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的三重向度——从社会学角度重新解读《论持久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动员论文,角度论文,智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3)02-0145-06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论持久战》，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调、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希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而轻视自己的力量、被动消极的负能量笼罩全国的灰暗氛围下，在事关世界大局、国际共产主义大局和中华民族发展大局的关键时刻，对关键性的时代课题作出的关键性回答和指导。《论持久战》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战略思想、哲学辩证思想，因而此前出现了较多以军事和哲学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解读的研究范式及文献成果。本文试图突破原有框架，运用社会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及方法论构建一个全新模式，引入“社会动员”的概念来关照和反观《论持久战》及其中蕴含的毛泽东社会建构和社会管理的雄才大略。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最早提出“社会动员”一词，并用之描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旧的束缚的瓦解以及人们渐渐适用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为的过程”，甚至认为“现代化进程就是社会动员过程”，由此开创了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化的先例。①社会动员特别是作为其范畴之下的政治动员是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亨廷顿认为，“在东方类型的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体制崩溃的原因。”②政治动员是社会动员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产生于革命战争时代，是国家为了战时需要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进行教育和鼓动，动员人民参加战争的手段。“社会动员”是本文的逻辑主线，我们引入的“社会动员”是广义“社会动员”的宏观范畴之下的，它运用传统的、狭义的、基于特定背景的“社会动员”(即政治动员)作为微观再现范本进行论证，并最终回归到广义“社会动员”逻辑框架之中。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述了只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进行社会动员、将人民组织起来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此文既是把民族解放事业推向新阶段的宣言书，又是破解当时中国国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及国民党专制统治所带来的思想困惑、秩序紊乱、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等诸多难题的动员书，蕴含着毛泽东社会动员的大智慧。
一般来说，社会动员具有目的性、秩序性、兴奋性等特征。据此，可以从与之相对应的目标向度、战略向度和价值向度三重向度来诠释《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的社会动员智慧。通过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领会毛泽东运用“持久战”方针指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战略意义；领会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将松散的民众从思想到行动上全方位组织起来，翻转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重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范式。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持久战”中党和国家的执政机制及社会管理机制的重塑有现实的启发、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之目标向度：动员持有目的性
社会动员是旨在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具体而言，社会动员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引导、发动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的活动”③。《论持久战》在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及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的历史关头呼之而出，首要的便是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做思想的导航仪和指向标，使人们认清形势，破解思想困顿，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批判性地排除“速胜论”和“亡国论”的干扰，构筑起基于共同利益的精神共同体。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达成思想共识，进而获得行动的一致性，这是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的重要体现。
(一)《论持久战》的目的之一是立足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确立明晰的抗战政治纲领和双重政治目标，增强人们的思想共识和凝聚力
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逻辑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只不过是中国社会内部机能衰弱导致国力丧失的外部显现。社会学家特尔科特·帕森斯在研究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理论时运用了“结构分化”的概念。“当执政体制、机制与社会发展水平相脱节进而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有机运转时，必然带来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必然带来各子系统之间边界关系的复杂化。正是社会分化带来的系统内部关系的紧张、不平衡和紊乱，导致了社会进化和社会变迁。”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日本侵华构成内在的因果联系，在这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顺理成章地被历史赋予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统一、外御日寇和内建民主政治的统一这样一个崇高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⑤《论持久战》本身就与政治纲领具有同质性。“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⑥，在这点上说，战争是离不开政治的，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便离不开具有明晰的政治目标的政治动员。“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⑦
(二)《论持久战》的目的之二是分析和阐明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持久抗战并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增强人们的信心和战斗力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⑧正因为其具有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意义，国内出现了投降以求和的“亡国论”和急于求胜的“速胜论”两种论调的分野，这都是有悖于宏观、大局、长远考虑的片面的一点论。面对此种情境，毛泽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将敌我形势进行了立体的、透彻的分析和展现，阐明了进行持久抗战并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提出了“持久战”这一既是指导思想又是具体方针的论调，统一了人们的思想，构建了人们的共识，凝聚了人们的力量。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试图指出，“社会混乱状况出现时，先验性的道德批评与建构即便不是有害的，也是于事无补的。既然整个社会的健康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肯定在最大范围内收不到任何疗效。”“我们目前所缺少的，正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功能所必须的整个社会机构体系。这种结构弊端的产生显然不是某个地区的苦难，不只限于社会的某一局部：它是一种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普遍病症。”⑨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实体”，集体是把个体联系起来的分工发达的结果，“集体的角色不仅仅在于在人们相互契约的普遍性中确立一种绝对命令，还在于它主动积极地涉入了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⑩。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又是一个媒介和纽带。微观上看它是由诸多公民个体构成，宏观上看它是国家和民族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松散的社会结构下，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以集体利益为纽带，向下关照到公民权利、向上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社会动员，是抗战胜利必然性的逻辑起点和组织基础。
