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人格风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范论文,人格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038
作为世纪伟人，邓小平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尤其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勇往直前的进取力量。笔者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认真研究学习邓小平的人格风范，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这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增强国民凝聚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坚定的信念 崇高的理想
人格通常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心理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直接表现。一个人的人格固然体现在诸多方面，而理想和信念是人格中最富有价值的内涵。只有具备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会有奋斗的动力和不懈的追求。邓小平的一生，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为亿万人民的幸福而执着拼搏的一生。这种理想和信念，奠定了他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坚实基础。
早在少年时代，邓小平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向。年方十六，他便远走他乡，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之路。而后他又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生活和斗争的磨炼，使他的眼界豁然开阔，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追求的目标更加明晰。他要求自己，“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页。）并诚恳地表示：“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20页。）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此后数十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始终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时刻保持旺盛不衰的革命斗志，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诚如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言：“他的崇高的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坚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的确，不论是早年他在中央苏区由于站在同“左”倾路线斗争前列而受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严厉批判及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磨难，都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执着追求，他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定战胜谬误。尽管黑云压城，他却勇敢地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与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鲜明的政治态度深得毛泽东的赞赏，称曰：“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页。） 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指的正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诚然，有了这样的信念和觉悟，在重大斗争和转折面前必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不会失去主心，随风摇摆，甚至误入泥潭。邓小平这种独特的人格，不仅受到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敬重，也深受外国友人的敬佩和赞誉。西方一家杂志社送给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一次与邓小平的会谈中，曾向邓小平询问重返政治舞台的“秘诀”，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回答：“忍耐。”如何解释这种“忍耐？”芬兰前首相索尔萨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4页。） 这既是对邓小平所说的“忍耐”的深刻的诠释，又完全符合邓小平曲折传奇一生的经历。这种在逆境中“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等待时机再干大事的涵养，鲜明地体现了他认定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和不随波逐流、独立思考的个性。
邓小平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还表现在他那博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特别强调在全体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道：“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同时指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邓小平认为，在国际交往中，既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交朋友，但始终又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促成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同时也为澳门、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对那些鼓吹台湾独立，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势力和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邓小平态度明朗：“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6—87页。）无庸置疑，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团圆，任何分裂祖国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对这一点，邓小平充满自信，因为中国任人宰割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中华民族已经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是邓小平人格力量的核心之所在，显示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二、人民的儿子 无私的奉献
爱人民，奉献给人民无私的爱，这是邓小平崇高人格的一个重要内涵。他曾深情地说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种拳拳情怀时刻萦绕于心，伴随他走过一生光辉的征程。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他认为，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7页。）人民是父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没有忘记“儿子”对“父母”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是无条件地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年代；不论是身处逆境的非常时期，还是擘划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总是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实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不懈追求的目标。他深深地懂得，倘若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倘若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他最为反感的就是那种空喊高调却不顾人民实际利益的虚伪说教，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这个批评， 切中了极左思潮的要害，反映了唯物主义者的人民利益观。基于此，邓小平认定，只要是于人民有利的、能够使他们得到实惠的事，他就坚决地去干，哪怕丢权罢官，也在所不惜。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使人民尽快摆脱困境，解决温饱，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不管黄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这对扭转当时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严重的国民经济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即使是在“四人帮”横行的1975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也不怕再次被打倒，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全面整顿运动，旨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体现。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拨乱反正，使全党工作的中心尽快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目标上来。通过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他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得太少”，“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对此，邓小平忧心如焚：“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显然，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体现在人民的丰衣足食上。因此，早在1979年，他就提出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构想。后来，他又将此构想进一步概括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这个“三步走”，正是邓小平强国富民思想深刻而具体的体现。他心中装着人民，时时想着人民。他每到一处视察，总是详细询问和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当得知绝大多数人吃的、穿的比较好了，居住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感到欣慰和振奋。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度南巡，当亲眼目睹深圳特区的巨大变化，他难抑心头的喜悦：“我高兴，人民高兴，还有中国这个国家高兴。”并且语重心长地勉励：“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0 页。）这里说的两个“继续”，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对亿万人民更加美好未来的期盼，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那浓浓的亲情和殷殷的挚爱。
