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词作为一种配合燕乐的长短句歌辞，发展成为与诗文并立的文体，自中唐始，经晚唐、五代，在宋代达到了高峰。后世论词史者，大都从五代花间词、南唐君臣词直接跳跃到北宋中期的晏殊、柳永、欧阳修等词人，甚至说后者“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唯独对北宋前期的几位小令词人有所忽视，即便提起，也仅以“承袭五代遗风”等语一笔带过，而对其成绩和影响认识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从北宋前期词所反映出来的总体风貌、形成原因及其在词史上的过渡意义等几方面谈谈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
在讨论北宋前期词之前，应首先界定它的范围。我认为，所谓北宋前期，当指宋朝立国（960年）至宋真宗后期（1022年）6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内，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社会生活逐步安定，经济、文化建设日渐复苏，文人建功立业的历史责任感亦随之增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识。因此，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寇准、王禹偁、钱惟演、潘阆、林逋等人的词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所透露出的有别于五代词风的清新气息、独特意趣，却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晚唐五代词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及士大夫之间，作为宫廷宴会歌唱赏玩、娱宾遣兴的工具，写景不过闺阁园庭、风花雪月，抒情不外伤时怨别。因而，从总体风格上看，晚唐五代词繁缛华丽、大多讲求辞藻的华美、音律的合谐、感官的舒适，而缺乏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以至于西蜀重臣欧阳炯不无感慨：“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花间集叙》）以五代词风与齐梁文风并举。其中，虽也不乏境界深远、清新自然之作（如韦庄、冯延巳、南唐二主等人的若干作品），但终不脱错采镂金的路子。到北宋中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城市文艺的发展，加之官僚文人家庭多蓄伶人歌妓，词作在北宋前期相对沉寂之后，得以骤盛。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宾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赵令畤《侯鲭录》等宋人笔记中也多记录有晏殊、欧阳修等重臣多蓄歌妓、频繁宴饮等事，欧阳修称之为“聊佐清欢”（《西湖念语》）。晏、欧等人的词作，内容仍承袭晚唐五代而以艳情声色为主，后人以“追逼花间”称之，刘熙载也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卷四），其词亦多与冯词混杂流传，难辨彼此。但是他们的词作较之五代，更多地融入了对个人情志的抒发和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于艳情之中又别有韵致，这固然与宋初执政者俭素持国、“鄙声色之娱”（宋太宗语，见南宋初李攸《国朝事实》卷三）的舆论导向有关，也与北宋前期诸文人的词作创作倾向有联系。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说：“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李清照《论词》亦说：“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者。”杨湜《古今词话》则谓“词盛于宋，而国初宸翰无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北宋前期王禹偁、寇准等人的词作，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这一时期的词作虽然数量甚微，但他们在题材范围、表现内容及思想情调等方面，有意无意地引入新的意趣、风格，遂开有宋一代风气之先。
北宋前期词人，应包括和岘、王禹偁、寇准、钱惟演、苏易简、陈尧佐、潘阆、丁谓、林逋、杨亿、陈亚等人，存词近30首（以《全宋词》为准），其中，以王、寇、钱、潘、林诸人的词较有特色。这一时期词的总体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承袭晚唐五代遗风，或错采镂金、歌舞升平，或低回宛转，叙写离情，其立意、措辞、造境均袭前代，如和岘《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曲三首》、苏易简《越江吟》、钱惟演《玉楼春》、陈尧佐《踏莎行》、寇准《蝶恋花》（此词见孔凡礼所辑《全宋词补编》，中华书局版）以及丁渭、杨亿、陈亚等人的词作，因其质量尚不及五代词作，故本文不再过多评述。（二）具有革新意义，突破了晚唐五代词的樊篱，写景则清新自然，抒情则颇具个性。如王禹偁《点绛唇》、寇准《阳关引》、钱惟演《木兰花》、潘阆《酒泉子》十首、林逋《霜天晓角》《点绛唇》《相思令》等，数量虽少，但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在词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其一，抒发现实人生情怀，表达个人抱负不得施展的抑郁愤懑之情，以王禹偁的《点绛唇》为代表。“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这是作者被贬黄州时作，“雨恨云愁”，起句就点出了全词的整体意蕴。水村、渔市，一如平日那样宁静美丽，处如此环境中，还有什么样的愁与恨呢？下以“天际征鸿”引出“平生事”，原来不是一般的别愁离恨，而是一旦遭黜，无处施展宏图大志的愁恨。在他眼里，绵绵不绝的江南细雨，层层堆积的乌云，始终相伴的雁队，无不凝聚了无限的愁闷，压得他心情郁结，施放不开。结合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之作，可知这种怀才不遇、无可奈何的情绪，自始至终伴随在其左右。这首词的意义不仅在于作者在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对家愁身恨独特感受，而且，写景也突破了五代词所固有的狭小空间，从楼台亭榭转而延伸到整个大江南北，使词这一抒写艳情的工具转而具备了传统诗文抒情言志的功能，在拓展词的表现内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后人独以“清丽可爱”来评价它，尚不足以概括它的真正价值。其二，运用各种手法，借景抒情，或体现词人的个性色彩，或表现普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如林逋的《霜天晓角》：“冰清霜洁。昨夜梅花发。甚处玉龙三弄，声摇动、枝头月。 梦绝。金兽
