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国际传递的动态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关系论文,动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外贸易规模的大幅增加，中国在国际价格传递链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引发关注。在此背景下对通胀国际传递的动态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中国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也为政策当局较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物价的长期稳定提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通货膨胀在国际间的传递关系也成为货币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相关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包括Eun and Jeong（1999）、Jeong and Lee（2001）以及Yang et al.（2006b）等的研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地位的迅速崛起，关于中国在国际价格传递链的地位与作用同样引发广泛关注。国外有关学者与官员相继提出了“中国输出了通货紧缩”以及“中国输出了通货膨胀”的论断，将全球物价的非稳定性变动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是引发全球性“通缩”或“通胀”的因素。以Noland and Posen（2002）、Clark et al.（2003）等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对相关论断进行驳斥，指出中国在价格国际传递链中的影响力度并不显著，并强调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缓解进口国消费者的生活压力，刺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对价格国际传递链进行研究的同时，关于不同汇率制度在通胀国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样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其中，Friedman早在1953年便指出，浮动汇率制度具备了“外部通胀的屏蔽功能”，即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外部的物价冲击将被汇率的浮动所吸收，国外的通胀无法向国内传递。换言之，相比较固定汇率制度而言，浮动汇率制度能有效地消除物价的国际传导效应，进而使得该国家（或地区）免受来自国外物价变动的冲击与影响。因此，该论断意味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本国的物价水平将由其自身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决定，而政策当局在实现本国物价稳定方面也具备更好的独立性与自主性。Friedman（1953）的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相关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Winer（1986）结合汇率体制的转变考察了美国与加拿大两国间通货膨胀在长短期的传递关系，研究发现70年代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加拿大免受来自美国的物价冲击；Jeong and Lee（2001）对G7国家通货膨胀传导关系的研究发现，尽管所有样本国家的物价均受到国外通胀的影响，但浮动汇率制度的确在一定程度吸收了来自国外的通胀冲击。然而，实证结果并非完全一致，Ghosh et al.（1997）以及Eun and Jeong（1999）等的研究则表明，浮动汇率制度无法帮助本国消除外部的通胀冲击。 关于通货膨胀的引发机制以及国际传导的问题，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例如郑挺国和王霞，2011；杨子晖等，2013）。然而，纵观该领域的研究，现有大部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OECD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在价格国际传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仍相对缺乏（Jeong et al.，2002）；其次，该领域现有的文献大多沿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传统的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如最常用的Choleski脉冲响应及Bernanke脉冲响应分析方法），这就不可避免的使得定量分析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中国通胀的“输出性”特征进行论证，却较少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的渐进变革，考察我国物价水平是否具有显著的外部“输入性”特征，然而，对此问题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将为政策当局较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实现物价的长期稳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个有益的补充，结合最新发展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McCracken，2007）、滚动广义脉冲响应（Yang et al.，2006a）等技术方法，对中国通胀的“输出性”与“输入性”特征研究展开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进而为正确评价中国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客观依据，与此同时，本文将从动态分析的角度考察在中国“通缩”与“通胀”时期，中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是否对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物价水平产生显著冲击，进而对相关的论断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与论证。本文还将结合汇率制度的渐进改革，研究我国物价的外部驱动性特征，进而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与政策建议。最新发展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滚动广义脉冲响应”等技术方法的综合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Granger因果检验等传统分析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并由此增强了本文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提高了结论分析的可靠性。 二、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最新发展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借助F统计量在样本内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Granger因果关系定义中基于预测绩效的本质（Chen，2005），有鉴于此，新一代的检验方法——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应运而生。基于预测绩效的样本外检验方法遵循Granger因果检验关系的本质定义，并为变量间的关系提供更为有益的重要信息（Wang，2010）。下面我们对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基本原理进行简要说明。考虑以下约束与无约束模型：
