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数量经济理论到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对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回顾与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学者论文,人口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3)01-0003-05
一、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探讨和争论。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已对它们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意大利的保泰罗是第一位论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学者，他在其代表作《城市论》和《国家论》中把人口视为国家的财富。重商主义沿袭了保泰罗的思想，主张人口增长，认为生产者人数愈多，可以输出的商品也就愈多。重农主义不象重商主义采取积极的人口政策，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活资料的不足，从而主张稳定的人口政策。人口论在经济学中获得可靠地位是由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来奠定的，他们以经济发展论为中心，分析了人口数量的变化与土地、资本、消费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人口学真正形成是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发表为标志，他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口与经济间的关系，从而被公认为人口学的创始人。
1.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提出了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观点，回答了两个问题。他在系统分析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后指出：人口增长总是受生活资料的限制，因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同时又指出：人口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且人口增长会不断地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水平，因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负反馈效应，即经济增长会刺激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反过来阻碍经济增长。据此回答了：第一导致贫困的根源是“自然法则”，第二消除贫困的手段只有抑制人口和提高生活水平。
作为系统地阐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第一人，马尔萨斯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通过研究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模式，使人口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推动了人口学的形成和发展。但随着欧洲各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因生育率下降而产生的人口转变的进行，欧洲人口状况发生了变化，同时欧洲经济进一步发展，粮食状况得到全面改善，从而在现实中宣告了马尔斯基本论断的破产，引发了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判。与此同时，杰门斯等一批经济学家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经济理论，使经济学家从对经济增长长期动态的研究转向经济均衡和资源分配等短期静态问题的研究，于是人口作为已知的条件被排斥在经济体系之外。人口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低迷徘徊时期。但这一时期还是产生了以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理论。
2.适度人口理论
坎南是最先阐述适度人口理论的学者。他从人口增长是否有利于最大生产率的角度去研究适度人口数量。其后的威克塞尔则将边际分析的方法引入到适度人口的研究中。而现代适度人口论的主要代表是索维。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适度人口的概念扩展到非经济领域，考察了许多非经济的社会因素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与坎南等前人相比，他还考察了技术进步等经济变量对适度人口的影响，提出了“适度人口增长”的概念，从而把静态适度人口论推向动态适度人口论。另外，索维还提出了“实力适度人口”。在适度人口论中测度人口变动的标准主要是人口数量、规模和密度。
适度人口论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它是20世纪初担忧生育率下降对经济产生影响思潮的反映。但这一理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以后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在经济学家中便产生了一种人口过少的危机感，从而促使经济学家重新关注并研究人口与经济间的关系。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和第二年所做的《人口减少的若干经济后果》的演讲中，系统分析了导致英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缩减，从而形成了长期停滞理论。
3.长期停滞理论
长期停滞理论是凯恩斯和汉森针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提出的一种人口经济理论。他们从人口角度去分析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的缩减是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能刺激和推动经济的发展。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资本有效需求取决于人口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人们储蓄和消费习惯的相对稳定，使生活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变动，因此，资本有效需求的提高只能依靠人口的快速增长。另外，凯恩斯还强调指出：缩减的人口增长虽然可以逃避“马尔萨斯的恶魔P”（人口魔鬼）的威胁，但由于人口的缩减导致资本有效需求不足会引起失业和经济长期停滞，从而遭遇“马尔萨斯的恶魔U”（失业的魔鬼），后者比前者更可怕。
凯恩斯的长期停滞人口理论为解决西方人口过少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他的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随后为西方各国政府所接受，同时二战后出现了婴儿热，使得西方人口过少的危机暂时缓和。但此时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加而经济却迟迟不能起飞，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把目光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着手研究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人口经济问题，因而产生了一些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总称为人口—起飞理论。
4.人口—起飞理论
在人口—起飞理论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纳尔逊的“陷阱低水平平衡”理论。莱宾斯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资本增加），也存在着阻止经济发展的力量（人口增加），往往后者超过前者，因此，较小投资的增加是不能导致经济发展的，只有进行“临界最小努力”，克服那些抑制经济发展的因素，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纳尔逊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当人均收入提高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使人均收入又退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水平之间有一个“人口陷阱”，但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摆脱这种陷阱的有效途径是投资规模迅速提高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发展中国家相继民族独立，人口急剧增加，世界人口进入到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持续增长时期。此时发达国家的“滞胀”与失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以及世界环境状况的恶化，成为了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对此，许多学者沿袭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会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因而对世界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形成了悲观人口经济理论。
