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校园暴力的特征与治理①
王世岳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2002年德国埃尔富特校园枪击案发生后，防范校园暴力犯罪化成为德国校园暴力治理的核心目标。经过多方努力，德国校园中显性的肢体暴力行为呈现出数量减少、程度降低的趋势，但是更加隐蔽的语言暴力、网络暴力以及教师参与的校园暴力行为逐年增加，并受到德国社会的关注。在德国，校园暴力被视为青少年社会交往过程中能力不足的体现，因而校园暴力治理的核心是提升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德国的学校、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参与了校园暴力治理，教师在治理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德国；校园暴力；社会能力；精神暴力
2002年4月26日，德国埃尔富特一位19岁的古登堡中学学生用运动手枪在10分钟之内射杀了包括13位教师、两位中学生和一位警察在内的16人，随后开枪自杀。[1]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校园枪击事件，惨案的发生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巨大震动。每年此时，德国国内就会展开大量讨论，反思极端校园暴力行为何以酿成。
校园暴力通常用来形容一种特殊的暴力习惯，指校园中“偏离社会或损害社会的行为”[2]。近年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德国中小学在校生肢体暴力行为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德国从未经历过肢体暴力行为学生的比例由2002年的63.4%提升到了2014年的76.9%；从未实施过校园暴力行为的学生比例从54.6%提高到了73.2%。[3]在肢体暴力减少的背景下，德国社会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将关注点延展到了语言暴力、网络暴力等更加隐蔽的“精神暴力”行为上。
对校园暴力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共性与个性的探讨，已经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4]国内的研究者已经对美[5]、日[6]、韩[7]等国校园暴力问题的特征与治理进行了讨论。德国校园暴力的特征体现出，校园暴力伴随青少年社会交往产生，具有阶段性特征，是青少年社会能力不足的表现。社会能力不足不仅会引发肢体暴力，也会导致精神暴力行为。因此德国校园暴力治理策略的核心是提升青少年社会适应和社会交往的能力，避免青少年使用暴力应对他们遇到的社会问题。
[29] Liu Z., He C., Zhang Q. et al., “Extracting the dynamics of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using DMSP-OLS nighttime light data From 1992 to 2008”,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ol. 106, No. 1 (2012), pp. 62-72.
一、基于德国保险数据的校园暴力特征分析
因为校园暴力问题涉及的对象规模庞大且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本文使用了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来分析德国校园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德国的中小学要求，如果学生在校园里受伤就医，就要申报保险，其中一个必须申报的内容是引发伤害的原因。德国强制意外保险协会（Deutsche Gesetzliche Unfallversicherung, 曾用名Bundesverband der Unfallkassen）对校园暴力引发就医人数的统计可以帮助了解德国校园中暴力行为的概况与特征。
总体上，德国校园中因暴力行为而就医的数量呈逐步减少的趋势。2003年，德国中小学共有830万在校学生，因校园暴力导致出险的人数为93，295，即平均每千人中有11.24人因校园暴力受伤就医并申报保险。2014年,全年发生校园暴力伤害80，426起，每千人出险数降到了9.57（参见图1）。德国校园中传统的肢体暴力行为呈现出数量逐渐减少、程度逐渐降低的趋势。此外，出险数据还能反映出一些校园暴力的重要特征。
图1.2002年-2014年德国不同类型学校平均每千人校园暴力发生数量
资料来源：Bundesverband der Unfallkassen.Statistikreihe- Ein empirischer Beitrag zum gewaltverursachten Verletzungsgeschehen an Schulen in Deutschland 1993-2003[R].München, 2005: 16.; Unfallversicherung D G.Gewaltbedingte Unfälle in der Schüler-Unfallversicherung 2014[R].München: DGUV, 2016: 12.
