里可以姑且根据词有定类的原则，仍旧把‘经济建设’中的‘建设’看作动词，‘他的豪爽’中‘豪爽’看作形容词”。
看起来，毛病就出在“的”字上。由于有了这个“的”字，人们便忽视了短语意义上的主谓关系，仅注意到短语形态表现出来的所谓“修饰关系”，随之便认为有中心词存在，由此产生中心词的词性问题。
与许多争论不休的语法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看待“形态和意义”的关系。其实，形态和意义，即形式和内容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又是相互制约的，两者不可偏废。而且内容应当决定形式，语言形式是处在第二位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语法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常常强调了语法形态而忽视了语法意义，这样，既不符合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更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
上述情况正表明了这一点，无视语言环境，无视形态和意义的不同作用，势必陷入纠缠不清之中。如果我们把形态和意义结合起来，便会比较清楚地看出下列例句的不同了。
它们的形态几乎毫无差别，那么不同在何处？在于语义结构。对于这种形态上并无差别的短语，必须要从语义上入手分析认识，否则便会把事物的特殊性混同于普遍性。这种“特殊”的短语“貌”似修饰关系，其“实”并非修饰关系，而是主谓关系。即使在主谓之间加了一个“的”字，仍未能改变其内部关系。既然是主谓关系的短语，又何来中心词？何来中心词的词性问题？
其实，古人在主谓短语充当句子主语或宾语的时代，在主谓之间加进“之”字，也是出于形态或语气上的考虑，并非为了改变主谓短语的内部意义。
（一）因为古文没有标点，必须根据一定的形态特征以明句读。如，或依赖一些虚词的断句停顿作用；或依据语句的主谓关系辨别句子。当某个主谓短语要充当句子主语或宾语时，就必须使其在形态上有所显示，表明其短语特征，所以加了“之”字。否则，读者就可能要视这个主谓短语为句子了。这就是所谓“取消句子独立性，变句子形式为短语。”
（二）为什么要加“之”字，而不是其他虚字呢？因为这个“之”字有着连接定语和中心词的作用。如“王不忍”成了“王之不忍”后，就与“虎狼之国”“人之妻”等偏正短语在形态特征上一模一样了。而其他虚词是较难胜任这个任务的。
（三）为什么要把它们变得跟偏正短语的形态一模一样呢？因为用偏正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在形态上是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的。如“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皆尝小人之食矣”。
古代汉语如此，现代汉语也源于此。王力先生有过详细的分析，在《汉语史稿》中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王先生认为，现代汉语用句子形式主语和句子形式宾语的地方，在上古汉语里用的是名词性短词，而不是句子形式。如：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论语·季民）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大哉，尧之为君也！ （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
上古汉语这种结构中的动词（或动词短语）近似一种行为名词(action noun)，中古以后，在口语中渐渐丧失了这种结构，只有古文作家模仿这种结构写成书面语言。
王先生指出，五四以后，当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重新采用了这一个古老的形式。首先，是翻译的便利。因为西洋语法里的行为名词是很多的。如英语以－tion收尾的词。后来，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感到若干便利。所以，句子形式转成名词性短语这一种结构形式又相当盛行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是复古，我们把“之”字换成“的”字，又把“也”字去掉，而且也不再用于时间修饰、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我们只把这种结构形式用于主语和宾语。例如：
开始了人民和军队的真正巷战。（《列宁全集》中译本）
宪警的恶毒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
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同上第二卷）
王力先生在附注里提到，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直接继承古代的用法，只是把“之”字改为“的”字。例如：“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革命时代的文学》）这个例句中的两个“名词性短语”甚近状语，故王力先生认为是直接继承。
不管怎样，我们现代汉语是继承了这一语言形式，即由句子形式（即谓语结构或主谓结构）插入“之”字转化成名词性短语，具体表现在现代汉语中，就是在主谓短语之间插入“的”字，使其近似于偏正短语式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这也正是王力先生把它们称之为名词性短语的原因。行为名词即动名词，可以看成是动词和名词两种特性的结合体，在词类形态特征并不显明的汉语中，王力先生谨慎地说这种结构中的动词（或动词短语）近似一种行为名词。
王力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现代汉语中，主谓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和宾语时，在主谓之间加入“的”字的方法源于古代汉语，源于古人出于形态上的考虑在主谓之间加入“之”字。也就是说，它们在意义上是主谓关系。同时，也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并未消失，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在现代汉语中的应用情况。
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邓小平《讲讲实事求是》）
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鲁迅《二心集·序言》）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鲁迅《祝福》）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你的吃醋，太没有理由了。 （茅盾《蚀》）
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主要的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的是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翦伯赞《内蒙访古》）
可以预期，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随着安定团结的巩固和发展，随着民主和法制的加强，“费厄”的精神，平等讨论的精神会日益发扬光大的。
（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以上特殊短语的谓语部分是以动词性为主的。以下例句则以形容词性为主的：
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有这种思想的人，他首先比较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 （刘少奇《个人与集体》）
爱情的不自由，男女的不平等，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形成和父系社会的确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的。 （《诗经选注》北京出版社）
这一小段千余字，还把柴进和洪教头两人的面目也刻画出来，笔墨之经济，达到极点了。（茅盾《谈〈水浒〉的人物与结构》）
也许有人要提心，用心追求文章形式的完美，会不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这种提心是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是用形式方面的追求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谬误。 （施东向《义论、考据与辞章》）
语言的丰富多采，往往就是思想的丰富多采的反映。（同上）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和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同上）
欧阳修对待诗文都有所革新，对于词则原封不动，可见词的传统观念的牢不可破。（胡云翼 《宋词选》）
以下例句颇含被动意味：
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们的责备。……我很欣幸他的解释，就赶紧付给稿费。（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由于受到清廷的猜忌，袁世凯被迫下野，辞去北洋大臣的职务。（高中《语文》第四册P283）
通过这些例句，我们便可以看到：第一、它们的内部意义关系都是主谓关系。第二、它们在句子中都处于主语或宾语。第三、有些作家仍然用“之”字插入其中；凡受文言影响较深的作家，使用频率越高。也证明了这种形式源于古代汉语。
对于这种形式的短语，如果光看形态而不顾及语义，只看到“貌似修饰”而未注意到“实为主谓”，那么，在实际运用中，将会遇到不少问题。《成人中专试用教材·语文》第一册P122综合练习，是这样来划分这个句子的：
在这句话中，主语是三个主谓短语，宾语是一个偏正短语。形态特征相似，实质却是不相同的。而如上划分，一只看到两者形态上的相似之处，而忽视了它们实质上的不同。这个句子的主语并非由三个偏正短语组合，而是由三个主谓短语组合而成的；即并非三个动作，而是这三件事情，“集中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三个短语分别都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关系是主谓关系，并非修饰关系，即并非定语与中心词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终于对这种语言现象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主谓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或宾语。虽然在形态上是在主谓之间加了“之”或“的”字，但其意义关系仍然是主谓关系，并未变成修饰关系。由于是主谓关系，所以也就并不存在被修饰的中心词词性问题。
这类语言形式的形成原因是古今如一的。
对于这种主谓短语在具体教学中如何称呼，倒颇费思量，还是让专家们最后评定吧。其实，名称并非最重要，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认识语言，运用语言。
注释：
①《比较文法》，黎锦熙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P126。
②《词类》，王力著，1981年5月。
③《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吕叔湘著，《中国语文》1954年第9-10期。
④《漫谈语法研究》，吕叔湘著，《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