。晓寒兰烬灭。要卷珠帘清赏，且莫扫、阶前雪。”这是一首咏梅词。古来咏物之作，大都有所寄托，此词亦不例外。全词构思以梅、雪、月色对照，无一字涉及其形貌，独以神出之。起句以“冰清霜洁”提纲挈领，烘托出整首词的意境，然后以远处飞雪（玉龙）压枝之声和天边皎洁的月色映衬梅花之高洁，借以抒发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孤芳自赏的个性。意境清雅幽美，摇曳生情。另外，林逋还在《长相思》[吴山青]中以民歌的形式以一个普通女子的口吻，道出了人间情爱的永恒主题，表现了社会下层人民对美好感情的追求。其他又如潘阆的《酒泉子》十首，通过对馀杭生活的回忆，把该地区如画的风景和淳朴的社会风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深挚情感。其中，以第十首影响最大。“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从观潮到弄潮，以观潮人之拥挤、潮水来势之汹涌澎湃、潮声之如雷鼓轰鸣，衬托弄潮儿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沉雄劲健，惊心动魄，使人阅此如身临其境，作者用夸张等浪漫手法表现了观潮、弄潮等与普通百姓相关的风俗场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享受。
正因为北宋前期词作极具特色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关注，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风格，才树立了词在北宋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
随着词的题材范围、表现内容的丰富，北宋前期词风也为之一变。虽然尚未能呈现出北宋中期像柳永、欧晏等那样鲜明的特色，但仍显示出有别于五代的词风。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作者的身份地位、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词的题材范围、思想感情基调有别于前代。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在这种大环境中，西蜀、南唐等国君臣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贪图眼前富贵，每日沉湎于声情酒色之中。据《词林纪事》引《北梦琐言》载：“蜀主裹小巾，其尖如锥。官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自制《醉妆词》云云。又尝宴于怡神亭，自执板，歌《后庭花》、《思越人曲》。”又据《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载：“煜善属文，工书画……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高谈，不恤政事。”“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因其上下唱和，而形成一代风气，与歌妓一同唱词制曲，亦成为一时风尚。且作词者多皇帝近臣，不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实际，平时生活腐化堕落，故而才出现了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所描述的情形：“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词作者每日寄情声色、倚红偎翠，怎么可能想到去反映多侧面、深层次的社会生活内容呢？而北宋前期的词作者，特别是稍有成就者就不同了。他们或是在朝官员，欲施展才华而屡遭贬谪，如王禹偁、寇准等；或甘为隐士，多接触社会的底层，如林逋；或怀才不遇，世为下层幕僚、小吏，为人“狂逸不检，时有出尘之语”（见杨慎《词品》），如潘阆。不同的身份、经历，决定了其词内容的丰富性和题材的多样化。如钱惟演的《玉楼春》[锦箨参差朱槛曲]和《玉楼春》[城上风光莺语乱]二词，前者是他为朝廷重臣时作，全词以笋与玉人相比照，语言华丽，口吻轻佻，风格绮艳，是他视词为小技、终日无所事事的结果。后者则是他被贬汉东、抑郁而终之前所作，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侍儿小名录》载：“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云云，每酒阑歌之则泣下。”故其“词极凄婉”，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语虽未脱脂粉气，但其中反映出的政治失意的感伤，却是无法掩盖的。又如潘阆的《酒泉子》，或记西湖的如画景色，或记弄潮儿的拼搏精神，无不以其强烈的感受感染读者，完全是普通人的口吻。因此，他们的词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都是代表了各自身份、阶层的精神风貌，通过现实境遇表达出来，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色彩。
其次，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北宋前期词风转变的原因之一。
五代各国偏安一隅，各自为政，官僚文人生活在独立、封闭、保守的小圈子里，生活内容单一，视野狭窄。由于他们接触不到下层社会普通人民的生活，更无从想象国家统一后举国承平的景象，因而其词作既无身世之悲，亦无家国之痛，其思想追求无非是贪恋享受、沉湎声色，情绪势必是消沉的、颓废的。即令有一些欲振时风之士，也只能与世周旋，自保其身。而北宋建国后，国家基本统一，政权空间集中，社会趋于安定。自真宗朝始，经济上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宋代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繁荣；政治上，自上而下“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进而引发宋人中传统士风的觉醒。这种种因素所带来的思想影响，使建功立业的热情以及由此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自盛唐之后，又一次在宋人心中复活。这一时代共同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促使他们更广更深地接触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视线从亭台楼阁、美人歌舞转移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人情风物。士风的重振导致文风的转变，进而影响到词风。而国家的统一，也为文人自如地接触社会提供了一定条件。
再次，对词的观念的改变，也促使北宋前期词风发生了变化。