由以上的表达式可以清楚地看出，模型（1）是模型（2）的约束模型。从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本定义出发，在进行样本外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察
序列的加入是否改善了对
序列的预测效果，即通过比较无约束模型（2）是否比约束模型（1）具备更好的预测能力，以得出是否存在由
到
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在实际的应用分析中，我们基于向前一步（one-step-ahead）的预测进行检验。具体而言，我们将所有观测值分割为两个区间，其中t=1，…，R为样本内区间，而t=R+1，…，R+P则为样本外区间，且R+P=T，接着我们对样本外区间展开向前一步的预测，与此同时，为了考察无约束模型是否具备显著优于约束模型的预测能力，并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我们分别采用了以下MSE-t、MSE-F（McCracken，2007）、ENC-NEW（Clark and McCracken，2001）、ENC-t（Harvey et al.，1998）四种方法来对“不存在由
到
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进行检验。
其中，
与
分别为约束模型（1）与无约束模型（2）向前一步的预测误差，P为样本外预测观测值的个数，
（二）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方法 传统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如最常用的Choleski脉冲响应及Bernanke脉冲响应分析方法）的分析结论常常会因为结构关系的不同设定或变量的不同排序而发生敏感性的变化（Pesaran and Shin，1998；Yang et al.，2006a）。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方法（Pesaran and Shin，1998）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借助该方法研究者可获得唯一可靠的分析结论（Yang et al.，2006a）。下面对广义脉冲响应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进行简要说明。令误差修正模型（ECM）表达如下：
其中，
是（n×1）向量单位根过程，Δ表示一阶差分，μ是截距向量矩阵，
为（n×n）系数矩阵，参数矩阵∏包含着n个变量长期关系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把上述关系式进一步表述成为无限移动平均式（infinite moving average process），即：
其中，t=1，2，…，T。依据Pesaran and Shin（1998）的研究，我们可采用以下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j变量在t时刻一单位的冲击对
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n=0，1，2，…，
为残差方差—协方差矩阵∑的第jj个元素，
表示第j个元素为1，而其余元素为0的（n×1）向量。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可从动态分析的角度考察来自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通胀冲击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物价的影响力度。 （三）数据说明 为了正确评价中国在价格国际传递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中国通胀的“输出性”与“输入性”特征展开系统性分析与论证，本文对中国与美国（US）、日本（Japan）、欧盟（EU）、加拿大（Canada）、韩国（Korea）、印度（India）以及香港地区（HK）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物价水平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实证分析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1月至2015年10月，在实证分析中以定基月度CPI指数（基期为2000年）①作为中国与上述贸易伙伴国（地区）物价水平的代表变量，各国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FS）以及中经网，而且，考虑到数据中强烈的季节因素，与该领域的研究相一致，各序列均进行季节调整，并进行对数变换。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首先，为了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各国的CPI指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此过程中，我们采用了Ng and Perron（2001）方法来考察变量的单整阶数。基于
等6个检验量的分析结果②表明，各国物价指数均为非平稳的I（1）过程。 （二）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 为了克服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局限性并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与合理性，本文分别采用了MSE-t、MSE-F（McCracken，2007）等四种最新发展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物价水平的相关影响关系，从而对中国通胀的“输出性”与“输入性”特征展开论证与分析。除了运用多种检验统计量，为了进一步保证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还分别采用递归分析（Recursive）、滚动分析（Rolling）以及固定分析（Fix）检验模式。其中，递归模式使得向前预测的估计样本不断增加，滚动模式使得向前预测的估计样本为移动数据窗口，而固定模式则采用固定的观测值对预测模型进行一次估计。
基于表1以及后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采用哪种检验方法以及哪种检验模式，绝大多数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均十分一致，因此，本文基于最新发展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稳健的、可靠的。本文研究发现在通胀的国际传递中，中国大陆物价是香港地区物价变动的Granger因果原因，大陆地区对香港物价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度。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作为香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长期向香港直接供应家畜、蔬菜、燃料、原材料等资源。因此，在价格国际传导链中，存在着由中国大陆通胀到香港通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有关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因果关系分析中，绝大部分检验统计量均不显著，这就充分地表明在通胀的国际传递中，中国物价并非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韩国、印度物价变动的Granger因果原因，中国对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力度并不显著。这也意味着中国通胀仍未呈现出显著的“输出性”特征，中国并非全球通缩或通胀的引发因素。