5.悲观人口经济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的《生存之路》、60年代的《人口爆炸》、70年代的《增长极限》和80年代的《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的一百页》。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相比，它不仅研究内容更加宽泛，不再局限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探讨，而且研究手段更为先进，它是综合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当代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其基本理论和观点与马尔萨斯主义一脉相通，本质仍然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他们认为，不仅贫困、战争、疾病等传统问题是人口激增的结果，而且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资源耗竭等现代问题的根源也在于“人口爆炸”，因此主张对人口进行控制。
悲观人口经济理论因其悲观的色彩自产生起就在西方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康恩和西蒙等人就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乐观人口经济理论。
6.乐观人口经济理论
以西蒙为首的乐观人口经济论者从正面鲜明地指出：人口增长将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人口增长将刺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应用，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世界的前景是美好的，空间的扩展可望是无限的。
乐观人口经济理论尽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未来美好蓝图，但其用长期乐观的预测来掩盖短期存在的问题，用人口增长长期积极作用来抹煞短期消极作用，是不够科学的，也难以自圆其说。
7.评述及小结
上述这些理论是人们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1)不同人口经济理论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产生于产业革命导致的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工人大批失业，凯恩斯的长期停滞理论是源于经济危机时期西方国家经济的长期停滞甚至萧条萎缩，而人口—起飞理论揭示的是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剧增而经济依旧低迷的社会状况，悲观、乐观人口经济理论是进入到60、70年代以后人们在人口、资源、环境、贫困等压力下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思考。2)他们研究的目的和内容有所不同：马尔萨斯是在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互相反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去寻求产业革命时期工人贫困、失业的根源，凯恩斯重新把人口作为一个已知变量纳入到他的人口理论框架中，来揭示西方经济危机症结所在，莱宾斯坦等人企图通过实证研究和模型的构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剧增和经济迟迟不能起飞的困境，悲观、乐观人口经济论者关注的是人类在新的难题下未来的去向。3)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和视角不同：马尔萨斯研究的视角是人类生存最基本也最需要的食物，通过食物供给的变动来阐明他的人口观，凯恩斯把人口视为一种需求，以投资需求理论来构建他们的人口经济模型；悲观乐观人口经济论者不仅把食物纳入他们的研究范畴，而且把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资源环境等因素也都放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之中。4)他们研究的视野不同：马尔萨斯和凯恩斯都是研究发达国家中的人口问题，莱宾斯坦等人则把视线由发达国家移向发展中国家，而悲观、乐观人口经济论者更是把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的研究范围。5)由于这些理论研究的社会状况不同，切入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有些甚至截然相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但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莱宾斯坦等人则在发展中国家发现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作用。人们至今仍未在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达成统一的认识，至少可以说明人口与经济间关系的复杂性，在人口与经济之外，还存在许多变量制约着它们的关系。任何企图把人口和经济从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单纯地研究它们内在联系的努力是徒劳的。尽管如此，上述理论所揭示的都是人口数量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它们只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研究思路，来解释并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中存在于人口数量与经济间某种不同的内在联系。无论是马尔萨斯、坎南，还是凯恩斯、莱宾斯坦以及后来的悲观、乐观人口经济论者，都是研究人口数量变动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期间也有一些学者考察了人口结构和分布对经济的影响，如科尔、胡佛的人口年龄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人口迁移和流动，但作为理论的主流，研究的是人口数量变动的经济后果，因此这些理论统称为人口数量经济理论。从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研究的范畴是日趋拓宽的，研究的视野是不断扩大的，研究的手段逐渐多元化，所有新的理论都不是原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对人口数量与经济间所出现的新矛盾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原有理论的拓宽和提高，因此人口数量经济理论是逐步深入的。
进入到20世纪50、60年代，即二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又重新迅猛发展，这其中现代科学技术起着愈来愈明显的推动作用。有二件事实可以很清楚地显示，一是二战中遭受重创的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并重新崛起，另一是资源相对贫乏的丹麦、瑞士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人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者，其数量已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质量，即劳动者掌握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同时，传统的物质资本理论遇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经济之谜，如资本—收入比率并不完全随经济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增长也并不十分同步，二战后，工人工资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些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在这种背景下，人口经济学家开始了侧重于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些关于人口质量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我们把这些理论统称为人口质量经济理论。
二、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西方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其实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理论可以追溯到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他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在生产过程中除了机器、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等有形物质起作用外，劳动者素质也能起作用，他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中则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其“有用才能”即劳动者素质。亚当·斯密尽管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人口质量经济理论，但他无疑是最早触及人口质量的经济学家。然而在亚当·斯密以后的100多年里，绝大多数人口经济学家并没有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把精力放在人口数量变动的研究上。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影响之所以在这段时期被遗忘，主要是以下原因：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社会矛盾更多地是与人口数量相联系。另外，传统的将劳动者视为同质的观点以及伦理观念也束缚了人口经济学家创造性的思维。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舒尔茨等人重新研究人口质量问题，并形成了人力资本理论。
