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启示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对策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的金融风暴，在6个月的时间内席卷东亚广大地区，成为战后本地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我国至今还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加之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与本地区许多国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因而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有关情况，主动汲取教训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重演。
泡沫经济破灭的必然性
经济气泡的生成，即某些资产的市价脱离它们的基础要素〔1 〕而虚升，是市场经济中常有的现象。然而，气泡的极度膨胀，即虚拟财富的无限增殖，却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所以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气泡勃然兴起和忽焉破灭的悲喜剧可谓史不绝书。
最早的气泡事件是17世纪30 年代的荷兰“郁金香疯狂”。 接着是1720年在英法两国同时发生的“南海气泡”和“密西西比气泡”。本世纪上半期最有名的气泡事件是1929年的纽约股市大崩盘，这次崩盘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深陷其中的30年代大危机。战后时期，80年代中期美国储蓄与信贷行业的崩溃、1987年“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气泡破灭等等更是连绵不绝。
由于各次气泡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政府的事后处置也有当否之分，危机的强度和表现形式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是事件发生的基本轨迹大体相同。首先，在危机爆发以前，某些资产（在近代通常是金融资产或房地产）的价格虚升，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基础价值。当17世纪30年代“郁金香疯狂”到了极点时，卖掉一个“名贵品种”的郁金香球茎可以买进一座位于阿姆斯特丹运河沿岸的住宅。本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气泡经济的极盛时代，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足以用来收购两个美国。但是，气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胀下去的。当这些虚拟资产的价格被哄抬到某一高度时，必然发生行情的逆转，导致危机的爆发。当危机发生时，持有虚拟资产的人们恐慌抛售，于是价格一落千丈。1990年日本气泡经济破灭后股价跌落62%，房地产价格跌落70%，在气泡吹起时曾经大量贷出资金的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8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政府的全年预算收入。
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也同样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危机爆发前很久，各国的货币系统（或称金融系统）早已与实质系统（即生产系统）严重脱节：实质经济的效率下降，而各种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市价却虚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危机的爆发只不过表明二者之间联系的完全断裂。
首先，从实质系统看。战后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着，“四小龙”等以“雁行方式”相继跟进。连作为第三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有一飞冲天之势。这些国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对石油化工、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巨型工厂，希望使自己成为制造业强国和出口大国。然而这种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普遍存在投资过度、产业结构不良、企业经营不善、效率提高很慢等缺陷。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速度都很高，但这种数量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入生产要素，首先是投资取得的，难于长期支撑下去。这方面的问题虽经专家指出，但是没有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到了1996年，马来西亚等过去增长和出口情况一直良好的国家开始出现了生产过剩、出口停滞、外贸逆差扩大、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等明显的问题征兆。表面上依然红火的金融市场与正在不断削弱的基本面日益脱节，潜在因素便迅速积累起来。
其次，从货币系统看，过去一二十年，东亚各国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大规模举债来支持雄心勃勃发展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赚快钱”的项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投入所谓“资本经营”，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进行投机炒作。加之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使国内投资意愿萧索，于是大量的资金流出国外， 其中贷给东亚其他国家的银行和企业的估计就达2000亿美元。在巨额货币投入支撑下的投机炒作使股票、债券、房地产市价脱离基本面而飚升，经济气泡逐渐生成。正如每一次金融危机到来前的情况一样，当经济气泡被吹起时，由各种虚拟财富形成的财源滚滚而来，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幻觉，以为本国经济已进入危机绝迹、衰退不再的时代。也有的人明知气泡终究会破灭，但总以为自己可以在崩盘前的最后一刻带着从牛市中赚得的大笔财富全身而出。然而就在这时，具有极大内部张力的经济气泡由于某个局部性的裂痕无法弥合而导致整个系统的突然崩溃，并且迅速波及邻近国家和地区。
1997年早些时候，一些国家已经出现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国家外汇储备消耗殆尽等危险征象。气泡最先爆炸的则是泰国。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在几个月捍卫摇摇欲坠的泰铢的努力失败以后，用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就贬值20%，然后一路下跌，并且影响到本地区的其他货币：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新加坡元和菲律宾比索等。台湾的新台币在10月17日主动贬值，港币受到了更大的压力。10月22日，香港行政当局为捍卫港元而提高利率，结果引起股市狂跌，波及世界各大资本市场，纽约的道—琼斯股指狂跌552点， 创一日内跌幅历史最高纪录。幸好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年来一贯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股市过热，股市的泡沫成分不大，因而美国股市未受到重创，不久即告回升；日本却因患有严重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而股市狂跌，日元急挫，金融企业破产频频出现。
