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一论文,就没论文,精髓论文,思想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5—0056—10
处在领导地位，不等于就能发挥领导的作用。作为领导者、指挥者，要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要能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准备，需要有宵衣旰食的奋斗精神，还需要有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什么是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和自身的丰富经验，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应有的能力和气质，对于今人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激励意义。
一
毛泽东十分赞赏斯大林“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1]394-395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395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楚国宋玉《风赋》中的一句话：“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说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之分，而“‘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教育干部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毛泽东所说的预见，就是要在这种“起于青苹之末”中，看到风暴可能来临。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2]221-22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能够卓越地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有益古训，无论是关系到战略大局，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及其可能遇到的情况，因而总是能比别人多看几步棋，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这种预见的惊人的准确性，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下面拟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预见性的事例，来加深我们对他提出的“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思想的理解。
事例之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高潮问题。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从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十月革命，或是中国的北伐战争，所提供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经验。所以，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人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是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要开创一条不同以往历史经验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一项何等艰难的事业，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对于作为这项事业最主要的开创者毛泽东来说，也同样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他随后阐发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增强了人们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但在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明确形成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3]179但是，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但及时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而且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回升，1930年1月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98这就有了明确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这时他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够通过以农村斗争为中心促进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如果不能很快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而是遥遥无期的，则不能回答“红旗究竟能够打得多久”的问题，要坚持红色政权的斗争也是困难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度分析，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断定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快要”二字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106毛泽东的这个预见为一年多后出现的全国性的抗日反蒋热潮到来所证明，也为后来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高潮所证明。
事例之二：关于抗日战争的进程与前途问题。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前途究竟会是怎么样?这是必须加以正确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弥漫国内的或是“亡国论”或是“速胜论”的论调，它们都会产生错误导向的作用。“亡国论”只看到中国的国力军力不如人而散布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速胜论”则往往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的干涉上，同样不相信自己的力量。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中，开宗明义就明确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4]442-443毛泽东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依据何在呢?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4]447他详尽分析了中日双方内在矛盾的特点及其消长演化的过程，指出：“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坚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他进一步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构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4]450他正是依据这种消长演化的过程，指明坚持持久抗战并实现最后胜利，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决战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认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阶段，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他依据抗战以来的经验，认定实现这种转变，就要牢固树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念，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略和战略方针。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讲演之时，全面抗战刚刚进行了十个月，而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这种惊人的预见性。正如当时一位外国记者所评论的：“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个轮廓。”[5]432
事例之三：关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问题。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毛泽东本人有过明确的说明。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预见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还引发了对自己国家如何发展的思考。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6]23-24对于这个重要思想，196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7]302应当说，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毫无疑义，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仅仅说在这个时期只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还不足以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历史课题。诚然，这两大探索是伟大的起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都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却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应当如实地说，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毫无疑义，毛泽东这时提出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内涵，是包括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和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的两大探索，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伟大预见，将继续被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所证明。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能够揭示客观事物发展本质的预见，是能够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见，因而是能够指引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预见。
二
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所以能够富有预见性，决不只是个人的天赋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做到了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
毛泽东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1]394因而，“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1]397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势。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8]39-40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真理，它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是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善于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这使得这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所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党才有可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毛泽东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理论著作，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无论是战争年代、长征途中，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今天存世的、留下他阅读时写下的批注和各种杠、圈、点标记等大量马列基本著作和文章，不但可以看到他阅读既广泛又有重点，重点著作则多遍反复地读，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领悟到他阅读时的思考。
毛泽东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密切联系实际地读。比如，毛泽东在延安回忆1920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有关共产主义书籍时说，这时“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问题。”这段话，前些年有人把它作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一个例证。其实，这只是望文生义的一个误解。须知：像毛泽东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有切肤之痛，他们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是把它作为纯学理来研究，而是要用来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接触并比较准确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然会感受到这一理论对于正确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能够正确回答这时革命者所苦苦思索的诸如如何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力量这样事关革命成败的问题。至于说“只取其四个字”的说法，是相对于马克思的书并没有说中国的具体事情，因而把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来说的，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同这时李大钊的传播工作一样，就十分重视理论同实际的结合。正是他们的这一正确取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又如，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曾多次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革命曾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激发了毛泽东更加发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好地掌握指导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32年4月，红军第二次打下福建漳州城，缴获了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阅读。翌年，他先后送给彭德怀两本自己读过并加批注的列宁著作，第一本是《两种策略》，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第二本是《“左派”幼稚病》，上面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9]183从彭德怀的这个记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这两部重要著作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不但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破除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但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正因为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所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掌握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相统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定的世界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10]691-692“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1]688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12]30当然，从学理研究上说，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可以作若干区分，但从基本内涵上说，则表现了二者的同一性。对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2]307因此，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2]308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有娴熟的掌握和发展，他在《矛盾论》一文的开头就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矛盾规律的主要表现。他说：“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了，我们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2]299可以说，上举数端毛泽东预见性的事例，都同他能够正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分析革命形势紧密相关的。
