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形态分析与政策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应变论文,形态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人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态十分关注并产生了一些争论，对中国是否进入了买方市场形态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已过早进入了买方市场经济时代。也有部分学者对此种形态提出置疑。本文试图从市场形态判断的标准入手作出客观的分析并作相应的政策选择。
一、判断市场形态的标准是“有效需求”
众所周知，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者，无限的需要是任何市场经济都满足不了的。那些以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依然偏低和贫困人口大量存在为据，认为中国仍属短缺经济形态，仍未进入买方市场格局，或者说是属于一种不真实的买方市场，“残缺”的买方市场。这种判断显然是以“需要”的强烈程度来衡量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
事实上，经济学对市场形态的区分不是以社会潜在“需要”的强烈程度为根据，而是以“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为标准的。在经济学中，“需要”（reqest?）不等于“需求”（demend?）。“需要”是属于主观的愿望（无任何积蓄的人大可向往豪华住宅和高级轿车，只是一个梦想而已！）；而“需求”则是“有购买意愿”也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有购买意愿而无购买能力、无现实的支付能力不叫市场需求，只能说是“主观需要”。或叫“无效需求”。有购买愿望且又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又叫”有效需求。所谓“卖方市场”是指市场的供给满足不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使得卖方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就是属于“买方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社会出现较为稳定的供求平衡，而不一定要出现供过于求，就可视为是买方市场的出现，因为达到一定持续时间的供求平衡，买卖双方就处于对等的讨价还价条件，市场就不再由卖方所主导。于是将它的本义引申：卖方市场就是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市场。再进一步引申，若在一个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商品短缺、供不应求处于常态（尽管有可能存在暂时的供过于求和少数商品的过剩），可将这种经济形态称之为“卖方市场经济”；与此相反，则是“买方市场经济”。由于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整个经济运行以计划调节为中心，统收统支的制度加上短缺长期存在，使得卖方处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地位，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只受资源供给的硬约束，因而是“卖方市场”形态的计划经济。
根据以上分析，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的区分标准是现实的购买力（有效需求）与供给状况的比较，而不是“需要”与供给的比较，不应以社会“需要”的强度为尺度来判断。如果以潜在的“需要”来衡量的话，可以说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不会出现买方市场，因为不以购买力衡量的“需要”是无止境的。
与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相对应的一对概念——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也是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短缺”、“过剩”状态也不是相对于现实“需要”而言的，不是因为供给超过了“需要”、商品和服务多得没有人“要”时就称为“过剩经济”。尽管市场上东西多的没人要，如果消费者有钱却买不到自己要买的东西，并且这种情况不是属于个别、局部的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就是“短缺经济”状态存在，例如过去凭票限量供应的时代就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状态；“过剩经济”状态是指在消费者有钱能够买到自己要买的东西的情况下，所出现的商品“卖不动”的情况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在过剩性的经济危机条件下，虽然“卖不掉”与“买不起”并存，相当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但经济学上仍将其归结为“过剩经济”。
简单地以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为标准衡量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是不符合经济学基本理论逻辑的；由此得出的政策含义对社会实践是有害的。
二、中国经济现状是买方市场与结构矛盾并存
另有一种否认我国已进入买方市场经济形态的根据是目前的供过于求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是结构失衡的供给过剩，也就是说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尤其是不能满足消费结构变化造成的，即现有的过剩部分不是属于有效供给。
事实上，供求的结构矛盾在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条件下都存在，结构矛盾不能成为判断市场形态的标准。判断买方市场的尺度是供给总量达到或超过有效需求总量，中国的供给总量已经连续几年过剩而过早地形成买方市场。所谓结构性过剩，是属于这样一种矛盾状况：虽然市场上有大量的商品，但购买者买不到自己所想要的商品，市场有的而不需要，市场没有的又急需，“过剩”与“短缺”并存的那种矛盾状况。客观地说，这种结构性矛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在和将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使是已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结构问题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突出。
买方市场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个别商品的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所形成的个别商品的买方市场；第二种是个别市场（区域市场）大多数商品的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形成局部市场的买方市场；第三种是全国范围的绝大部分商品出现持续的较为稳定的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商品比重的快速上升，就是整个经济出现买方市场经济状态，标志着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准。若仅是出现前两种情况，可能就是属于结构问题突出的买方市场形态，而不能视为整个社会已进入买方市场经济形态。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处于第一、第二种买方市场形态，而90年代末（97年以来）的确进入了第三种状态，即整个社会已进入买方市场经济形态，但又不排除结构矛盾的继续存在。
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出现过市场“疲软”的情况，但不能说当时中国就进入了买方市场经济形态。原因在于：第一，当时的结构矛盾相当突出，长期的“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状态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第二，1985年—1988年经济过热，1989年经济、社会问题总爆发后，在治理整顿阶段一刀切的行政措施引起了市场“疲软”；第三，全面紧缩引起的全面资金短缺、进而经济全面疲软所导致的市场“疲软”，使1989年和1990年的GDP增长率仅分别为4.1%和3.8%，是1977 年至1997年改革开放20年来中经济增长最低谷， 这两年的总消费增长为12.78%和7.66%。1990年的消费实际增长为5.5%，均是改革开放20年中最低的。