接着，风暴的中心转向新近加入富国俱乐部OECD的世界第11大经济强国韩国。1997年早些时候韩国已经有5家大财团破产。11月， 多数大财团也由于无力清偿高达上千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而濒临破产的边沿，全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商业银行提供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贷款进行紧急救助，才算稳住了局面。
7个月来的亚洲金融风暴， 已经给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据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统计，在从1997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短短半年中，香港、韩国、印尼和泰国股市的市值就损失了2010亿美元之多。这使得一大批投资者的亿万财富变成了镜花水月，有些夕日的豪门富贾甚至变得一文不名，而许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则陷于深重的债务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对199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对海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压力。
东亚国家和地区货币深度贬值，而港元和人民币非但未贬值反而略有升值，使我国成为东亚地区商品价格的“高原地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兑美元）汇率变动情况
1997.6.30 1998.1.15
变化率(%)
人民币 8.289 8.281
+0.10
港币
7.747 7.737
+0.13
印尼盾
2430.748648.93
-71.9
日圆 114.61 130.37
-12.1
韩圆 885.801594.74
-44.5
马来西亚林吉特 2.523 4.290
-41.2
菲律宾比索 26.35 41.29
-36.2
新加坡元
1.429 1.770
-19.3
泰铢27.4
51.4
-47.4
新台币 27.77 33.90
-18.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
从我们的调研中已经可以看到，相对汇率的变动导致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订货解约，估计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增多。此外，中国对东南亚以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也遭到削弱。而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占中国出口比重达17.5%的日本市场的萎靡不振，也将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制约。
现在不少企业将保持出口增长势头的希望寄托在汇率调整上，强烈要求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内大幅度贬值。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汇率是一个关系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全局的重要变量，也是涉及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一个大问题，不能仅仅根据降低出口成本的单方面要求来决定。首先，目前港元处于易受冲击的地位，如果人民币贬值，港元便很难继续坚守。其次，人民币贬值将使处于困境之中的东南亚各国雪上加霜。第三，美国1998年度的外贸赤字将因东亚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而急剧增加，倘若中国加入货币贬值行列，将使美国国内市场受到更大的压力，经过美国国内政治的折射，必将加剧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乃至外交摩擦。最后，人民币贬值将会引发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s），弄得不好，甚至会出现30年代大危机时那种各国竞相降价的状况，使国际经济体系陷于崩溃。因此，我国政府经郑重考虑作出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被认为是对亚洲和世界金融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
除此之外，我国已经实现经常账户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归根结底取决于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目前，我国经常项目下有较大盈余，还有大量外资进入（尽管其中确有一部分随时可以逃走的“热钱”），国家外汇储备每年净增数百亿美元。在外汇收支状况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即使政府作出人民币贬值的决定，恐怕也很难加以实施。
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活动总量对于出口的依存度相当高〔2〕，人民币不实行贬值会给我国外贸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倘若出口受阻，必然会降低社会总需求。这在当前产业不振、失业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其影响尤其不可低估。为了保持出口增长，除近期可以采取在加强征管和核查的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率、提供卖方信贷等措施，以稳定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外，根本性的对策是促使出口企业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改进营销方式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后，针对新加坡元的贬值幅度小于其他国家的情况，新加坡领导人频繁发表讲话，号召新加坡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竞争能力，以便迎接挑战。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出口商品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之间有着更大的替代性，因此，理应采取比新加坡更为有力的措施来迎接挑战。事实上，我国外贸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于先进部门，在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堵塞漏洞、开拓市场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余地和潜力。我们应当化压力为动力，作出艰苦努力，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在这方面，目前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①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的要求认真推进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在企业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改善经营，提高效率；②鼓励非国有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实现外贸企业的多元化；③改善对外贸企业的政策引导和行业管理，通过平等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提高我国外贸行业的整体素质。