五代文人视词为小技，认为词是“佐欢备唱”之具，而诗文则是言志载道之用，把词与诗文鲜明地区分开来。花间词人毛希济，其词极尽浮华绮靡之能事，但他在其《文章论》中却有“浮艳之文，焉能臻于道理”之论，对“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相胜”的诗文作品大加指斥。宋初钱惟演也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阅小词。”（见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至于欧阳修之“聊佐清欢”等论，都认为词当是诗文之外供人消遣、游戏的工具，不能登大雅之堂。用这种观念来衡量，北宋前期王、寇、潘、林等人的言志抒情之作显然不合标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词学观念，但有一点应值得肯定，那就是他们都是北宋初期反对晚唐五代浮靡文风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他们理论上主张文道并举，经世致用，创作实践中主张用平实朴素的语言表现现实生活，为后来石介、柳开、穆修等所倡古文运动导夫先路。如王禹偁，作诗倡白居易体，为文主“传道而明心”，这种关注现实、切中时弊的创作态度和实践，虽未能扫尽宋初浮艳淫靡的文风，但对宋初文坛一味因袭、模仿晚唐五代遗风的状况，确有转移纠正之效。这就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他们的词作，对于涤荡五代词风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
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曾经说过，“这一时期虽也有一些‘空谷足音’之作，但可以说是宋代词史的一个空白地段”。这一断言未免有些简单化。从以上分析来看，这一时期的词作所反映出来的清新气息和独特意趣，具有开拓宋代词风新局面的过渡性质。其过渡意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它是宋词繁荣的先声。
如果说，柳永、欧阳修、晏殊等人的词作标志着宋词开始走向繁荣，那么，北宋前期词就是他们的先声。词这种文学体裁自晚唐五代到北宋中期，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探索、实践，已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创作风格，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价值标准和美学体系，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多样化，固然是《花间》以来传统词风的结果，但与北宋前期词的创作实践也有很大的关系。传统词学认为，词以艳丽雅润为本色。这就决定了词的题材多是莺歌燕舞、吟风弄月，形式多追求绮靡的声调、华美的辞藻，以满足感官的需要，诸如“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李存勖《亿仙姿》）、“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冯延巳《鹊踏枝》）、“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巳《谒金门》）、“花明月暗笼轻雾”（李煜《菩萨蛮》）、“想佳人花下，对明月春风，恨应同”（李勖《河传》）等等，体物绘情，无非风月。甚至如“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王衍《醉妆词》）等，追求荒淫无度的声情，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这样，词的风格虽呈多样化，但它所表达的情感却较为狭隘单一。北宋前期词在重振文风的要求下，把描摹的对象转到现实生活中的世风人情和自然事物；同时不自觉地引诗语入词，无论是词的功能载体还是表现手法，都被染上了诗的色彩，初步尝试了以诗为词的做法。如王禹偁的《点绛唇》，用词这一表现风月、艳情的体裁抒发自己人生失意的情绪；寇准的《阳关引》则融化唐诗人王维的《渭城曲》诗意，充分利用词之表情达意的特性，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至于林逋的《点绛唇》[金谷年年]、潘阆的《酒泉子》十首，更是用词的形式表现了诗的传统意象。他们的创作开始从吟风弄月中脱离出来，融入一种寄情志于人生世事的成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后世产生影响。明人杨慎《词品》载：“此词（指潘阆《酒泉子》之四）一时盛传，东坡公爱之，书于玉堂屏风。”另据《古今词话》载：“石曼卿见此词（同前），使画工彩绘之，作小景图。”可见当时潘词流传之广。后来柳永在昌国盐场作的《留客住》有“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之句，苏轼《八声甘州》有“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等句，均豪放开阔，虽不能断言出自潘阆观潮词的直接影响，但这种题材及其传达的情感流程，在词史上的传承现象却是不容忽视的。而林逋咏草词《点绛唇》[金谷年年]一出，就为时人广为传诵。据宋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二载，欧阳修、梅尧臣见此，即兴作《少年游》、《苏幕遮》二词以咏草，被时人传为佳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尤称这三首词为“咏春草绝调”，可见，林逋词在北宋词坛乃至词史上的影响。所以，应当说，北宋前期词力所能及地表达个人情志和对现实人生的思索，在词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
其二，它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
词从民间流传到文人创作，自晚唐五代开始，逐渐沦为文人词客娱宾遣兴、聊佐清欢的工具。胡寅《题酒边词》云：“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说明词最初在文人手中，只是被用于娱乐，而非如诗如文那样被当作抒情言志的手段，因此词的地位很低。北宋中期，欧、晏等人虽仍继承这种词学观，但在创作中已经加入了忧生用世的内容，其他文人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剃银灯》、苏舜钦的《水调歌头》、沈唐的《望海潮》、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等，内容突破了花草风月、美处歌舞的范围，而拓展到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凭吊史迹、抒发情志等方面。到北宋中后期，苏轼、黄庭坚等人更是使词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的地步，以至词逐步取得了与诗文相并列的地位。总之，词的发展，从单纯地为官僚文人娱乐服务转而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王禹偁、潘阆等人的北宋前期词作具有转移风会之功，预示了词体的变革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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