毛泽东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2]283-284所以，在领导工作中要做到有预见性，只靠个人的才学是不够的，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
三
在领导工作中要能做到科学的预见，还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以及多方面的知识准备。这也是毛泽东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中，很难有人像他这样对知识的追求，能有如此的贯通古今、运用自如的学识准备。
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角度，毛泽东说：在党内严重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13]797他还说：“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4]407这里都强调了学习和运用历史的重要性。很显然，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在决策中富有预见性，借鉴和运用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毛泽东一生酷爱阅读文史典籍，他少年时代就读过《左传》、《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等，并引起他广泛自学史书的兴趣。参加革命后，无论是戎马倥偬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岁月，他都挤出时间钻研史书。他通读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各朝纪事本末，从官修史书到俾史小说，几乎无所不读。他对历史的重视，正如他同史家吴晗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所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读史，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成为独具风格的、有深刻见解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读史是为了今人，要古为今用。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善于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随手拈来，赋予新意。像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古语古训，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改造，有的成为党的学风，有的成为我们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方法。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民族形式，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便于掌握和贯彻的生动活泼的东西。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对中国文史典籍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古代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分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4]707-708这里，毛泽东提出了要善于吸收中国古代“民主性的精华”的思想。1960年12月，毛泽东在积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7]225这不仅说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有区别地、批判地利用；而且指出了对“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所以，只有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充分地、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善于吸收古代文化历史中的民主性的精华，用于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比如，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内容，有民主性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君轻民贵”的民本主张，但在这里“君”与“民”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在根本地位和利益上是对立的；所谓的民本，实际上是为巩固君权服务的。毛泽东则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升华为人民主权思想。他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1031“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1096“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15]1128他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提了出来。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在全新意义上加以解释，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和人民主权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国体政体的思考以及民主政治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晚年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也是他一生重视并善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写照。例如，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深刻理解。对于这个认识的过程，他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有过叙述。他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基于“一部二十四史，斩木揭竿，狐鸣篝火，茻然起于草泽之间者，不绝于书”[16]154的历史事实和中国社会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他又深入分析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局限性，他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4]625这种历史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毛泽东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实质，使他作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这一重要的结论。他没有拘泥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主要依靠的群众是工人这一模式，而认定农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他没有拘泥于以城市为中心这一革命发展的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
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还引发了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历史性思考。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探讨明末李自成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7]241他还建议郭沫若再写一篇总结太平天国经验的文章。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如果骄傲了，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样的话十个就会有十个失败；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不思进取，追求享乐腐化，骄侈淫逸。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会见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率支配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时毛泽东依据党在延安时期局部地区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34-35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他把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看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求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历史性课题。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捍卫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跳出中国历史上“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在他的一些著作、谈话和批注中，都留下了对此思考的痕迹。比如，他在多次谈话中，都曾提到西汉时期政论家贾谊，称赞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的政治谋策，其中包含了尊重和重视人民的内容。他曾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毛泽东熟读的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是贾谊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为汉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会弊端提供历史借鉴的。贾谊认为，“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秦朝的覆灭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导致“百姓怨而海内叛”。意思是说，秦始皇打天下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统一六国后，就应该顺应人民的愿望，施行仁政，才能保住江山，而秦始皇却用强权暴政压迫人民，结果被原来力量弱小的人民很快推翻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贾谊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国家兴亡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很重视贾谊的这个结论，他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批注中，就用过这句话。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向高级干部推荐这些文章，目的是希望永远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社会公仆和人民政权的本色，决不当李自成。
由上可见，毛泽东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提出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就如何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防止因腐败而变质这个历史课题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是有着长远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四
领导要有预见，还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际学习。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非常欣赏司马迁、顾炎武等游历山川、实地考查的治学精神。他提出，要有“真精神”，则应“实意做事”。事关国计民生者，“必穷源溯本”，经世要务，应当“一一讲求”。1917年他24岁时，就同肖子升一起采用“游学”的方式，“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用一个多月时间，行程900多里、历经湖南五个县，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的农村。翌年，他又同蔡和森一起，到洞庭湖一带的浏阳、沅江等地进行半个多月的考察，广泛接触了农民，并鼓励他们同地主豪绅斗争。通过这些活动，使毛泽东养成了把社会调查作为了解国情的重要途径，他提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参加革命后，他更加自觉地把调查作为决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对湖南的长沙、湘潭、衡山、湘乡、醴陵五个县农村，步行1400余里，作了32天的调查后写出的，成为大革命时期正确主张的代表作之一。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在极端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进行了四次深入的社会调查，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有据有理、底蕴丰富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为制定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及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党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树立了实实在在的榜样。
这种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19]21-23在这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它是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115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3]789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做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92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2]109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提出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深化和发展了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不能获得全面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缺乏真实性，依据这些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因而也不能说是获得了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个提法，对于我们正确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但比起革命战争年代，“躬自调查研究”少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同这时不重视调查研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相关联的。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7]237严重的教训对毛泽东起了警醒作用，开始重视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1961年前后，毛泽东在全党多次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干部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自己身体力行，除了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组下去调查外，自己也到全国各地了解真实的情况。这时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就调查工作给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一封信，更加深入地总结“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深刻指出：最近几年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工作中所以发生重大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20]441毛泽东也指出，我们这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他还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7]261“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21]168
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