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之战略向度：动员彰显秩序性
目标的实现取决于路径的选择。秩序性既是达到最优动员效果的保证，又是现代性社会合理存在、良性运转的保障。社会动员是有秩序的群体行为。因此，这里的“秩序性”必然有着过程和结果的双重指向。
从结果指向来看，对于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社会学来说，社会秩序是其关注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作为后现代主义者，齐格蒙特·鲍曼深入分析了现代性的本质。在他看来，“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作为必然之最，确切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形——凸现出来”(11)。按照鲍曼的进一步解释，所谓秩序主要是指“一个被很好操作的零部件协调一致的集合体”。由此可见，建立秩序不仅是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中极为重要的一种，而且简单地说，秩序就是一种协调一致的状态。马尔库塞曾经指出过：“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的范畴终止于存在的秩序。”(12)这进一步说明秩序是保持社会平衡运转和平稳发展的底线。
(一)有秩序地进行抗日政治动员，获得普遍而广泛的社会认同，使“行动者认为该秩序具有约束力”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六个“离不开”，即“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13)。这六个“离不开”所折射出的主要内涵就是战争是离不开政治的，只有在普遍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广泛地发动民众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除了政府、各党派和少数爱国人士的觉醒外，广大民众尤其是政治文化相对闭塞、与社会存在隔阂的农村群众还在薄弱的民族意识中沉睡，故而要通过政治动员来感召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斗。“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4)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二重性决定了动员目的和任务的双重性：其一，实施全民族的各革命阶级的全面的政治动员，通过民族主义政策的实施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灌输和宣传唤起人民团结抗日的觉悟，以此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标。其二，通过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培养，昭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进步性，吸引民众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的民主建设事业，以此实现“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目标。
(二)有秩序地贯彻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形成最大的抗日合力，发散中共以正义为出发点的影响力，使“一种秩序的合法性得到保证”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也是社会动员中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有效手段。涂尔干毕生关心与探索的就是社会的整合，也即秩序问题。他指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具有类似的特质，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15)近代中国在被列强的枪炮轰开国门之前一直处于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内部小失衡大平衡的平稳状态，处于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民千年延续着小农思维和封建意识，由于缺少商品贸易和价值流通渠道，大多数人过着自给自足的、某种意义上普遍贫穷的生活。这既与孕育机械团结的低端社会发展水平的背景相契合，又为机械团结的实现奠定了思维惯性和认同延续性的基础。
无论是受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和合文化”之人文精神的影响还是基于现实的战略需要，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既是社会动员的手段，又是社会动员的效果，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他继承孔德的部分思想，突出与强调社会共识，把集体意识界定为一般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与情感的总和。(16)日本的侵略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受到侵犯和威胁，这触犯了所有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在信仰与情感上站在了中国民众的对立面上，使得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起来。“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17)
(三)有秩序地将军民组织起来——“兵民是胜利之本”，兼顾了秩序的约束力和合法性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所构筑的强有力的“家国一体”的大共同体本位意识，支配和引导着个人与国家间形成默契的相容性——这对成功发动大多数兵民具有很好的解释力。社会性作为人的根本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都与其所在的大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一个有生命、有思维的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都需要找寻一个与之关系最密切的社群组织作为依托，这样才能体现个体的现实存在感。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意义，个体能够本能地维护所在群体的整体利益，实现个体与整体的高度统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而产生巨大的合力和能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必须以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为前提。”(18)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在《论持久战》中明确将有序地组织“兵民”看作动员之基础、胜利之根本。其一，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9)。因而要通过社会动员将“原子化”的民众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意味着是分散的力量成为集中的力量，是分散的行动成为集中的行动，从而使处于个体状态的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合体。”(20)实现黄仁宇所谓的“翻转社会底层机构”(21)，改变“一盘散沙”的无序混乱状态，能够使其产生一致的国家观念和社会意识并获得一致行动的能力，进而建立全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适应时事的、利于巩固代表民主和正义的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其二，充分发挥农民的巨大能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2)，从而阐明了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阐明了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晏阳初认为：“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承担着民族再造的使命。”(23)
