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_日本政治论文

冷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_日本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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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07)04-0043-05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亚洲外交显得活跃主动,但同时也出现令人迷惑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小泉上台时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作用,到下台时却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安倍在继任之初以访华不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出现转机,但却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所谓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洋汇合”,设置了一个牵制中国的所谓“自由和繁荣之弧”。日本的亚洲外交这一系列变化,显现出日本外交重点正在从完成新时期的国家定位转向对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构建。但日本构建国际体系的理念却有悖于合作共荣的时代潮流,而与冷战时期传统的以保持力量均势为名、谋求自身战略优势的零和游戏概念类似,不利于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由于日本内部正处于政治动荡调整时期,在国家道路选择上仍然有不确定因素,因此,安倍之后日本新亚洲外交政策的形成将会对东亚的政治格局和区域合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小泉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

外交安保战略

(一)小泉面对新世纪的战略选择

小泉内阁于2001年4月开始执政。面对新世纪,小泉需要在国家战略上作出选择:一是国家定位问题;二是针对21世纪国际形势的特点制定日本的对外战略。

日本的国家定位问题首先是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小泉上台时,日本经济已经长达十余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周围国家的经济却蒸蒸日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东盟的政治拓展和整合已经完成;东南亚地区经济开始摆脱1997年金融危机的困扰,转入持续增长局面。世界经济正在真正进入亚洲时代。这种状况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一是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赖程度不断下降,二是社会心理状态的消沉,三是削弱了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小泉上台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日本经济迅速摆脱困境。小泉认为振兴经济是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首要责任。为此,他在2001年5月7日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以经济和财政体制改革即所谓“构造改革”为核心的“新世纪维新”,藉以建立一个让人民感到自信自豪的日本。

但是解决经济问题只是解决国家定位问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日本国家定位问题的核心是日本在国际社会要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小泉提出的建设一个自信自豪的日本,不仅是经济的强盛,还包括在国家政治体制上要摆脱战后宪法的制约,军事力量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使日本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全面的大国。然而要实现这种国际定位,日本必须针对现实的国际环境进行战略选择。而日本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美国的霸权仍然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二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会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格局。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日本的大国目标,小泉认为必须以强化日美军事政治同盟为基础。由此,小泉在上台之初的施政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以加强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外交战略。在这个基础上,小泉将日本定位为新世纪国际秩序构建的主导国之一,主张积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这项从全球秩序着眼的战略,后来演变为“在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战略。而他所谓加强与中、韩、俄等邻国的关系也要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基础。这就为日后小泉的亚洲政策定下了基调。①

(二)参拜靖国神社的玄机

事实上,小泉选择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战略的另一用意是认为只要与美国的关系搞好,日本在其他方面就可以放开手脚。在国家定位问题上,日本不仅需要美国支持其修宪强兵和将军事力量用于海外的战略,而且需要克服国内护宪力量的阻力。为此,小泉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确实是少有顾忌。表面上,小泉将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解释为个人的心结,实际上这是小泉政治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日本社会已经对政府失去信任,而对现实的彷徨和困惑又引发人们的怀旧情绪,也包括对昔日辉煌的怀念。这种复杂心态的突出表现是对改变现状的追求,不仅仅要求对经济和财政体制实行改革,更重要的是要求改变战后宪法。

这种社会心态的危险性在于它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推动对二战历史审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土壤。改变战后体制、确立所谓对“大东亚战争”的“正确观点”,成了保守势力重新树立国民信心的重要诉求,②而参拜供奉有二战时期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就成了最具象征意义的行为。小泉一直以靖国神社主要供奉的是普通阵亡士兵的灵位为由,掩饰其参拜行为的不正当性。但是,右翼势力对小泉参拜的赞赏和对建立国立追悼设施的坚决反对,已经揭示了小泉参拜的政治含义。无论小泉在竞选总理的过程中是否为获得右翼势力的支持而承诺过在任期内要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他进行参拜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迎合右翼势力的需要。而后来小泉的参拜行为愈演愈烈,则与小泉根据一份“报告书”而对国际形势作出错误判断有关。