除外贸方面的措施外，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还需要采取措施，适度增加需求，充实和发展实质部门。看来，以下这些措施是可以斟酌采用的：
（1）关于利率的调整。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率降低了20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它向金融机构贷款的名义利率降低了约3个百分点，其实际利率仍然从1994年的－10%左右提高到1997 年10月的7%左右。 现在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尚有一点余地，可以在适当时机进一步予以降低〔3〕。但是， 由于我国许多国有企业产权约束和债权约束仍然松软，而且产业结构扭曲，实质部门不振而金融投机盛行，因此全面放松银根具有使经济气泡重新吹胀的很大危险性。在增加货币供给时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挪用银行贷款入市炒股和争上无效投资项目。
（2）关于增加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当前， 应当增加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既能增加社会需求，同时还能够收到改善投资环境和增强发展后劲的功效。要在进一步明确政策性融资项目范围的前提下，增加政策性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和贴息的来源，使它们确实能够用低息贷款支持专门项目。还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公路、高架路、快速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以便增加投资需求和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的低收入阶层劳动者的消费需求。
（3）关于对非国有企业开放信贷。目前许多国内企业技术陈旧，产品老化，亟需增加技术和设备投资，否则难于应付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主要是企业制度缺乏效率；而对于民间企业来说，则往往是融资渠道堵塞不通。目前银行信贷的行政限制很多，有些效益很好的民间企业告贷无门。因此，银行应对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只要是企业的产权明晰，制度规范，经济效益好，具有还贷能力，不论属于哪种所有制，银行都应给予贷款。
（4）关于增加教育投资。东亚金融危机的一条深刻教训是， 一些国家由于教育设施不足和教育方法不当（以传统教育为主，缺乏对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和智力开发），造成了掌握现代文化技术科学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并不比东亚邻国更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弥补，方能期待在下个世纪初不致出现大的人才断层和空白领域。现在各方面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甚大，有志于学习深造的人也很多，但是教育部门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对招生名额进行严格的计划限制。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变。事实上，对大部分专业的高等教育应采用自费上学、国家不包分配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可以达到增加学生人数而不太多地增加国家开支，并且对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当然，鉴于我国的当前情况，在适度扩大需求和增强实质部门的同时，还应继续挤出金融泡沫中的空气：
（1）以加强信息公开化和改善信息的对称性为主要手段， 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市场的支持性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革，严厉惩罚制造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的有关当事人，切实防止不符上市条件的新股上市“圈钱”，并陆续将那些已上市的“垃圾股”淘汰出局。
（2）在积极推进住房改革的同时， 清理房地产业占用的信贷资金，采取强制性措施与物质激励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尽快收回逾期贷款。此外，还应鼓励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适当的合并重组，开辟物业管理等新的业务门路，以便降低房地产公司的开发成本，提高它们的抗风险能力，这样做也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
（3）加快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加快新商业银行的组建工作， 逐步对非国有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业务。在金融深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各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监管，严格金融执法，以便强化公平竞争和信贷纪律。
（4 ）在改善执法（例如建立由最高法院派出的巡回破产法庭）的前提下，推行破产重组和破产清盘制度。
我国经济中出现“经济气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国有经济部门（包括国有工商业、国有外贸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占用了大量资金资源，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运用不当，损失严重。因此，防止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改组，并在新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各级政府领导中有一部分人把产业重组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行政性的企业合并调整上，或者运用政府的权力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以为这样就能使它们屹立于“世界500强”之林。在这方面，韩国大企业的殷鉴不远， 我们不应重蹈覆辙。
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看来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占外商投资一半以上的东南亚投资来说，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本国货币贬值和资金紧缺，部分投资将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欧美大企业和部分本地中等企业表现出将投资目的地向我国转移的意向。后一类投资技术比较先进，竞争能力较强。因此，如果能更多地吸引后一类投资来填补前一类投资的减少，对我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为了实现这种良性转变，必须针对后一类企业目前因信心不足而有些举棋不定的状况，加强和改善我们的工作，以便吸引后者更多地来华投资。最近，我国有关当局已经宣布一些吸引外资的新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后一类投资者对于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对较高，过去对我国投资环境的意见也主要集中在法治状况和行政效率方面。因此，为了吸引他们的投资，必须以加强法治建设和提高行政效率为重点，下硬功夫改善我国的投资“软环境”。