三、《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之价值向度：动员呈现兴奋性
社会动员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兴奋性效应。“由于社会动机取向的相对一致性，由于号召中心的存在，更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从而使社会动员从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兴奋性色彩。这种兴奋性色彩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社会激情的东西，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日益强化的社会行为。”(24)帕森斯在对涂尔干的综合论点进行应用分析时说：“‘社会’成分是人在社会中行动的整个具体现实的成分，它是人们在集体生活中联结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同样，在‘心理的’层次上，社会成分又包括了不能从个人的具体社会条件和历史中分离出来，因此要归结为人性中的内在必然性的那些具体‘精神性’的特点。”(25)任何社会行为最终要体现出的终究是基于人性和精神层面的关怀，以此为目的和归宿，才能为社会行为的生成和推进提供逻辑支点和现实保障。
从价值向度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心理学意义，不难看出，它是站在正义和道德的心理价值制高点上动员人们团结一致为着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而进行持久战斗的，同时更是从人本价值维度进行动员，并激发出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抵抗到底的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步性的认可。
(一)从道义层面、站在人性的角度，以正义和道德为价值取向的逆向刺激和正向启发能够使人兴奋
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虽萌生了民族危机意识，也激起了一定的憎恨感，但毕竟被禁锢在两千年封建社会和半个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枷锁中的民众还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客”心态，主人翁的参与意识薄弱。毛泽东从人本角度坚定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使广大民众在心理层面上变成了被社会认可和接纳的“社会人”，这是对民众精神的激励和潜能的激发，使之切切实实感到了自己能够改变社会环境和主宰自己的命运，保证了他们与国家之间形成默契的政治共识，进而激发出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和认同感。
奥古斯特·孔德从生物学中引申出了整体性方法论公设，认为“社会是人类生活的有机整体，即社会有机体。这种整体结构同它的部分与要素之间具有一种‘普遍的和谐’，这种普遍的和谐的根基在于人性”(26)。社会动员只有被注入了伦理正当性，将从人性的角度调动和激活作为客体的人，使其具有高度兴奋性和自觉性，才能将动员的成功性由或然生成为必然。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一，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日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略我们，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自身处在一种松散、不稳固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相互分裂、隔离的“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必须进行社会结构的整合，使人与人之间构建起稳定结合的关系模式，从而能使社会宏观结构呈现稳定、团结和整合的状态。其二，我们的抗日战争是出于道义的，是站在正义制高点上抵制反道义、捍卫道德存在的自卫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27)将国家的保全这一物的尺度与人民大众的生存发展这一人的尺度有机结合起来，并最终回归和落脚于对人民生存、发展利益的重视，这是从人本角度作出的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价值承诺。
(二)以科学的逻辑体系为价值导向的行动策略是诱众、服众的根本，能够使人兴奋
对待任何一种观点、看法、号召，不同的人都会运用与自己的知识结构、实践经验、利益取向相匹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在晚清以降的思想氛围中，‘国家’的必要性不是从社会内部的关系中加以论证的，而是在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提出的。人们普遍地相信，只有通过国家把民族组织成为一种法人团体或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才能够有效地保障社会内部的安全。”(28)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表面风平浪静，下面暗流涌动”，各派军阀及各自维护的利益集团犹如几股不同道上跑的车朝着不同的方向和终点分道扬镳，那时的“国家”仅仅是一个既存概念，有名无实，名存实亡。“毛泽东自觉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民组织和农民运动的理论在一切方面都发挥着指导性的决定作用。”(29)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内部及其成员的安全，必须把民族重新加以整合，组织成为能够发出一致声音、进行一致行动、捍卫一致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单位，此谓合法性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科学的内在逻辑中，“国家的合法性”就自然而然地同“合法性的国家”相伴而生，呈现出了相互关联的轨迹。
回归到社会学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述的不是一般性的军事问题，而是在实事求是的价值导向下，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趋势，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战略。通观《论持久战》，毛泽东的方法论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贯穿求真务实价值取向的科学方法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有其必然性。“注重从哲学的高度观察思考社会问题，把握社会发展方向，这是毛泽东指导社会实践工作的工作习惯和显著特点。”(30)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31)
四、《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之现实启示
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动员力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纵向和横向、从上层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又从社会的每个角落反馈到上层的革命性变化，是一种成功的、有高度动员效应的、典型的社会动员模式的绩效显现，其中蕴含着毛泽东社会动员的大智慧。动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确切地说是一种解决中国生死存亡问题的有效手段。无论是带有目的性的思想统一运动，还是带有秩序性的战略规划动员，抑或是带有兴奋性的价值引导动员，都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当前中国面临着来自“转型时期”社会内部的新的社会分化、社会差别和来自外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形式的威胁和冲击。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面对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新挑战，要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成一场新的时代条件下目标明确、前途光明、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够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持久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突出讲求个人本位和利益优先，对国家的社会动员力构成了一定的消解。