1.人力资本理论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舒尔茨是最早明确阐述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家，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他认为人力资本即人口质量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它的取得并不是无代价的，必须要进行投资，投资的途径主要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式。同时他指出：“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另外，他还采用收益法则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舒尔茨一起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位人口经济学家是贝克尔，他的代表作《人力资本》被西方学者视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在该书中，他分析了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讨论了在职培训的经济意义，另外，还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与舒尔茨不同，贝克尔研究重点是放在微观分析上。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先驱者是丹尼森，他对舒尔茨所计算的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做了修正，用更严谨的计算方法，对用传统经济分析方法大量未被认识的、不能由劳动力数量和资本投入来解释的“余数”，做出了更为科学的定量分析和解释。
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仅肯定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作用，而且还扩大了资本的概念，克服了传统经济学中总量分析的局限性，对现代经济增长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然而，人力资本理论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且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诸项因素的分析缺乏具体化，内容显得单薄，同时，在人力资本积累即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机理上研究不够深入，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人力资本认识的不深刻，另一方面反映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不成熟。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人力资本理论已无法反映这一历史背景，于是形成新的人口质量经济理论即“新增长”理论。
2.“新增长”理论
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自然的经济增长率必须相等，但哈罗德等人认为三者只会在偶然的情况下相等，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起大落的波动。然而他们的结论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满意，于是在对这一模型做了一定修正后，索洛等人便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将技术进步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认为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但该模型把进步视为一种外生变量，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正是由于这一主要的缺陷，当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后，它便遇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事实，从而使其保持了20多年之久的经济增长模型正统地位逐渐被“新增长”理论所打破。尽管“新增长”理论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也采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来建立它的经济模型，但它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而亦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已成为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卢卡斯和罗默尔。“新增长”理论不仅是经济增长理论，而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即人口质量经济理论，同时它也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在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它的主要贡献有：1)把人力资本纳入到增长模型中。尽管舒尔茨和贝克尔也论及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们把人力资本看成外生变量，而卢卡斯和罗默尔则使之内生化。2)使人力资本研究具体化、数量化，因而使研究更深入、更细致，这不仅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且也为实践中正确应用人力资本理论来具体预测和调整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提供了可能。3)揭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卢卡斯区分了人力资本的两种效应：即舒尔茨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内部效应”和阿罗“边干边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出的“外部效应”。罗默尔则把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其中专业知识可以使生产要素收益递增，因为知识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因而具有“外溢效应”。
另外，“新增长”理论还注意到发展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通过国际贸易，知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交流和积累。发展中国家应利用后发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人口数量经济理论向人口质量经济理论演进的启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任何人口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的社会经济背景，离开了理论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它就毫无意义，因此，任何理论只有和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具体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对人们的行动才有指导作用。由于我国低生育率格局仍呈现“不稳定性、不彻底性、不平衡性”的特点，因此，继续进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
同时，还必须重视和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这不仅是人口质量经济理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逐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并最终赶上它们的必由之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人口众多的沉重包袱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宝贵资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永续的动力和源泉。
［收稿日期］200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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