2002年11月28日,小泉的私人恳谈会“对外关系工作组”向小泉提交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觉、新外交》的报告书。该报告认为世界形势出现了三大变化:第一是经济和社会体制正在出现全球化;第二是全球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第三是中国经济急速膨胀。该报告认为,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叶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中国的军力增长和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都对日本构成“威胁”;日中之间的关系是“协调共存”与“竞争摩擦”相互交织,并且将会逐渐摆脱历史问题的束缚,转向以未来志向为目标的关系。报告建议小泉政府应改变日本在冷战期间养成的单纯依靠美国而没有外交战略的习惯,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制定外交安保战略。这份报告反映的是日本官学两界的主流看法。从小泉的作为上看,在整体战略尚未形成之时,他显然选择以竞争的态度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家的坚决反对,但这却被小泉用来作为政治资本。他不顾中韩等国家的反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是要借此来向国内表示自己对外不屈服的精神,同时还要以此来刺激民族情绪,宣扬中国威胁论,达到推动修宪强兵的目的。特别是“9·11”之后,小泉认为推动日本在国际舞台发挥军事政治大国作用的机会已经到来。民族情绪的激发和所谓国际贡献的责任感,成了小泉推动修宪强兵的有力法宝。

(三)小泉的亚洲政策的提出

小泉除了在参拜问题上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立场之外,在处理与东亚地区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他采取的策略,一是在历史问题上试图分化中国和韩国,二是在区域合作上拉拢东盟,试图抑制或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非常迅速,到2001年时已经就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小泉也加紧了对东盟的外交攻势。2002年1月,小泉访问东盟时在新加坡发表题为《在东亚中的日本和东盟——寻求坦诚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小泉在演讲中不仅提出要建立日本东盟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还提出了建设“共行共进的共同体”。③小泉为这个共同体定的基调是以日本和东盟的合作关系为基础进行扩展,显然是急于要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争得主导权。但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双方于2002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3年10月中国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日本以竞争方式来谋求主导权的意图难以实现。而事实上日本试图单独主导东亚的意图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自己在东亚的影响力每况愈下的局面。于是,日本又试图扮演美国在东亚的代言人的角色,将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转向以扩展分化的方式来牵制中国。作为东亚共同体标志性组织的东亚峰会,最初确定是由东亚十三国组成,但是在日本的极力推动下,东亚峰会扩大至16国,且理论上其成员仍然可以不断增加。这在事实上大大增加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难度。到此,小泉的亚洲政策的实质已经显现出来。

二、安倍提出“价值外交”“新基轴”

(一)对小泉的遗产的继承与调整

2006年9月,安倍作为小泉指定的继承人当选了自民党总裁,接任总理职务。小泉留给安倍的遗产既是安倍执政的基础,也是安倍执政的包袱。第一项遗产是改变战后体制上尚未完成的“事业”(小泉于2005年推动自民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但修宪的进程受到相关法律的制约);第二项遗产是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第三项遗产是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处于僵局的中日关系;第四项遗产是遭受了一次挫折的日本的“入常外交”;第五项遗产是在已经扩大为16国的东亚首脑会议的框架下的日本亚洲外交。

对小泉的这些遗产,安倍作出了三项继承和两项调整。安倍上台后,首先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带领日本“走出战后体制”,争取尽早启动修改宪法的进程。在日美同盟关系上,安倍在坚持原有路线的同时,主张在海外派兵问题上制定永久性法律,让日本部队今后参加国际维和任务时,不需要每回都个别立法通过;并且积极推动延长将于今年11月期满的《反恐特别措施法》,以便将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的日本军舰留在印度洋。在“入常”问题上,安倍也同样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展开外围攻势。安倍的所谓两项调整,一是对小泉的对华政策的行为方式作出调整,二是在大亚洲政策上有所发展。

(二)对华政策着眼于国家实际利益和未来的发展

小泉在任时的对华政策有三个特点:第一,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实行对抗政策;第二,在能源问题上实行对抗、竞争、对话的混合政策;第三,在地区合作问题上实行以竞争为主的政策。

