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下半叶外国人在华经营报纸的新闻观念--以“宣言”为中心的考察_新闻纸论文

再论19世纪下半叶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新闻观念：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华论文,外国人论文,观念论文,世纪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以新闻观念的视角来审视19世纪中国的现代报纸，至少有三种值得讨论的新闻观念：一是出使大臣的新闻观念；二是口岸知识分子的新闻观念；第三则是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新闻观念。如果说前两种代表着“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于报纸的认识和观念，那么后一种则是“自西向东”和“西学东渐”的重要表现。[1]一般认为，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最早可追溯到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9世纪50年代前，以传教士报纸为主，宣扬基督教教义、传播西方知识是其主要目的。19世纪50年代后，传教士报纸开始衰落，商业性报纸逐渐兴起，办报中心也由香港转移到上海。新闻史研究中，通常把外国人在华创办商业报刊，当作中国新闻事业进入新一阶段的标志。19世纪70、80年代，《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成为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商业性的，以营利为宗旨，按照商业经营的原则运作，对言论、社会新闻、文艺、广告的刊载作了改进，旨在吸引各界读者，以扩大销量，报纸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2]

      除了商业性的报纸之外，传教士报纸也在转型。一批传教士报纸，从单纯地传播基督教教义，转向以传播非宗教的西方思想和知识为主。基督教传教士除了传播教义外，依靠学堂、民间团体和报纸，为受教育的中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万国公报》，这份报纸可以看作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办报活动的典范（paradigm）：它一方面作为一种使用报纸和杂志作评论社会与讨论公共事务的工具，为将要出现的、新型的社会政治性的中国报业树立了榜样；一方面又是强有力的知识源泉，提供了鼓动政治改革理想的知识。[3]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人创办的商业性报纸占据了主导，单纯传播教义的传教士报纸亦开始转型。这一时期，关于现代报纸和新闻的知识在报纸上被介绍、讨论的次数明显增多（见下页表）。从“现代报刊作为知识”[4]的角度，这些文章为当时的报纸读者直接提供了更多的关于西方现代报纸的知识，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从现代报刊引入中国的角度，则反映了在外国人创办的报纸中，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新闻观念，以区别于之前的传教士报刊及中国传统的邸报、京报、辕门抄等媒介。这样一种新的新闻观念，则以《申报》最为典型。本文将主要围绕《申报》作出考察。

      

      一、从传播真理到传播新闻：商业新闻观念的发端

      早期传教士办报的目的，并不主要为传播新闻，甚至可以说，与西方报纸所经营的“新闻”关系不大。当然，这与传教士的身份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相关的，同样也受制于早期传教士活动的诸多限制，比如人力、资金、中文水平、传教地点等。尽管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无形之中促就了现代中文报纸的发端，然而，就观念层面来说，“新闻”只是传教活动的“副业”，传播宗教教义和科学文化知识，才是传教士办报的“主业”。米怜曾自述办报旨趣，“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通过智识和宗教的灌输，唤起“中国人民之智力”，才是米怜他们“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的伟大事业，创办报纸不过是“选择适当之方法”而已。在米怜目中，传教是第一要务，智识科学与宗教也相辅相成，不可忽视。尽管“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但是“新闻”只是为了灌输宗教和智识而“兼收并蓄”的内容罢了。[5]五十年之后的《中国教会新报》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林乐知先生所制教会新报，一袭其详论万事万物，理无不真。理真则以之持己卒无虑其颠危，理真则以之待人亦勿虞其浮范，理真则以之酬应纷纭万变可经可权，终不失之偏私驳杂遗误无穷。夫岂徒阅之以广见闻，藏之以备考证云尔哉。新报一袭本参详天道为务，而其中或附中外新闻，要皆关涉世道人心，为有益于修齐治平之畧。[6]