经过9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尤其是对基础产业瓶颈产业的大力投入，“瓶颈制约”已大大缓解，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已大大改观，不仅如此，受有效需求的影响，有些先前属于短缺的产品出现过剩，开工不足，例如彩电、VCD 等电子产品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成供过于求，1996年以来的能源供给，一方面由于投入力度加大，生产能力加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能工作的展开、能耗强度的降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降低了对国内能源产品的需求，受需求的制约，原煤、原油、电力等增长幅度开始下降。开工不足意味着由有效需求不足决定的供给受到抑制。绝大部分商品的供求达到平衡，供过于求的商品的比重持续上升，只有少数商品存在供给缺口和结构矛盾，而结构性过剩矛盾逐步突出反映在档次更新、质量更新的发展问题。在过早进入买方市场经济形态的今天，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更加突出，结构调整的压力更加放大，开拓市场的努力更需加强，收入结构、分配结构调整的任务更为艰巨，宏观调控的难度不断放大，因此，争论是否真正进入买方市场已无多大意义，而研究买方市场经济形态下的经济发展对策近在眉捷。
三、克服“总量过剩”的经济政策应变
由于国企改革的深入基于“下岗分流”，减员难以立杆见影地增效，199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加上国际经济环境中，东亚各国经济将继续恶化，美日经济增长减缓，俄罗斯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衰退，并有取代亚洲成为世界金融危机中心的可能。中国1999年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仍是继续贯彻1998年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据国务院研究室郭振英教授估测，1999年国内总供给为90063.54亿元而总需求量只有80456.36亿元，供给大于需求9607.18亿元， 将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13.6%，因此应作如下政策调整与应变：
第一、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确保1999年经济增长不低于6%。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形态下，投资启动内需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这一点是美国和日本都不得不羡慕的。1998年第四委度增加2000亿的投资就拉动2.5%的经济增长，并明显减少就业的压力， 大体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新增80万个就业岗位。当然，若投资偏重基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机会更是明显。投资总额中还会有1／3或更多地转化为消费需求。据国务院发言人披露，1999年国家投资调控目标为12%，大体为32869.76亿元，绝对工作量要比1998年多3512.7亿元，按当前的市场价，可多用钢材（2200元／吨）16亿多吨，多用水泥（300 元／吨）11.7亿多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重工业按增长10%的速度估算，产值或产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更加严重。因此，应调整投资结构，继续增加对农业、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项目的投资。只有实施这样的投资结构应变，才能既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缓解目前总量过剩的矛盾。
第二，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部有效需求。刺激居民消费的路子不能仅依赖降息，相反，过去两年的连续5次降息， 并没有让老百姓把存款转化为消费，降息还使老百姓反相操作——增加存款比重。因此，刺激消费还需从产品价格政策和金融货币政策方面出新招。1999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按1998年的速度增长9%来估算，可达32433.8亿元；中国的轻工业产值按增长10%估算，1998年大约是29886.3亿元， 那么1999年大约可达32874.5亿元，供大于求约3000亿元。由此可见， 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状况还是很严重的。现在多家银行（如建行、交行及工商行等）实行了消费品买方信贷，以刺激即期消费，是一个好办法，但从实效看，还需要努力完善操作程序。在买方信贷品选择上，应努力拓宽范围，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个人购买住宅、汽车、摩托车、农用车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困难地区还可以用以工代账的办法加快农田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减少无效供给。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 1998年1－10份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额6241亿元， 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为3678亿元，增长6.5%，然而产品积压较严重，有的成本严重偏高，企业效益明显受到影响；同期， 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795 亿元， 比1997年下降30.8%，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利润417亿元，下降46.1%。
如何提高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效益，是中国经济整体效益良性增长的关键。朱镕基总理最近提出：今后国企改革的主旋律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将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此项历史进程。下岗分流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减员增效对大多数国企难见效，因为减员的工资福利余额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已是贫困艰难而改良生活现状欲望强烈的在岗职工身上，唯一指望的是此种转移能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倡导企业职工和干部主动为降低生产成本去创造性劳动，从而多渠道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
减少无效供给的出路有两方面：一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要摸准市场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和规律；二是国有小型企业的转产要坚决而且及时。转产的方向应该顺应市场，寻找热门消费和“短缺型”消费品。尤其要抓住广大农村市场打一场攻坚战，挖掘农村人口的有效需求，发展生产为农村生活和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
第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不利因素多于1998年。主要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我国产品的数量不会有大的起色。美国股市、汇市的下跌，对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会产生明显影响，经济萧条的可能性增加，也会影响我国对美国的出口，西欧虽然稳定，但欧元已经启动，进口保护定会加强。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使我国出口更加困难。事实上，1998年出口签约大幅度下降，1999年出口形势将十分严峻。
对此，不少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已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势头看好。比如，现在国内市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产品过剩，一些厂家（如LG集团）已经打入欧美市场。但开拓国际市场还需从多方面入手：一是巩固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抓好粮棉煤等大宗商品的出口；二是扩大生产企业的自营出口，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三是继续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带动国内产品出口；四是加大打击走私力度，防止冲击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