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现状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去探讨新闻活动中传受双方心理活动的特点、互动规律及其生理、心理机制的科学。如今，在我国，新闻心理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正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匆匆向我们走来。为了促进这门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本文试对我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走向做一概述。
一、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历史
我国对于新闻心理学较全面的、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虽然是在80—90年代，但是对新闻心理现象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由于报纸的产生比广播、电视要早得多，因而最初的研究是从报纸读者开始的。我国早期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其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就曾指出：“所谓有价值的新闻，第一即在多数之人爱读而已。于此应研究多数人何以爱读？则必直接间接与多数人不无关系，而为彼等所皆欲知之事。”“则外交记者于迎合多数读者心理之外，且负制造多数以变换社会心理之能力与任务也。”[1]
1941年，我国新闻学家任百涛在《综合新闻学》一书中曾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论及新闻事业与心理的关系。
解放后45年，我国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3 个阶段：萌芽、酝酿和初步形成。
（一）萌芽阶段（1949—1978年）
解放后到文革前，读者心理依然是新闻工作者研究的重点，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在1956年写成的《新闻学哲理大纲》，作者把“不断寻求和发掘读者的需要与兴趣”视为现代报纸改进的方向。他关于应当不断解决办报人的主观意志与读报人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的论述揭示了探讨读者心理的意义。
文革10年，由于新闻心理学的母体学科之一——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同心理学的命运一样，我国新闻心理学在这一时期也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才又得以恢复。
1978年2月， 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在该社举办的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国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新闻心理学的必要性。他呼吁：“当今世界上边缘科学特别发达，各门学科相互渗透，是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如生物物理学、经济地理学、遗传工程学等等。新闻学和心理学为什么不可以‘搭伴’？”
1979年底，当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的徐培汀，就我国新闻界在1978—1979年期间对于读者心理、采访心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之后，也明确提出在我国开展新闻心理学研究的观点。在这一阶段，新闻心理学虽然被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了，但提出具体研究内容的还较少。
（二）酝酿阶段（1979—1986年6月）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以改革为显著的标志的崭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心理学得到彻底平反，这就为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80年代初期，率先向新闻心理学进军的是一些思想活跃，有开掘精神的社科院新闻所的学子。他们曾以读者心理为中心，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如岳颂东的《报纸读者的心理研究》、邢平安的《论新闻效果及其心理内涵》、杨壮的《外国读者对中国报纸的兴趣》等。
从1978年到1986年，又有几十篇新闻心理学方面的论文问世。除研究读者心理外，开始出现了研究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的论文。像张陆游的《听众心理与广播稿写作》[2]、 马国力的《从观众心理需求看电视新闻改革》[3]。虽然篇数不多， 但毕竟拓宽了新闻受众心理研究的范围。
除了研究受众心理之外，这个阶段还出现了研究采访心理、编辑心理和播音员心理的论文。1985年8 月广西大学朱执中教授编写的《采访与采访心理学》里，虽然采访心理只占九节，但是把采访心理编进新闻教材中，这可能是第一次。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期间我国新闻界的某些颇有影响的领导同志就重视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受众心理素质问题曾发表过专门的论述。
1981年，《新闻战线》第8 期刊登了当时《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同志的文章，题目是《研究读者是一门学问》。文中安岗同志把对新闻受众心理的研究提高到了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高度，在当时的确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事隔两年，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同志曾撰文指出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强调了重视其心理素质的必要性。这在当时，对于那些从事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持。
1986年7月，由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张骏德、 刘海贵合著的第一本以《新闻心理学》命名的专著出版了。这标志着我国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已经从酝酿阶段进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的新阶段。
（三）初步形成阶段（1986年7月—1994年5月）
近1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不仅应遵循新闻规律，而且还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在这个时期，我国的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得到迅猛的发展。据统计，到1993年，我国广播和电视的覆盖率分别是为75.6%和81.4%。广播电视作为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其接收者已达8亿之众。[4]从媒介市场“供求”规律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能否抓住听众、观众（当然也包括读者），这不仅仅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直接关系新闻传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使听众、观众感到真实、亲切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蓬勃发展起来。《东方时空》、《一丹话题》、《敞开你的心扉》、《人生热线》、《相伴到黎明》等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视听节目纷至沓来。新闻工作者对听众、观众心理的探求兴趣也空前高涨。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心理学中汲取营养。