      “天道”、“理真”是传教士报纸一贯的旨趣。宗教教义和智识科学，均为传教士心目中的“真理”。一定程度上，传教士报纸在传教和西学知识的传播上，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19世纪中叶以后，传教活动的某些领域中出现了向专业化的重要转变，最明显的是在医学和教育方面，这些领域长期以来只是传布福音的副业。[7]传教士报纸也处于专业化的转变之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万国公报》。据研究，1874年《中国教会新报》从第301期开始更名为《万国公报》，是源于办报思想的变化，林乐知觉得刊名已经不适应新的宣传需要，报纸也不再只是为了传教和联络教友；改名后，世俗、科学的内容增加，宗教比重又有下降，时事新闻和科学技术成为主要内容。[8]林乐知为何出现思想的变化？马光仁认为，与林乐知决心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相关，因此刊出的新闻材料日渐增多。[9]

      如果说《中国教会新报》的转变与林乐知个人的思想变化有关，那么19世纪70年代《申报》等商业性报纸的异军突起则表明，外国人创办报纸的重心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事实上，林乐知在1874年的举动，是否受到《申报》创办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也可以从当时上海的报纸竞争中一窥端倪。《申报》创办不久，就将十年来独占报坛的《上海新报》堵到了死胡同。《上海新报》在《申报》问世两个月后就不得不宣布“改式减价”，最后在与《申报》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于1872年12月31日宣布停刊。[10]如果无法吸引受众，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不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哪怕是依靠教会或者个人资金，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传教士报纸。不管是教义还是其他知识，只有将其顺利地传达到读者那里，才有可能产生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传播学常识。当然，传教士们也对此心知肚明。米怜就谈到，“欲使本报随时改良，以引起读者之兴味”[11]。可以说，对读者的重视，在米怜那里就埋下了火种。

      “新闻”真正从副业变成主业，是从《申报》开始的。林语堂评价道，《申报》不是出于文化动机而创办的，它纯粹是一家商业报纸，美查（Major）认识到，中国的报纸应该完全从所有宣传动机中分离出来，为民众提供想知晓的任何新闻，《申报》正是依靠这种商业化非宣传的特征才生存下来的。[12]《申报》从创刊之始，便宣称“自新闻纸出，而凡天下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矣”、“纪述当今时事文……莫如新闻纸之善矣”。[13]因此，《申报》毫不避讳地谈到报费的问题，“吾今特与中国士大夫缙绅先生约，愿各无惜小费而惠大于天下，以冀集思而广益”[14]。

      《申报》自称是“仿行香港唐字新闻体例”（中文报纸）而创设，而“新闻”则成为了其经营的主业。因为“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见，流布四方者也”[15]，“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16]，所以最大数量地发行报纸，是《申报》所追求的目标。创办两个月之后，《申报》便骄傲地宣称，“本馆申报今已大销，每日所印四千五百张之数。”[17]

      与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众报纸的兴起非常相似，《申报》也通过降低报价以增加发行量。在谈到与《上海新报》的竞争时，《申报》指出，“窃思新闻纸一事，欲其行之广远，必先求法之简，价之廉，而后取者以所费无多定必争先快睹也。”[18]《申报》推行的廉价方针，在读者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在一则读者来信中，这样写道：“统计一年之费，每张不过十数文，每年不过三千馀文，论此小费，即吝啬者亦乐为此”[19]。尽管报纸的廉价为部分读者乐于接受，但办报者承受的经济压力却相当巨大。美查采取了当时洋行普遍实行的买办制，利用其他经营所得的收入，再加之报纸广告业务的增加，才得以站稳脚跟。[20]廉价发行、报纸竞争、买办制、广告业务，这一切都按照现代报纸的商业运作在进行。报纸也从阐扬宗教、灌输智识的副业，变成了以此为生意的主业，商业新闻观念自此发端。下面这段文字直白地说明了这种转变：

      兹见报每走岐道，愿进一言之劝曰：若欲广销路而发达，与其屈才废时，仅事著写詈我之妄论，不如少就新报正道，采录正经信息，博论重要事务。如此，既不羞新报之设意，而新报生意必可望发达焉。岂不美哉！[21]