安倍晋三由于出身日本政治世家而一向被认为是世袭的坚定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他曾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并于2006年4月秘密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安倍晋三上台后主要调整的居然是第一项政策,其核心原因是小泉的参拜政治已经走入死胡同。首先是由参拜引起的历史翻案风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安倍一上任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压力。在慰安妇问题上安倍最初采取否定历史的态度,结果导致美国众议院于2007年7月通过谴责日本的《从军慰安妇决议案》。可见,再坚持给历史翻案可能会危及日本的外交基础。其次,小泉的参拜使中日政治关系更显紧张,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广泛批判。与中国对抗不仅危及地区的稳定,而且使日本的“入常”梦想永无实现可能。更何况根据日本权威媒体近日进行的一系列民意测验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第三,历史翻案风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可能危及日本民主政治。2006年8月15日,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由于连续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批评小泉再度参拜靖国神社而被右翼分子将其山形县的老家以及办公楼烧毁。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产生恶劣影响。从各方面看,继续参拜政治对日本的国际形象极为不利。因此,安倍在参拜问题上不得不作出调整,尽管他本人因在8月15日不参拜靖国神社也遭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④

此外,安倍所处的环境与小泉上台时相比已大不相同。从日本国内来说,保守势力推动的修宪进程已取得初步成果,而且随着2007年1月防务省的成立,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制约已所剩无几。再采取极端的行动只会遭到国内外舆论更强烈的反对。而从外部环境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采取打压对抗的政策只会对日本不利。因此,安倍转而着眼于未来战略平衡的构建。

(三)提出“有主张的外交”

其实,安倍对小泉政策的调整,还体现在外交行为的理念上。小泉时期强调的是要恢复自信,而到安倍时期日本似乎已经充满了自信。安倍已经完全从一个政治大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在坚持日美同盟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基轴”的同时,提出了要搞“有主张的外交”。

在安倍的基本方针中,首先明确的是将日美同盟定义为“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提出为了给亚洲的团结作贡献,要向“有主张的外交”转变。2006年9月安倍在国会的讲话中,将日本针对朝鲜试射导弹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议案作为“有主张的外交”的行为表现。虽然安理会最终通过的决议与日本的提案有较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⑤但安倍仍认为日本取得了成功,并认为这证明了日本可以向“有主张的外交”转变。由此可以看出,安倍所谓“有主张的外交”,不过是在日美共同战略的基础上,让日本在亚洲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一方面体现出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在亚洲地区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扮演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代言人的角色。

依据这种“有主张的外交”的构想,安倍开始了针对后冷战时期特点的亚洲外交布局。在访问了中国、缓和了双边关系之后,安倍又于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与中国达成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双边协议。与小泉时的中日对抗关系相比,这种关系的确定虽然是一种重要的转变,但与目前全球各国之间都在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比,则明显地表现出中日之间仍然处于战略竞争的态势。对“战略互惠”,安倍的解释是它“超越了友好关系”。安倍认为,“外交是关系到各国国家利益的严肃事情。友好固然重要,但友好不等同于一好百好。在国家利益相抵触之时,理应该主张的一定要主张。相互合作、共同构建互利的环境,这种关系为‘战略互惠关系’,即超越友好这一词义的关系”。⑥安倍显然是希望通过稳定中日关系来寻求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机会。

在稳定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又提出了“亚洲门户构想”。⑦该构想首先是对日本与亚洲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一是认为,“日本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紧密的亚洲地域秩序之中,曾经有过的‘亚洲和日本’的垂直的关系在向着应该称作‘亚洲中的日本’这种水平的战略性的关系变化”。二是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日本“也有不少领域跟不上全球化的潮流,正在丧失竞争力”。正是根据这种认识,2007年5月16日由亚洲门户战略会议提出的构想报告指出该构想的目的在于:(1)借助亚洲的成长和活力,使日本实现新的“创造和成长”;(2)为亚洲发展和地域秩序尽到责任起到作用;(3)力争建设成有魅力、被信赖、受尊敬的“美丽的国家”。报告显示,日本一方面不想让自己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加剧,希望借助亚洲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使国内的内需产业恢复活力,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人员往来的增加扩大日本在亚洲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最终扩大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该报告虽然说构想的对象包括所有亚洲国家,但安倍政府在实际推动构想的过程中,主要针对的是东南亚国家。

(四)安倍“价值外交”的实质

虽然日本国内在外交理念上存在着以“价值外交”还是以“国家利益外交”为制定政策的标准的争议,但事实上在日本的外交政策始终是二者并存,互有表现。而日本外交的特点是当二者出现重叠时,则突出强调所谓“价值外交”,以此来体现日本似乎有较高的精神境界。

