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诗史”观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日本论文,近代论文,观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史”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作为名词，它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而作为影响深远的诗学概念，则始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部李白篇之评论杜甫晚年诗歌。①作为创作实践，“诗史”远在孟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汉初《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②《诗经》创作宗旨与杜诗甚是一致。后代的汉魏乐府以及六朝直面现实的优秀诗歌也都体现了“诗史”的实录精神。作为一个内涵深刻、历久弥新的诗学范畴，“诗史”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中国。随着中国文学尤其是杜诗的域外传播，“诗史”观念亦扩展至汉文化圈各成员国，日本即深受其影响。日本汉文学史上对“诗史”的阐释代有其人，而近代(幕府末期、明治时期)作为天翻地覆的大转折时代，更是出现了“诗史”创作的高潮，不仅名家辈出，佳作纷呈，而且诗学观念上亦有创新，颇具民族特色。本文从该时期日本“诗史”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表述出发，对其“诗史”观念试作探析，管窥东亚汉文化圈内汉文学发展之兴衰消长。 一、日本“诗史”内涵与中国之异同 在日本古典诗学中，“诗史”一词具有多种涵义，与中国有所不同。首先是作为诗歌发展史的“诗史”。如明和八年(1771)出版的江村北海《日本诗史》乃是日本第一部汉诗史，其与江村北海稍后出版的《日本诗选》及续编，一为诗史，一为诗选，配套而行，相得益彰。其次是作为咏史诗的“诗史”。如赖山阳的《日本乐府》、菊池晚香的《瀛史百咏》、秋月种树的《诗史》，皆为此方面的杰作。再次是作为评述时事人物、咏叹个人际遇的“诗史”。如记述1894至1895年日清战争③的众多作品、马场六郎收集幕末志士诗作而成的《忠烈诗史》。 中国的“诗史”通常是指上述三类中的第三类，即当代史的书写。在《本事诗》中，孟棨称杜甫安史之乱后“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所赠李白诗“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④，显然是将杜诗中的记述时人时事之作视为诗史，所以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称其“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⑤。李复《与侯谟秀才》亦云：“杜诗谓之‘诗史’，以班班可见当时事。”⑥而日本则不然，除了第一类作为诗歌史的“诗史”观不占诗学主流外，第二类的咏史诗和第三类的“诗史”都是日本诗史观经常指向的对象。服部南郭《南郭先生文集》三编之《跋稷卿咏古卷末》云：“今所咏古迹，使人感愤不已。稷卿固深于诗，而以其气发泄之，古之‘诗史’有若是者。”⑦和刻本《浙西六家诗钞》卷二赖山阳评清人严遂成《海珊诗钞》云：“海珊与樊榭同年，相友善，而诗思豪迈，迥不相类。所作《明史杂咏》，时称‘诗史’。”⑧二人皆将中日咏史诗视为“诗史”之作。相对而言，第三类同于中国观念的“诗史”观在日本近代占据了核心地位，第二类的咏史诗亦深受其影响，因为不少咏史诗是为当代提供政治鉴戒而作。本文即以第三类为主而兼及第二类，展开日本“诗史”观的探析。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汉文学中的“诗史”观念对其和语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江户初期大儒林鹅峰《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二十八《播州明石浦柿本大夫祠堂碑铭》云：“前修有言曰：‘读杜陵诗，则可以知其世，故谓之诗史。’今披《万叶集》，读人麻吕歌，则亦可以知其世乎?谓之歌史亦可也。”⑨便将《万叶集》视为考察飞鸟时代的历史著作，柿本人麻吕视为歌史大家。近代以来，则有天野御民所编的《历世记事咏史百首》、高平真藤的《冈舍咏史集》、物集高见的《咏史抄》、朝枝文言的《咏史歌集》等以和语书写、可归入第二类“诗史”的咏史组诗，甚至出现了稻迺家实的《咏史情歌集》这样别具一格的和歌集，而藤谷虎三的和歌集《支那征伐流行歌》组诗在内容上与《征清诗史》、《东洋诗史》等反映日清战争的第三类“诗史”也没什么不同。日本“诗史”观念在其近代和汉文学两界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刻的。 二、“自诗进于史”：日本近代“诗史”中的诗史关系 在中国诗学语境中，“诗史”概念自产生起就和史学、经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孟棨《本事诗》所谓的“推见至隐”即来自司马迁对五经之一、史学著作《春秋》的评价。中国历代“诗史”理论许多都是围绕诗歌与经史关系而展开讨论的，这在日本近代“诗史”阐释中有着广泛的共鸣。其中筱崎弼为赖山阳《日本乐府》所作的序最具代表性，亦最有理论深度： 凡子成所赋，其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否?其取舍皆能不畔麟经之褒贬否?其雅驯者，我将诵而习焉；其可疑者，我将就而正焉。