      要想“新报生意”能发达、销路能广，那么“新报”的“正道”必然是“采录正经信息”，而不是“妄论”，至于“重要事务”，“博论”即可。既然如此，传教士长久以来坚持的宗教教义、科学智识这些“真理”，显然不适合“新报生意”的发达，因为一般民众对这些“真理”并不感兴趣。不要说西方的新知和宗教教义，就连《申报》登载的“正经信息”，在当时人看来，也大有改进之处。一封读者来信就指出，“贵报之于诗词则已罗列矣，而于文章策问则未有见也。自来举业一道本属空谈……然举业有弊，凡事皆有弊……皇章懔懔，夫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22]言下之意，既然朝廷通过科举来选拨官员，那么新报就应该刊载文章策问，以备举业之完善，以飨士大夫之所需。在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中国读书人的核心要务仍是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僚仕途之路。要使得他们习惯阅读新闻，通过报纸来参与政治社会生活，那要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了。

      然而，不管怎样，《申报》已发现，登载“新奇”之事、“闾里琐事”，就会吸引读者，正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23]。这样一来，“新闻纸”、“新报”的重点就从传播“真理”，转向传播“新闻”——即“今日之事”：

      盖古书之事，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新闻则书今日之事，以见令人之才，若无新报，则古书所传可朝稽而夕考，而令人之事，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者，心所未识，耳所未闻。[24]

      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为“太史陈风”的新报

      《申报》把自己定位为一张“新闻纸”、“新报”，纪载的是“今日之事”，最终目的是要成就发达的“新报生意”。在争取读者的过程中，《申报》不断地“推销”自己，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新报”、“新闻”的话语。这些话语由商业性目的而产生，但无形中又为中国人展现了更多的新闻知识。正如前文所言，不单是《申报》，包括《万国公报》在内的其他报纸，也在这一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更多地引入新闻知识。这些新闻知识所透露出的新闻观念，最明显的特征即是强调新报之“新”。

      新报之“新”是在与邸报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既然要凸显新报之“新”，则必然会强调邸报、京报之“旧”。“邸报之设……既不为国家之制度又不入学士之诗文”，“中国之邸报……不录闾里之琐，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25]中国的邸报既不是大众化的读物，也被刻画为单调无味、枯燥无比。不惟如此，“京报仅有朝廷之事，而闾里之事不兴焉，且即以朝廷之事而论，亦仅就日所习见习闻者而录之。至于新立一政，新创一议，亦不备载。”[26]

      在通商口岸的社会环境中，显然已不是“习见习闻”的社会常态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已经让国人体会到“夷人”船坚炮利的厉害。随后，西方的商业和技术，裹挟着西方的新知，汹涌而来。对于来华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东方文明，令他们感到陌生和新奇；同样，对于直接或间接接触西方人、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人已不再是想象中的“红眼长毛”的洋鬼子，西洋之器物也的确精巧无比。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以另一种文明的方式出现在中国人的认知图谱之中。“19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话语的一个重要转变，恰恰是关于文明比较中价值评价标准开始发生了变异，即认为西方也有相当成熟和合理的伦理道德系统，西方也有中国一样的文明。”[27]

      正是在这种文明的对比中，《申报》将邸报作为参照物，以证明自身是全新的、现代文明的产物。与西方的新报相比，邸报、京报或许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西士有问于中士者，日子初以为贵国之京报即吾各国之新报也，及细观之，竟大不同”。[28]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自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29]，“盖合朝野之新闻而详载之”[30]。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却是“朝廷以每日所下之训谕，所上之章禀，咸登京报，为民表率，而民间无一事一闻以上达于君”[31]。“惜乎闻于朝而不闻于野，闻于此而不闻于彼，虽有新闻而未能传之天下。”[32]因此，在向中国读者介绍时，新报就被描述为弥补邸报和京报之“旧”、之不足的器物，所谓“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33]。