然而，当国家出现重大自然灾害、严重疾病疫情或者大型社会活动时，仍然要求执政党、政府要有强有力、高效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方能抵御风险、化解危机、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社会建设。吸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论持久战》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协调一致行动向着既定目标靠拢的经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整合，建构新的政治、社会一体化体系，对执政党领导社会建设、巩固执政根基、安邦兴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中国面对着来自社会内部的缓慢侵蚀，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的严重性正导致社会失序，这对新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提出了主客观要求。改革开放30年，不得不重新面对的是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平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32)“因为没有搭建起民主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动员的平等诉求之间的桥梁，现代化目标与现代化物质条件及政治民主化之间的互动条件非常脆弱，所以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力量。”(33)在客观地看待这一系列弊端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当前社会动员的兴奋点是以改善民生、保障民主、促进公平为基点的执政党行为。
新时期社会动员的目标应定位在：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和服从于社会成员利益的现实要求之上。吸收毛泽东社会动员中“人民利益至上”的核心价值观，汲取“力求达到目的性、秩序性、兴奋性三者统一”的运作智慧，使社会动员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更加理性务实。“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信心百倍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34)但是，在物质利益机制成为调动有差别的各阶层人们积极性的主要杠杆、社会成员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不断加深的今天，社会动员的操作层面和技术层面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呈现新特点：将社会动员模式由“民众运动”向“公众参与”模式转变；将社会动员机制由“国家领导社会政治动员”向“国家引导社会自主动员”机制转变；将社会动员方式由“人海战术、轰轰烈烈”向“多措并举、灵活多样”(如利用媒体、网络等信息化动员手段；发动志愿者、进行社区动员等社会化动员手段)的方式转变。
其二，中国面对着一定的外部挑战，可以用不同于现代化范式的“全球化”的认识论范式、以全球化视野来关照新的社会动员。“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逻辑是使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永久化。”(35)当前国际上以所谓“汇率操控”、“反倾销”为代表的被西方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操控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以“美国国际战略东移”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政策对亚洲及中国发展的整体牵制，以“南海问题”、“钓鱼岛”事件为代表的领土主权之争，以所谓“民主”、“人权”为幌子在其他国家掀起的颜色革命和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渗透等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威胁。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中国崛起为由头、以西方国家叫嚣的“中国威胁论”为支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提高的恐惧。回望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从来都是在动荡中转折、在摩擦中前行、在机遇中发展的。我们热爱和平，但真正的和平环境不是靠和平愿望所能实现的，归根结底还是以综合国力为保障的。我们需要进行更加准确而清晰的时空定位，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当前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从方法论的认识角度而言，“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基于客观存在又见之于主观思维的时间范畴。其客观存在，是国内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存在状态及未来走势；其主观思维是一种基于对一个时期内国内外形势的总体把握、系统考量和综合判断而得出的具有全局指导性、长远决定性的判断。中国现在主动需要和被动选择的应该是以整体参与国际竞争的路径、模式，这就将建立在内部力量平衡基础上的国家整体力量的提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只有卫国才能保家，要想安内必先攘外。因此，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国家利益，继续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一阶段性、全局性的战略目标作为社会动员的前提即目的性表征，“变压力于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增强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的实力和能力，而避免过度受制于外部环境，将战略机遇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战略现实，转化为发展成果。这才是一种适应全球结构性和历史性变化的低成本、高效益的社会发展路径。
注释：
①［以］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③甘泉、骆郁廷，《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载于《学术探索》2011年第12期。
④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⑤⑦⑧(13)(14)(17)(18)(19)(27)(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第479页，第447页，第479页，第480页，第513页，第457页，第511页，第475页，第451页。
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⑨⑩(1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1页，第17页，第259页。
(11)［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页。
(1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20)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载于《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21)［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23)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24)吴忠民，《社会动员与发展》，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第2期。
(25)［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
(26)［法］奥古斯特·孔德，《实证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28)(33)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第163页。
(29)王立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0)王立胜，《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32)［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7页。
(34)胡锦涛同志2012年7月2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35)［美］杜赞奇，《中国漫长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和全球化》，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