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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随着交往的增多，礼仪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仪态，男求仪表堂堂，女欲仪态万方。然而求则求之，却往往不得其门而入，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仪态问题历来被视为难以把握。传说汉代美女王昭君得罪了画匠毛延寿，致因画像丑陋而远嫁匈奴；事后毛延寿也因此被汉帝杀害。王安石为毛延寿鸣不平，写了《明妃曲》，诗中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年错杀毛延寿。”仪态难画，学来更难。从经验的层面说，仪态的形成是一个从幼年开始的长期过程，是渐染成之，是习惯成自然的事情，人们很难体悟自己的言谈举止的特质是如何形成。因而，了解仪态形成的规律，就显得非常重要。现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解释。
社会科学把仪态既看做是一种社会现象，又看做是一种心理现象，认为一定的行为方式和仪态是一定的心理或性格结构的表现；而一定的心理或性格结构，又是同一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关于仪态，中国古代的《说文》解释说，“仪，度也”；社会学把仪态看做是形式化的行为。可见，中西方对于仪态的理解是一致的，即都把仪态看做是合法度的、规范化的社会行为。仪态表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没有语言，没有着装打扮问题，动物的活动全是无意识的、本能的活动，它不讲究任何修饰；而人则不同。人的许多表情、举止尽管仍带有动物活动的痕迹，但人是有意识的。他有自我意识，他在行为中要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他的行为又具有社会的意义，有美和善的诉求。仪态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猿揖别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由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仪态与文明，在语义上就有密切的联系。在中文中，“文”的原初意义是“花纹”，如陶器、青铜器上的图案，都可称之为“文”。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的形象的文饰，就是“文明”；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本来含义，就是对人的仪态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和社会心理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文明内涵的过程。
仪态的标准和行为方式由一定的社会结构决定，而在仪态发展的早期，却多是与上层阶级生活的状况相联系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礼仪的发展是一个典型。西周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建立了严格等级制度的分层社会，等级社会带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和谐，解决的办法是守礼，交往中的礼节和礼貌就成为最重要的规范。礼制社会又最重身份，因而人们特别重视自己的仪态。我国古籍《周礼》、《仪礼》、《礼记》中就记录下了方方面面的礼仪和仪态要求。如迎接客人的礼节要求是：迎客时，每到一个门口都得让客人先进去；客人走到卧室门口，主人要自请先去铺好席位，再出来迎客；客人谦让，主人要敬请客人先入，等等。在长者面前的仪态要求是：听候使唤时，要恭恭敬敬地答应；进出要恭敬严肃、外貌齐庄；不能打嗝、打喷嚏、咳嗽、伸懒腰；不能单脚站立，或侧目看人，等等。席宴上的仪态要求是：不要撮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只吃一种食物，不要把骨头扔给狗；等等。日常的仪态要求是：不要侧耳听，不要粗声大气说话，不要眼睛斜视，不要无精打采的样子，坐着不要把两腿分开，头发不能垂下，帽子不要摘下；等等。这些要求，体现了孔子所说的一句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它所提倡的，是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
欧洲中世纪以后仪态的发展是另一种情形。欧洲中世纪的上层阶级是骑士阶级，其生活样态简单，行为举止粗俗。但后来在上层阶级中加入了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血缘的社会成分，形成了朝臣阶级。宫廷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微妙，使人们更敏感地考虑宫廷行为的标准，更仔细地检点自己的行为，一个仪态变革的时期由之到来。这时产生的新仪态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以饮食行为的讲究为例，中世纪饮食最具有特征的，是人们以手抓食，共用一个盆，同喝一碗汤。到16世纪，叉子开始派上用场，调羹也同时出现，人们也渐渐改去共喝一碗汤的习惯。与此同时，每个人有了自己的餐巾；以后，餐桌上的讲究开始越来越多。就身体的自然功能而言，在中世纪，人们可以当着别人的面大小便或谈论此事；到文艺复兴时期，这方面的一些戒律开始形成了，如“不要同正在大小便的人打招呼，请装作没看见”。以后，人体的这些自然功能慢慢变成了个人的隐私，羞于启齿了。中世纪，人们对擤鼻涕这一行为，并无限制，也无不雅之感；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被告诫擤鼻涕之后要马上踩掉。16世纪末，手帕还是奢侈品，被当做富有的标志；17世纪后期，手帕的使用成了强制性的；到了18世纪，有关如何使用手帕的书籍产生了，使用手帕有了更具体的讲究。人们对吐痰的态度的变化也体现了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世纪几乎不加限制，认为这是人的一种必需，惟一被禁止的是把痰吐在餐桌上或水盆内；16世纪要求吐在地上并踩掉；到19世纪，人们厌恶谈论此事，后来痰盂出现并普遍使用。再后来，痰盂也用不着了。因为，“厌恶阈”和“羞耻阈”变成了每个人自我约束的力量，外在的强制已经成为多余。
以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个性发展的蛛丝马迹：越来越突显的自我，同时又注意约束和控制自身。接下来就是西方沸沸扬扬的个性解放的狂潮了，仪态的演变成了个人发展的标志。
人类的仪态文明，不仅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且有其个体的发生机制，这一机制就存在于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弗罗伊德把个人心理分作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代表个人的生理部分，如个人的欲望和需求等；“超我”是社会驻个人的大使，它代表社会向个人提出各种要求，如各种社会规范、标准等；“自我”即自我意识，是心理中的理性成分，调和于本我和超我之间。每个人的仪态，如言谈、表情、举止，都是本我、自我、超我这些心理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心理结构发展到什么程度，仪态也就成熟到什么程度。当一个年轻的母亲把一支笔放到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手里令他习字时，仪态的预期是不确定的，他或者愤怒地拒绝，或者高兴地把笔当玩具去玩；而当一个学龄儿童去向家长报告成绩的时候，他已经会策略地运用仪态了，自信、骄傲、谎骗，会神态各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我（如渴望表扬、害怕批评）、超我（如应努力学习）和自我（如权衡利害）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到儿童的心理，而心理又如何通过仪态表现出来。成长过程的人要习练各式各样的仪态，当他学会运用不同的仪态应对不同的社会场景，成为一个“千面人”时，他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一般说来，高度成熟的“仪态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在成年后仍然要接受仪态的再教育。不然的话，就人人都可以做演员了。
在今天，政治人物的仪态表现在社会仪态文化中仍然居于重要的位置。领导干部熟练掌握不同场合对不同人的行为规范和要求，言谈得体，着装高雅，这不仅有利于塑造领导干部的个人形象，同时也能为社会大众起到示范作用。这似乎看起来并非实质问题的“小事”，其实非同小可；不雅的行为，即便是随地一口痰，或是将对方名片的随意放置，都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会给工作造成损失。
我国当前已进入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人们具有平等、民主的社会心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自由度的增加，人们的行为更随意，更不拘于形式。由此决定礼仪交往也具有平等、民主的特征。在提高仪态素养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克服旧政治观念的消极影响。《聊斋志异》的《夜叉国》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封建官吏的仪态：“问何以为官。日：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本来，按照古代礼仪，对人不能侧目而视，但在威赫的官员面前，人们却不敢正眼相看，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现在这样的官态并未完全消失，对下吆来喝去、颐指气使的做派，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这是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不相协调，也是为大众的心理所不容的。
总之，仪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的仪态要求又要通过个人的心理过程才能实现。因此，仪态上的提高，最根本的还在于内修；有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成熟的个性，才会有外在的仪态美；反之，如果只从技巧方面看仪态，徒事行为的模仿，那就是“东施效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