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物价的外部输入性特征，本文结合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贸易伙伴国（地区）是否对中国物价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各检验统计量表明（见表2），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中，美国、欧盟、日本以及韩国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物价是中国物价变动的Granger因果原因，因此，在价格水平的国际传递中，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物价冲击将对中国物价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现阶段中国物价水平呈现显著的外部“输入性”特征。究其缘由，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尤其是在近年二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其中进口总额已经从1990年的533亿增长到2010年的10059亿，增幅接近18倍，而且在初级产品中，矿物燃料等原料在进口总额所占比重达到了12%，而在工业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等所占的比重更是达到了41%（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资源刚性需求持续增加，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对国际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需求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并使得其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因此，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外向性日益凸现的情况下，国际价格的变动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乃至当地物价水平造成显著的冲击与影响。
在以上对价格国际传递链中的“中国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美国”在价格国际传递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当我们在三种检验模式下对“US→Japan”的关系进行检验，ENC-NEW、ENC-t、MSE-F以及MSE-t检验统计量绝大部分均在1%（或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在通胀的国际传递中，存在着由“美国到日本”（US→Japan）的Granger因果关系。类似地，基于“递归模式”、“滚动模式”以及“固定模式”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同样可得出在价格的国际传递中，存在着“由美国到中国”（US→China）、“由美国到欧盟”（US→EU）、“由美国到加拿大”（US→Canada）、“由美国到香港”（US→HK）以及“由美国到韩国”（US→Korea）的因果关系（结果备索）。由此可见，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在价格国际传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其物价的变动将对贸易伙伴的物价水平带来显著的冲击与影响。 （三）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在以上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前沿的广义脉冲响应技术方法（Pesaran and Shin，1998），从动态分析的角度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物价水平的相互影响关系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在结合协整检验对模型进行正确设定与估计的基础上，展开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列于表3。
我们发现在价格国际传导链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在初期美国物价1单位的冲击将对日本产生0.05个百分点的正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度迅速上升，并达到0.12-0.16个百分点。类似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度也由初始的0.04个百分点上升到0.30个百分点，而对香港的影响则由0.03个百分点上升到0.36个百分点。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中长期，中国物价的变动对日本的冲击均十分微小。与此同时，分析结果则表明，作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的邻国——美国在短期便对加拿大的物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国物价对加拿大的影响力度并不显著，其作用力度在0均值附近波动。此外，广义脉冲响应的分析结果同样显示美国物价的冲击同样对欧盟、韩国等绝大多数国家（地区）价格水平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义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再次表明，中国物价只对香港地区的物价水平产生较为显著的冲击，而对其他国家物价的冲击力度均十分微小，中国物价的“输出性”特征并不显著，此外我们也发现，外部物价的变动对中国产生了较强的冲击，现阶段中国物价水平呈现出显著的“输入性”特征。其中，长期作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美国、欧盟，其物价变动对中国产生了显著的正冲击，而长期陷入通缩阴影的日本以及劳动成本低廉的印度则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负冲击。这与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本结论保持一致。 （四）“通缩”与“通胀”区间的动态滚动分析 以上是从总体样本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在价格国际传导链中的相互影响关系，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在物价不稳定时期是否具有显著的“输出性”特征，本文采用滚动广义脉冲响应技术方法（Yang et al.，2006a），从动态样本的角度考察在通缩与通胀时期，中国是否对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物价产生显著的冲击与影响。
