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表一论文,周年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12-0020-15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 “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 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 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 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 进化者也。”(梁启超：《新史学》)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 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后者，梁启超认为：“兹学之发达，两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 四端焉。”这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认为“ 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的偶像。(梁启 超：《新史学》)
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是建立在批判旧史 学的基础上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激烈批判旧史学，具有为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开辟道 路的作用。同时，梁启超的主张，其理论依据是进化论，正是具备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 的史学思想，使他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 架。《新史学》中的批判意识、历史观的变化，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史学的 转型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因素，《新史学》也正是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 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然而在今天看来，《新史学》中的主要观点，除了其积极的一面之外，也有前后矛盾 的地方或因偏激而造成的谬误。总的看来，其积极的意义不容忽视，但不足之处所产生 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以致造成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还应当指出的是，当时 梁启超为文，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是 政治激情大于学术研究，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原理直接联系于人类发展历史上，没 有区别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公理公例的不同，讲“人群进化之现象”，却未能触及人的物 质生产活动同进化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进化史观自身及理解运用进化史观的局限性。 批判旧史学的激烈言辞，亦多有偏颇失当之处，其论断有明显武断的感情色彩，将“新 史学”与“旧史学”截然对立起来，看不到其中的前后联系、继承发展的关系，用近于 绝对化的批判代替了科学的分析。“四蔽”、“二病”固然指出了旧史学消极的一面， 但于传统史学的总体而言，不应断然认定其“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 有今务”、“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批评之 于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而言也绝非尽然；二十四史虽以历代王朝为主线 ，但二十四史所包容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内容，远远超出了“家谱”的范围。因此， 梁启超对于旧史学的批判，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可谓得失参半。
梁启超本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新史学》中的许多观点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他游历 欧洲之后，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更加深 入地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情形与以前也有了很大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开始集中于 学术，而对于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 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这是梁启超一生中 活动历数次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此后直至去世，梁启超的主要时光是在著述和讲 学中渡过的。从政治转向学术，从政治家转向学者，既导致了梁启超对政治与学术、对 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也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回国任教于 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传统 史学的态度也因之发生了变化，对《新史学》中的主张也做了诸多修正。如在《新史学 》中将史学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史学定义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 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不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 个重要问题》中，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 ，认为自然科学在于求“共相”，历史学在于求“不共相”，二者正好相反。其实，历 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条件地将他们 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但梁启超自称“着实恼乱了头脑”，将它们绝对化了，反而走向 真理的反面。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后人的很多议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表示理 解者亦有之。我们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 系；另一方面，他的史学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进化史观所表现出的怀疑和困惑，既 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也是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 和学术思潮对梁启超的直接影响所致。而他后来撰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 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则明显反映出了对“中国之旧 史”的看法与态度的变化。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 统的梳理和研究。他曾有志在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中国 史学史等领域进行探索和著述，以期健全其“新史学”体系。尽管如此庞大的著述研究 计划很难悉数完成，但是他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做出了研究成果，成为现 代中国史学多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 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 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 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
从《新史学》到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这一过程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史坛在接 受西方史学并开始致力于中西史学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梁启超的变化，就他个人而 言，固然与他接受西方学理比较博杂，且又没有形成成型的理论有关，但是透过这个现 象，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 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由此可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学理； 其次，通过前面的认识，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反思，并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做法 是不妥的，应当用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遗 产。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 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这确为十分中肯的评价 。如果说，梁启超前期以《新史学》为标志充当了批判旧史学的勇士的话，那么梁启超 后期则是在建立新史学、开创现代史学新局面的成就卓著的建设者。他以丰富的史学研 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作为一位探索者，积极地吸收和 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善变是梁启超学术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为此而常为时人和后人所垢病，但在某种意 义上，也未尝不能说这正是他的一个长处。就像他曾自我剖析的那样：“常自觉其学未 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因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而变，因自身的地位和处境 的不同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但是还应当看到 ，在一些大的方面，他却坚持一贯到底、始终不变，而这些方面是一开始就在《新史学 》中充分表现出来的。
最为明显的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极 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 民的重要工具。后期的论著，其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只是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 析和论证。如1920年作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真界定了“民族”、“种族” 、“国民”的概念和关系，十分严谨地叙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文中还批驳了在当时流传一时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西来说”和“南来说”的 错误言论。张荫麟认为梁启超后期“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 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 之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后期提倡史学求真，但始终未忘求真的目的在于致用，始终把 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他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涵。这些思想都与《新史学》一脉 相承。
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把西方新学理与中国史学加以结合， 也是梁启超史学的不变特征。《新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以西方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据 。在欧洲游历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 西方史学，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 补编”也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这些著述与《新史学》一样，从形式到 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
即使是梁启超对进化史观及历史因果律提出了疑问，但是从他后期的著述中仍然可以 看出这些内容对他史学思想的内在影响。如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由“启蒙”到“全盛”的 认识途径，对中华民族、中国史学等的形成和发展的总体看法，都还是以进化理论作为 基本理论指导的。他虽然指出“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 有害的亦未可知，”但又认为借此不谈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也是不行的，“不谈因果， 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 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对《新史学》的超越，同时，《新史学》中一 些固有的积极因素依然存活于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之中。《新史学》中的合理的、精 髓的内容，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其偏颇失当之处，也应分析详 察，不可简单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