果然，则学者之得益于此，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非浅鲜也。⑩ 筱崎弼此论虽为赖山阳咏史组诗《日本乐府》而发，但其巨大的理论概括力完全可以覆盖当代史书写的“诗史”。所谓“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是以《诗经》为准则衡量“诗史”是否以比兴手法达到美刺目的；“取舍皆能不畔麟经之褒贬”，是以《春秋》为准则评判其材料取舍是否符合褒贬原则。“诗史”必须同时具备诗、史、经三要素(并非以诗代史、以诗代经)，如能做到，则可使读者“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在诗史关系中，史为本位；经史关系中，经为本位；三者价值层次不同，但又融于“诗史”之一体。“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是对读者的殷殷期待，更是为“诗史”创作树立圭臬。诗与史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类型，“诗”如何进于“史”?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创作实践及理论阐释来看，“自诗进于史”就是诗歌通过履行史的记录、评价功能而进入史的行列。当然，“诗史”也会因其诗歌文体特征而与通常意义上的史有所不同。 (一)以诗存史：“诗史”的记录功能 幕府末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具有汉学素养的爱国志士们往往在斗争之余，以汉诗记录他们如火如荼的救亡经历。如著名政治家、汉学者藤田东湖受到禁闭处分时创作《回天诗史》，自称“其叙事或触类而长之，或托物而发之，虽固出于遣闷泄郁之语，亦可以观世焉”(11)。该诗既是东湖个人的奋斗史，也是时代的缩影。而许多不具“诗史”之名的诗作，亦可被视为有志之士的心灵流露，时代的忠实记录。如《忠烈诗史》集中了众多倒幕志士以身许国的慷慨吟咏，《近世诗史》描绘了明治维新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中村正直为《近世诗史》所作序云：“我邦嘉永以还至明治，为事变之最错杂者，而世既不乏私史。此编则集近世名人之诗，可与时事相表里者，另开生面，出人意表，名曰‘诗史’，固其当矣。”(12)所谓“与时事相表里”，即是诗歌与时事若合符契，读诗如读史，历史存在于诗歌之中。明王嗣奭《管天笔记》外编卷上《尚论》云：“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13)中村正直所论可谓渊源有自。 宋邵雍《诗史吟》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14)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云：“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15)真实性是“诗史”的生命，实录是“诗史”精神之所在。对于藤田东湖《回天诗史》来说，“诗史”反映了藤田东湖的亲身经历，其真实性无可怀疑；对于《忠烈诗史》、《近世诗史》来说，所收诗歌是各位作者对风云激荡的时代与不屈斗争的自我之忠实记录，编者以“诗史”名之，可谓表里相符。倘若“诗史”所载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又不为作者所亲历，那又如何取信于人呢?对此，日本汉诗人是设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在大量占有、仔细辨析的基础上创作“诗史”。如高桥白山在其子高桥作卫参加日清战争时，阅读战地新闻的同时多次致书军营，了解作战情形，更在战争结束后详细询问各种细节，故据此所撰的《征清诗史》虽然难免观点偏颇，但记录大体属实。日本方面对于日清战争的研究著作，是否充分吸纳了《征清诗史》中所载事实，笔者受条件限制尚无法确定，但就中方资料而言，寓目所及至今尚未发现对该书加以引用者。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对于时事的记录，“诗史”所载与正史相比，存在着有无、详略、正误之别。就有无来说，藤田东湖称其《回天诗史》“言颇触忌讳，事亦多机密，非敢示诸他人，聊遗于子孙云”(16)，担心“诗史”所言为人知晓后给自己带来祸害，故而秘不示人，这从反面说明“诗史”中所载之事可补时事之缺，也使诗人的勤王史更为完整。 就详略来说，正史所载往往为重大事件，即使是细微小事亦以能体现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为原则，如《史记·李斯列传》对李斯微时厕鼠之叹的记载。日本“诗史”则不然，春田真庵对大槻磐溪的《磐溪诗钞二编》总评道：“自杜集有‘诗史’之目，后之名贤诸集，概足以鉴时事矣。诗岂徒为哉?此编仅仅一百首，而岁内之事，巨细不遗，历历在目，谓之日程历可也，又谓一家《春秋》亦可也。”(17)国分青崖在其《诗董狐》例言中也说：“此书于时势之变迁，政事之得丧，人心之淑慝，大者必录，小者不遗，亦浣花遗躅也。后之作史者，其或有取于此。”(18)认为其“诗史”著作内容丰富，细大不捐，这种见解当自孟棨论杜诗“毕陈”时事而来。这对正史来说既难达到，也无必要，“诗史”对此则显得优裕从容。如明治甲申年(1884)，前田慧云将其《销夏诗史》收入主要阐释佛教理论的文集《道味一尝》中，十一首诗歌皆为其在北丰中津的所见所感，与重大时事无关。 就正误来说，在通讯、出版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诗史”所载往往不只为作者一人所知，故而可以将其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进行比对，验其正误。