运用心理学理论于各个领域，进而产生像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大众传播心理学等边缘学科，这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之必然。正如专家所言：“在人类对较低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后，自然要把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提到主要的日程上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5]因而无论是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气候，还是从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上看，新闻心理学在我国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阶段。自1986年以来，围绕着新闻心理学种种研究更是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86年10月23日，首都新闻学会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办了“新闻与相邻学科”学术讨论会。社会心理学被列入“相邻学科”之一。新闻学和心理学的专家学者坐到一起共同探讨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
从1986年2月到1987年9月，《新闻战线》展开了关于“新闻与想象”的讨论，讨论所涉及的有关思维和想象的论述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新闻心理学范畴。
1988年上海社科院新闻所的魏永征、何立武在题为《打开新闻活动中心的心理奥秘——新闻心理学介绍》一文里，对我国自1941年以来有关新闻心理方面的研究作出总结。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一阶段，电视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联手进行了电视观众收视行为和心理的调查研究，进行了电视新闻、电视广告与电视专题节目评价指标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质量较高的论文。
从已掌握的资料着，在这8年里， 仅新闻心理学的专著（含论文集）在我国就出版了14本，约400万字。 这些著作所涉及到的新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总结我国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1994年5 月由北京广播学院牵头，召开了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会上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对推动我国新闻心理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新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
在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我国目前新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总结了8个字：初级阶段，初具规模。
所谓“初级阶段，初具规模”是从“学科界定的角度”而言的。就新闻心理学而言，若侧重研究的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去解释新闻现象，例如用阅读心理学去分析报刊的可读性；用视知觉理论去研究电视的可看性等等，这可以说还属于“解释水平”。若把新闻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新闻活动中人们所特有的心理现象，例如研究看电视过程时存在着“看新闻过目即忘现象”，研究电视记者进行现场采访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感应等，那就属于“特有水平”。显然，“解释水平”是“特有水平”的基础，而后者是前者更高层次的体现。
目前，我国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仍然处于“解释水平”，离“特有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前者水平讲可说已“初具规模”；若以后一种水平要求，即形成一门完整、独立系统的新闻心理学，则只能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下边先就“初具规模”作具体解释。
（一）在研究广度上的初具规模
自1986年以来，我国对新闻心理现象的研究已涉足新闻活动的多种领域：
1.对新闻活动认识主体心理现象的研究。这包括对新闻工作者心理的研究和新闻受众心理的研究两个方面。
在对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研究方面，新华社徐熊的《新闻思维与新闻心态》，重点探讨了新闻工作者思维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华中理工大学申凡的《新闻记者职业心理成因初探》论述了新闻活动的客观环境对记者职业心理形成的影响；四川日报席文举的《新闻批评心理学》对新闻批评过程中出现的作者、编辑、被批评者和读者心理，都作了较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笔者《新闻心理学概论》中对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及新闻工作者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都做了较系统的阐述。
在对新闻受众心理的研究方面，可以分两大类来说。一类是从理论上分析研究受众心理的意义。像宁夏大学王庄同《关于受众心理研究的思考》和云南大学敬蓉的《当前我国受众心理的新走向及传播效果》较有代表性。另一类是对不同新闻媒体受众心理的研究，虞达文的《新闻读者心理学导论》，中央电视台张令振的《电视对儿童侵犯性行为的影响》等属这一类。近年来，专门探讨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的专著和论文增多，与80年代初期以研究读者心理为主的情况比，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2.对于在新闻活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研究。采访、写作（制作）、编辑（编导）、播出（主持）、出版等是新闻活动的不同阶段。对这些方面有较多论述的是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及汪新源写的同名的《新闻心理学》；宫云范的《新闻与心理学》；徐培汀的《新闻心理学漫谈》；段心强的《心理学与新闻》。专门阐释采访心理的有申凡的《采访心理学》；研究采访、编辑心理的有甘肃省新闻研究所汇编的《新闻编采心理研究》等。新闻学博士郭镇之，在评述笔者的《新闻心理学概论》时认为，此书：“既探讨了报纸，又探讨了广播、电视；既观照了记者、编辑、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等新闻从业人员，又观照了读者、听众、观众等新闻受众，”“是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对新闻传者和新闻受众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系统性思考”的专著。
（二）在研究深度上的初具规模
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初期，在新闻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上，难免出现“两张皮”、“贴标签”等现象。经过近10年的努力，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把心理学理论运用到新闻活动之中已不再是肤浅的、蜻蜓点水式的，而是有了一定的深度。