      《申报》非常巧妙地找到了说服中国读者的论据，那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太史陈风”之说。新报采集民间之“新闻”，“上达于君”，因此“可便民而有益国者”，这不过是“太史陈风”的延续。“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34]显然，在强调新报之“新”时，也并未抛弃掉邸报之“旧”。两者可谓“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于是《申报》申明“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子言为河汉也”。[35]强调新报之“新”，当然有利于吸引读者，但若制造了邸报与新报之间非此即彼的印象，则可能适得其反。

      黄旦指出，以“太史陈风”作为对新报意义的解释，其意是要突出现代报刊的“民间”特征，因而更能抓住现代报刊的精神气质。[36]我服膺这一解释，但我们还须追问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谁作出的这种关于新报的解释？是美查等外国人，还是为之效力的中国人？其二，是否出于商业的考虑，用“太史陈风”来赢得读者的好感，以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基于商业的考量，依然是《申报》的办报理念，前已论述，无需赘言。此处简略考察第一个问题。

      《申报》第一任主笔是浙江人蒋芷湘，他于1870年成为举人，1875年离开《申报》，1877年成为进士，1879至1883年出任甘肃敦煌知县；第二任主笔是王韬的女婿钱昕伯，一名秀才。[37]19世纪70至90年代，为《申报》主持笔政的吴子让、钱昕伯、何桂笙、沈定年、蔡尔康、姚赋秋、黄式权、高太痴等人，或为秀才，或为布衣，或为落职官吏。[38]熊月之认为，这些人属于上海的新型文化人，但从传统文化人转变为新型文化人是个缓慢的过程，在很多人身上，其实是新旧一体，亦新亦旧，半新半旧，有新知识，新观念，也有旧习气，老传统。[39]在蒋芷湘身上，就能明显看到这种新旧结合、半新半旧的印迹。《申报》短期内获得商业性成功并没有留住蒋的心，进入官僚仕途则对蒋的吸引力更大，尽管他后来只成为了西部省份一个微不足道的知县。这名举人没有打算在上海久留，报纸工作只是他在“文人末路”时期的一份谋生手段而已。口岸知识分子虽然是边缘化的、体制外的身份[40]，但他们并未放弃通过种种方式回归帝国主流社会的努力。当然像蒋芷湘这样最终能够跻身仕途者，虽在口岸知识分子中寥寥无几，但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典型。

      《申报》中的文章大多无署名，因此不能断定是否全部出自蒋芷湘等口岸知识分子之手。但这些文章既代表了外报的编辑和经营理念，又主要由中国文人撰写、编辑，姑且可以将其中的观点，看作是两者的混合体。因此，如果我们将《申报》中的新闻观念，与王韬等人的新闻观念作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同样需要指出，两者又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王韬将新报当作“庶人之清议”，而《申报》也将新报当作“太史陈风”。在一定程度上，关于新报的“太史陈风”的解释，或许更多的反映了为外报工作的口岸知识分子的观念。按照林语堂的说法，春秋时期，每年的春、秋季节，被指派的官员都要到乡下收集民谣；这些采诗之官，将乡下巡视收集到的方言、歌谣和民谣，向上汇报，以便官方了解民风习俗，这就是采诗或者采风。[41]

      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一方面认可“中国之制与外国殊”，但一方面却怀念“唐虞三代之治”；他们认为，三代君民共治之时便有“太史陈风诗以观民风”，只是七国、秦之后，“君民日益隔绝，民言得以禁绝”，“此中国之故事由来如此，并非自今而始然也”。[42]因此，泰西新报，不过是借鉴和复兴了中国的传统而已，“初泰西诸国之设新闻纸也，盖亦深明古人此义也”[43]。可见，用“太史陈风”来解释新报，这既表明了现代报纸的民间特征，还表现了口岸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采集民间的新闻，将民间之事“上达于君”，是具备正当性的；既然无法进入官僚系统，直接为圣上效命，那么就暂且当一回“采诗官”好了，他们并不是为洋人效力的买办、通事，而是帝国正统的“采诗官”。