如织田完之《东洋诗史》之《立见少将破刘家堡事在廿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后两句云：“大雪拥山冰结川，可堪深入冱寒境。”衣笠豪谷评曰：“余门人某在雪里店寄书云：‘冱寒损指伤鼻，不须急攻战。’今读此篇，其意相同，追想之际，犹觉粟生皮肤上。”(19)引用日清战争中的战场邮件，印证诗人所言不虚。但是“诗史”作者对战争的了解一是来自战士本人的战场记录，二是来自前方的新闻报道，两者都立足于本国利益，对有损本国形象的战争行为有刻意隐瞒之嫌，这就在源头上给“诗史”所用材料带来虚假片面、不够客观的问题。如《东洋诗史》之《旅顺口陷此夕我军乐队奏乐于练兵场事在廿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其二)云：“马厩不堪风雨侵，大山大将悯俘擒。若干妇女分居室，周给皆霑仁恕心。”(《东》：16下)似乎菩萨心肠、一片祥和，但菊池起《连捷诗史》之《唾手一击屠旅顺》自注云：“斩败兵甚多。”(20)高桥白山《征清诗史》记载攻占二龙山亦云：“屠城鏖战唼鲜血，快剑脱函光陆离。”(21)描绘占领旅顺后情景道：“市街鲜血沃腥臊，军乐声兴意气豪。”(《征》：59)血腥与狂欢交织成一幅诡异阴森的画面。作者更在诗后注释中云：“中佐部兵直入旅顺市街，屠潜伏兵士。”(《征》：60)对尽情屠戮供认不讳。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高桥白山诗中所云并不全面。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1894年12月20日发表的记事说：“日本军冲入旅顺市街，看到了用绳子吊挂在正街门上、被削去鼻子耳朵、沾满凝固血液令人战栗的日本兵头颅，激起士兵杀戮的怒吼……海面上许多满载男女老少拥挤的小船缓缓向海中逃离，岸边的日军向水上的小船射击，海上日军的水雷艇也向小船开炮，十几艘小船和乘员被击沉，落水的人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叫。”(22)英国《旗帜》记者威利阿斯1895年1月7日报道：“日本兵完全丧失了理智，见人便杀，甚至连街上游走的骡马、猫狗也不放过。”(23)可见旅顺大屠杀的对象绝不止于中国士兵，更多的是无辜平民。清兵虐杀日本俘虏诚为野蛮之举，而日军疯狂屠戮旅顺清兵尤其是广大平民，则骇然撕毁了矫情自饰的文明面孔。日本军政府的报刊审查制度、战争中严密的新闻封锁，对英国中央通讯社、路透社的收买以及本国媒体的刻意反向宣传，都使日本民众难以获得真实的战争资讯。在此情况下，本应作为信史的“诗史”对战争的书写自然难以取信于人了。 (二)以诗论史：“诗史”的评价功能 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24)史家须秉持中正原则，对人物事件作出公正评判。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文信国集杜诗序》云：“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25)认为杜诗符合“史”的要求，“诗史”应该以诗为评，对人物事件作出评判。日本数量庞大的咏史诗充分说明了诗歌评论功能的强大。赖山阳弟子牧輗称赞赖山阳《日本乐府》道：“本邦开辟以还，治乱兴废之机，英雄忠烈之概，与夫奸猾佞邪之蹊径，因其事实，析情伪于只句零字之间，了然如明镜一照，妍媸悉现。前人所谓‘诗史’者，预为此集目也。”(《日》：序2、3)此论尚着眼于以诗存史的实录精神，而赖山阳友人田能村竹田评价《日本乐府》则云：“六十六阕悉是古来贼臣诛心之利刀，古来谗臣结舌之铁索，又与古来恨人照冤之明镜也。”(《日》：评2上)清者不能自清，浊者亦不会自浊，“诗史”则可扬清激浊，行使评判功能：对贼乱谗佞者绳之以法，使含恨千古者昭雪陈冤。 日本“诗史”中的众多序跋评点出色体现了它的评价功能。以论事而言，如《东洋诗史》中《阿片烟害至近年益甚云南地方产阿片最加多》三首，附有七则评点，其中第二首诗云：“四亿万人十中一，吃他鸦片出云南。耗精促命颜灰白，义气销磨不识惭。”本多晋评曰：“按《栈云峡雨日记》，阿片多出云南云。夫云南人以毒药谋生计，是人颜兽行耳。”鬼头玉汝评曰：“道尽阿片烟害，可充清国灭亡史之一部。”(《东》：10-11)1876年，日本外交家、汉学家竹添进一郎在中国考察，完成《栈云峡雨日记》一书，其中6月21日豫州日记称冀、豫、晋、川、广、云、贵诸省皆种植鸦片，而云南烟品为第一；清国人口四亿，而食鸦片者达十分之一；认为“鸦片之性，耗精促命，其毒甚于鸩。吾恐百年之后，四亿万之民尽衰羸，而生类几于灭矣”(26)。两相对照，可知本诗及评点皆源自《栈云峡雨日记》。而本多晋则进一步议论道：“英国以天主教专称救人，而卖杀人药如此。紫髯绿眼人皆其言行，果何如哉?”(《东》：3上)野口胜一评《外国》(其二)曰：“文明开化其形，夷狄禽兽其心。”(《东》：2下)二人猛烈批判了西方列强虚伪残暴的侵略者本质。此类评论一方面贬斥了中国广植鸦片以抵抗洋烟倾销的饮鸩止渴之举，传达出如此国家、军队在日清战争中显然不堪一击的自信姿态；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幕末以来的攘夷思想，对西方侵略者保持一贯的提防批判立场。 以论人而言，如《东洋诗史》中野口胜一评《大岛公使搭八重山舰急赴朝鲜》曰：“一篇大岛公使赞。”(《东》：4下)鬼头玉汝评《云岘宫》曰：“廿八字可以代大院君传。”(《东》：6下)本多晋评《备前川上郡大贺村三宅菊次郎》曰：“此诗刻石可为菊次郎墓铭。”(《东》：9下)无论是传、赞，还是铭，都须臧否人物。这三则评点将诗歌视为散文体著作，乃是着眼于“诗史”的评价功能。《朝鲜》一诗云：“旋转乾坤替革新，扶持自是神明力。”野口胜一曰：“朝鲜宿弊不借神明力，不易洗涤。”又评《对清意见》一诗曰：“扶弱挫暴，真仁义军也。”(《东》：5下)将入朝日军视为神明之师、仁义之师，其入侵、控制朝鲜乃是除暴安良的义举，可是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揭穿了日本汉诗人自唱赞歌的伪善面孔。