由图1～图7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滚动分析的绝大部分样本期内，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物价的冲击力度均在美国之下，而且我们也发现，无论是在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还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见图中阴影处），中国对美国、加拿大、欧盟、韩国等贸易伙伴国物价的冲击均不显著，基本维持在0均值上下波动；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物价水平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物价的冲击，其影响力度远在中国之上。此外，图7的滚动分析则表明，中国大陆物价的扰动对香港地区的物价水平带来显著的冲击，且冲击力度随着两地经贸关系的日趋紧密而呈现波段性上升的趋势，与前面的分析结论相一致。 （五）“汇率改制区间”的动态滚动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渐进式”、“谨慎性”的汇率体制改革，而汇率制度也由固定汇率制度向相对灵活的汇率制度渐进转变。自2005年7月以来，中国加快了外汇市场改革步伐，放弃了盯住单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鉴于此，我们采用滚动广义脉冲响应技术方法（Yang et al.，2006a），把各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对中国物价的冲击加总，以考察在不同汇制区间，国外物价的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冲击与影响。由图8可以看出，在滚动分析的样本期中，中国物价具有显著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其中，在1997-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见图中阴影处），外部对中国物价产生了显著的负冲击，然而从2002年开始，中国物价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正冲击。在此期间，中国也相应地呈现出“通缩”与“通胀”交替出现的局面，其中在1998年-2002年间，中国步入了首个“通缩”时期，并在其后国际石油、粮食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快速飙升的冲击下，中国重新步入了物价上涨的“通胀时期”。因此，为了实现物价的长期稳定，我们必须在较好地应对国际冲击的同时，防范“输入型通货紧缩”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引发的风险。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图8还发现，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之后（图中分割线之后），国外对中国物价的冲击呈现出水平波动的状态，并无明显减弱迹象，因此，新的汇率机制尚无法十分有效地吸收国外物价变动的冲击，汇率制度的“通胀屏蔽功能”并未显现。究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2005年新的汇率机制尽管扩大了双向浮动空间，增强了波动弹性，但仍有深化空间；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尤其在近20年来中国贸易规模迅猛增长，贸易依存度显著攀升，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形下，即便是浮动汇率制度也无法完全吸收来自国外物价变动的冲击（Jeong and Lee，2001）。 （六）稳健性分析——基于“汇改后”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 具体而言，我们只对汇改后近10年的数据，即2006年1月-2015年10月的样本进行分析。
由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十年来中国通胀仍未呈现出显著的“输出性”特征，中国并非全球通缩或通胀的引发因素。而且，中国物价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外部“输人性”特征，汇改以来汇率制度的“通胀屏蔽功能”并未显现。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对中国、欧盟、加拿大、韩国等贸易伙伴的物价水平产生显著的冲击与影响。由此可见，基于汇改后样本所得出的分析结论依然保持不变。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次采用最新发展的样本外Granger因果检验等技术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输出性”与“输入性”特征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并结合滚动广义脉冲响应技术方法从动态分析的角度对中国在价格国际传递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在不同汇制区间，中国物价变动的“输入性”特征。 本文研究发现，在价格国际传导链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发挥着主导作用，各国物价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的冲击，与其形成鲜明对比是，因特殊的地缘因素与经贸关系，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的物价水平有着较强的影响，而对其他国家物价的变动均不具有显著的作用力度。此外，滚动分析结果则显示，无论是在“通货紧缩时期”还是在“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物价水平的冲击力度均十分微小，现阶段中国物价仍未呈现出显著的“输出性”特征，中国并非全球通缩或通胀的引发因素，相关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本文无法获得经验支持。 本研究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现阶段中国物价具有显著的“输入性”特征，其中，在1997-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外部对中国物价产生了显著的负冲击，而从2002年开始，中国物价则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的正冲击，并成为诱发“通缩”与“通胀”交替出现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我国物价变动除了归因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或者投资过热等内部驱动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因于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 最后，本文还发现，2005年新启动的汇率形成机制尚无法有效地吸收来自国外物价变动的冲击，汇率的“通胀屏蔽功能”并未显现。此外，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可靠的。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得到了以下三点启示： （1）中国既无输入通货紧缩，也无输出通货膨胀，因此，中国并没有成为全球物价不稳定的引发因素，相反，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有助于缓解进口国消费者的生活压力，改善贸易伙伴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2）现阶段中国物价具有显著的“输入性特征”，因此，对于外贸依存度高达70%以上的中国而言，为了实现物价的长期稳定，我们必须在较好地应对国际冲击的同时，防范“输入型通货紧缩”以及“输入型通货膨胀”引发的风险。 （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仅仅依赖自身调控政策来实现物价稳定未必“时刻”有效，尤其在现阶段“欧债危机”远未结束、美国告别“零利率”时代以及欧元区启动量化宽松政策，中国有必要与世界各主要国家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乃至共同干预，为国内物价的平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由于我国尚未公布居民消费物价的月度定基指数，因此，与杨子晖（2008）等的研究相一致，本文利用我国公布的消费物价的月同期比指数和环比指数构造我国居民消费物价的月度定基比指数。 ②为了节省空间，在这里没有报道各个国家单位根检验的分析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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