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文艺之思——中国文论最新热点问题研究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艺理论在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反思”
世纪之交对文艺理论的历程作一番回顾与检讨是具有相当诱惑力和挑战性的课题。1998～1999年，有关“20世纪”、“五四80年”、“共和国50年”、“新时期20年”等回顾与反思之类的论文、研讨会和学术专著几乎遍地开花，呈现出“世纪性繁荣”，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论者甚至认为，历史发展中也许本来就存在一种世纪性的思维定势。的确，站在历史的百年、千年的交汇处，追思历史、反观沧桑，就如同登临绝顶以览众山，千沟万壑尽在眼底。
纵观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有两个辉煌的20年最值得注意：世纪初20年和新时期20年。这两个20年的文艺学有着许多相似处，在文艺学的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深入的发展。（注：《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汤学智在题为《辉煌的20年》（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的文章中，几乎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专著一网打尽。他认为新时期以来的20个年头，是建国以来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成绩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毫无疑问，在世纪之交作世纪回眸，总结历史经验，借以鉴往开来，是一项极有意义的重大工程。这项工程，队伍浩大，成果丰赡。例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包忠文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等在勾勒文艺理论演化和兴替的历史轨迹、总结文艺理论生成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等方面，作出了卓有实效的探索和研究，堪称是这一工程中的优秀成果。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张法的《百年文学三次转型浅议》等也是这方面的力作。此外，朱德发的《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周平远的《把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学带入21世纪》、杨少波、王辟长的《回望80年：五四精神不老、五四精神常新》、胡晓明的《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莫山洪《骈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杨扬《20世纪学术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等，从不同的角度梳理、透视、剖析20世纪的文艺理论，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无疑能获得很多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例如，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一文指出，我们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不能形成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传统。王钦韶认为，文艺是多维的，不是单面的；文艺功能的价值取向因时代而异，战争年代和和平时代有着重大的区别。庄锡华提出，战争意识使文艺理论领域发生的论战表现出较多的非理性色彩，批判多建设少、相互攻讦多相互承认少、仇恨多宽容少。童庆炳、陈雪虎断言，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化到边缘化的发展过程。20世纪前50年，中国处于“危机时代”，文学理论的“他律”超越了“自律”。这类感今追昔、出史入论的文章，大都弥漫着浓郁的沧桑意味和厚重的历史情怀。
关于文学批评，有学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没有自己的别林斯基。“百年以来，除了一个胡风因文艺批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一番并非学术意义上的风风雨雨之外，人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家的名字了。甚至于，人们还很难说出一个具备相当分量的文学批评活动，或者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注：《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页。）当然，这种观点是大多数人所不能同意的。殷国明认为，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了文化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把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从传统带到了现代，进入了一种开放的、与世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境界。但由于种种原因，“独创的贫困”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世纪性现象。（注：《东方文化》1997年第5期。）
临近世纪末，失语、缺席、没落、贫困、危机等等突然成了描绘文学批评现状的重要词汇。赵勇在《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注：《当代文坛》1999年第2期。）一文中分析了文化批评的出场导致了文学批评的退席的观点，认为这种取代应被看成是批评话语的一种位移或批评范式的一次转换。也有人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表现出一种私语化、世俗化、平面化、神圣化等偏向。而文学批评是一种学术活动，它是对于一切文学现象的分析与评价，它具有科学性、倾向性、创造性的特征。杨剑龙、赖大仁《呼唤批评的学术性》一文，对于文学批评非学术性现状作了深入的思考与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文艺思潮的梳理、理论革沿的考察、学科建设的回顾等等，也成了学界关注的话题。例如，张婷婷在《文艺心理学：内向视野的开拓》中回顾和反思了中国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认为新时期文艺心理学领域硕果累累，人才辈出，涌现出了鲁枢元、童庆炳、程正民、陆一凡、刘煊、王先霈、畅广元、吕俊华、滕守尧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和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转百换千”当然有理由“感时贺岁”，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报期刊，对文艺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发展论、鉴赏论等等的“千年回顾与反思”、“百年总结与清算”之类的著作和文章，说其“铺天盖地，蔚为大观”似乎算不得夸张。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是文艺理论工作者们在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不断取得实绩的基础上，适应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时代要求提出来的。