1910年8月22日，寺内正毅与朝鲜亲日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正式亡国。对此，日本汉诗人田边碧堂写下《恭读并合朝鲜大诏》一诗道：“梏矢来朝舟楫通，二千年史想神功。依然金尺山河在，还入扶桑日影中。”(27)两千年的吞韩梦想一朝实现，如何不令这些军国主义者得意洋洋?而《东洋诗史》诗评所谓的旋转乾坤、扶弱挫暴自然不攻自破了。 综上所述，在记录功能上，日本近代“诗史”大多能够“与时事相表里”，忠实记录当代史，甚至对部分史事起到补充作用，但有些作品在选材上细大不捐，将日常琐事入诗，呈现出“史”的泛化倾向，从而不具有典型意义；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部分侵华“诗史”做不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8)，称不上“实录”之作。在评价功能上，“诗史”及相关评点序跋扬清激浊、褒贬有力，对晚清弊政、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一针见血，力图彰显本国政治的优越性与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凸出民族本位。“自诗进于史”从诗人来说，就是“诗史”须履行史的记录评价功能；从读者来说，就是通过阅读了解古今历史真相，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我们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实践来看，少部分“诗史”史观是有问题的，夹杂着褊狭甚至错误的认识。 三、“自史进于经”：日本近代“诗史”的终极追求 《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29)《诗经》作为儒家诗教的权威读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规范、教化的作用。中村正直《敬宇诗集》卷一《读杜诗》云：“岂唯诗史征后代，风教直补三百遗。”(30)认为杜甫的“诗史”不仅在后代可作信史征用，而且可以教化民众，起到《诗经》补遗的作用。这不是中村正直一人的见解，而是日本汉诗人的共识。大沼枕山为一万田子逸《读史杂咏》作序云：“夫诗为圣人之至教矣……忠臣烈士若文山、所南犹且有作，令人奋起于千载之下。由是观之，不为无用于世道也。”(31)历代“诗史”类著作可“自史进于经”，实现儒家诗教，振奋人心，有用于世。对于近代“诗史”杰作《忠烈诗史》，我们亦可作如是观。 “诗史”的“自史进于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诗”的特殊体性，将其纳入《诗经》谱系之中，重在彰显“诗史”的教化作用；二是着眼于“史”的鉴戒功能，将其纳入《春秋》经的谱系之中，力求发扬“诗史”的褒贬传统。上述筱崎弼以《诗经》、《春秋》二经作为评价赖山阳《日本乐府》的标准，充分说明他对“诗史”地位的推崇，对《日本乐府》的期许：读者能够通过学习涵咏赖氏“诗史”之作，成为符合儒家教义规范的人。 正因“诗史”承担了如此重要功能，日本汉诗人创作“诗史”时丝毫不敢轻慢。他们倡导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吟风弄月，以为此类诗作于事无补，于国无益。鬼头玉汝为《东洋诗史》作跋批判诗坛风气道：“余窃谓近来学者浮薄轻佻，无些操守，阿谀权势，卑卑屈屈，甘为名利奴者，比比相望。其诗赋文章，纤弱夸张，涂饰人目，虚伪怪诞，使人催呕吐，是为今代文字之一大污辱矣。”(《东》：跋2下)织田完之《东洋诗史》自序更将批判笔触指向此种诗风的源头清代诗学： 读近世清人诗，皆浮靡虚饰，牵强僻典，吐无用之言，非仙则佛，荒唐不稽，主义所在，暧昧模糊，徒有示博衒奇之癖，更无精神一到之气象，细推实用如何，则悉卤莽之赘言耳。虚文迂阔之弊，至此而极矣。一朝有事，则每战必败，岂非道义颓废、廉耻拂地之故乎?本邦人漫作诗，忘实用，称风流，模仿近世清人诗，以为得意者，则恐无所益于世道人心，可不儆哉?可不戒哉?(《东》：3下、4上) 所谓“实用”，即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织田完之认为清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人毫无道义廉耻可言，而本应教化激励民众的诗歌，却又华而不实、荒唐无用，败坏了人心，对“每战必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近代诗学来说，不啻当头棒喝，值得国人深思。清诗风格多样，织田完之认为“皆浮靡虚饰，牵强僻典”当然是以偏概全，但结合诗歌评点，我们可知他是意有所指的。《东洋诗史》之《诗魔》(其一)云：“不省少陵忠厚意，雕云镂月尽浮夸。”野口胜一评曰：“袁子才、李笠翁之徒作轻浮诗以误后世，本朝亦有仿此徒沾沾自喜者，须以金篦刮其目。”(《东》：2下)袁枚、李渔有不少鼓吹性灵的轻艳之作，其诗歌在江户后期非常流行，而在幕府末期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此种诗风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时代呼唤的是慷慨激昂、舍生取义的英雄之诗。杜甫的“诗史”是安史之乱的一面镜子，日本近代“诗史”亦是众多忠义之士救亡图存的历史实录。织田完之赞赏杜甫“诗史”的“忠厚意”，其实质是利用杜甫“诗史”中洋溢的忠君爱国思想对日本的“诗史”创作起到规范引导作用。 在诗、史、经这三者关系上，日本近代“诗史”的终极目标是“经”：以“诗史”建构人心，培养忠君爱国、维护天皇统治的皇民，而浮靡迂阔、败坏人心的清诗则与之相反，必须引起日本汉诗人的警戒。