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合法性论文,政治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内涵丰富，专家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但本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应该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消除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盲点。需要指出的是，“三个代表”是一个知识体系，出于论述需要，本文论述的“三个代表”的涵盖范围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准。
一、全新的时代背景——政治合法性问题及其缘起
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解答，是“三个代表”的聚焦所在。政治合法性问题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这样说，“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需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愿望”。（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8页。）近代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9页。）李普塞特则指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的社会的最适宜之制度的能力”。（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大学者哈贝马斯则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注：（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可见，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回答的是政府的统治或者治理的合法性问题。
我国在建国以来，一直不存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除此之外，在长期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巨大的组织资源，都加重了这种合法性。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领导期间，我国一方面通过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和对社会主义现有制度的赞扬，在意识形态上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际建设成果，证明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政治合法性危机仍不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仍然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
但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受到一定的挑战。首先，政治腐败构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威胁，当前我国的政治腐败在一定地区呈现出范围广、层次高、集团化等特征。政治腐败使干群关系脱离、疏远甚至对立，党员的道德力量丧失，严重威胁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近几年来，我国的党员数量有很大提高，截止到2002年底，党员数量已经达到6694万余名（注：董宏君，《全国党员总数已达到6694.1万名》，《人民日报》，2003年7月1日头版。），但是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其次，我国原有的依靠意识形态的方法的作用有所削弱，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信仰，同时在追随者中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渐渐发育，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有的依靠意识形态产生的作用有所削弱。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有了更多的自由，政府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逐渐向社会流散，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基础也遭到了削弱。最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也构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威胁。转型时期，工人、农民相对以前来说，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被剥离的政治离心心理，而新兴社会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提出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意识的膨胀与参与渠道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却客观存在，这样，造成了参与冷漠与参与膨胀并存的现象。此外，中国政府的绩效性的合法性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也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前瞻性地应答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回应了潜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挑战。
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尺度
在政治合法性的所有基础中，绩效性的合法性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拥护现有政权，这是最为浅显的道理。在现代的政党政治的选举中，候选人往往都要谈自己设想的经济方面的施政纲领，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问题。另外，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与经济建设的迟缓与落后不无关系；而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一直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这可以直接归功于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表明，一定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纲要》中，与生产力相关的部分尤为突出。《纲要》凡16章，除去第6章的思想路线外，前六章都是讲发展生产力的。第二章直接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四章是作为一章专门讲要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五、第六章谈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七章更为具体地谈了如何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三章从宏观上谈我国建设的发展战略。可见，发展生产力在“三个代表”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纲要》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要促进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牢抓住了生产力这一关键问题，力图在绩效性上加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强调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水平，增大社会财富的总量，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强调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超出了以往过分强调依靠意识形态的做法。不仅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功利性和世俗性，明确提出，“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从以往的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维护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上的重大的致思转换，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与绩效性原则密切相关，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显得尤为重要。
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众所周知，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也有重要的反作用，可以说，物质利益是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根本的部分，而意识形态则是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为直接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三个代表”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精神的、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纲要》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要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将其与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并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三个代表”力图从意识形态上维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西方近代学者帕森斯曾指出，一个社会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得到该社会最高价值的支持。（注：T.Parsons:TheSocialSystem,London:Tavistock,1952;New York:FreePress,1961,p.45。）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从意识形态上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先进文化的核心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合法性意义在于从人们的信仰方面获得对政治权力的自愿认同、支持与服从。需要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多，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同时，西方不断加大意识形态方面对我们的压力，依靠种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无疑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三个代表”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纲要》指出，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不仅如此，《纲要》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根本的课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与此相适应，“三个代表”还重点解决了党的功能转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现在的执政地位的。党一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胜利后，实际上已经从一个革命的党变成了一个执政的党。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党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完全实现党的执政功能的转换。实现这一历史性转换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纲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既要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又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在党的群众基础上，《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入党的标准上，将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作为主要标准。并进而指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样，中国共产党就顺利转换成为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执政党。
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执政党角色的转换，直接增大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在现代社会，无论哪一个在位的执政党，至少在口头上都宣称要为全社会服务，以为全社会谋福祉为己任。西方学者亨廷顿也曾说，“如果政府制度只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只代表社会组织的利益，那么政府行为就只有局部的合法性，而不可能有普遍的合法性。”（注：（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面对我党已经处于执政地位并且将长期执政的事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发现了问题，果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实现了党的功能的历史性转换，中国共产党正式转换为代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执政党，这一转换具有重大的政治合法性意义。在新的时期，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但无论哪个阶层都是我国人民群众的一部分，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代表了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才有坚实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尚未出现时，“三个代表”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在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可以说是高瞻远瞩，意义深远。
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从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的角度应答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程序性的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政治合法性的最高层次。在我国，建立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也是十分必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也作出了直接回应。
在《纲要》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在第八章作为单独一章专门论述。但政治文明也同时渗透在其他的章节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问题，都可以视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纲要》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关于反腐败，《纲要》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三个代表”对政治文明的阐述，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解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完全建立在生产力标准上，即建立在政府执政的绩效性的标准上，就有可能存在风险。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如果政府的绩效性难以保证，政治合法性危机可能就会出现。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但如果单纯地依靠意识形态基础，不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种意识形态基础的合法性难以真正牢固建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了党的执政党角色的转换，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如何保证党能够真正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起程序性的政治合法性，这是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见，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维护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通过程序性的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必将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长期拥护，确保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总之，回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义。《纲要》共16章，其中第二至七章从生产力的绩效性角度应答政治合法性问题，第八章从政治文明的法理型角度应答政治合法性问题，第九章从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应答政治合法性问题，第十四至十六章从实现党的功能转换，扩大群众基础的角度应答政治合法性问题，所以，论证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内容占到了11章。毫无疑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应答是十分全面的，此种应答，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意义，在未来必将被更深挖掘，其前瞻性的深邃眼光必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