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东亚金融危机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因而无疑是一件坏事。然而，倘若我们能够从这一事件中汲取到应有的经验和教训，就能够从这件坏事中引出好的结果。首先，我们应当总结自己经受住此次东亚金融危机考验的正面经验，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坚持。我们认为，7 个月来附近国家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所以没有造成我国的金融动荡，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抵御此次东亚金融风潮的冲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从1994年起我们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既积极又稳妥的改革，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同时又保持了宏观当局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使得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大大改善，外汇储备大大增加，从而为我国抵御金融风潮的冲击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物质保障。
第二，政府对我国经济中的气泡成分进行了有力的抑制。 1992 ～1993年上半年，我国也曾一度出现经济过热和气泡现象。党中央、国务院从1993年中期开始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强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并在1997年初实现了“软着陆”。在执行反通胀政策的同时，政府还采取措施规范证券市场，使狂热投机降温，金融市场中的气泡成分有所收敛。如果没有宏观调控中取得的这些进步，我国金融市场是很难经受住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
第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问题，各金融机构加强了风险管理。几年以前，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国内学者就曾经不断呼吁有关部门要重视国际金融风潮动向和国内金融风险隐患问题〔4〕， 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主管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防范金融风险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东亚的金融风暴并未完全过去，我们决不能因已经取得的成绩而盲目乐观。特别是由于我国与东亚各国在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毋庸讳言，东亚国家存在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在我国也或轻或重地存在。所以应当说，此次东亚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别人付学费，我们受教育”的难得机会。现在看来，我们至少可以从此次东亚金融危机中获得如下的启示和教训。
其一：粗放式增长是不能持久的。
东亚各国经济先后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就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它们的经济状况还被一些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看作“处于极佳状态”。实际上，由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资源投入来实现的，因而一直潜伏着不能继续维持的危险。问题在于，这种粗放增长方式隐含的危险没有引起有关国家的足够重视，相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可以一直沿着这条发展道路成功地走下去。从90年代初期起，东亚一些第二梯队国家和第三梯队国家开展了更加雄心勃勃的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的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巨额投资投向由政府选定，而不是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的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由此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和大规模的供给过剩。例如，泰国近两年服装、电子、电讯等产品的出口因与其他国家竞争加剧而迅速滑坡，出口增长率从1991～1995年的年平均18.7%，骤然降至1996年的0.1%。其结果，贸易赤字迅速增加，国际收支失衡。与此同时，这种做法还使得国民经济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如社会基础设施和教育科研部门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了可持续发展的软硬件基础。
粗放式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自80年代初期起就决定以体制改革带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制定“九五”计划过程中又再次提出有关要求，但是由于政企不分和政府推进工业化的基本格局未变，增长方式的转变迄今鲜有成效。我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存在着投资过度集中于某几个领域的倾向，而且由于多年来实行行政性分权的改革办法，市场割据十分严重，在各省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趋同化倾向，使追求“小而全、大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成为一种痼疾。在制定“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时，全国共有22个地区将汽车工业列为自己的支柱产业，有24个地区将电子工业列为支柱产业，有16个地区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兴建高层、豪华建筑更成为遍及全国的一种时髦。由于条块分割，我国汽车工业、电子电器工业和石油化工投资虽然总量规模偏大，单个企业和单个装置的规模却过小，多数未能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因此，如果本地区有一部分企业因生产能力过剩而要被淘汰出局的话，首先站不住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类企业。
其二：气泡经济是十分危险的。
此次金融危机的震源国或重灾区，不论是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还是后起之秀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大都搞了多年的经济气泡。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虚拟财富的市值远远脱离了它的基本面而飚升。这使得一小部分人在短时期内迅速发财致富，成为拥有大量货币财富的亿万富翁。反过来，他们又对宏观当局施加强大的压力，促使后者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气泡”的膨胀。与此同时，农工商等实业部门相对于金融投机的回报率过低，使之趋于萎缩，出现了经济“空心化”的倾向。于是，“气泡经济”迅速生成。从这种意义上讲，金融危机乃是只有少数人从中得利的经济，不可避免地给大众带来苦果〔5〕。
