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布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实施。1978年此时距“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仅仅只有一两年，面对遭受“四人帮”严重冲击的各个行业，国家着手进行了整治，在这两年里改革开放的基础逐渐形成。改革开放已有40年历程，探析其形成的因素对于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形成的背景
（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化。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议初步清理了“四人帮”的错误，清理部分“四人帮”分钟，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会议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党的十一大上指出要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并且强调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等党的优良传统。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相继顺利召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开始步入正轨。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正式追认确立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毛泽东逝世后，逐渐解构，政治局常委会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人核心，彻底清楚了“文革”中激进分子的影响。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针织局及其常委会的人员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层面共有五名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汪东兴主要负责具体实施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政治局委员新加了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方毅等十人，一些老革命家和“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官员大量出任中央委员，慢慢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稳固，给改革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新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配套的是新中国的政权机关也要集中统一，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要求地方服从中央的统一指令，便于将新中国建国时不多的资源进行统筹规划，但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对工业交通、商业、农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展开了全面整顿，国务院政府机构也随之调整，以整顿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的国务院机关，国务院内部增设2个部、7个直属机构和1个办公机构。这样，国务院共有52个工作部门，部委29个，直属机构19个，办公机构4个。这次调整基本上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时期国务院部门快速增加，政府部门的职能恢复并相应的增加了部分职能、将部分权力收归中央，为改革开放的组织结构打下了基础。
（三）思想基础。华国锋被毛泽东点为接班人后，在粉碎“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当天就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且经过了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的确认。在华国锋继任毛泽东的最高领导人地位之后，当时存在着一个情况，即华国锋党内资历相对较浅，在权威和群众认以及党内资历方面都缺乏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使公众接受新一代领导人，华国锋继续保持毛泽东制定的大政方针，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稳定中国社会秩序。“‘四人帮’是毛主席在1974年7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讲的。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我们清楚‘四害’，这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在这样的宣传下，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得以顺利的进行。在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上，邓小平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些讲话，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国内意识形态面临的问题。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人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邓小平的复出是改革开放得以顺利开始的重要节点。在1976年10月25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庆祝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时，仍然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先念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在不同的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直到1976年12月，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才真正的发生了变化。直到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的表示中央在考虑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在之后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工作。同时《人民日报》也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舆论优势。1977年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迫切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现状。从增长速度上看，1966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由237.1增加到392.2，平均每年增长了5.2%。貌似看上去在文革十年，经济没有停滞仍然在发展，但是把文革十年时期中国的平均增长率与其它国家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台湾的平均增长率为9.1%，日本则为8.0%，韩国和新加坡甚至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文革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失去发展的十年。这使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揭露“四人帮”破坏经济活动时，中央和国务院对当时的经济情况、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温饱没有解决、教育落后等方面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也进一步推动中央领导层开始考虑改变政策，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二、总结
1978年12月开始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巨变的改革开放，不是历史上的孤立的政治进程,思考这40年来的中国改革,不能不看影响当代改革的历史沿革和历史承继,也不能不看影响中国改革的世界环境和世界大势。“要清楚地认识这四十年来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有必要树立起一种“大改革观”,把当代改革问题放在中国改革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放在世界改革历史的进程中去进行审视”。历史并非竹子似的一节接着一节发展,中国的改革更不是一节一节不相干的连在一起的历史事件,认识中国当代改革，有必要从纵向的角度,把当代改革与近代改革和古代改革联系起来,对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改革命运及其规律进行深度的思考,也有必要从横向的角度,把中国改革与世界上重要历史时期、重要国家的改革联系起来,从世界各国改革的比较的广度思考中来看中国改革的走向。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就是要求我们在更深入、更宽广的反思中,去寻求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作者简介：韩宏博（1995年—），男，陕西西安人，学校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历为在读研究生，专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文作者:韩宏博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7/30
标签：四人论文; 文化大革命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中国论文; 国务院论文; 李先念论文; 中央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