安倍在上台之初提出所谓建设“美丽国家”的主张。他不仅强调了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而且强调了与具有同等价值观的印度发展关系的重要性。2006年11月30日,日本外相麻生在一场题目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讲中提出了以价值观为基础,推动建立一条从中亚经南亚到东南亚和东亚的繁荣的弧形带。日本甚至将此设想定位为外交的“新基轴”。而安倍“价值外交”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日、美、印度、澳大利亚的四国“价值联盟”。安倍先是在2007年8月初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推动了四国的司长级会谈,而后又于8月22日访问印度时提出了建立由这四个“民主国家”组成的“大亚洲”伙伴关系,并将这种伙伴关系定义为“联盟”。此后,这四国加上新加坡又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安倍提出的四国联盟的主张,实际上是承袭了美国在冷战后提出的建立“亚洲的北约”的思想。它依然是冷战思想的延续。安倍试图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不断发展、互利共赢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大趋势面前,拣起大国力量均衡、零和游戏的陈糠烂谷,作为自己后冷战外交布局的指导思想,这显然难以成功。

不过,如果结合日本的能源和海洋战略,我们可以发现,在安倍的“价值外交”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是要在后冷战时期建立日本对能源供应和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因为日本认为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焦点将会转向对能源等紧缺资源的争夺。事实上,安倍继访问印度之后,又访问了马来西亚。在两国首脑会谈的过程中,虽然也强调了所谓价值观的认同,但安倍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日本能否介入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的行动。由此,所谓“价值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本质也就暴露无遗。

三、安倍后的日本亚洲外交

虽然安倍是日本保守势力一致推举的小泉的继任人,而且安倍也确实在推行保守路线上有所作为,但是由于安倍内阁官员的问题不断,安倍政府在涉及民生问题上的政策不当,因此在2007年7月29日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民主党在获胜之后自民党屈居少数派地位,安倍的政策遇到强大的阻力。由于多数派坚决反对延长将于2007年11月1日到期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安倍难以继续推行其保守路线。因此,安倍于2007年9月12日突然提出辞职。

9月23日下午,日本自民党进行总裁选举,一向以温和、稳健著称的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以330票对197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保守势力强硬派的重要人物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选举的结果表明日本社会开始疏远强人政治和强硬路线。

由于福田康夫反对安倍“走出战后体制”的路线,主张慎重对待修改宪法的问题,而且福田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要重振自民党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威信,因此福田的接任可能意味着小泉—安倍路线的终结。因此,在外交上日本可能会表现出温和务实的稳健态度。从近期看,这种态度可能首先体现在处理朝鲜绑架人质的问题上。在即将到来的六方会谈中,福田的亚洲外交将会初步亮相。究竟福田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以较为圆满的方式解决人质问题,人们暂且只能拭目以待。

从中期看,日本亚洲外交的后冷战布局究竟会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日本内政的走向。此次自民党参议院选举的失利,可能意味着日本政治新一轮力量重组的开始。而在这轮重组过程中,日本社会是否能够更趋于理性,将关系到日本对自己在亚洲所应扮演的角色的选择。而无论日本要选择做地区秩序的缔造者还是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都将成为未来日本亚洲政策的核心问题。

[收稿日期]2007-9-24

注释:

①小泉.施政演说[EB/OL].[2001-05-07].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507syosin.html.

②日本遗族会直到2006年还将推动总理和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和反对设立国立追悼设施以及确立“正确的大东亚战争观”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http://www.nippon-izokukai.jp/kyou.html#0604_02.

③通常都将此话翻译为“共同进步的共同体”,但日文原文为“共に步み共に进むコミュニティ”,小泉讲话的英文版翻译为:“a community that acts together and advances together.”其中有较为强调共同行动的意思.因此,本人将其直译为“共行共进”.而国内通常译为“共同进步”,感觉似不妥.

④今年8月16日,安倍因没有于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而收到来自“大日本皇国会”成员所邮寄的抗议信和一只切断的小拇指.

⑤日本的提案暗含有可以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内容,在中、俄两国的坚决反对下,此方案被否决.

⑥安倍的电子杂志http://www.kantei.go.jp/foreign/m-magazine/index_ch.html.

⑦日文原文是用的英语“gateway”一词的音译,而日本政府的标准中文版翻译为“门户”,国内通常译为“通道”,似应纠正.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sia/ch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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