（一）校园暴力伴随青少年社会交往产生
目前，国内学者利用知识图谱软件对知识服务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如赵玉明(2013)发表了《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服务研究分析》，谭春辉等(2015)发表的《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知识服务研究的演变分析》，许智(2013)发表了《图书情报学知识服务的知识图谱分析》，这些论文对于国内的知识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但是并没有从情报信息机构的视角出发对科技创新领域的知识服务研究成果进行研究。
[10]technology is getting better=>advances in technology（选自 Halliday&Matthiessen 2004/2008：656-657）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侵害的客观外在的事实特征。人的犯罪行为作为人的一种活动，其内容可以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主观方面的客观化及客观表现，即行为人在有意识、有意志的心理态度支配下表现在外的事实特征。［21］因此，犯罪客观方面是发现和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是犯罪的直观表现。重视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认定，有利于准确地定罪与量刑，并可以防止主观归罪。由于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也有所区别，以下对此分别加以论述:
（二）校园暴力具有阶段性特征
校园暴力在年龄维度上呈现倒U字分布，11岁到15岁的初中阶段（Hauptschule）是德国校园中肢体暴力最易发的阶段。2013年到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学龄儿童健康习惯”调查组（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对约5000名11～15岁的德国在校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约6.3%的学生每周至少受到一次校园暴力的侵害，另有16.8%的学生表示会不时遭受校园暴力。[8]
有研究者对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三个德语国家的学生进行过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感受到过来自教师的伤害行为，约有4/5的学生认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在实业中学中，有25%的学生被教师批评过，约5%遭受过来自教师的肢体暴力。[19]与之相近，在下萨克森州的调查中，有22%的学生表示曾经被教师嘲笑过，另外有3.6%的学生表示每个月都会有被教师排挤的感觉。[20]
表1.校园暴力出现的时段（2003年、2014年）
（三）校园暴力是社会能力不足的表现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青少年需要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他人，适应社会。如果青少年的适应能力和交往能力不足以应对社会环境的要求，就可能出现不适，并以校园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没有办法依照社会的期待去做，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10]。德国移民家庭子女的校园暴力问题，正是社会能力不足引发校园暴力行为的典型。
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语言能力相对较弱，学习问题较多[11]，难以融入劳动力市场[12]，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13]。同时，缺乏社会资源的移民家庭子女往往要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同学的歧视或挑衅。在下萨克森州，有超过50%的受访伊斯兰裔学生表示曾经被其他同学语言攻击。[14]移民家庭的子女所具有的社会能力，往往无法满足他们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移民家庭子女在德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德国需求”就越多，德国却没有给他们留有足够多的“德国机会”和“德国能力”，日益增长的失望感使得他们只能诉诸暴力。[15]通过挑衅性的行为，尤其是团体性的暴力行为，可以使移民家庭的子女克服自己的低社会阶层地位，获得较强的自我价值感。
不同时间段校园暴力发生的频率，也可以印证这一特征。2003年，德国超过一半的校园暴力行为都发生在课间，超过1/5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体育课和课外游戏时间，而放学回家路上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仅百余起。课间和体育课是学生间肢体接触最为密集的时段，青少年社会交往越密切，出现校园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德国中小学尽量减少学生在校期间的无组织活动，使学生间的接触处于可控范围内。这一措施有效地降低了课间休息时出现暴力行为的可能。与2003年相比，2014年德国校园中课间出现的校园暴力数量减少了近1/4，体育和游戏时间中出现的校园暴力行为数量也明显减少（参见下页表1）。
二、德国校园暴力的新表现
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治理校园暴力行为，德国的学校、政府和社会团体设计和施行了多个校园暴力防治项目。2011年，包括瑞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德语区中，有一百余项校园暴力防治项目在施行，[29]这些项目的核心是提高在校学生的社会能力，涉及的对象由个人向社会逐渐扩展：在个人层面，各种组织和机构都注重提高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增强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学校层面，学校着力建设有序的校园环境，构建融洽的校园文化，打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培养学生的秩序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学生能与教师和同学展开有效的沟通；在学校之外，各类组织努力争取资源，促进学校和社会间在校园暴力防治领域的合作。（参见表2）