90年代中后期，这一命题一直深得文艺理论界的热切关注。1996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集中展示了专家学者们的有关研究成果，此后，学界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近年来的古文论研究成绩之不菲是有目共睹的。如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罗宗强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八卷本）等相继问世，无论是对批评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对某些文论家个案的研究，还是对“史”的基本描述、对总体规律的解释上，这些著作已做了集大成式的研究。因此，陈伯海认为，下一世纪的研究应该转向，不可再把重点放在“史”的研究上，而应该深入到古代文论的内部，从纵向的研究转向横向的研究上。所谓“现代转换”就意味着改造、翻新，意味着今人对历史的各种研究和诠释，都会渗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这就必然少不了改造的成分。当然改造并非臆造，也不同于另起炉灶，所以事物固有的材质、性能自还有留存的余地。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或许就是古文论现代转换能否成功的关键。（注：《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注：《文学评论》1997第5期。）一文认为，“转换”的关键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先易后难，选择便捷的切入口，从局部的转换做起，逐步积累，达到全局的改观。
有学者注意到，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有一种危险，即容易将学术动机与情绪动机混而不分，并进而将情绪动机扩张为某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曹顺庆、吴兴明（注：《文学评论》1999第4期。）认为，在这种情绪性领会中，倡导古文论现代转换的学理根据就被淹没了。在他们看来，起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新知识取代旧知识，西学取代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论进入理念知识时代，由此产生文学理论的视野锁闭、单向演进和批评的理论化。理念知识向人文学的扩张性横移，必然产生一系列危机。今天，中国诗学应该在整体上反省其知识形态并寻找出路，以中国智慧的特质与西方对话，而不是以化归的方式向西方认同。（注：《文学遗产》1998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论研究已有差不多70年的历史，然而我们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质仍不甚了然，张海明认为，在诸如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价值，以及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仍存在不少的困惑，甚至误解，就连学科的准确名称，到目前仍未得到统一。（注：《文学遗产》1997第5期。）余虹甚至提出了能否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问题。（注：《文学评论》1998第3期。）
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话语转换问题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曹顺庆指出，当前文论界最严峻的问题是“文论失语症”。钱中文在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将中国现代文论与欧美文论进行比较后发现，欧美文学理论具有不间断的连续传统性和较多的自主性，而五四以后的中国文论几度中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基本上是借用外来的理论术语。他认为没有对古代文学理论的认真继承与融合，中国当代文论很难获得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注：《文学评论》1996第1期。）总之，古代文论要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中发挥效用，只有对其进行现代转换才有可能沟通古今，融汇中西，并在这种沟通融汇中真正体现出古代文论的独特价值。
随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王佑夫、艾光辉、黄绍清、巴莫曲布嫫等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此外，中国文论在西方的影响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对古代作家的心态史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和拓展。罗家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袁济喜的《人海孤舟》、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张毅的《潇洒与敬畏》、刘武的《醉里看乾坤》、杨守森的《中国作家心态史》、孟繁华的《梦幻与宿命》等堪称是心态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仍在探索和深化之中，如赵炎秋等人撰写的《挖掘叙事学的中国之源》等就是这方面颇有新见的佳作。对国古代文学进行文化分析似乎是近年的一种学术时尚，如王齐洲的《论文学与文化》一文阐述了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文化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此外，古文论研究中的科技影响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黄鸣奋在《危机与际遇：电脑时代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注：《东方丛刊》1998第1期。）一文中指出，危机与际遇并存，是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在世纪之交面临的现实。所谓危机，是以20世纪电子传播兴盛造成的诗歌艺术边缘化、书面艺术边缘化和语言艺术边缘化为背景的；至于际遇，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多媒体、数据库和机器翻译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推广应用存储检索、实时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望使中国古典文论传播研究更上一层楼。
三、关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问题是90年代国内外哲学、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文学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却显得多少有些迟钝而迟缓。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发表后，才在文学界而且主要是在对现代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圈子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的收获大抵可以概括为两点：(1)基本弄清了现代性的涵义；(2)从学理层面，深化了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杨义、王富仁、王一川、朱寿桐、龙泉明、陈剑晖等著名学者纷纷加入了这场讨论。