《诗大序》评论《诗经》的政治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2)。日本“诗史”则将其扬弃浓缩，简化为“经君民”，突出教化功能。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的强化，日本社会的忠君思想日益浓厚，“诗史”作者期望以之作为宣传教材，神化并加强天皇统治，熏陶出忠于天皇的军国主义者。如高桥白山《征清诗史叙》曰：“上之临下，一以至诚；下之奉上，亦以至诚，慕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四千万国民爱国忠君，犹手足之扞头目，宜乎征清之役我军勇战奋斗以震慑四邻也。”(《征》：序1)这段话生动地体现了“诗史”宣扬天皇恩德、教导臣民忠君的功能。 与中国“诗史”决然不同的是，日本近代“诗史”渗透着强烈的“国体”意识，而“国体”的灵魂则是维系“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日本“诗史”组诗较多，如赖山阳的《日本乐府》、中岛子玉的《日本新乐府》、大槻磐溪的《国诗史略》、菊池晚香的《瀛史百咏》、秋月种树的《诗史》等，都是享有“诗史”之誉的咏史组诗，歌咏对象皆为日本往代历史，高桥白山的《征清诗史》、织田完之的《东洋诗史》、菊池起的《连捷诗史》、乌玉山人的《日本诗军》等，则是记述日清战争的当代诗史。两类“诗史”组诗的共同点是宣扬“国体”之神圣伟大。如《东洋诗史》首篇《皇统》云：“皇统联绵岂偶然，二千五百五十年。臣民自古崇忠孝，亲政万机咸奉天。”江木千之评曰：“皇统联绵与臣民忠勇相待不相离以至于今，固非偶然。国体之美，冠绝今世界。‘诗史’以之为前提，可谓体裁称宜也。”野口胜一评曰：“开卷第一，不可无此篇。”(《东》：1上)咏史类“诗史”为歌咏通史或断代史之作，自国体发端，历叙重要人物事件，诚属正大得体，而歌咏当代史的“诗史”也多自赞美皇统联绵的“国体”始，则“诗史”背后起到主导作用的，乃是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综观近代多组“诗史”著作，我们会发现日本汉诗人对本国国体的高度赞扬及对大和民族独立性、优越性的自信。这些“诗史”大多从远古帝王开始记述，中间叙述王侯将相、各界英才，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如赖山阳《日本乐府》首篇《日出处》赞颂神武天皇定国号“大和”、“日本”，推古天皇致书隋炀帝，力争两国平等地位，其后两句云：“嬴颠刘蹶趁日没，东海一轮依旧出。”(《日》：1上)将中国秦汉以来的王朝更迭频繁与日本天皇家族绵延统治相对比，指出日本国体显胜中国。这还是将“诗史”限制在有史可证的范围内立论，而秋月种树《诗史》首篇《神入窟》、龟谷省轩《咏史乐府》首篇《高千穗》、菊池晚香《瀛史百咏》首篇《瑞穗国》等皆歌咏天照大神，将日本的历史上溯到神话时代。依田学海评《瑞穗国》道：“自地形说起，极典则。”森槐南更说：“开卷令人耸目。”(33)悠久的历史，丰饶的地理，辈出的英雄，使“诗史”一变而为大和民族辉煌壮丽的“史诗”。 “进于经”是日本近代“诗史”创作的终极目标，这并不是说“诗史”等同于经，而是说诗人以经的原则指导写作，读者接受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成为尊皇爱国之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34)读者应接受“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教育，而此至道鸿教就体现在《诗史》所写的日本民族圣君贤相、英雄豪杰的言行中。这种观念导致日本“诗史”不只集中于当代史的书写，还将往代史的吟咏纳入范围，更好地再现大和民族光耀古今的历史进程。在诗、史、经三者关系中，经居于中心位置，决定了“诗史”的内涵、功能和宗旨。与之相比，中国“诗史”的地位不如日本之崇高突出，即使是“诗史”正宗杜诗也享受不到“进于经”的尊荣。日本“诗史”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甚至带有神圣性。 四、“雅驯”：日本近代“诗史”的文体风格 文体是文学史的核心概念，对文体的掌握与创新程度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才能的重要标准。中国语境中的文体综合了西方文论中风格和体裁两方面的内容。日本汉诗人对“诗史”文体的独特认识与中国“诗史”观迥异其趣，对此问题进行探究显然必要。 “诗史”从文本类型来说是诗不是史，但其在保持诗歌文体特征的同时也吸纳了史的优良传统。前引筱崎弼为赖山阳《日本乐府》所作序称“诗史”之作须“雅驯”。“雅驯”一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孔颖达《正义》释曰：“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35)可见“雅驯”指儒家之典雅训诫，涵盖了思想内涵、艺术风格两方面的内容，而后代则多倾向于雅而非训，重点在艺术风格一端。笔者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创作实践及相关表述出发，认为雅驯可以作为“诗史”的文体风格来看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诗史”类型风格上须典雅合体 野口胜一为《东洋诗史》所作序云： 诗之体亦多矣，有颂歌之体，有纪实之体，亦有二体相兼者矣。凡颂歌者，贵谨严富丽；纪实者，贵真挚直截。自一王师征清国，海内诗人漫然作诗，不知其几千，而颂歌未见谨严富丽者也，纪实未见真挚直截者也。其中区区者，固不措议论焉。至著称人，尚有以贤所比法官，以我皇比勾践等之语，是不可以国人诗观之，反类代清人颂清廷纪清军者，岂非失体之最甚乎……诗句皆雄而整，雅而婉，不敢假托汉土卤莽之故事。