(1) 采取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的全球地震风险地图采取相应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并对比中国规范采取抗震设防烈度。
（一）广泛存在的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verbale Gewalt），包括谩骂、嘲笑、使用侮辱性的绰号、传播伤害性的谎言等行为。与传统的校园暴力行为相比，语言暴力不必依赖于特定的身体或力量优势，所以更为普遍和频繁。2015年，在下萨克森州，有15.9%的学生表示他们遭受过身体上的暴力行为，而因讥笑、排挤和忽视而感觉到滋扰（Mobbing）的比例高达45.0%，甚至有约8%的受访者表示每个月都会经历语言暴力。[16]
语言暴力不仅数量巨大，它造成的伤害程度完全不亚于肢体暴力。约70%的德国受访者认为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一样可怕。[17]德国校园中对语言暴力行为的重视，体现出校园暴力行为定义的文化特性。在日常交谈中，德国人特别注重使用敬语，例如对于陌生人无论长幼都会使用代词“您”（Sie），以示尊敬。在尤为重视礼貌表达的语言环境中，语言暴力就显得极富伤害性。语言暴力既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为肢体暴力，还有可能直接升级为暴力犯罪。
（二）走出黑箱的教师暴力
近年来，教师参与的校园暴力在德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教师对于学生的暴力，例如责骂、侮辱、在全班面前进行语言贬低、肢体暴力（揪耳朵、用东西击打）……在德国，这一问题曾经是教育领域的禁忌话题，因为棍棒教育是德国传统师徒制的一部分。”[18]当教师暴力行为逐渐走出黑箱，人们发现这一问题在德国校园中并不鲜见。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校园暴力行为是一种阶段性现象，是肌体成熟与思想幼稚矛盾的结果。在小学阶段，由于肌体尚未成熟，青少年的肢体暴力水平相对较低；进入高中阶段，青少年的社会阅历增加，社会能力增强，选择使用暴力行为的可能就会大幅降低。“暴力行为一方面是人们脱离社会结构条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化的表现，即结构条件和个人行动相冲突”[9]。校园暴力在初中阶段最为高发，说明青少年此时正处于最为激烈的社会化阶段。
之所以教师的暴力行为一度成为禁忌，是因为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拥有绝对的主动权。一方面，教师具有评判学生的权利，评价的尺度由教师自由裁量，“不公平”的成绩评判往往会被学生视为“精神暴力”。[21]另一方面，学生在“暴力”面前又格外被动，如果在学校中遭受不公平对待，学生一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行动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22]“教师暴力”问题因而变得格外复杂，矛盾的长期积累，往往会引发极端行为的出现。
值得深思的是，教师一方面是施暴者，另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对于教师而言，最为常见的暴力形式是被学生嘲笑、辱骂或被家长威胁。2015年，在下萨克森州有26.9%的教师表示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曾经被学生骂过，有14.9%的教师曾被学生嘲笑过，有12.8%的教师曾被家长威胁或咒骂。[23]还有约4%的教师表示，曾经被学生暴力恐吓。[24]家长或学生对教师的暴力行为，可能会让教师与学生和家长间的矛盾变得更难以调和。
（三）迅速扩张的网络暴力
与肢体暴力行为数量逐渐下降相比，网络暴力数量的增长显得格外突出。下萨克森州的刑事研究所（Kriminologi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Niedersachsen）2013年和2015年对近一万名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德国在校生的网络暴力行为明显增长。有42.6%的受访学生表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经历过一次网络暴力行为，这一比例较2013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远远高于经历过肢体暴力学生的比例。[25]与受害者数量共同增长的还有施暴者的比例，在过去一年里有过网络施暴行为的学生由2013年的26.6%上升到了2015年的30%。[26]网络暴力行为的增加与传统暴力行为的逐渐减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神暴力”渐受重视成为德国校园暴力治理的新趋势。
近年来，网络霸凌问题开始受到德国教育领域的关注。网络的普及，使得语言暴力的危害成倍增加；智能手机的使用，更使得网络暴力“触手可及”。网络让校园暴力不再局限于课堂上下，全天24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网络中，施暴者的身份更加隐蔽，除了学生，还会有更多的社会人员参与。这就意味着施暴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受害者施加暴力。
建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采用浮标式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系统包括采水单元、配水单元、预处理单元、检测单元、数据采集与传输单元、系统控制单元和站房等，与中心站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一起组成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实现水质实时连续监测和远程监控，达到及时掌握流域重点断面水体水质状况，预警预报重大或流域性水质污染事故，解决排放水污染事故。
不同类型学校中校园暴力数量的差异，反映了校园暴力与青少年社会交往间的关系。2014年，德国实业中学（Realschule）的校园暴力发生率为1.43%，高出同年龄段的文理中学（Gymnasium）近一个百分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源于暴力行为与社会交往的密切联系。人与人接触的密度越大，需要处理的矛盾就越多，出现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与以普通教育为主的文理中学相比，实业中学的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操作课程。学生在课程中接触越密切，就越容易产生摩擦，也就更容易引发校园暴力。