陈剑晖在《现代性：百年文学的艰难历程》一文中指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种以现代为基调的带有近代因素的文学，它常常呈现出现代性与近代性交叉复合的文学状态。杨义《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世纪反省》一文，则预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21世纪的追求将聚焦于两个方面：平等而深入的开放性和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此外，收录在《现代性与中国文学》(1999)文集中的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刘锋杰的《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伍方斐的《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等文章，在这次讨论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学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地自身酝酿了反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反现代性的思潮，同时这种反现代性方面又遭到现代性自身的批判，特别是人文的、哲学、美学方面的批判。（注：《文学评论》1999第4期。）钱中文认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文学现代性的策动，促进了文学中的政治群体意识的解体，审美意识的激变，使文学与文学理论初步获得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开始回到自身。这一过程正是文学观念走向开放、对话、多元，走向现代意识的过程。现代性与文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促使文论科学化，使其进一步走向自身，关注自身的学理，从而解决文论的“自主性”问题；(2)推动文论民主化，使其自身的理论思维走向多元与对话；(3)实现文论理性化，使之改造和重建得更富有人文精神。（注：徐新建、阎嘉：《面对现实、融汇中西》，《文学评论》1999第1期。）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和《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等文中，钱中文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在《现代性反思的反思》中，陶东风指出，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不是新的中国民族身份生成的过程，相反是一个民族身份彻底丧失的过程。在《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中，吴兴明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至少有如下几个层面的体现：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性植入；理论与文学语言的西语化；文学经验的模造性；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
此外，吴予敏的《美学与现代性》、周宪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耿传明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柯玲的《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涂险峰的《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终结”话语质疑》、马相武的《面对变迁：文学提升与现代人文性》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展开了研究或探讨，为这次讨论直接或间接地增添了色彩。
四、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并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实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化诗学”在世纪之交几乎成了文艺理论的代名词，文化研究竟然成了世纪末的显学。对于文艺理论而言，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文学的宏观考察和跨学科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功能的变化有关。钱竞认为，文学理论的功能近年来有新的扩展，进入了诸如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同时，文艺学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不仅注意中国文化，而且对“文明的冲突”等问题作回答。（注：高建平：《新时期文艺学20年》，《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而文学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外部研究”已显示出广阔前景。
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文化转型，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传播方式，它必然深刻影响作为整体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化的外求、互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因此，把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对形成多重对话与交流、扩展当前文学研究路径很有裨益。叶舒宪认为，“文化”概念已经昭示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和前景，文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它的学科冲击力，敢于走出旧有的狭隘学科界限，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陈剑晖在分析“文化批评”兴旺的原因时认为，文化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其一，它一方面从宏观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整体性地观照文学，另一方面又从微观上把文学批评分成一个个单元来作对应性透视，发现了以往未能发现的许多新质；其二，它还缩短了我们同世界文化的距离，架构了中西方文论对话的桥梁；其三，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营造一种相对宽容的语境，从而摆脱我们过去急功近利的批评追求。（注：《暨南学报》1998第3期。）王耀辉从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出发点两个层面，论证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从“文化观照的整体性原则”、“理性观照的批判性原则”、“面向未来的前导性原则”三个方面，探讨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方法论意义。