中国的情况是，在90年代初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激励下，我国的新兴金融市场上也出现了证券市场火爆热炒而实业有效投资不足的现象。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和宏观调控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和消除金融气泡。目前，物价涨势已经停止，但是，金融投机仍然被有些人认为是致富一方的灵丹妙药，某些领域中的泡沫经济成分也依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例如，股票市价仍然偏高，沪深两个股市的市盈率都在40倍左右；而且还有一些“垃圾股”在股市上被当作“题材”来炒作，坑害中小投资者。房地产业在空房率极高的条件下价格没有明显下降，在有些地方，高层豪华楼宇还在继续兴建。
其三：金融风险要及时化解。
在东亚各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大量举债用于缺乏效率的投资，这使潜在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大。但这些国家的有关当局被金融市场的表面繁荣所陶醉，迟迟未能化解潜在的危机因素，终于酿成大祸。日本的情况与其他东亚国家有所不同。80年代后半期的“平成气泡经济”早在1990年已经走向破灭。但气泡破灭后，出于种种政治经济上的考虑，始终未能对金融系统在气泡生成过程中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处理，以致于日本国内储蓄率虽然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但由于人们对金融系统失去信心，缺乏投资意愿，使日本经济一直振作不起来，对东亚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也很疲软。因此，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日本的气泡经济后遗症乃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我国，由于国家要用有限的自有资金支持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便大量动用国有银行资金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效益又差，于是，一部分贷款有去无回，形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97年末，我国各银行贷款余额59317.5亿元中， 不良贷款约占25%；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约占5%～6%，预计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约占2%，仅此两项，其绝对额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 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如此巨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正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潜在基础，必须采取措施及时加以消除。
其四：政企必须分离，政府对经济不可干预过多。
东亚国家大多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即使标榜“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前港英当局，与财界亦有密切联系。在市场发育不良的情况下，运用政府的力量协调经济，其有利方面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模式的不利方面在此次东亚金融危机中也暴露无遗。甚至可以说，东亚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深层次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政府职能的缺陷有关：①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企不分或“官民一体”，导致金元政治、政财勾结和行政机构的腐败；②政府采用财政超支、银行超贷、对外过度举债的方式支持高速增长，将大量资金投入政府要求发展的重点部门，造成结构恶化和投资浪费；③一些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大企业享有过多的优惠政策，因而滥用资金，盲目扩张，畸形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声势显赫而效益低下的“泥足巨人”；④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和宏观经济当局的纵容下，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之风弥漫，气泡极度膨胀，丑闻迭出。
反观我国，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本来就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政府直接经营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亟思实现政企分离和转变政府职能，19年于兹，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东亚各国未能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到对内对外更加开放的经济模式转变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统一认识，坚决推进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当然，在我国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可能较之发达国家要大一些，因而在此次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前，我们对东亚模式的优点可能看得比较多一些。在危机发生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全盘否定东亚模式，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两种倾向都有失偏颇。我们应对东亚各国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重新总结和再认识，以便存利去弊，改进我们的工作。
其五：政府决策体系的健全与否至关重要。
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潜伏期中，国际上不少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可能遇到的麻烦早已有所觉察，而且作出了很具洞察力的分析。例如，早在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就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著文，指出亚洲“小老虎”们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数量增长虽然很快，但增长质量很差，它们在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碰壁。1996年上半年，东亚一些国家出现出口不振、外贸逆差增加等现象后，国际上对东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不少讨论。 例如， 1996年12月2 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是亚洲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就分析了亚洲经济出现问题的深层因素：投资过度和投资效率太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基础设施薄弱，人才不足，政府干预过多和腐败蔓延等等〔6〕。1996年夏季， 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在北京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曾把菲律宾、泰国列为近期内最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导致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的十大因素中，菲律宾拥有8项，泰国拥有6项。