与肢体暴力行为相比，精神暴力行为发生更加隐蔽，却更加普遍。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源于施暴者社会能力与社会对青少年要求间的不相容。如果一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能力不足以满足新环境的需求，肢体暴力或精神暴力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应对变化的方式，甚至有可能激化成危害他人，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案件。2016/2017春季学期，柏林教育、青年和体育管理局收到的2059件校园暴力问题举报中，持械案件大幅增加，半年中共发生79起。而上一学年，总共只发生了40起类似的案件。[27]严重的校园暴力通常是“一小部分施暴者针对一小部分受害者”[28]，却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因而校园暴力治理的范围进一步延展，不仅是为了制止校园暴力，更重要的是防范由于新型校园暴力而导致的恶性暴力犯罪。
三、德国校园暴力的治理策略：以社会能力提升为核心
社会能力不足不仅可以显性地表达为肢体暴力，也可以隐性地表达为精神暴力。肢体暴力减少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德国青少年的社会能力有所提升，在面临社会问题时，更多的德国学生开始使用语言暴力、网络暴力等“精神暴力”（psychsche Gewalt）行为应对社会问题。与肢体暴力行为相比，这些暴力行为更加普遍，而且也会引发激烈的暴力犯罪，因而精神暴力行为同样受到了德国教育领域的重视。
表2.校园暴力防范的范围与目标
（一）校园治理
学校是校园暴力防范的最前线，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承担着维护校园秩序的责任。各类防范项目共同构成了德国学校中的三级防护体系。[30]第一层防护是事前防护，针对学生和老师等所有可能被校园暴力伤害的人群，旨在采取主动的防护措施避免负面行为的侵害。第二层防护是事后防护，针对那些受到校园暴力行为侵害的学生，用以减少侵害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缓解侵害行为对他们产生的伤害。第三层防护针对那些已经具有暴力倾向的学生，避免他们再次出现暴力行为。
以800多所德国学校参与的“伙伴计划”（buddY-Programm）为例。黑森州规定，每所学校至少有两位教师要参与该项目，一所学校最多可以有20%教师参与培训。[31]接受培训的教师会成为所在学校“伙伴计划”的顾问、组织者和主持人。[32]“伙伴计划”主要为了达成四个目标[33]：（1）同伴教育（Peergroup-Education），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学习，提高学生们的社交能力，特别是换位思考的能力；（2）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Selbstwirksamkeit），通过让学生完成预设的任务，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3）生活世界引导（Lebensweltorientierung），通过模拟日常生活情境，让学生学会处理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难；（4）提高参与度（Partizipation），一方面力促所有人都能参与到项目之中，另一方面让参与者有效参与活动，避免真正有需要的学生被忽略。
对于具有暴力倾向或具有暴力行为的学生，学校也会采取相应措施。以柏林和勃兰登堡地区的“住手”（Boxenstopp）项目为例，项目通过角色扮演、练习、戏剧教学、熟悉规章以及体育运动等方式，促进青少年之间的融合，加强学生对陌生人的宽容，特别是让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学会在面对冲突时选择其他的解决方式。项目内容包括[34]：（1）阻止暴力，通过暴力管理的方式，阻止学生的暴力行为，并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2）促进学生参与，组成学生俱乐部，让学生经常会面，参加学校活动；（3）修订学校规章，让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学校日常管理和规章建设；（4）联系家长，让家长也能参与学校的日常事务。
（二）政府机构
一些政府机构，如警察局等机构也参与了校园暴力防范。以柏林警察局组织的“反暴力项目”（Anti-Gewalt-Projekt）和“反暴力活动”（Anti-Gewalt-Veranstaltungen）为例，其对象分别为学校教师和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培训通常持续三到四个小时，参与人数一般为15人到30人。“反暴力项目”通常会采取角色扮演的方式情境再现，让教师就相关的主题进行集体讨论，帮助学校教师感知危险的存在、了解暴力行为的进展、学会如何处置冲突，特别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应对校园暴力。“反暴力活动”则是专门针对学生，在课程中警方介绍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经验，学生们可以依据个人经验，和其他人讨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35]
与之类似，巴伐利亚警察局设置了“小心”（aufgschaut）和“和解”（zammgrauft）两个项目，其口号是“从反暴力到鼓足勇气”（von Antigewalt bis Zivilcourage）。“小心”项目针对小学生，“和解”项目针对中学生。课程项目通常会持续两天，每个班12人到30人。培训通常以游戏的方式进行，目的是让学生对于暴力受害者产生同情心，并具备应对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能力。[36]
实验对象选择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总计60例,随机分为各30例的实验组和参照组。实验组:产妇年龄在22-36岁之间,年龄均值(27.50±2.30)岁;孕周在37-42周之间,孕周均值(38.50±1.50)周;初产妇22例,经产妇8例。参照组:产妇年龄在23-37岁之间,年龄均值(26.50±2.50)岁;孕周在36-42周之间,孕周均值(38.50±2.50)周;初产妇23例,经产妇7例。两组产妇孕周、年龄均值对比,差异不明显P>0.05。
（三）社会组织