90年代以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已呈现出多层面展开的态势。“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一系列概念、方法的运作，使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效用、文学与文化沟通研究的必要、可能及限度等问题的研究富有成果。
不少学者近年来积极从事文化批评的探讨与实践，在研究中注意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如周宪、潘知常的审美文化研究，蒋述卓的“文艺文化学”的建构，黄修己对创立“城市诗学”的现实性和成熟的商业文明建立的可能性研究，罗成琰的“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李运抟的文化本性归属对文学分期的框定意义研究，王一川对80年代中国文学中“语言狂欢节”的研究，徐岱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文化诗学的思考和“诗学何为”的再次追问，陶东风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等，都堪称是“文化诗学”研究领域的富有个性色彩的篇章。
文化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十分流行且硕果累累，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等都是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关系方面的力作。又如梅琼林的《文化本义的追溯：论诗经学民俗文化研究倾向》、王齐洲的《论文学与文化》、向天渊的《“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张颐武的《超越文化论战——反思90年代文化的新视点》、王耀辉的《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及其方法论意义》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此外，潘知常的《美学的边缘》、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周宪的《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戴锦华的《隐形书写》、金元浦、陶东风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等等，都可以说是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王岳川认为，从纯文学研究模式中，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审理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第4期，《90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天津社会科学》1999第4期。）
当然，也有人对文化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如J·希利斯·米勒就公开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表示怀疑。吴元迈对文论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却似乎偏偏不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表示担忧，他认为，脱离创作实际的文论是不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周平远也认为用“文化”来整合不同形态的文论话语究竟有多大的理论穿透力令人生疑。“文化”几乎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包，用它来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学术研究，免不了失之空疏、空泛、空洞。如果要综合的话，他以为用“社会学”比用“文化学”更严谨、科学、规范。
五、全球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注：《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说：“今天，人人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它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2)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3)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4)文化研究迅速兴起。
的确，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王宁认为，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显出趋同性特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而非对立。（注：郦因素：《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文学评论》1999第4期。）
全球化是人类传播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黄鸣奋认为全球化对文艺有六个方面的影响：(1)由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艺主体来制作文艺作品，将成为家常便饭。(2)文艺的传播，将越来越多地利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3)文艺的生产和加工，将越来越多在“虚拟企业”中进行。(4)边缘人在文艺对象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5)有必要不断调整和制定新的文艺法规，以协调围绕文艺跨文化传播而产生的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关系。(6)对文艺创作、传播和鉴赏所施加的国家干预，将越来越困难。网上文艺超越了国界，实现了空间上的“天涯若比邻”。（注：《文艺报》1998年11月2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张颐武认为，全球化有时成了最终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但有时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简单地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浪漫化和陌生化的两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封闭症，（注：《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而这种“思想封闭症”与文化殖民主义的甚嚣尘上多少有些牵连。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摆脱东方汉语语境下新殖民主义的压迫，走向国际学术界在原创的后殖主义语境下与西方学人及来自于中东的东方主义者，进行平等的对话？杨乃乔认为，东方大陆一些学人的学术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乐黛云、王宁、张隆溪、张京媛、刘康、张旭东与王逢振等学者在欧美语境下的学术操作与发言，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西文论交往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开始了新的篇章。曹顺庆、李思屈等认为，如今虽然世界范围呈现了出“众声喧哗”局面，但其中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相互区别的主音调，这就是“着眼于公共性、普遍性的‘全球化’话语和着眼于个性、特殊性的‘边缘化’话语”。而“只有众多的边缘话语建设卓有成效之日，才是世界多元化真正形成之时”。（注：《文学评论》1999，1。）吴元迈在《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一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面对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主张，的确需要开展对话；但相比之下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我们的文论才能够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能获得生命力。