然而，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警示并没有引起有关国家的重视，在某些国家甚至遭到了有组织的反驳。这种见事迟、行动慢、面对危险熟视无睹的情况表明，这些东亚国家政府的决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长期以来，许多东亚国家实行的是“强人政治+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模式的确在一定时期里赢得了稳定的政局。但是，体制僵硬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最终导致了重大决策失误和政局的剧烈变动。在日本，自从自民党长时期的一党统治结束之后，总理大臣就像走马灯似地你下我上；在韩国，仅金泳三总统任职的短短5年期间， 政府改组就达七次之多。剧烈的政局动荡使决策环境不断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十分严重，潜伏的金融风险非但得不到及时化解，反而有增无已，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另一方面，与传统的独裁政府行政独断的决策方式不同，大多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建立了由政策审议会和各类“思想库”等组成的“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运作，曾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在遵循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东亚国家的“决策支持系统”存在一些缺陷。与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思想库”主要分布在大学或民间机构，它们的研究工作更具有独立性的情况不同，东亚国家的“决策支持系统”，要么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官方、半官方者居多），要么以金融机构做为后盾（由大银行和证券公司出资兴办者居多）。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些咨询研究机构在促进传统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但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出于自身利益方面的原因，这些咨询研究机构在帮助政府及时纠正经济政策的偏差，弥补经济结构的缺陷，防止金融气泡的生成方面却没能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历来没有重视“决策支持系统”和“官、产、学协调决策”的传统，不仅民间咨询研究力量不强，即使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也没有受到像东亚其他国家那样的重视。因此，我们在决策方面的缺陷有可能比东亚某些国家更加严重，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目前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高度关注东亚金融危机的下一步走向和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世界上第一流经济学家几乎都已参加到有关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之中。而这场讨论所涉及的又是诸如如何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什么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正确关系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过去积累甚少，现在必须官、产、学齐心协力，急起直追。否则，在这些关系发展中国家今后发展的根本大计的问题上，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发言权。
东亚金融风潮对本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它也有可能成为解决问题，加快发展的新的契机。在这次风潮中，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向人民呼吁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也看到有些国家的普通居民排队出售美元、支持本币的动人景象。我们想，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决不后人。重要的是紧密地依靠群众，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把挑战变成动力，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推进改革和开放，就一定能够开辟一个以提高增长质量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新时代。
注释：
〔1〕资产价格的基础要素（fundamentals， 也可以译为基本面），主要是指这些资产的预期收益状况。
〔2〕我国出口总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18%。 但是考虑到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异，以及我国出口中大约有一半是加工贸易，我国总需求的出口依存度没有这么大。
〔3 〕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和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是同一件事情。对于后者，应当有步骤地实现市场化。
〔4〕参见魏加宁、张承惠（1995）：《警惕金融风潮
早采防范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择要》，1995年第72号。
〔5〕论述经济气泡的成因及其后果的经济学文献卷秩浩繁。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吴敬琏（1993）：《何处寻求大智慧》，见同名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4～236页。
〔6〕参见本刊1997年第3期。
*在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研究以后，我们于1997年11月到广东、海南等地，就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进行实地调研。在调研结束时，我们于12月初给领导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将我们的实际感受作了一个简要的反映。本文即是由这篇报告修改补充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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