除了学校和政府组织，一些社会组织在德国校园治理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私人基金会、救济机构，还有与青少年相关的营利机构等。此外，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等研究机构也以专业组织的方式参与其中。
一些社会组织会进入学校或幼儿园，面对面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相关的辅导。以莱比锡地区“社会融合中心”（Zentrum für Integration e.V.）举办的“钢丝绳”（Drahtseil）项目为例。在小学里，项目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校园暴力防范的常识，包括如何拒绝暴力，了解帮凶所要承担的责任等。从五年级开始，讨论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包括学会怎样处理争执、怎样进行调停，如何应对网络暴力行为等。如果学生有特别的需求，还可以单独报名，寻求帮助。[37]
第四条 【商标注册申请】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
一些学术机构也以专业机构的方式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例如不莱梅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所 （Bremer Institut für Pädagogik und Psychologie），他们参与了不莱梅地区的多项校园暴力治理活动，包括社会练习（Sozialtraining in der Schule）、健康生活（Fit for Life）、适应不同（Fit for Differences）等项目。“健康生活”项目通常为期半年，每周课程时间为90分钟，课程内容涉及动机、健康、肢体语言、交流、安全感，以及工作和生涯规划等内容。大学教师或心理学家参与其中，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社会能力和生活能力，特别是情感认知能力和社会交流能力。[38]
无论是学校、政府机关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把能力建设和资源补偿作为德国校园暴力治理的核心工作。但是教师的能力欠缺和学校的资源匮乏也限制了德国校园暴力的防治。防范和干预校园暴力最重要的主体是学校中的教师，他们不仅要对可能出现的校园暴力问题保持警惕，在出现校园暴力问题以后，还需要对暴力问题作出判断，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对教师来说，防范校园暴力只是他们面临的多重工作任务中的一项。有研究表明，约1/3的德国教师在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过程中，没能给予这些暴力行为足够的重视。[39]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教师们缺乏处理问题的相应能力和资源。加大对一线教师校园暴力治理的技能培训和资源补偿，成为德国教育界正在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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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for Campus Violence in Germany
WANG Shiyu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jing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3）
Abstract： Since the Erfurt massacre in 2002, prevent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ampus violence has become a core objective of the governance of campus violence in Germany.With many efforts, the number and degree of physical violence in German campuses are decreasing.At the same time, more verbal violence, cyberbullying and violence involving teachers have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hich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German society.Campus violenc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insufficient social competence in the process of teenagers' social interaction, so the core of German campus violence governance is to improve teenagers'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Schools, gov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Germany have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governance of campus violence, and front-line teacher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governance.
Key words： campus violence; germany；social competence； physical violence
中图分类号： G637.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2019）02-0105-08
①本文系国家青年骨干教师公派留学项目（编号：201706195048）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世岳，男，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张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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