六、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
1999年6月24日，《文艺报》在刊发陆贵山《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一文的“编者按”中写道：“90年代以来，文学界相继参与了‘人文精神’、‘知识分子话语’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话题都涉及到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前有一种忽略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倾向。……重提这个话题对于文艺创作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它有益于对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反思作一深化与总结。”
陆贵山的文章引发了“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这一讨论被人说成是“20世纪最后一次讨论，也是21世纪最先一次讨论”（注：《文艺报》2000年2月15日。）。张永清在《通过审美方式实现文艺的精神价值》（注：《文艺报》1999年11月30日。）一文中认为，这次讨论抓住了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参与讨论者的具体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坚守文艺为社会、为人生这一精神操守与价值立场，而这恰恰是讨论可以深入展开的基本前提和基础。《铁肩担道义》一文从政治良知、文化操守和社会理性三个方面详细论说了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作家艺术家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动时期，理应多一点巴尔扎克的社会理性，少一点托尔斯泰的人文烦恼，更加清醒地表现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童庆炳在《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一文中认为，在真正的作家那里，总是存在一个悖论：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二律背反。他所希望的文学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因此，他认为陆贵山过分关注历史理性而明显忽视了人文关怀。刘润为在《历史与人文之辩》中说：童庆炳的文章“偏离了辩证唯物论的轨道”，“张力”说“人为地夸大社会进步与人文关怀的对立”，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生搬硬套”，“在理论和实践上把自己送进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注：《文艺报》1999年10月7日。）张永清认为，童庆炳的文章意在“纠偏”，而刘润为的文章反而“强化了陆文存在的某些偏颇”。陶东风《从现代性的视角谈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和赖大仁的《从人学基点看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等文的发表，将讨论与“文学现代性”和“文学是人学”等论题联系了起来，使这场论争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并引起了学界更广泛的关注。张良村在《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的背景剖析》（注：《文艺报》2000年2月15日。）一文中认为，陶东风的文章不断赋予讨论以现代性的背景和内涵，也赋予精神价值讨论以新世纪的气息。
在《历史语境与文学性质》中，孟繁华认为，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并不是对一个新问题的讨论。五四以来，我们关于文艺的重大理论争论几乎都与这个命题相关。今天，陆贵山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一个“令人感到无比震惊的事件”。童庆炳“出于一个理论家的责任感和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警觉，对此提出批评，并希望文艺能在历史／人文之间持有应有的张力，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历史眼光和理论家应有的胆识。”刘润为则认为陆贵山“由美国在南斯拉夫的暴行而心生危机，由心生危机而虑及作家的责任，所论纵有出入，然与大节不亏，应该说是真正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表现。”“它应当成为一切有良知的作家、评论家的看法。”
包晓光在《人文关怀与人文惰性》（注：《文艺报》2000年2月4日。）一文中认为，童庆炳将“政治良知”，即文艺主体对“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开明的政治”的呼唤化约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曲解了陆贵山的观点。孙丹在《如何看待新时期的改革文学》（注：《文艺报》2000年1月4日。）一文中批评了童庆炳对部分“改革文学”的“否定态度”，认为“谦虚谨慎的评论家也应当对作家多一点人文关怀，爱护他们的那些即便是不无缺欠却富有时代精神、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作品”。刘乾针对张永清的文章发表了《只重审美无视现实的新困顿》（注：《文艺报》2000年1月4日。）一文，认为“一些评论家醉心于某种理论的演绎和传递时，忽略了文学创作实践达到这一理念标准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也就难以避开自身一厢情愿的观念苛求作家及其作品的错误。”朱辉军在《当代人文情怀》一文中指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千年中的最后20年，就文艺范围而言，关于历史理性、人文精神、审美主体之间的辨证关系，的确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他“坚定地认为，历史理性是文学创作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文精神和审美主体都要以次为旨归。缺乏历史理性的人文精神，不是虚幻的梦境，就是怀旧的挽歌。”
这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目前争鸣仍然在继续中。但不管论争何时结束，也无论双方的具体看法有多少分歧，彼此的目标却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醒人们在文艺活动中永远不要忽视甚至忘记了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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