      三、开启现代性思考：报纸有助国家发展

      外报的新闻观念中，如果只有借用中国传统作为象征的“太史陈风”，那它就还处于“西学中源”的框架之下，并不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观念。但是，新报之“新”还表现为一种新知、新政，它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就超出了“西学中源”的范畴。黄旦也指出，1873年以后，《申报》关于新闻纸作用的论述陡然变化，更多地立足于政治层面，把新报之设与反映民意、沟通民意、治政强国联系在一起。[44]

      在谈及新报与邸报之别时，《申报》指出“新闻日报之馆，盛于泰西，而不行于中国”[45]，“欧罗巴诸国，其规模之日兴月盛，人得而知之”[46]。实际上，为了说明泰西新闻日报之盛，《申报》、《万国公报》等报还刻意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新报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47]比如，“法国有一博闻之人，以世上所发之新报共计有一万二千五百处，每日所发大约不下一千。”[48]不单是欧罗巴诸国，就连东洋的“撮尔小国”日本，“全国新闻纸馆竟有二百五十处，东京有日出新闻纸十处”[49]。于是，《申报》呼吁道，“西国日报一端，岂以小道视之哉。”[50]泰西诸国新报之盛，与其国家的发展之间，“相辅而行，不能偏废”：

      盖目二百数十年以前，各国之新闻纸未设，而各国亦尚无如此兴旺，目今兴旺最大之邦，莫如英美普法四国，而新闻纸亦为最盛……新闻能以致兴旺，兴旺愈以多新闻也。[51]

      泰西诸国的兴旺，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眼中，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哪怕是那些持保守立场的人士。用国家的兴旺离不开新闻纸的兴旺来说明新报之“新”，非常契合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环境，特别是对于投身于洋务运动中的早期改良主义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申报》的新闻观念转向政治国事，是与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分不开的。早期的《申报》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读物，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中国士绅。戈公振就谈到，“光绪二年，以《申报》文字高深，非妇孺工人所能尽读……”。[52]对于《申报》这样致力于“新报生意”的报纸来说，不谈新政、国事，又怎能吸引中国士大夫的注意呢，岂不与它一开始就划清界限的邸报、京报一样，“新立一政，新创一议，亦不备载”[53]。

      不过，有疑问的是，“新闻纸一小篇，果能致国兴旺乎”？《申报》如此解释道：其一，“一登于新闻纸内，则下情立即上达”，并且“千里如同面谈”，“泰西新闻纸有益于朝廷闾阎也如此”，这是中国的邸报、京报不能办到的事；其二，“通上下、达远近”与政事极为相关，“故凡朝廷之立一政也，此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无益，彼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有损，朝廷即行更改，比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至于行事制器无不皆然”，因此，“新报之不可无为，上下可以相通，远近可以相达，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其三，报纸与国家的发展是同步的，泰西诸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泰西之创举此纸亦非一朝一夕而即成”。刚开始，英京伦敦没有新闻，就用“教经一章补满焉”；东洋长崎初创时亦一日无新闻，“徧告阅者现缺新事暂停一日”。“至今英伦新闻纸繁盛，设馆百余所”。“民之为此纸也，上则朝廷广大之利弊，下则闾阎织小之善恶无不可以畅论。”因此，“新闻纸之有益于世，诚不谬矣。”[54]

      此外，《申报》还强调了中西社会之间的差别，以及中国新闻纸所遇到的障碍。泰西诸国“上下一体……每遇事，可以尽情议论，直陈无隐。言虽出自民间，意可达于君上”，而中国则“君尚有纳谏之心，官则禁谤之意。”[55]今日中国香港、申江、汉口亦有新闻纸馆数处，但“各官之恶新闻纸也，必欲毁其馆，火其纸，逐其人，而后快于心吁。”[56]在《申报》看来，是中国的官僚阻碍了报纸的发展：