三、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邓小平伟大人格的一个鲜明特点。他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为指导，始终把主观符合客观这一最根本的认识论原则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自觉地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见解及主张，并形成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性格耿直刚毅，不唯书，不唯上，不信邪，不怕压，时刻保持一种永不停顿、努力向上、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坚信，真理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真理在共产党一边，真理在人民群众一边，只要掌握了真理，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能掌握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权，就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
早在三十年代初，邓小平就与王明“左”倾路线作过斗争；建国之初，在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他顶着重重压力，与“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对真理执着的追求和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在对真理不懈的追求中，邓小平磨励了坚强的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也形成了他实事求是的主体性思想。
50年代后期，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出现了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求快的失误，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了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到农村做了一番实地调查后，与彭真同志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对恢复农业生产提出了具体意见。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不久，在中共中央颁发的“农业六十条”里做了这样的修订：取消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次修订，实际上就是一次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客观实际对主观思维的一次校正。1962年7月，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由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协手起草大会主要报告，总结纠正党在过去四年所犯的错误，提出集中力量搞调整，争取两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这次公开纠偏，承认失误，并提出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无疑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胜利。同年7月， 针对许多地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邓小平深思熟虑地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猫论”，来说明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都要讲求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中，实事求是这个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此，邓小平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希望尽快扭转这种混乱局面。1975年，当毛泽东要求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评价时，他没有接受。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任何时候，邓小平总是自觉地坚持真理、捍卫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为压力所屈服。粉碎“四人帮”之后，针对当时全党思想仍处于禁锢化的状况，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锐利眼光，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和各项工作。1978年，在他的支持下，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这对澄清错误思想，统一全党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铺垫。同年1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以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我国擘划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从此，我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来之不易的成就雄辩地表明：“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这个实事求是， 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也是他伟大人格力量的重要组成。
四、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
从小受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熏陶的邓小平，一生严于律己，毫无私心杂念，表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1977年，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这样说道：“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实际上，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天起，他就坚决地、别无选择地把自己“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数十年来，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为了党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他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在遭受错误打击之时，他总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表现了共产党人“非常宽阔的胸襟”和“非常宽阔的眼界”。他勇于承认错误，勇于修正错误。他曾诚恳地说过：“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3页。）这种精神境界，与党内某些居功自傲、见风使舵， 有了成绩往里捞、有了错误往外推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敢不敢承认错误，敢不敢修正错误，就一个政党来说，是对其有无信心、有无力量、有无能力的考验；而对个人来说，又是对其人格的实际检验。
几十年来，邓小平调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搞五湖四海，而不搞小帮派。他说，“现在我们起用干部，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9—300页。）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选择人才的思想，也是他高尚人格的具体体现。他宽以待人，却严以律己。对自己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历来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不允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权。他以自己清正廉洁、嫉恶如仇的实际行动，大力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严厉批评少数领导干部“就是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8页。）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他要求“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时刻运筹着祖国的千秋伟业，时刻思虑着造福子孙后代，这就是人民领袖邓小平的人格风范。从1979年我国设立植树节开始，每年的春天他都带领家人参加植树活动。他身体力行，倡导全体人民绿化大地，美化家园，让青山常绿，大地常青。为了支持“希望工程”，让更多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他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先后两次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共计5000元，表达了他老人家的一片爱心。
退休之后的邓小平，“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54页。）早在1980年， 他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四化建设。并多次恳切地表示了退休的愿望。在论及退休的方式，他主张“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6页。） 并主动提出“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6页。） 他反对搞个人迷信，反对吹捧风，强调“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7页。）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公民，邓小平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注：《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7页。） 因而他对自己的后事曾多有交待。1989年9月4日，他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就吩咐：“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7页。）此后，他对家人也多次作了交待。 他嘱咐死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充分表达了他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在的高风亮节。
伟大的人格锻造了邓小平伟大的一生。邓小平虽然离开了我们，却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人格丰碑，它将永远鞭策着我们奋发进取，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收稿日期：1997—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