平壤之役者，直叙平壤之役，黄海之战者，直叙黄海之战，将士之所以奋斗，政厅之所以施设，莫一不实叙，乃如此则诗可为史而读焉，史可因诗而绎焉。其颂歌则谨严富丽，其纪实则真挚直截，皆各得其体，非与彼失礼者同日论也。夫清国之诗文，流于浮言虚辞，竟速国运之衰弱矣。本邦方会奎运勃兴之时，苟作诗文者，岂可不深鉴哉?(《东》：1-2) “体”即艺术的风格要求，谨严富丽为颂歌之体，真挚直截为纪实之体，无论哪一类型，皆须合体而非失体。体与“诗史”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日本“诗史”得体的思想评判标准是倡导尊皇爱国，不能起到这个效果甚而相反的，就是严重的失礼行为，在艺术上的表现则为失体。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36)，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日本汉诗人将其天皇比作勾践，当然是出于歌颂目的，但野口氏还是批判这是失礼行为，其中隐含的是“勾践岂能与我天皇相提并论”的傲慢心理。所谓“不敢假托汉土卤莽之故事”，非不敢也，实不屑也。天保三年(1832)筱崎弼为赖山阳诗集作序，称其诗“合典故于和汉”，尚以其善用汉典为能，而到了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清战争日本大胜后，野口胜一则以引用汉典为耻了。他认为战争只要直接叙述即可，汉典可搁置不用；清国诗文陈陈相因，不能真切叙述当代史，其使用岂止“流于浮言虚辞”而已，简直是“竟速国运之衰弱”!在他看来，日本兵力强盛，文化优越，清国诗文不仅不可效仿，而且应该引以为戒。为使“诗史”思想上不失礼、风格上不失体，日本汉诗人必须另辟天地，走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道路来。明治三十二年(1899)，富冈敬明完成《双松山房诗史》，请友人评点。行德拙轩评《奉呈闲叟公左右》一诗道：“叙记恩德，壮雅有体。”(37)町田柳塘评《明治十七年十一月恭承敕任官之式》一诗道：“谨厚得体。”(38)皆从得体角度评其为成功之作。 (二)“诗史”语言可雅俗共赏 雅驯在“诗史”语言风格上体现为用词须典雅。赖山阳友人陈人田评《日本乐府》用词云：“凡诗用国语，选择字面，须要雅驯。”(《日》：评1下)国语，即本土化、日常化的汉字。国分青崖《诗董狐》凡例亦曰：“《评林》之诗，自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至理化、算数、工艺、农桑，莫所不网罗。如泰西事物，往往难入吟咏。今命名择词，务期雅驯。”(《诗》：凡例3)西洋事物译为汉语时，不少都是多音节词汇。这些词汇直接进入诗歌容易显得生涩怪异，不伦不类，而已经本土化的西洋术语以及日本汉字，只要典雅有致的，皆可入诗。他们再也不像五山时期汉文学一样，以本国特色明显的“和臭”为讥了。我们只须将近代中日两国的汉诗集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发现，对器物人名、文化制度等新兴事物，日本汉诗比中国运用得更领先，更广泛。如一万田子逸《读史杂咏》附录之《读书叹》一诗云：“和汉与洋梵，探奇又索新……不见西番人，智慧能究理。地球惟游星，月与五星比。太阳乃天枢，地球回为纪。虽与旧说反，均是言理耳。”(39)此诗和汉洋梵之新词妙理信手拈来，诚为清新典雅的佳作。“诗史”在词汇运用上具有趋新特点，体现出与时俱进的语言风格，因为唯有如此方能有效深入地反映干预现实，为大众所接收。雅与新可并行不悖。 日本“诗史”作家还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通俗易懂。他们将咏史类“诗史”作为历史读物使用，“使小子后生懵于国事者，吟咏讽诵，以为他日读全史之道地”(《宁》：230-231)，而当代史类的“诗史”，为了发挥时效性、教育与宣传作用，当然更是以通俗为上，使“诗史”最大程度上影响民众。高桥白山《征清诗史》序云：“传之家庭，使我子孙日夕讽诵苦战间，而存爱国之念焉，亦自养本之意也。其词务言语同一者，便幼童读解，不辞浅近粗俗之嘲。”(《征》：序2)其实高桥氏作“诗史”绝不只是令其子孙讽诵，否则就无需出版发行了。国分青崖《诗董狐》凡例云：“白香山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明白晓畅，感人尤深诗者。吟咏情性，固无取于钩章棘句也。”(《诗》：凡例4)《诗董狐》最初载于报刊的《评林》专栏，对日本社会众多现象进行评骘，具有文人论政的意味，其语言当然也要人人能解。在国分青崖看来，雅俗共赏，二者并不矛盾。文明开化国策使得日本社会新事物、新观念、新名词层出不穷，所谓“《评林》之诗，自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至理化、算数、工艺、农桑，莫所不网罗”，“诗史”若要迅速全面地评判各领域的新现象，其语言必须及时跟进，通俗易懂。只要不是难入吟咏的泰西术语，再俗、再新都可视作雅驯之言。江户前期汉学家太宰春台《诗论》云：“子美好纪时事，所以有‘诗史’之称也。乐天亦好纪时事，而不及子美之雅驯，徒以常语矢口为诗而已，虽多至千首万首，亦何足观哉?”(40)国分青崖认为“诗史”语言可雅俗共赏、紧贴时代，显然比太宰春台更具现代平等意识。“诗史”是日本文明开化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语汇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三)“诗史”体裁选择中的乐府绝句之争 赖山阳、中岛子玉的咏史组诗，采用的是乐府体，这是受中国元末杨维桢、明李东阳、清初尤侗等人咏史乐府的影响所致，但幕府末期众多“诗史”采用的则多为绝句体。广濑建为中岛子玉《日本咏史新乐府》所作序云：“予读邦人诗集，必置卷首六七叶而不读，以其有拟古乐府也。