1.开始了对传播心理学（含新闻心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社科院新闻所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心理观》从“外部环境与传播心理”、“传播中的认同心理”、“传播中的心理障碍”、“传播中‘注意’的形成”、“流言”这5个方面， 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心理观。作者认为，导师们的传播心理观奠定了我们现在研究传播心理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北京广播学院的郭镇之的《传播学·受众研究·接受分析》一文则指出，大众传播的重点正在从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向意义的产生者（接受者）倾斜；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正在从外显的效果向内在的心理过程转移；受众研究正在从群体接受向个体接受深入，研究方法正从单一的方法向综合的方法演变。这些观点给深入研究受众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2.对新闻活动认识主体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突破。马克思曾经指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6]以往我们对新闻传者和受众心理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进行思辨的质的描述上。近几年来，运用心理实验、心理测验、心理统计等方法，对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素质、对受众的接收心理进行量化分析的论文的日渐增多。如北京师范大学彭聃龄等人关于《电视观众收视行为和心理的研究》，有中央电视台张令振的《电视对儿童侵犯性行为的影响》，有笔者的《对记者向性的测量和分析》等都作了有实验作依据的量化分析。社科院新闻所的卜卫在《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一文中，对同类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颇有见解的总结，她认为，“心理实验可以通过控制某些因素，有效地测量和确定传播现象中的一些因果关系，以验证和发展传播学理论。”
3.有了对建构新闻心理学学科的体系的尝试。陈力丹在其《对我国新闻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对笔者的《新闻心理学概论》做了如下评价：该著作“想到了建构新闻心理学的独立体系，尽管使新闻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不是捏合、“缝合”、凑合，而是有机的融合、“化合”，进而构成新闻心理学自己的独立体系“困难很大，但新的目标毕竟提出来了”。
三、新闻心理学研究的走向
从发展的眼光看，在我国建成一门对新闻工作在理论上有指导性，在实践中易操作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心理学科体系，不是遥远的事情。这个体系在宏观上自然包括新闻心理学的子学科，如采访心理学、写作心理学、编辑心理学和新闻传播者心理学、新闻受众心理学以及电视心理学、广播心理学等。
我国新闻心理学的发展走向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理论方面
理论方面的研究将包括3个层次，第一， 继续运用心理学理论解释新闻心理现象。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者们虽然已经做出了不少成绩，但还有许许多多的课题或论述得很肤浅，或根本没有涉猎。例如：新闻界领导者的心理特点；新闻工作的动机、需要，工作满意程度及其与工作效率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又如报纸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认知方式的同异点；新闻传播者同新闻接受者之间的心理互动规律与新闻传播效益的关系；新闻舆论导向作用的心理依据。再如国家领导人镜上（屏幕）形象对受众心理的影响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的科学解释。
第二，利用心理学理论，研究新闻活动中特有的心理现象。这是新闻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例如“看新闻过目即忘”、“心理感应”、“心理真实”等等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改进新闻传播工作。例如，“看新闻过目即忘”是在受众中极易产生的心理现象。它为什么会产生？其心理机制是什么？如何减少这种现象？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是因为：一般人接触媒介时，追求某些信息的动机不强，因此在“注意”这个认知阶段，对大量的讯息没有特别注意，亦不作过滤选择，没有在记忆上作精细加工，讯息的细节不易进入长时记忆，留在记忆中的只是讯息的基本框架，造成了“看新闻过目即忘”。
第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心理学。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在新闻活动中心理活动的表现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特点，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特点。比如西方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促使他们更喜欢猎奇，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则决定了中国读者更注重新闻报道的导向作用；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更内向、含蓄，而西方人更外向、直率。这些群体差异在国际大型记者招待会上往往有鲜明的表现。总之，几千年中华文明和经过长期奋斗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淀在中国新闻传播者和受众心理的东西，将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是我们新闻学研究者要掌握好的基本依据。
（二）实践方面
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新闻实践服务。为此，可以朝3个方面努力。
第一，运用心理统计、心理测验的方法，对新闻工作者的心理素质做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出相应的专门人才的心理测验量表，为选拔、培养高层次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心理方面的参考意见。
第二，定期对各类受众群体的接收心理（包括兴趣、需要、态度行为等）进行调查研究，改进新闻宣传工作。
第三，建立一支新闻心理学的科研队伍。目前这支队伍人少，力量分散，而且懂心理学的人不多。今后可以通过成立新闻心理学学会的方式，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不仅吸收新闻工作者，还应欢迎心理学工作者参加。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交流经验，扩大影响。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新闻工作者中系统学过的心理学的人很少，为此，可能通过培训班、旁听、自学等方法普及心理学知识。要把重点放在培养青年人身上。除了在新闻院校（系）开设心理学课程外，还应创造条件为学生设置新闻心理学（或大众传播心理学、电视心理学）课程。最后，招收新闻心理学的双学位、研究生、博士生更是培养高层次新闻心理学科研人才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心理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愿有识之士携手为之奋斗。
注释：
[1]余家宏、宁树藩、徐培订、 谭启泰编注的《新闻文存》第450—45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
[2]《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3]《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4]刘洪海《论广播电视跨世纪发展战略的方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4年第3期）
[5]车文博主编《心理学原理》第5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