      夫民间创设新闻一事，其中难免无于犯君官之语……重则惩办，轻亦封闭，故民间亦不敢冒罪而开设也……近因通商开市……其创议开馆者虽多，其愿与股分者反少矣，盖畏新报，倘有偶涉得罪官长之处与股分者，照律必一例不免受累。[57]

      1870年代中后期，《申报》的新闻观念与政治更为紧密地勾连在了一起。《申报》关于“杨月楼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轰动一时，但也招致了清廷官员的压制，“本馆因列其论于报中，而官宦遂与本馆而生嫌。与粤人会议，另设官报馆”。《申报》认为，“另设日报，使为民间所设，固美举也。如欲设官报以灭民报，亦如塞众口而独逞己志矣。”在这种情况下，《申报》借用了典故“子产不毁乡校”，“夫新闻馆之设，乡校之遗意也。故泰西诸国盛行之，故不患人之多言而转患人之不言。”[58]

      从“太史陈风”到“乡校遗意”，《申报》在强化报纸的政治功能的同时，也为自己在政治中寻找生存空间。黄旦就指出，因为上海“一市三治”的特殊性，使《申报》在政治作用上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也暗含了城市挑战国家的政治意味，并以此聚集了自己的读者。[59]从新闻观念来看，《申报》将帝国的官僚作为“对立者”，正是此意。有研究者认为，1879年后，《申报》与“清流”形成了紧密的互动：《申报》借助“清议”话题参与议政，是一种商业需要，目的在于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看《申报》也是一种政治需要，目的在于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60]暂且不论“新闻”、“新报”为何没有促成“清议”向现代舆论转变，至少在清朝的政治场域中，“新报”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新知识”，它在政治活动中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新报之“新”，也就从“太史陈风”、“乡校遗意”，扩展到新知与新政，具有无穷的力量。比如，《万国公报》就不无夸张地谈到，新闻纸有“十益”：益善，益恶，益君，益臣，益士，益农，益工，益商，益洋，益华。[61]《字林西报》认为新报一定能在中国盛行，《申报》也赞同《字林西报》的看法，认为“新报盛行，则中国必能振兴矣”。[62]总而言之，《申报》从与政治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来讨论报纸，实际上已将报纸纳入到洋务运动这一大的时代议题之下。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尝试，现代报纸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有助于国家发展的器具，开启了人们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

      本文重返19世纪下半叶，以《申报》为中心讨论了外国人在华办报所呈现出的新闻观念。如何评估这些现代报纸之于中国新闻业、中国新闻思潮、乃至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意义？这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话题。无论从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还是其他学科出发，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之中，不断获取一些有益的探索，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本文将这些报纸上刊载的关于西方现代报纸的知识作为考察对象，把媒介本身当作一种知识加以审视，从而揭示背后的新闻观念。《申报》象征着19世纪下半叶外国人在华办报的精神气质，它不惟在办报活动和方式上是创造性的，而且在办报观念上也是创造性的。这样一种新闻观念，与19世纪下半叶清廷出使大臣的新闻观念、通商口岸知识分子的新闻观念有着相当的不同。如果说后两种新闻观念因为知识社会学的因素，最终被纳入到“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之下[63]，那么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新闻观念中，则有商业新闻观念的发端、大众化报刊观念的发端、以及将报刊引入现代性思考之中的尝试。无疑，这些新闻观念与传统邸报、京报、辕门抄的观念截然不同，它本身就具有西方式的、现代的知识和观念属性，并在此后不断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在媒介形态、内容、模式之外，本文更愿意从新闻观念上讨论外国人在华办报，是因为《申报》这样的现代报纸的出现，为此后中国的新闻界留下了一点“观念的火种”。当然需要指出，任何观念都带有时代的色彩，外国在华办报也经历了从传播真理到传播新闻的过程，他们亦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正当性资源，并且，他们的新闻观念也明显具有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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