是近儿戏，而诸家汲汲焉，甚哉，习俗之愚人也!”(41)对模拟气息浓厚的拟古乐府嗤之以鼻，而秋月种树《诗史序》亦云：“余不好乐府体，谓轻薄近儿戏也，故换以绝句。”(42)明治以后的“诗史”多为颂赞体，诚如野口氏所言，该体应以“严谨富丽”为风格。乐府体句式或长或短，转韵较多，功力差者难以驾驭，容易陷入流荡散漫一路，其体式亦不及绝句体整饬肃穆，故运用不及后者广泛。从艺术效果来说，绝句具有天然的体裁优势。冈千仞为其师大槻磐溪《国诗史略》所作跋曰：“盖先生不能无感于甲寅以来之事，曰：‘不得言于今者，不可以托于古乎?’余谓咏史之体，昉于长作，一时呼为‘诗史’，而义山、樊川寓讥刺于二十八字中，深得《三百篇》之遗意。”(《宁》：256)长篇多铺陈，故以赋法为主；短诗重含蓄，而以比兴为佳。李商隐、杜牧的七绝与杜甫“长作”相比，寓褒贬于叙述之中，托讽今于咏史之外，可谓典雅有致，如《龙池》、《华清宫》诸诗，借讥讽玄宗荒淫误国，批判晚唐政治的腐朽窳败，最为含蓄有力。筱崎弼以“美刺皆能似诗人之比兴”来要求诗史创作，竭力倡导比兴手法在诗中的运用，深得《诗大序》“主文而谲谏”之精髓。大槻磐溪为幕末严酷政治环境所限制，不便直接批判，故而托古讽今，以《国诗史略》表达对当今时事的见解，多用比兴的七绝就成其首选文体了。 日本“诗史”作家对民族及个人创作力高度自信。大槻磐溪偶读清人林二耻的咏梅组诗，欣赏其多角度咏叹的创作方法，并创作《读清人林二耻咏梅花六首效颦赋此》与之竞争。诗中佳句纷呈，如“腊雪来清高士骨，东风吹送美人魂”一联，确实写出梅之神韵。组诗末联云：“殷勤更向花神问，今古品评谁最公?”大槻磐溪隐然以己作向古今咏梅诗挑战，颇有阮籍登广武山观楚汉战争处而发“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43)兴叹之自负。菊池子显评其诗曰：“丙辰(1856)春，余家小集，先生袖此诗见示，且使余再和，云：‘压倒辫发奴!’余壮其言，乃依林韵赋六首。”(《宁》：133)大槻磐溪对清诗的蔑视姿态跃然纸上。被俞樾誉为“东国诗人之冠”的广濑谦于弘化丙午(1846)为《磐溪诗钞》卷三《鸡肋存稿》题词曰：“尝论吾邦胜支那，不独皇统万年无替队……终与东方风土精华恰相称，足使西人皆感愧。”(《宁》：62)在江户末期的汉诗人心目中，日本汉诗完全可以超越中国诗歌，而到了日清战争之后，他们已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了。 “诗史”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将历史、政治与作家际遇熔于一炉，铸成具有历史感、当下感和个体特色的概念。随着中国诗学尤其是杜诗向东亚世界的传播，“诗史”观念在日本扎根生长，到了近代创作上终于实现了一派繁盛景象。在“诗史”与政治的关系上，日本近代“诗史”很好地证明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4)的文学创作规律。德川幕府末期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激励倒幕志士写下慷慨激昂、以身许国的咏怀佳作，明治时期实行脱亚入欧国策所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更是启发“诗史”作者书写千年一遇的沧桑巨变，此种情形恰如梁钟嵘《诗品序》所言：“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45)与晚清诗坛相比，日本汉诗人“诗史”意识明确，他们充分利用传统刊刻与现代报纸、期刊、教材等传播方式，发挥“诗史”记录评论、宣传教育的功能，努力令其反映并干预社会生活。“诗史”可谓日本近代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在创作宗旨上，筱崎弼以《诗经》之比兴美刺、《春秋》之褒贬取舍作为“诗史”创作的准则，以令读者“自诗进于史，自史进于经”作为“诗史”创作的效果，将诗、史、经融于一体而以经作为终极目标，堪为日本近代“诗史”创作之圭臬。为此，日本汉诗人不但热衷于当代重要时事政治的书写，而且将历代史纳入“诗史”吟咏的范围。如果说中国“诗史”重在“刺”时政窳败，民生日蹙，那么明治“诗史”则重在“美”天皇圣明、国力昌盛，尤其是日清战争中出现的大量“诗史”更是充斥着对日本上下一心、赴死报国的歌颂，“诗史”由此一变而为皇民教育的课本和侵华战争的赞美诗。在创作心态上，日本“诗史”作家流露出浓厚的与中国竞争的意识，认为本邦“诗史”才是杜诗传统的继承者，而晚清诗文“流于浮言虚辞，竟速国运之衰弱”，不屑与之为伍。他们从“合典故于和汉”发展到重用本国历史文化资源，竭力彰显民族特色，用语雅驯而又与时俱进，和汉洋梵不拘一格，体现出荟萃东西、熔冶古今的气度，推动了东亚汉文学的民族化以至现代化的进程。从近代“诗史”的创作及观念，我们可以一窥东亚汉文化圈内各民族汉诗发展之兴衰消长。但随着日本脱亚入欧步伐的加快，汉文化教育的日渐衰落，汉诗人才难以为继，日本“诗史”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繁华之后是苍凉，明治末期“诗史”之创作式微与观念淡漠，绕梁余音般引起我们对当今世界汉文化生存状况的远虑深思。 注释： ①欲了解中国“诗史”概念演进情形，可参见故友张晖博士的《中国“诗史”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272页。 ③国际惯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First Sino-Japanese War)，中国称为“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 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2906年，第15页。 ⑤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收入《四库全书》第2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页上。 ⑥李复《潏水集》卷五，收入《四库全书》第11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页下。 ⑦服部南郭《南郭先生文集》三编卷九，嵩山房，延享二年(1745)，第7页下。 ⑧吴应和辑《浙西六家诗钞》卷二，赖山阳评点，五书堂，嘉永六年(1859)刻本，第1页上。 ⑨林鹅峰《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二十八，元禄二年(1689)刻本，第14页下，第15页上。 ⑩赖山阳《日本乐府》，柳泽武运三刊刻，明治十二年(1879)，序第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藤田东湖《回天诗史》，收入《东湖全集》，博文馆，明治四十二年(1909)，卷上第1页。 (12)太田真琴《近世诗史》，牧野喜、岛田佐兵卫刊刻，明治九年(1876)，序第1页下。 (13)王嗣奭《管天笔记》，收入吴文治编《明诗话全编》第6册，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6638页。 (14)邵雍《伊川击壤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47册，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34页。 (15)惠洪《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收入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16)藤田东湖《回天诗史》，卷上第1页。 (17)大槻磐溪《宁静阁》，收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日本汉诗》第十七卷，汲古书院，1989年，第143-14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8)国分青崖《诗董狐》，明治书院，明治三十年(1897)，凡例第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9)织田完之《东洋诗史》，近藤活版所，明治二十九年(1896)，第17页上。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0)菊池起《连捷诗史》，菊池起自刻，明治二十九年(1896)，第3页。 (21)高桥白山《征清诗史》，高桥作卫刻，明治卅七年(1904)，第5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2)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56页。 (23)宗泽亚《清日战争》，第357页。 (24)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25)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收入《四库全书》第1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8页上、下。 (26)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野爱刊刻，明治十二年(1879)，第12页上、下。 (27)田边碧堂《碧堂绝句》，收入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编《日本汉诗》第二十卷，汲古书院，1989年，第323页。 (28)班固《汉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69页。 (30)中村正直《敬宇诗集》卷一，敬宇诗集刊行発行所，1926年，第37页上。 (31)一万田子逸《读史杂咏》，求志堂，明治五年(1872)，序。 (3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70页。 (33)菊池晚香《瀛史百咏》，菊池晚香自刻本，明治三十九年(1808)，第1页上。 (3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 (3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54、55、56页。 (3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6页。 (37)富冈敬明《双松山房诗史》，富冈春雄刊刻，明治三十二年(1899)，第6页下。 (38)富冈敬明《对松山房诗史》，第12页上。 (39)一万田子逸《读史杂咏》，第9页。 (40)太宰春台《文论诗论》，前川权兵卫、前川庄兵卫刊刻，宽延元年(1738)，第4页下。 (41)中岛子玉《日本咏史新乐府》，尚书堂，明治己巳年(1905)，第33页上。 (42)秋月种树《诗史》，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明治三十三年(1902)，序。 (43)房玄龄等《晋书》，收入《四库全书》第2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6页下。 (4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75页。 (45)钟嵘《诗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